贺东航、李壮：困境与挑战：农村政治学的理论方法演化与范式转换

困境与挑战：农村政治学的理论方法演化与范式转换

贺东航  李壮^*

农村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组织成部分, 它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本文就农村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作一文献梳理，勾勒出其所呈现的学术特点轨迹，指出其存在的困境与局限性，并对农村政治学未来的学科发展作一展望。

一、农村政治学的产生与特点

1978年后，政治学开始恢复，邓小平发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1]各地纷纷成立了政治学系和地方政治学会。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政治学研究队伍的学科背景来源大致有两部分——科社国际共运与党史。在上个世纪80年代激情澎湃的政治氛围中，中国政治学者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己任，迎合当时的改革开放进程，加上当时政学两界互动良好，其学科地位可以与经济学相媲美。

但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政治的变迁使得其地位快速下落，原以宏观政治学为内容的国家、政党、政治制度改革之类宏大问题的研究空间被压缩，政治学科急需自身的重新定位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于是研究队伍出现了分化，一些非农村研究专业的政治学者进入了该领域耕耘。

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并在全国开始推广实施，这给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带来新的希望——有了新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的局限，转变研究路数，走出书本，走向社会，转向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研究。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团队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2]涉足了当时刚刚起步的村民自治的研究，徐勇教授等进一步提出了“三实”方法，^[3]诞生了以实证研究为指向的《岳村政治》、《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著述。^[4]俞可平等探讨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5]和乡镇选举的政治学意义，提出“增量民主”新概念。^[6]胡荣等借助理性选择理论对村民选举行为、村干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微观细致的研究。^[7]景跃进则重视村民自治的空间扩散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意义。^[8]郭正林等则聚焦村民选举对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塑^[9]、农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10]。还有诸如李连江、牛铭实、史天健、何包钢等海外华人学者进入中国展开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研究议题进一步拓展，不仅包括村民选举及其政治经济效应分析还有农民抗争行动、基层政府角色等新议题，研究趋于规范。^[11]农村政治研究意外地成为政治学研究分支领域的新学术增长点和学者成名的高地，并让当时研究农村的学者还兼具有某种道德光环，达到了政学两界关注的高度。

自从农村政治学诞生后，中国政治学就产生了三个研究变化：

一是由于村民自治背后雄厚的体制性资源正式认可和支持，农村政治研究吸引相当多的政治学者参与研究，农村政治学一时成为显学；

二是推动政治学研究重心下沉，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由宏观、高层向底层和中微观的转向^[12]、由研究宏观的政策与制度向研究低层次的单位如农村微观场域转向^[13]。

三是开启了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之风，通过逐步向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借鉴田野调查、问卷调查、个案等实证方法，使得中国政治学也找到了一条学术创新的途径。

下面第二部分将梳理近30年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研究特色。

二、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特征

近30年经过农村政治学者的不断努力，农村政治学分别在研究风格、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一）注重学理性研究

早期的农村政治学研究者出于为国家“三农”政策服务的理想，明显带有政策性研究的取向。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便于决策者或主管部门阅读，其文本风格附加“官语”的印记。^[14]如研究文本常常为了捕捉政府的兴奋点，较多使用行政系统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因此，相较于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政策性取向的农村政治学论文的学术规范性低，缺少严谨的学术回顾和引文注释。

进入新世纪后，一批农村政治学者自觉地告别大话语下的学风，从乡村的政治运作实态与生态出发，在对乡村的阅读和理解中提炼学理性知识。这些学理性研究对弄清中国农村问题、提出农村政治研究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具有积极作用。这些学者大至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学者是属于国内学者，第三类学者主要是海归学者构成。

第一类学者，他们将经典理论与中国农村政治实践过程相碰撞，重新解释若干农村政治问题。如徐勇、张静等学者运用国家政权建设来解释基层秩序和乡村社会的变化，认为是国家政权深入基层是中国农村政治变迁的主要原因。^[15]他们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来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社会，^[16]该视角把视野回归到政治学者熟悉的“国家”，将基于西欧经验而形成的“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农村政治变迁的考察结合起来，试图获得对农村政治变迁过程的新认识。

第二类学者，他们从中国本土乡村经验出发做“机制研究”，倡导学术自主性。如贺雪峰、吴毅等“乡土派”把村民自治的研究延伸到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来，这样一来不仅有了独特的问题意识，还有利于借鉴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扎根理论加强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精致化。^[17]他们提出用“中观机制研究”来揭示农村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机制，以图形成真正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层理论，从而建立有主体性的农村政治学。^[18]

第三类学者主要是“海归派”。在研究理念上，他们将自己作为“旁观者”身份出现在村庄场域，只观察和描述村庄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关心学术本身，追求的是分析模型的构建和理论的创新，他们强调价值中立。在研究设计上，他们会援借西方一般理论模型和强调研究规范化，研究过程必须包含文献评述、构建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发现或新见解、与前人观点进行比较和对话。胡荣根据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基本框架，将村民、村干部以及乡镇干部视为“理性人”，^[19]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及其制度实施状况进行个案研究，或者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并按照量化方法进行变量之间的因果分析，探索一些如社会资本与选民选举的关系等经典命题。^[20]还有的运用域外理论来比较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土壤的独特性。^[21]此类研究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而且推动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科学接轨。                  

相较于海归学者，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国内学者虽说做的研究侧重于学理性研究，但他们出于宏大的价值关怀，使得文章看似村庄研究，却又是想表达超越村庄之外的一种政治理念。因此，在他们的论著中会出现学理性研究与政策性研究交织的现象，他们的研究成果既可以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也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例如在对待“村民自治”，本土学者和海归学者思考的角度可能会不一样。作为国内本土研究者，他们可能讨论“村民自治”会不会成为我国的民主政治的突破口？如何防止家族势力操纵村民选举？而海归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更集中在村民自治活动是如何改变村庄精英的产生途径？国家、现代化、地方性知识是如何交织？

（二）“村治”微观研究的扩展

农村政治学者在进入农村研究领域不久后，就遭遇到了一个尴尬境地。由于村庄这一层面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使以正式制度为研究擅长的政治学科难于发挥优势，而不得不援借其它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但这样的策略又使得这些学者受限和拘泥“村庄”的微观研究。

为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一些农村政治学者试图将“区域空间向上延伸”到乡镇或县这两个层级，以摆脱了政治学者们只从社会角度来研究乡村，将国家和政治从被忽略的地方拉进来，^[22]使政治学者的视野沿着中央国家(centre state)——地方国家 (1ocal state) ——村的层次“自上往下”推进，也可以沿着村——地方国家(1ocal state)——中央国家 (centre state) 的层次“自下往上”推进，既能够实现以地方叙事涵盖国家叙事，也可以国家叙事关照地方叙事，从而避免在“村治”这个层面进行局促的政治学图解。而且，政治学者在地方国家这个层面可以有自己的施展空间。政治学本体的学术理论与原理，如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党政治、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可以派上用场。

在“村治”微观研究扩展后，乡镇政治的重要性开始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提出的 “乡域政治”概念较“村治”更为宏观，较“县政”更可能操作，从而实现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过程与结构、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与经济和文化诸变量关系的目的。^[23]此外，县域层面的研究也多起来，如杨雪冬的《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贺东航的《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周庆智的《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等，此类著述展现县级政治的运作以及在县这个层次上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透过以县级为中观分析单位，将宏观理论与微观乡村个案调查结合起来，寻找宏观理论的中国农村样本。^[24]

总的来说，在“村治”微观研究的扩展后，农村政治学者通过区域空间的展开为乡村政治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运作时空，并使得历时性的变迁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行动者能够悉数进场。这里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乡村关系中的单一形态的国家，而是由县、乡不同利益机构组成的利益和需求都不完全一致的国家。使得农村政治学研究者能够较好地表达乡村政治的生态结构，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变迁的地方性逻辑，防止在对上层政治的内在逻辑发展并没有加以清理之前就直接“进村”。此外，农村政治学者在“村治”微观研究的扩展，很自然地可将“地方政府”、“地方性权威”、“变通”、“地域化治理”、“地方共同体”、“地方意识”、“地方性知识”、“地方感”、“模式经济”等概念作为乡村政治研究的关键词。可以对乡村的政治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进行较为深度的政治学解释，重建政治学科本位的自信。

（三）注重运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

早期农村政治学者对农村研究比较缺少纵向性关注，常将与历史相联系的因素从研究中分离出来而进行非历时性分析，虽然静态分析对研究者准确掌握某一时间横截面的情况有非常大的帮助。但这种方法在面对“转型时期的乡村性质”这样一个可能与地方历史、文化、地理相关联的范畴进行研究时，显然是无力的。例如，对转型时期在农村发生的联产承包制、还是村民自治选举的实施、或是农村的税费改革、或是农民的上访、或是外出农民工潮，都是一种短暂的、表层的行动。虽会在一定周期塑造乡村的政治面貌，但却不是影响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本因素。对乡村政治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长期延续时的实在，一种能干扰时问的作用并改变其范围和速度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承和阻碍作用。作为障碍，它对乡村政治发展的限制是人们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乡村的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支承或阻碍着乡村的政治发展，因此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认识一切现象。

在进入21世纪后，一批关注“转型时期的乡村政治结构”农村政治学者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的运用，将乡村的历史画面展示出来，构成了一个乡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史，回应了学界对农村政治研究缺少纵向性关怀的批评，以图借助历史分析法将乡村研究学术视野拓宽。在这方面， 2003年出版的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2004年出版的吴毅的《村治视野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等著作，将乡村政治结构变迁的研究放在百年的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予以考察，运用历时的、动态的分析来研究村庄一个世纪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等方面的变迁。特别是后者的书与其它乡村政治学著作相比，更增加了历史纬度感和厚重感。^[25]胡宜将以现代国家建设为理论视角，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并纳入到国家管理序列、卫生的双重规训、合法性建构、再造国民、国家公共性扩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农村疾病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26]张翼之等的《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李康的《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朱冬亮的《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度———闽西北将乐县安仁乡个案研究》则聚焦某项农村政治制度的变迁史，借此透视农村社会变迁的政治社会效应。^[27]

在农村政治学者援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史料引用的真实性。一些农村政治者依据不少历史文献及地方文史资料来讨论社会激变时期乡村秩序，但在史料引用与证明上，很都引用最近二十年来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版本，而历史学界的规范是引用年代越早的版本越好，因为失真性最小。二是没有及时了解史学研究最新的动态。在一些农村政治学著作中，常出现一些值得商榷的历史叙述，这可能是与政治学者输入了不完整的历史知识有关。有时候，农村政治的研究者为了解历史事件及其发展状况，仍然依赖其他政治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学的论著。三是受单线历史观的影响，一些农村政治学的著作仍然充满了线性发展的描述方式，导致他们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时没有去追问多元的可能性，而只认为农村发展是按序列式地展开和直线上升，忽略了中国农村存在曲线型和复线式的发展可能。

（四）数量实证的研究方法

早期的乡村政治研究领域，基本上都是模仿人类学的研究路数，以村个案研究为主。由于以村为个案的经验实证研究本身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过分注重乡村社会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容易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因而遭到怀疑和批评，“个案研究遭到批评是它在解释政治现象上缺乏普遍性”。^[28]

在这种背景下，新世纪初，有一些农村政治学者尝试由现象直接观察、直接收集数据开始转向利用统计方法为指导的系统数据收集，进行大样本的数量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经验化基础上推进实证研究科学化。这种研究的方法在国外的政治学实证研究中已被普遍应用着。由于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只要有了一定规模的数据和一个统计分析软件，就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估算和分析。这种方法“增加了观察者观察范围的长度和宽度，给了研究者无数眼睛，使得其可以研究那些状态模糊的领域。”^[29]

相比较而言，国外研究中国乡村政治的学者比较早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涵盖了乡村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件、手册、两委活动记录、村民选举统计、村民问卷等，在如何测量一些复杂的政治概念也有了进一步的共识。史天健、吕杰等人提出了一个区域内的各种政治与社会经济变量，包括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兴趣度、倾向政府的程度、政府动员能力、草根民主的评估值、基础设施〔指社区内的道路、学校、电厂、交通、通讯系统等基本设施〕、村庄的记忆程度、村庄的平均年龄、村庄的性别比例、村民的教育水平、村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类型及规模等指标。^[30]

在这方面，国内比较有贡献的学者，如张光建立了一个基于情景研究和问卷调查收集的500余农户数据的工具主义模型。并运用了T检验和多元回归方程，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居民的公平观中，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原则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于己有利的结果这一工具主义原则，则居于非常不重要的地位。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在中国农村居民的公平观中的地位不相上下”。^[31]还有的学者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将复杂的农民政治观念如政府信任进行科学界定，然后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讨诸如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32]，最后再根据各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显著性一一说明，高级数量实证方法的采纳使得分析结果更有解释力。

在中国乡村政治的数量实证研究可由二个层次组成。①以村治为基础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指标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方法。②以村治为背景的综合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案例。指标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性，是因为在政治现实中，各变量之间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没有一个清晰合理的分析框架，那么回归的结果有可能会引起质疑。一般应在报告回归分析结果之前，介绍该分析的框架，如各变量的定义、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假设关系及其理由等，对建立的回归模型做出合理性论证，对假设因果关系的模型做出说明。

三、农村政治学的问题与研究方法局限

上述是政治学者在农村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一些尝试性耕耘。不过，由于中国政治学的制度背景和学科的先天不足，使得农村研究仍带有泛意识形态研究的印记，加上模仿“人类学化”和“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造成不规范的研究，因而在研究范式上存在较大的局限，大体表现在：

（一）现代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

在农村政治学走向以学理性研究为取向后，有三个研究范式即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比较常用，这三者都可归到现代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里。^[33]

一是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以结构分析为主，以官治与民治、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二元对立与互动为假定，深入实践过程充分揭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多种样态。在此范式下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概念被提出来，如周飞舟的“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的转变^[34]、周庆智的“官民共治”乡村秩序^[35]、徐勇的“政权下乡”^[36]、张永宏等的“制造同意”吸纳抗争^[37]、贺雪峰的“双强关系”^[38]等等。从总体上看, 该范式具有“宏观把握微观着手”的特点。^[39]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的优越性在于重视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双向运动，突破阶级关系的、线性的革命范式，改变泛意识形态化研究。但是，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过高地假定国家组织的控制，而忽略基层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自主性空间。^[40]

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以资源配置、产权制度、市场一政府、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等为研究重心，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性切入的一套研究和解释框架。^[41]温铁军、焦长权陆益龙、邓大才、朱冬亮等利用该范式，研究我国农村产权变革、资本下乡、宏观经济波动等经济因素对村庄政治的影响。如焦长权等关注资本下乡导致政府和企业联合"经营村庄"的政治结构。董筱丹、温铁军发现改革以来宏观经济波动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42]陆益龙则以小岗村大包干为个案，提出“嵌入性政治”的生成导致小岗村经济发展；^[43]邓大才从理论上建构了乡村产权单位与村庄治理单位的关联性模型；^[44]朱冬亮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村级民主的作用等等。^[45]

三是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侧重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村民自治制度建构过程及其社会效应的分析上面，批评那种将村民自治源于个人动机与选择的还原主义。有论者认为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结构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各政治序列结构。^[46]另一些学者注意到，特定的制度安排塑造了民众的利益表达方式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渠道，诱发了乡村社会不同的抗争模式。^[47]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采用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们的局限性在于一种静态性的功能主义分析，对于社会结构变动的认识则有一种滞后性。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分析方法在反映社会的“转型”方面有局限性。

总之，上述三种范式可以归入到现代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其困境为：一方面，“只见制度变，不见人出来”，忽略了特定情境中行动者的建构；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抽象事实和呈现事实的复杂性之间难以平衡，极大地收缩了农村政治学的想象力。

(二）讲故事路数的局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受社会学者的研究策略启示，^[48]讲故事范式开始成为农村政治学写作的一种流行方法。讲故事范式是指研究者通过实地访谈和观察来收集资料，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或机构)的互动过程的来龙去脉详细叙述，从一连串的事件中提炼出若干概念。该范式集中在农民抗争行动、基层政府行为、农村社会变迁等议题的研究。诸如‘依法抗争’^[49]、‘以身抗争’^[50]、‘表演式抗争’^[51]、‘英雄伦理’^[52]、‘依势博弈’^[53]、‘权力--利益之网’^[54]等概念都是以讲故事方式的提出，通过展示不同群体如何调整抗争策略及其诉求对象, 通过刻画事件过程，在呈现变化和机制的同时充分解释了因果关系，摆脱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局限，重视在社会变化中相应的人的变化。让乡村政治社会世界的各种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使研究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大增强，例如“林村的故事”等个人生命史研究^[55]。讲故事的叙事对于洞察中国底层社会的复杂性上有着相当的优势^[56]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57]

但是，讲故事范式具有三个困境：一是从叙事与写作的关系来看,呈现的案例往往是被作者的叙事切割过的事件,以驱逐叙事的含量为代价来寻求分析性, 可能会陷入唯智主义的符号暴力^[58]。二是结构和行动者是双向建构的，但讲故事范式鉴于田野工作的偏向，该范式还是更多强调走向行动者分析而忽视结构分析。三是“讲故事”似乎是一种简单的写作方式，但是，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一部学术著作，它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要展现作者的分析能力并建构一种理论。很多研究者（特别是博士生）没有这种学术掌控能力，结果叙事文本沦为讲故事而讲故事。

（三）“本土化”的局限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关于“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呼声日渐高涨，农村政治学也深受影响，据中国知网统计，近20年来有关农村政治学“本土化”研究取向的论文就多达132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藉由本土化视角，抓住了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政治运行的诸特征，做出有价值的概括。一是本土化研究将村民自治的制度性研究转向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进一步强调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关怀，并提出了一些有乡土特色的概念,如村庄社会关联^[59]、“不出事逻辑”^[60]、“半熟人社会”^[61]等。二是本土化的“村社理性”理论，解释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核心机制。^[62]三是对中国农村法治的本土资源研究，从理论上揭示法律的实践逻辑，对中国乡村的法治建设具有指导价值。^[63]四是针对乡村纠纷，建构了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村庄社区产权”，对揭示农村传统产权实践中潜藏着诸如公平公正、均等共享等某些相对稳定的产权价值观和基本法则有帮助作用，也解释了林权纠纷展现出的产权博弈现象作出充分有效的解释。^[64]

但是本土化范式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许多新概念不知放在何种研究传统中理解，这些概念真正的创造性存疑。二是研究方法上，经验直觉可以无须与任何理论传统辩驳、融汇就可以直接上升为新理论的思维取向。^[65]三是只说事实，没有理论分析，自己随意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但缺乏系统的论证，没有与以往的相关理论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些文章中看不到这些概念或理论与以往学术发展的联系，有些则是以往的理论早已提出的东西，我们的研究者只是换个不同的说法而已。^[66]四是，激进的本土化学者对对西方理论持否定态度，强调“自主性”和“主体性”而排斥其西方理论。^[67]

四、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在分析农村政治学研究出现的困境和局限性后，本文对农村政治学未来的研究尝试提出三种范式转换。

（一）后现代研究范式转向

前已述及现代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下农村政治学研究产生的问题和解释困境，我们可以通过解构转向、语言学和谱系学等后现代研究范式来实现对农村政治学研究的更完善地解释。

在我们看来，微观权力分析、话语分析及日常政治分析范式是未来农村政治学研究值得尝试的新的研究范式。（1）微观权力分析:农村社会运作机制的微观呈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福柯的权力观，其核心为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和外在控制，它体现为形形色色的策略、技术、关系。（2）话语分析: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后现代语言学转向。话语分析专注于文本的建构以及诸种“话语秩序”的长时期构建。这一路径可以有效地揭示当前乡村研究中客观主义一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拓宽乡村政治学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乡村研究的洞察力和对研究本身的反思性。（3）日常政治分析:从理性选择回归到乡村生活世界。20世纪60年代，“日常生活研究”被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运用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它指的是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政治活动，即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过程。日常政治分析着重于从理性回归到生活世界，主张从日常的具体的行动去思考制度与结构问题。

微观权力分析、话语分析、日常政治分析采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路径，打破了原有结构主义的约束，它们的介入有助于从农村政治学研究从国家---社会二分视角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从宏大、系统、必然、普遍等等系统世界的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的视域中走出来寻找中观机制的解释，研究对象从静态的真实走向动态的真实，真正把握当前乡村发展的多元、复线的后现代特征。

（二）向解读式范式转换

针对讲故事的写作体例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运用解读式范式力图将故事分析和结构分析融为一体，其中过程-事件负责将行动主体的策略、关系等展现出来；结构分析则负责连接政治结构与行动，以识别宏观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解读式范式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它能直指宏微观之间的中间地带，用中层理论来嫁接农村宏观结构与个体的微观活动，增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适应性、应用性和指导性；另一方面，解读式范式更加重视行动过程与结构的互相影响，透视农村政治事件的结构因素，以此来窥探农村政治运行的深层逻辑。

具体的转换路径如下：一是通过结构来设定框架。农村政治中的主体是塑造农村政治样态规则的，可以通过观察农村政治过程，找到农村政治结构生成的“附着点”，分析农村政治结构是如何发挥功能。二是重视农村政治样态背后的结构性要素的沉淀。包括对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等进行把握，这样才能揭示农村政治的特定结构与事件、农民行为是如何互相塑造的，与文化结构是如何联结的。^[68]

（三）转向国际一般性理论范式

“本土化”只是农村政治学的一个过渡阶段，农村政治学只有复归到国际一般性理论范式的层面上来，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国际政治学对话。从现实意义来说，这是适应中国社会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吸取国际学界有价值、有用的优秀成果，建立和不断更新农村政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体系的需要，并把我们的研究介绍给世界。^[69]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 “本土化”的论辩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国家政治学界，都曾主张尊重本国政治研究的传统、关心切合本国政治实际的研究议题、警惕泛科学化的倾向、以及维护本国学术的自主性乃至学术主权等。

如何转向国际一般性理论范式呢？我们认为，一是农村政治研究的首要任务应该与国外同行的研究进行对话，学习国外成熟的东西，了解国外的相关理论。^[70]二是农村政治学研究要遵守国际学术规范，就像参加任何体育际比赛，都需要有一套标准的竞赛规则。如果要上升到一般国际理论，农村政治学的研究者就必须做好学术基本功，将文献回顾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提出新观点时要与整个农村政治学的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引用相关的研究加以论证和对话。只有建立相应的国际学术规范，我们才能够国际学界所认可的和值得推敲的理论创新。三是走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路径。这要求农村政治学研究首先需回归界业已形成的深厚理论脉络之中，借助国际成熟理论指导中国农村政治研究，进而产生出符合中国乡村政治发展实际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也只是国际一般普遍下的一个环节或国际一般普遍下的一个特殊。^[71]四是学术研究要有世界主义的自觉，要有国际比较的视野，要把知识放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来定位。^[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