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县乡村体制整体改革研究
贺雪峰：县乡村体制整体改革研究
——以湖北杨集两推一选书记镇长调查为例
杨集书记镇长选举正是观察县乡体制及其互动的窗口。不是站在乡村民主的角度，也不是站在乡村选举社会基础的角度，而是站在选举这一戏剧化事件对乡镇常规体制的冲击及县乡体制互动的过程来讨论杨集实验，是本章的任务。
一、乡镇体制的常规
乡镇体制的常规是指在当前乡镇一级通常运作的规则。杨集实验可以看作是外来制度对常规运作的乡镇体制的打破，到常规体制重新获得运作的过程。要描画清楚一般意义上的乡镇常规体制，就不能局限于杨集实验的瞬间，而需要有一个纵向的叙述和横向的比较。以下展开这种纵横描画。
1.辞职风波
从书记晏涛调来前的杨集镇领导班子说起是一个合适的开始。书记晏涛调到杨集来之前的2001年1月，是县人大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县里调整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杨集当时的书记镇长均已调走，书记调县民政局当局长，镇长调石龙镇当书记，都算提拔到一个更好或更重要的岗位上了。杨集是京山县最小的乡镇，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提拔。时任杨集镇委副书记的陈维忠1993年就当上厂河镇委副书记，1996年到杨集任副书记，是全县任副书记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他早就期待得到提拔。同为副书记的童其忠任镇委副书记的时间甚至比陈维忠更长。因为镇里主要领导干部得不到提拔，镇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也没有升迁机会。等到这次书记镇长同时调出杨集，以陈维忠为首的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认为总该得到升迁机会了。
陈维忠也有期待县里提拔自己担任更重要职务的理由。陈1962年出生，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在职获得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是乡镇一级并不多见的知识型人才。在1999年，时任县委书记找陈谈话，拟提拔陈到县局当副局长，后来安排他人任副局长，但暗示一年后提拔陈为镇长。
不幸的是，2001年1月调整乡镇领导班子，县委讨论人选时，有人认为陈维忠工作比较浮躁，反对由陈担任镇长职务。陈不能升任镇长，杨集镇其他干部也就没有升迁机会。在县委决定不从杨集提拔书记镇长而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镇长的意见形成但未公布时，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维忠。陈维忠满腔期待落空了。他当时正在县里参加政协会议，立即以杨集镇时任党政班子成员的名义向县委起草一份“辞职申请”，说“我们现任班子成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动力不足，良策良计不多，实施措施不力，实属无能之辈，慎重向县委提出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和发泄心中不满。写好辞职申请后，陈维忠回到杨集让班子成员签名。陈首先让副书记童其忠签字，童觉得事关重大，不肯签名，推辞说先让其他班子成员签名，陈拿给其他班子成员，其他班子成员一一签名。这时，有人向县委报告此事，县委有些紧张，令已调任县民政局长的原镇委书记回来处理此事，并且明确说不处理好此事，不能再回民政局任局长。原书记回杨集软硬兼施，将陈维忠等人还未来得及交上去（陈后来对我们说本来就不打算交上去）的辞职申请要到手，然后交给县委，县委派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来杨集调查此事，一时间全县大哗。正在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以陈维忠为首的杨集镇班子成员集体辞职（班子成员中只有童其忠未签名）成为议论的焦点。
辞职事件发生后，陈维忠的压力很大。杨集镇现任镇长，陈维忠竞选镇长的对手万小平当时在宋河镇当镇委副书记，早在约10年前，万小平与陈维忠都担任乡镇办公室主任时就已经相识，并多有交往，万小平知道陈维忠压力很大，打电话安慰陈，这是陈维忠收到的第二个安慰电话，陈对此一直心存感激。万小平没有想到的是，他打电话给陈维忠三天以后，组织找他谈话，调他到杨集当镇长。
在调万小平到杨集镇当镇长的同时，县委调时任新市镇镇长的晏涛到杨集当镇委书记。万小平和晏涛声称自己不愿到杨集来就职，但后来万小平和晏涛都到位了。万小平与晏涛以前也共过事。以下一一介绍这段历史。
2.晏涛的经历
晏涛的经历值得叙述。晏涛生于1963年，小陈维忠一岁，小万小平两岁。晏涛与陈维忠是湖北农学院的校友，只是晏涛早在1982年就毕业了，算是陈维忠的师兄。晏涛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农业局粮食股从事农作物生育测报，住在乡下，独自一人每天数次测量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孤单而辛苦。一年后调回县局负责片上的实验工作，不久在《湖北农业科学》和《湖北科技情报》发表两篇以观测数据为基础写作的论文，被局里认为是一个有能力的大学生。晏涛说他在县农业局工作七年，发表了七篇论文。这的确是不错的成绩。他在发表论文时，将领导的名字署在前面，领导很高兴。两年后，晏涛被提拔为粮食股副股长。
1987年，因为晏涛在文字表达上的突出能力，被调到县委农工部工作，一直工作到1992年，其间当上了县农委委员，副科级干部。1992年南巡讲话后，到处兴办公司，晏涛看准形势，以农工部名义开办了一个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并说服另一家公司投资50万元搞房地产开发。农工部没有投资，晏涛要开发房地产就需要借农工部的名义在县里各机关跑手续拉关系，吃喝开支很大。房地产的楼房建到第二层，吃喝费已开支近3万元，农工部担心出问题，便不让晏涛再办公司而回农工部上班。晏涛有些后悔地说，要是1992年公司办下去，现在就发财了。
回到农工部后，职务没有了，级别还在。1995年，县领导找晏涛谈话，让晏涛选择到乡镇锻炼。晏说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县领导找他谈话时说“院子里跑不出千里马，温室里培育不出万年花”的话。晏同意到乡镇工作，但晏未料到的是，县里安排他到罗店镇当副镇长。晏涛说，按惯例，副局级（副科级在县里相当于副局级）干部到乡镇至少安排为乡镇副书记，副书记是排在副镇长前面的职务。副局级安排为副镇长，这在京山县是史无前例的。晏涛认为县领导是贬自己下了乡镇，感到无脸见人，晏涛三天不敢出门。然后到罗店镇任副镇长。当年罗店镇有20个班子成员，晏涛排在第17位，管多种经营。年底镇里调走一个副书记，晏涛满以为会安排自己接替上来，县委却从外面调来一个副书记。
晏涛必须寻找证明自己才干的机会。1992年办企业的行为显然早了一点，在京山县这个偏僻的地方不容易被人理解。晏涛说要是现在肯定是被提拔的资本，但在1995年，这是被贬的证据。罗店镇是一个大镇，有大量的荒山荒坡。1996年县委书记要来视察，晏涛有意识安排了一场非耕地的荒山荒坡拍卖会，县委书记在拍卖现场看到火爆的拍卖场面，大受感染，回到县里说乡镇有能人。不久，晏涛被提拔为分管农业镇委副书记。
晏涛抓住机会，将全镇非耕地的荒山荒坡全部拍卖，共拍得500多万元现金。晏涛主管的农办成为全镇最富裕和有钱的部门。全县甚至外县都有人过来参观，仅仅现场会就开过七个。
1997年来了新县委书记。晏涛再次在新县委书记面前露脸，获得新县委书记的好评。1998年调任马店镇镇长。
在晏涛调任马店镇镇长时，万小平正在马店镇当着已经当了三年的副镇长。马店镇的书记与晏涛同年，也比较年轻，是一个口碑很好资历很老的书记。万小平长期当办公室主任，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很强，但工作比较漂浮，遇事喜欢推托责任。晏涛在马店当镇长期间，曾将万小平当面批评得哭了起来。不过，晏涛与万小平的关系仍然是很好的。
1999年乡镇班子换届，县委拟调马店镇委书记到另一个乡镇任书记，提拔晏涛任马店镇委书记，同时提拔万小平任马店镇镇长。马店镇镇委书记不满意县委的安排，提出若仍然要在乡镇当党委书记，就调到新市镇当书记，否则，他宁愿还在马店当书记。新市镇是城关镇，是全县第一大镇和第一好镇，新市镇委书记也不愿调走，县里便让马店镇委书记继续在马店当书记，而调晏涛到新市镇当镇长，调万小平到宋河镇当副书记。宋河镇是仅次于新市镇的第二大镇，也是第二好镇，镇居人口就有2.5万。
新市镇镇长是一个重要职位。新市是城关镇，有13万人口，每年财政预算内资金即达1800万元，另有1000万预算外资金。杨集镇相关的数据是，1.5万人口，其中镇居人口不足1000人，连同预算外资金的财政收入为190万元。晏涛的家也在新市镇，妻子在县城工作。晏喜欢交际，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很快就在新市镇长的位置上打开了工作局面。因此，2001年1月，县委决定调晏涛到杨集任书记时，晏涛感到落差太大，很有些不情愿。
不过，也有让晏涛愿意到杨集当书记的理由。新市镇是城关镇，所谓“皇城脚下”，是一块是非之地。按惯例，新市镇由县长包片，县里副职领导不愿得罪县长，也就不愿与新市镇有过多联系，新市镇领导很难摆平与县领导的关系，与县里的副职领导关系搞得有些尴尬。新市镇领导不仅与县里副职领导关系尴尬，而且与县直各单位的关系也很尴尬。晏涛说，在杨集，到了县里各个单位都是客人，无论是我们宴请县局领导还是县局领导宴请我们，都有名份，感情上因此很融洽。而在城关镇，到各单位办完事，是中午吃饭的时间了，却不清楚谁是东道主，只能赶紧离开，这就大大影响了与县直各单位的交流和感情。
新市镇镇长就更难当。晏涛说，在新市当镇长的人没有几个有好的下场。镇长的不好当，晏涛用了一句排比“不出力不到位，出了力又越位”，意思是，如果镇长工作不积极主动，镇委书记就会说镇长不愿管事情，推诿不负责任。如果镇长工作积极主动，书记又会认为镇长抢了自己的风头，管了不该管的事。镇长这种做事不做事都难过的尴尬处境，是京山县乡镇普遍存在的问题。
县领导找晏涛谈话，问晏涛是否愿到杨集当镇委书记。晏涛犹豫再三。县领导说留在新市当镇长可以，要留就留五年。意思是新市镇委书记来的时间不长，又还年轻，晏涛若不到杨集当书记，就还要在新市当五年镇长。
晏涛下决心到杨集当书记。他刚下决心，杨集辞职事件就出来了。晏涛又犹豫起来，担心杨集班子乱掉了，不好主政。但晏涛终于还是来到杨集镇走马上任。他到杨集后不久就发现，辞职事件正是建立自己威信的好事。
辞职事件后，县领导十分震惊，也十分恼怒，要处理在辞职申请书上签名的班子成员。以集体辞职来威胁县领导的事件，在京山县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县里定性为非组织活动。县里首先要处理领头的陈维忠。晏涛不同意县里要处理陈维忠的意见，尤其不同意将陈维忠降职使用的意见。晏涛对县领导说，处理陈维忠好说，但县里不可能将另外十一个班子成员统统调走，这样一来，今后的工作就不好开展。县里听了晏涛的意见，仅给陈维忠党内警告处分，其他签名的班子成员未受任何处分。晏涛挽救了陈维忠和其他班子成员的政治生命，晏涛一下子建立起了在杨集的绝对权威。
晏涛还是调来当镇长的万小平的老上级。晏涛对万小平说，我当过镇长，理解你当镇长的处境。我决定了的事情你要服从，你决定事情前一定要与我通气。万一来不及通气，我即使认为是错误的决定，也不公开处理，而让你事后自己纠正。
晏涛在有着绝对权威的背景下，领导了杨集书记镇长选举的实验。
3.万小平、童其忠和陈维忠的经历
万小平是罗店镇人，京山师范毕业，1961年出生，1984年参加政府工作，主要负责通讯报道和文字资料工作，文字功夫很好，口才也好。1988年曾有两篇文章登上了《农民日报》，1989年被评为《湖北日报》优秀通讯员。1991年升任党办主任，党委委员，副科级。1995年兼任镇委宣传委员，1996年任副镇长，分管工业。在万小平任管工业的副镇长期间，罗店镇办了好几家企业，工业发生了很大变化。
万小平说他到宋河当副书记，是当时宋河镇委书记点的将。宋河是京山县的重镇，规模仅小于城关的新市镇。万小平形容宋河镇是车水马龙而杨集冷冷清清。宋河镇前任书记经济上出了问题，有一些副职受到牵连。新任书记认为万小平在罗店当副镇长时很有一套发展工业的办法，便向县领导要求调万小平到宋河镇当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县领导同意了宋河镇委书记的要求。万小平到宋河后，原来管党群的副书记主动要求分管工业，党群书记一般是排在书记镇长后的第三把手，他要管工业，就只好安排万小平管农业，叫做农业书记。
万小平当农业书记期间，主抓宋河镇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大规模发展大棚莲藕，是全县的第一家，很有些影响。正是这些影响，万小平说他超过提拔年龄后，仍然搭上提拔的末班车，在2001年被县里提拔到杨集镇任镇长。所谓提拔年龄，是县里不成文规定，40岁以上的乡镇副职干部一般不再提拔为正职。万小平对我们说他愿意在宋河当副书记而不愿到杨集当镇长，但他终究挡不住镇长职务对自己的诱惑，到了杨集就任镇长一职。
再来看一看童其忠。童是土生土长的杨集人，在杨集工作二十多年，童今年45岁，早已超过了由副镇提拔为正职的年龄。童为人谨慎，办事踏实，无论是在镇干部中还是在全镇村民中的威信都很高，晏涛、万小平和陈维忠一致评价童的落实能力强。意思是说，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事情，童都有办法很好地落实。童是管党群的书记，在镇里排在书记镇长后，是杨集的三把手。
陈维忠后来评论杨集选举时说，在杨集班子成员中，晏书记喜欢在外面跑，希望能将镇里的主要工作交给一个落实能力强的人去做，而童正是这样的人。因此，从本质上晏是希望童当选镇长的。陈维忠评价万小平时说万的落实能力比童差，又说自己落实能力比万差。陈维忠认为晏对万不可能满意，因为万不仅落实能力差，而且肩膀不硬，就是遇事不敢承担责任，事事要由书记出面处理。童这两个方面都比万强。若由童出任镇长，晏就可以在外面到处跑了。童的缺点是不善外交，而陈维忠恰恰擅长外交，对在外面跑有兴趣，这一点与晏是同构的，从工作与配合上晏因此不愿陈当镇长。晏也认为陈维忠善长外交，到处招商引资，因此在陈与万竟选镇长落选以后，安排陈分管招商引资和工业的副书记。晏在2001年辞职事件中帮了陈的忙，陈十分感激晏。晏在杨集选举中曾直接对陈说“你当选镇长可能对自己不利，因为组织没有安排你”。晏还暗示若童当选镇长，一年后晏会调离杨集，到时可以推荐陈任书记。晏以及童和陈都认为，万小平到杨集时间不长，竞选镇长的希望不大，真正的镇长竞选将在童与陈之间展开。万小平自己的确对能否当选压力极大，是杨集选举中精神负担最重要的班子成员之一。
童其忠具有良好的竞争镇长的条件，无论是村民还是镇干部还是县领导，都认为若童其忠与万小平竞选镇长，童其忠肯定会胜出。童其忠若与陈维忠竞争，童也可以胜出，但把握小一点，因为陈维忠在杨集当管农业的副书记六年，跑过很多村，且陈维忠也是杨集人。但县领导尤其是指导杨集选举的县委组织部不希望陈维忠选上镇长。陈维忠在2001年以辞职来威胁县领导，分明是认为县里没有提拔自己当镇长有失公道。现在若通过竞选当上镇长，那岂不会更加目中无人？何况若陈维忠在竞选中胜出，岂不说明2001年县委领导安排镇长人选时看错了人？
童还是分管党群的副书记。主管党群的副书记主管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和选举的实施，这中间大有文章可做。若童成为镇长的正式候选人，几乎没有人是童的对手。
童还有更重要的参加镇长选举的理由，童今年45岁，从理论上已经不再有提拔为正职的可能。这也是他为什么在2001年辞职事件中不签名的原因。这次突然而来的选举，真是天赐良机，若能把握，将是人生一大幸事，不能把握，将会遗憾终生。若对乡镇副书记和镇长的不同作些描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童的如此心情。县委组织部的官员说，对从乡镇退下来的书记镇长，一般都会在县局安排正副局长职务。对从乡镇退下来的副书记，可以在县局安排一个虚职，而对乡镇退下来的副镇长，县里可能不再安排，而是在乡镇从事一般性工作。童因此在退出书记初步候选人的申请书中写道：本人申请退出镇委书记的竞选，但参加镇长的竞选。县委文件规定50周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参加竞选，过去不成文的超过40周岁不再提拔的规定就不能阻挡童其忠升任正职的希望。
陈维忠的弱点是工作漂浮。陈的优点是外交能力强，人很单纯不世故（晏、万均如此评价，陈自己也如此认为），比较善良。陈的号召力当然是有的，这可以从镇长选举第二轮的得票看出来。陈想当镇长的心情是自然的。2001年之所以陈想出集体辞职以威胁县委的下策，也是因为陈认为自己再不提为正职，就过了年龄界限，将来永远不再有被提拔的机会。这次乡镇选举试点再次给了陈机会。陈希望顶着警告处分利用自己六年来在杨集管农业积累下来的群众基础再试一把，陈甚至不将万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他认为只要能够战胜童，他就赢定了。因此，当第二轮选举童意外得票排到第三，陈便以为自己镇长在握了。
陈自己说，他也曾想退出镇长选举，因为晏对他说他若当选镇长会对自己不利，县里无意安排陈当镇长。陈自己也感到了威胁。早在召开党代会选举镇委委员时，就有人做党代表的工作，让他们不投陈维忠的票。陈若不能当选镇委委员，就当不成镇委副书记，当不成镇委副书记，按他们理解的惯例，自然也就当不成镇长正式候选人（因为他们认为镇长必须兼镇委副书记，这是一直以来没有变过的规矩），陈如此认为，其他杨集干部群众甚至县里领导也如此认为。幸运的是陈还是当选了镇委委员，并安排为镇委副书记。陈说万小平实际上是希望自己进入第二轮竞选的，因为万更竞争不过甚至是肯定竞争不过童。陈有退出竞选镇长意图时，有人来劝陈参加镇长选举，这样可以给万帮忙。万小平说童也曾对他说过，若童与万竞选，童将主动向人大代表说明让人大代表不选自己而选万。但万并不放心，因为童说让人大代表不选自己是一回事，投票结果是另一回事。
尽管顾虑重重，陈最终还是下决心抓住这也许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最后一次机会，拚命一搏，义无反顾参加到镇长竞选之中。
二、县乡互动
上一节中已多有县乡互动的内容。以下以杨集实验进入过程来进一步讨论县乡互动。
1．开端
杨集镇委书记最早听说试点是在六月中旬，当时县委组织部刘光瑾副部长打电话给晏涛说要在杨集搞试点，未讲具体做什么事情。晏涛随口回答说：“好哇，组织部安排的试点当然是好事。”晏涛没有将刘部长的电话放在心里，说说就忘记了。6月24日，晏涛到县里开会，县委副书记方书记找晏涛谈话，说要在杨集搞镇长直选试点。晏涛很吃惊竟是这样的试点，担心镇长直选将同事选掉了不好交待，不愿意惹这个麻烦，一口回绝。方书记说县委常委已经讨论决定了，你不要再推辞。晏涛仍然推辞。晏说后来才知道，此前县委征求另外几个乡镇党委书记意见，他们坚决不同意试点，才想到杨集。
几天以后，晏涛碰巧遇到一个市委常委，市委常委问起杨集书记镇长直选的事情。晏涛很吃惊市委常委也知道这件事情，常委说是京山县委将在杨集试点的报告报给市委，市委已经批准了云云。晏涛知道杨集试点已经板上钉钉，并且第一次知道竟连书记也要选。
再过几天，县委组织部刘部长带一些人来到杨集，晏涛依然情绪激烈地反对，刘部长说了杨集领导班子的很多好话，又说杨集群众基础好，班子成员优秀率是全县最高的，晏涛说这是他听到上级表扬最多的一次谈话。但无论如何，晏涛仍然坚决推辞。
晏涛的推辞有晏涛的道理。虽然杨集班子成员在一年前的年度测评中是全县优秀率最高的，但那只是在100人左右的小范围的测评，现在扩大到全体选民中，扩大100倍，晏涛没有把握。晏涛不仅担心镇长落选了会对不起镇长，而且担心自己落选。他说自己如落选，就无脸再在圈子里呆下去了，风险实在大。晏涛还有更多反对试点的理由。从晏涛个人来讲，他从城关镇镇长调到杨集当书记，并不想当得时间太长，现在试点，即使选上也得在杨集再当三年书记。从杨集班子成员来讲，杨集班子成员已经有好几届未交流出去或得到提拔，2001年的辞职风波就是班子成员对于久未提拔的反抗。若试点，班子成员不仅得不到提拔，而且要经受老百姓的挑选，选不上就更加倒霉。这样会构成对镇领导班子成员多大的伤害！
晏涛不同意，刘部长便在7月19日再来杨集与晏涛谈。晏涛知道反对是无效的，他说他反对只是为了争取发言权和县委的一些保证。他将选举试点可能对杨集造成的损害及对杨集领导班子的不公平一一列举。并提出要求，或者先将自己和镇长调出杨集再安排由杨集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竞选书记镇长，或者提拔一些杨集干部交流出去，空出更多位置形成政治资源。晏涛还说杨集是一个小镇，选举要花很多钱，要选举县里就要补贴选举经费。晏涛要让县里明白，即使自己选不上，也不能说是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试点太苛刻。刘部长最后摊出底牌：你提出的问题我会向县委汇报，但我们也有组织原则，县委常委已经决定在杨集试点，你搞也得搞，不搞也得搞。试点一事正式确定下来。
2.讨价还价
既然试点不再可以推辞，晏涛书记便安排此事。依县委的意思，八、九两个月先进行村委会和村支部换届，十、十一两个月再进行乡镇直选试点。晏涛说他们不可能一年中用四个月选举，而要求将村两委选举与乡镇选举放在一起进行。7月22日，晏涛在乡镇每周一次的周工作布置会议上，将杨集试点作为本周五件工作之一作了安排，并安排管党群的副书童其忠和组织委员着手准备镇级选举方案，以便在县里拿出方案时，杨集掌握主动性。
7月28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友坤到京山县考察，要晏涛汇报乡镇选举试点的准备工作。晏涛当然知道再推辞已经不是时候了，但晏涛必须叫苦。不仅将对刘部长说过的困难再说一篇，而且一再希望市县给予选举以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给予说法。晏涛要求周友坤部长在以下几个方面表态，一是试点应重内容不重形式；二是时间宜短不宜长，三是操作方式宜简不宜繁，四是干部出路宜宽不宜窄。晏涛还提出书记镇长可以进行选举试点，但其他班子成员还是用传统的办法选举为好，他说班子成员都是职业干部，是国家公务员，落选了也还要在一起工作，如果所有班子成员都参加竞选，班子成员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与隔膜，今后在一起工作就会不团结。周部长和在座的县委主管领导一并对晏涛表示，他们会考虑试点的特殊情况，让晏涛放心，市县会考虑落选干部的出路问题的。又要求试点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同时要有创新。
晏涛事后对我们评论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民主倾向是有的，但万一我被选掉了，我如何再面对全县人民？我如何还有脸在京山呆下去？他说他曾对自己妻子和朋友说，落选后就远走高飞，去做生意。他总结说，希望民主的人很多，但希望民主到自己身上的人很少。这是很经典的总结。晏涛事后对我们回忆了当时那种两难、茫然的感受。他说当时他知道在杨集试点中，他身兼运动员、裁判和代表团团长的角色，任何一个角色扮演出了问题，都不好交待。
8月5日，县委乡镇试点工作指导组进驻杨集，8月8日召开镇村干部大会，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3.郭勇与晏涛的屁股
县委指导组由组织部刘部长牵头，具体驻镇则由组织部组织郭勇科长负责。郭勇对试点很感兴趣，但他担心自己人微言轻，作为实际上的牵头人，出了问题负不了责任。郭说他希望作为助手来参与对选举工作的指导，因为选举涉及到人，就会变得尤其复杂。郭在后来的选举中的确经受了涉及到人的复杂过程。他说几乎每天都有相关人员找他，讨价还价，诉说不平。
郭勇成为选举指导组事实上的牵头人后，他就要考虑如何将试点工作做好。他后来对我们说当时确立了两条做好选举试点的原则，一是选举要公开公正公平，让老百姓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和权利。二是选举后镇领导班子仍然团结，不要因为选举闹出矛盾以至影响杨集镇今后的发展。郭勇对第二个原则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晏涛也是这样担心的，因为乡镇干部缺少其它就业机会，就容易让选举高度白热化，高度的感情投入会导致选举后班子之间的矛盾。也因为选举结果对乡镇干部的极端重要性，选举若不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落选的干部就会上访告状，就会抓住选举中不完善的方面作文章。有人上访告状，选举试点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都要保证做到选举后不会有人上访。
郭勇与晏涛的心情当然还是有所不同的。郭勇认为，要做到无人上访，就必须按程序办事，公开公平公正是最为重要的，而至于原班子成员有人落选，这是正当不过的事，不然如何叫做试点？晏涛则不希望原班子成员中的任何一个人落选，因为对每个落选的人来说，落选的失败都由自己全部负担。每个可能落选的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向晏涛，也向郭勇争取自己更多当选的机会。首先是晏涛接着是郭勇，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无视这些要求。最终，他们在乡镇传统中找到了让大部分乡镇干部同意的深层共识，这就是年龄这个客观的指标。杨集试点中，修改规则时最不公平的一点是对年龄的修改，但正是关于年龄的深层共识，使利益受损的原乡镇班子成员可以忍受这种不公平，从而未出现事后的上访，选举对原班子造成的冲击也最小。年龄共识是郭勇和晏涛达成的第一个重要共识，也是传统乡镇体制常规中的一个共识。具体例子如前已述，讨论容后进行。
郭勇与晏涛还有着更大的分歧。晏涛首先是运动员，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自己不能当选书记。特别是在第一轮海推时，晏心中惶惶然。晏作为党委书记，平日很少与选民有接触，到杨集工作也才一年半时间，选民对自己评价如何，主流民意是什么，他不了解。正是晏涛的担忧，郭勇最后变通程序将测评票与推荐票合在一张上面，向选民暗示提名。晏涛还反复要求在第一轮推荐投票前，由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将原班子成员的简历都宣读一遍，以引导选民的投票倾向，二是让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反复宣讲当选条件，而这个口头宣讲的当选条件中，有很多与县委文件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将年龄由50周岁改为45周岁以下，要求是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若不是班子成员，年龄必须低于30岁。总之，针对有利于杨集现班子成员当选来宣讲这些条件。虽然郭勇对此多有顾虑，但既然选举的工作班子是镇干部，郭勇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是郭勇与晏涛位置决定的分歧。
在第一轮推选结果出来后，晏涛的得票率高达80%以上，比晏涛预料的情况更好。惶惶不安的晏涛终于吃下定心丸，认为自己当选书记没有问题了。他说按国外的选举办法，第一轮得这么高的票，就已经可以宣布当选了，没有必要再进行第二轮选举。晏涛开始意识到，杨集试点使自己成为全国第一位“海选”产生的乡镇党委书记所具有的涵义，而到处讲大话，说“成也英雄，败也英雄”，说“选不上书记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贡献”。
接下来，晏涛开始谋划班子，担心选举后引起班子不团结和上访等事，他此时与郭勇的分歧大大减少，“屁股终于坐到一起来了”。
三、乡镇体制的戏剧化过程
突如其来的乡镇选举试点一下子突破了乡镇体制的常规，而进入一个戏剧化的过程。上一节我们已经叙述了部分戏剧化的场面，以下进一步展开。
1.镇委书记与镇委委员选举
如前已述，“两推一选”书记镇长的第一推因为将推荐票与测评票印在一张票上，而使所有在任镇班子成员均以相当高的票被推荐为初步候选人，竞选变成了原镇班子成员内部的竞争。因为缺乏将镇班子成员排除的办法，所谓公开公平公正的戏剧化的选举在此展开。
在第一轮书记推荐中，晏涛得到超过80%的58973张推荐票，副书记兼镇长万少平得427票，童启忠得373票，陈维忠得161票，党委委员兼副镇长的周树斌得76票，人大专职副主席雷维斌得56票。
根据方案，由全镇党员在第一轮推荐得票前三名中推选产生两名正式党委书记候选人，所谓“二推”。由两名正式候选人在镇党员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中决出胜负。这样就应由晏涛、万小平和童其忠进入第二轮选举之中。
万小平当然知道自己不是晏涛的对手，他决定退出书记第二轮的竞选。童其忠也决定退出书记第二轮的竞选。有人说童其实不愿意退出书记的竞选，因为童其忠有竞争书记的实力，特别是群众基础。二十多年在杨集工作的时间呐！童也有抓住人生中最后一次上升机遇的充分理由。杨集调查中，很多群众包括镇上干部都认为童具有与晏涛争夺书记的实力，晏涛当然会感受到这种压力。有人说晏涛通过县领导劝童退出书记竞选，童虽然十分不愿意，但仍然服从组织的招呼。有人说童成了这次试点中最痛苦的人，有问鼎书记镇长的实力却迫于上级的压力退出了竞选，而这是童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童其忠今年45岁，已经远远超过县里不成文的超过40岁就不再提拔为书记镇长的规定。
既然童其忠已经退出书记竞选，排在第四位的陈维忠当然也会知趣而退。陈维忠多少也是对晏涛有些威胁的对手。再排在后面的周树斌和雷维斌构不成对晏的挑战，也就没有必要退下去了。周树斌和雷维斌知道自己不是晏涛的竞争对手，但周树斌和雷维斌仍然重视参加书记第二轮的推选。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在第二轮推选中成为书记正式候选人，他们就不用担心选不上镇委委会，也就不用担心进入不了镇领导班子。雷维斌尤其具有重视第二轮推选的理由，因为按照常规，雷维斌今年47岁，是该从领导班子中退下来的时候了。乡镇选举试点也为雷维斌提供了本不该有的留任领导班子的机会。
周树斌和雷维斌试图通过参与书记竞选来获益于当选镇委委员的行为，也反映出镇委委员竞争的激烈。根据方案，杨集镇党委应选出9位党委委员，根据差额选举的要求，本来可以安排10位正式候选人即可以成为差额，但是，原来杨集镇班子成员共有13人，除一名副镇长年龄大(47岁)且没有大专以上学历，不符合候选人条件而被劝退以外，其他12个原班子成员，排除谁都不是办法，都会引起上访。虽然第一推中有得票多少的排名，但是，班子成员都知道第一推并不严格，按第一推得票排名将最后两位排除在正式候选人之外，这两位被排除的原班子成员不会满意，并可能将第一推中不规范操作拿来上访。况且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若决定将得票最后两位排除在正式候选人之外，被排除者不会与郭勇和晏涛成为仇人？被排除前，得票最后两位原班子成员不会在郭勇和晏涛面前眼泪横飞？晏涛后来对我们抱怨说，这是县组织部门的滑头，将矛盾留给我们，但我们并无一个客观的公平办法排除一些人，只好让原班子12名成员都列入党委委员正式候选人，争夺9个委员名额。
书记正式候选人是第二推的结果，在全镇党员参加的选举中，晏涛和周树斌胜出，成为正式书记候选人。
党代会是9月4日召开的，9月3日晚，郭勇和晏涛找每一位正式镇委委员候选人谈话，主要内容是对自己当选后的打算，落选后的态度，以及谁可能当选谁可能落选原因的分析。在全部谈话结束后，郭勇和晏涛知道承受落选压力最大的是今年已47岁的雷维斌。年龄再次成为决定性因素。
9月3日晚上的谈话也并不是没有戏剧性的瞬间。原镇委宣传委员熊炜今年28岁，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年轻，与群众接触机会少，落选可能性很大。谈话中，晏涛按惯例征求若当选委员后希望在班子分工中分管什么工作，熊说：按我的能力可以当副书记，但我明天只有20%的当选把握。今天恐怕是我最后一晚上的镇委委员了。熊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又对晏涛说：“你未必就有100%的把握？我看最多也只有40%的当选把握。”负责文字材料工作的镇委组织委员也很消极，说站好最后一班岗，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工作了。
9月4日选举结果出来，晏涛当选书记，原镇人大副主席雷维斌、原纪委书记詹家茂、原副镇长李章雄落选镇委委员。在9月4日的会议上，晏涛讲县里要求班子成员中必须有一名30岁以下年轻人，一名妇女成员，合乎这一标准的只有熊炜和副镇长夏兰（女），熊与夏是最可能落选的两位，是晏涛的讲话挽救了他们。晏涛还在讲话中说到县委决定新班子成员中将由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这被原纪委书记谵家茂认为是自己落选的主因。李章雄的落选有些意外。但既然要让一些人当选，就必然有一些人落选。周树斌搭着与晏涛竞选书记的东风，顺利当选镇委委员。
镇委委员选举之后，不能进入班子的成员还有机会在镇长副镇长和人大专职副主席选举上一试身手。意外落选镇委委员的李章雄和顺利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在副镇长的选举中会发现另一番景象。
2.镇长副镇长选举
晏涛成功的突围大大增加了万小平的压力，万小平镇长选举前已有些神经质了。他会突然对人说“我要的是公平公正的选举”，或“我是对得起杨集人民的”一类的话。他经常一个人默默地站着发呆，或找郭勇晏涛不断地述说着一些事情。万小平心中无底是正确的，因为他有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是童其忠，二是陈维忠。甚至连晏涛也认为，万小平要成功突围，除非天助。
如后来人人都知道的那样，万小平成功地在选举中当选镇长。万小平依靠什么好运战胜童、陈两位实力强劲对手的谜底还未完全揭开，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展开已有的线索。
万小平自己也承认童陈的实力。他甚至认为童陈两位不仅在地方群众基础上，而且在文化水平、在工作能力上都不低于自己，在学历上也不低于自己。万说当时心中无奈，细节一言难尽。万对我们说到竞选时用了“惊心动魄”一句，又说自己做好了选不上就到外地当隐士，“默默度过余生算了”的准备。选不选得上，听天由命。他还说，这次竞选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从以上万小平的说法，可以感受到镇长竞选的激烈和童陈两位的强大。不过，万小平或许正好得益于童陈两位的强大。童陈两位甚至未将万作为自己最后的竞争对手，他们两位都希望在第三轮正式选举中与万较量，而不是相互较量。与万竞选，童陈都认为自己可以稳操胜券，而童陈较量，童可能占些优势，但童没有绝对把握。
从童的角度，就是在第二轮选举中将万小平选为镇长正式候选人而将陈维忠选下去，如前已述，有人说童甚至在镇委委员选举中就试图将陈选掉而使陈没有竞争镇长的资格。童因此帮万拉票，万小平在当选镇长后，曾满怀感激地拍着童的肩膀说“童书记是我的好大哥，我感激不尽”的话。万也承认童在选举中帮了自己的忙。
陈维忠更有在第二轮推选中将万推出而让童落选的理由，陈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帮万的实力。陈充分利用自己当农业书记管过村的优势，在由村民代表参加第二轮选举中大捞选票，有几个村整村的选票都投给了陈维忠。陈知道这些选票的来源和来历。他后来对我们说，有两个村在第二轮没有投自己的票，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其中一个村的村支书与他关系很好，另一个村曾享受过他分四年拨过去的2万元改水工程款。不过，不用这两个村村民代表的选票，他在第二轮推选中也获得了166张选票，列在万小平184票后居第二位，顺利实现了在第三轮中与万会师的梦想。他的确认为镇长非己莫属了。一直到镇人大会议选举前的演讲中甚至投票时，他都认为自己这次当镇长是当定了。直到唱票至20票万小平得了19票，而陈自己才有一票时，他才意识到他失算了。因为人大代表总共有50人。万小平最后以32票对18票战胜陈而当选为镇长。的确是“惊心动魄”。
不可思议的是童其忠在第二轮推选中仅得91票，以至意外未能成为镇长候选人。有传闻说县委让童退出镇长选举，这个传闻无法得到证实。可能的原因是童自己过于自信，一方面帮万拉票，将自己的部分票出让给了万，以为自己在第三轮中与万的竞选中胜出做些准备，一方面万其实更担心自己在第三轮选举中的对手是童而不是陈，而进一步算计童的得票，以至于童在第二轮推选中意外落选。
无论如何，既然童在第二轮推选中落选，他就更有帮助万的理由。童是辞职事件中唯一未签名的原班子成员，陈对此心怀不满。童已经在第二轮推选中帮助过万了，他没有理由不继续这个帮助。万很感激童的帮助。万又说，如果第三轮是我与童竞争，陈维忠肯定也会帮助我。万说的有理。排除万与陈的私人友谊，童与陈的互不买帐就是陈帮助万的理由。问题是万与陈而不是与童来竞争镇长职位。
万与陈的竞争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战争啊！万必须维持自己镇长位置的尊严，落选了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就只能去当隐士“默默度过余生”。陈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陈迫不急待地早就等待着这个机会。万陈暗中较劲的过程不用在此详述，各位看官可以想象其中的激烈程度。作为县委指导组负责人的郭勇和已经当选书记的晏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担心如此下去必然造成班子不团结，竞争之后万陈还要在一起工作的呀！郭与晏有自己的智慧，每天将万陈召集在一起开会，每天都开会到晚上11:00以后。在公众场合，起码自己无法活动。
9月16日召开镇人代会，万陈要在人代会上决出胜负。在选举前的镇人代会分组讨论中，万小平数次针对陈维忠的缺点来表扬自己的优点，万对自己的表扬让一些人大代表都不好意思，陈不是人大代表，无权参加分组讨论会，也就没有向即将投票的人大代表表白自己。但陈还是要在人大代表会议上作竞选演说的。
用旁观者的话来说，陈维忠在人代会上竞选演讲的“气势和能量非同一般，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万当然感受到了陈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的气势和能量，陈自己也说演讲时信心很强，“太自信了”。
万小平本来善于演讲，他拿着演讲稿的手抖个不停。万继续表扬自己，说自己工作不漂浮，说自己作风没问题，说自己组织性强。杨集人都知道，万小平说的自己的优点，正是人们一致认为的陈的缺点。比如杨集人认为陈工作有些漂浮，生活作风有些问题，辞职事件是组织性不强的表现。事后很多人都认为万是借攻击陈来抬高自己。陈事后对我们评论万时说“他头脑简单，有时候说伤了人，而他未意识到。”万自己则认为他的演讲只是说自己的优点，并无贬低对手的意思。
无论如何，镇长选举终于结束了，万小平幸运地得以连任，陈维忠则仍然当他的镇委副书记。陈理解地说到，若万落选，对他的打击肯定比较大，既使组织另外安排，他也会不好意思。我落选了无所谓，还是可以在杨集当副书记，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失去什么。他又说晏书记是一直保护我的，辞职事件后晏书记一直保护我，我当然感激他。万小平也有理由感谢晏，他还要感激童。他也非常理解陈维忠与自己竞争镇长一职，只要不是傻子，谁也不会放弃机会。有晏涛当书记，万与陈一度紧张的关系随着选举这幕戏剧拉下帷幕，而又变得平缓下来。郭勇对我们说，最让我欣慰的是选举后风平浪静，班子磨合后运作得很好，晏涛的威信，相互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县委站在远处的观望，让镇长选举这幕戏剧在高潮中顺利结束。
镇长选举结束的同时，副镇长也选举出来。参加副镇长选举的四名正式候选人分别是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熊炜和落选镇委委员的詹家茂和李章雄，从中选出三名副镇长。选举结束再次令人意外，高票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以24票的最低票落选，而在镇委委员选举中落选的李章雄和詹家茂分别以40票和37票的第一高票和第二高票当选。人大代表知道，周树斌当选镇委委员就已进入镇领导班子，李章雄和詹家茂若不能当选副镇长，可能就不得不被排除在镇领导班子成员之外，担任非领导职务。李章雄和詹家茂的当选，正合书记晏涛的意图，又合郭勇的意图，虽然他们也感到有些意外，他们本来以为詹家茂会落选，然后再安排詹家茂与雷维斌参加第二天将进行的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选。
3.人大副主席的选举
按人大会议一般规则，应先选人大主席副主席，再选镇长副镇长，但为了让尽可能少的原班子成员落选，郭勇和晏涛在征求县委组织部和县人大意见以后，将选举程序颠倒过来，先选镇长、副镇长，再选人大主席和副主席。
人大主席按本次乡镇换届的要求，由镇委书记兼任，是等额选举，晏涛的当选没有什么悬念。构成悬念的是本来准备由四位镇长候选人中非镇委委员的落选者来与原人大副主席雷维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没有料到周树斌会落选，而周已当选镇委委员。一般来说，人大专职副主席虽然是领导班子成员，但不由镇委委员兼任，以至搞得雷维斌一下子没有了竞争对手。
若人大专职副主席也搞等额选举或只是推出一个陪选的人出来，那么，杨集选举试点将是原来班子全班人马一一上任。这对郭勇和晏涛来说，该是何等好事，这么大的一个一再推辞却推辞不掉的事情，竟然没有人受到损失。
不过，晏涛这时候并不这样想，雷维斌今年47岁了，按照常规，他该退出镇领导班子了。虽然雷符合本次选举方案的年龄和学历要求，却不符合常规的年龄要求。晏便安排镇人大代表不是虚假地而是真正地联合提名一位专职副主席候选人，人大代表联合提出长期任总支书记的具有极强竞争能力的董其富来与雷维斌竞争。董其富与晏涛同年，他轻易地把握了这次机会，在与雷维斌的竞选中大获全胜。
雷维斌真的显得苍老了很多。他明白，他的年龄已经让他失去了当领导职务的舆论。虽然雷在竞选演说中一再强调他有良好的身体，成熟的工作经验以及强烈的为群众服务的愿望。47岁的确是年富力强，经验成熟的年龄。但在县乡共谋中，年富力强的雷维斌遭到了灭顶之灾。重要的是雷维斌会默认这个灭顶之灾。
四、乡镇体制的深层结构
前面的叙述为我们讨论乡镇体制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素材。所谓乡镇体制的深层结构，就是制成杨集选举现状背后的那些县乡默认的规则，理解这些规则，对于理解在县乡体制变动中发生的各种可能将大有好处。以下分五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1.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
对于一场改革性的运动，最大难题恐怕就是改革者在面对自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杨集选举实验无疑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作为改革者的晏涛真正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动力。来自县委的指导组牵头人郭勇估计了因为改革过程中晏涛利益受到不同影响而出现的四种可能：一是晏涛在第一轮推选即意外排到第三名以外，不能进入第二轮推选书记正式候选人的三人名单。晏涛不能进入前三名，他就在选举一开始的时候即成为杨集选举的牺牲者，但他仍然是镇委书记，仍然应该由他来主持接下来的选举。这个时候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接下来的选举吗？既使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选举，其他人会接受他这个失败者的权威吗？
郭勇担心出现的第二种可能是在第一轮推选中，晏涛虽然进入前三名，但得票率不高。以不高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选举，晏涛就会以自己是选举主持人的便利强有力地为自己在第二轮的胜出进行灰色活动，而一旦晏这个主持选举的人开始灰色活动，选举就很难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种因为程序和内容不公正而引起的麻烦就会到来，郭勇的压力就会激剧增加。
郭勇担心的第三种可能性是晏涛在第二轮推选中意外落选前二名，不能成为书记正式候选人，或得票率不高，虽然在第二轮胜出却无当选的绝对把握，而出现或第一种可能或第二种可能的问题。
第四种可能性是晏涛在镇党代会的书记选举中落选，这个时候，因为新的镇委书记已经选出，其传统的戴在书记头上的权威即刻产生，这个新书记应可以主持好接下来的镇长和人大选举。
晏涛自己心里当然也没有底细。他之所以极力推辞县委安排的试点，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担心自己的落选。他说“所有人都希望民主，但很少有人愿意民主到自己的身上”，最典型地表达了晏涛推辞的自身理由。晏涛在选举结束后对我们说，在选举前，他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选把握。是第一轮推选中的高得票率，才让他感到自己有了90%的当选把握，才可以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主持选举，才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裁判、运动员和代表团团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晏涛在选举前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把握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书记直选在全国也不多见，而乡镇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选民并不熟悉镇委书记这个相对于村民来说高高在上的权威。选民会如何行动，与选民不多的接触会导致选民的何种选择，特别是自己刚到杨集18个月，而杨集土生土长、工作数十年的干部比如童其忠等人与杨集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至为熟悉的优劣对比，使晏涛心中无底。
在第一轮推选前一天，本来已经作好安排，晏涛突然急匆匆找到郭勇说要研究第二天的推选工作，认为不能这么快就提名，他说担心推选的人太多，就不好把握。他实质上是担心自己在推选中意外得票不高。晏涛是这样，其他班子成员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妥协是将民主测评票与群众推荐票印在一张票上，这是对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有利，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赞同并默认的变通。二票合一在班子成员内部形成了高度共识，也是与选举试点精神相违背的一个共识。我们调查期间，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愿意谈及这个变通，这是他们共守的秘密。这是改革者在面对共同利益时通常会采取的第一个沉默。这个有益于所有班子成员的变通，对于班子成员是公平的，但扩大了班子内外的不公平。
在第一轮推选结果出来，晏涛得到80%以上推荐票，且得票排在第二、三、四位的三位被推荐人陆续写申请退出书记竞选后，晏涛作为被改革者的患得患失终于消除了：当选书记的路上，他确信没有人再可以挡住他最后的胜利，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改革者而不是被改革者，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的高姿态来说话办事。从郭勇方面说，晏涛的屁股终于与自己坐到了一起，晏涛开始不是从个人，而是从整个选举试点意义的高度，从选举后镇领导班子运作效果的高度，从班子每个成员当前及未来命运的高度，从乡镇体制常规的角度，来计算选举的收益，权衡选举的利弊，安排选举的细节和主持选举的进行。晏涛一旦感到安全，他就考虑杨集试点也许对杨集以及对自己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开始说大话，开始唱“成也英雄，败也英雄”的高调。他对我们说，他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步伐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挡，只是步伐快慢的问题。他因此认为杨集选举试点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甚至说“不在于我是否当选书记，而在于我参与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他又形容自己在发表竞选演说时的心情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认为我站在全省和全国最前列，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又有一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感觉。”晏涛还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民主充满激情和向往。”不理解晏涛在书记竞选中的绝对优势，当不能真正理解他在选举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激情。
杨集选举试点的好处在于，作为改革者的晏涛虽然一度陷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混乱，但他很快就从被改革者可能承担的代价中跳出，而回到改革者的角色上面。没有第一轮推选的高得票率以及具有竞争力者的退出，相信杨集选举会又是一个模样。
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应是或已是改革的常识。以此常识观之，虽然正如晏涛说他们一代人充满对民主的激情和向往，但我们不能只是从他事后所说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来理解改革的动力，而要理解他所处的位置。晏涛与万小平，与童其忠，与陈维忠，以及与其他所有参加选举的杨集干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偏向的不同，大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素质或政治素质，而是他们的角色、位置，及这个角色和位置的安全程度。郭勇的情况乃至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诸如乡镇选举的制度设计上，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分开。不然，改革者就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弥补自己作为被改革者所可能受到的损失。
2.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或深层共识原则）
若不能理解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我们就很难理解2001年1月杨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辞职或晏涛要求调出部分班子成员再进行选举试点的原因。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又可以称为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其核心是在县乡体制的长期运作中，在县乡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县乡默认的共识，这种默认的共识并不见诸文字，但具有约束力，县乡任何一方破坏了这个默认共识，都可能引起另一方情绪性反应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深层共识原则或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因时而变，但其变化相对缓慢。当诸如选举试点这样的表面制度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深层共识因为变动缓慢，而可能产生碰撞。
展开深层共识，即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首要的就是县要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期待。以前述杨集干部2001年的辞职事件为例，因为杨集镇班子成员已有多年未被提拔（有两种提拔方式，一是通过交流提拔到另一个乡镇或县局机关工作，一是在本镇提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有班子成员都期待通过书记镇长的调动，依次将班子成员担任多年的现职务向更重要一级调整（比如在班子内的排序，担任更高级的职务或更重要的职务），这种期待构成了杨集班子成员的一个共识，一个共通的基本利益预期。多年担任镇委副书记的陈维忠对得到提拔的期待尤其强烈。长达八年的副书记经历的确已大大超过了若干年得到一次提拔的乡镇干部的预期。重要的是，县乡为了满足乡镇干部不断得到提拔的预期，而在乡镇干部职位上设计了很多森严的等级。正如前述晏涛等人经历可以看到的，即便是一个人由一个普通的非班子成员（非领导干部）得到提拔成为班子成员，他也大多要经历副镇长（或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这样四级，才能到达乡镇权力的顶端，才有了进入更高层的资本，而这其中每一步的跨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陈维忠仅仅在副书记职位上即工作八年，他就很难再有升上去的希望了。他在被提拔为副书记时只有31岁，是年轻干部，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八年后，他已经39岁，即将越过县里内定的不再提拔担任正职的40 岁的年龄界限。他还能不着急？
由乡镇一般干部提升到乡镇班子成员，要走的路也十分地长。万小平的经历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要慢长地走下去的路。万小平是顺利的，因为他在进入班子成员后连续得到了提拔，并最终爬到了陈维忠的前面。晏涛就更加顺利。晏涛回顾自己在乡镇每年得到一次提拔的经历，自己都认为是奇迹，他的同事和同龄人们也都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杨集镇的童其忠和陈维忠也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在这个由一般工作人员沿着森严的等级向上升迁的时候，长期停留在某一等级上面，一再失望，眼看着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希望。
2001年1月杨集镇书记镇长同时调走，不仅让陈维忠，而且让所有杨集镇班子成员看到了向上升的希望。每一个人向上升一级或一位，这是现行县乡体制专门设立的森严的等级，这个等级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而设立并因此不断强化着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这个等级应该不断地服务于乡镇干部的预期。每个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也生活在失望之中：因为这个体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升迁到最上面一级，其措施就是将一些人在某一级多留若干年，造成超过这个职位上可以提拔的年龄的客观界限，使这个人终止在多级而森严等级的某一级上面，被淘汰出进一步的序列竞争。运气好的人可能步步赶上升迁机会，而绝大多数人都因为一步未赶上，而步步赶不上。
残酷的淘汰机制使杨集干部对书记镇长调出后空缺下来的位置极其敏感，只要其中一个位置由杨集干部来补缺，其他杨集干部的职位应都可以向上移动至少一位。陈维忠对此就更为敏感了，因为他若由副书记升为镇长，就不只是职位向前移动普通的一位，而是决定性的性质不同了的一位。再不移动，陈维忠就会落入因为一步赶不上而步步赶不上的困局，他就会被淘汰出局。他因此焦虑万分。
陈想出写集体辞职信的下策。当他听说县委研究的杨集书记镇长人选均为从外镇调入的消息时，他感到是灭顶之灾，他奋笔疾书写下集体辞职申请。他在申请书上说“由于我们（班子成员）个人素质不高，能力水平有限，杨集镇的各项工作相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总结我们多年的工作却是成绩少、失误多。我们有愧于县委、县政府，有愧于1.5万杨集人民。我们已无能力胜任现任职务，特申请辞职”。他甚至在最后一句写道“以上申请望尽快批准。”陈维忠有苦不能说啊！这次再不提拔，就要被淘汰出局，而他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抱负未去实现啊！
除副书记童其忠未签名以外，其他杨集班子成员都在辞职书上签了名，所有杨集干部都对县委从外面调入书记镇长的做法有意见，因为县委的决定破坏了县乡共有的不触动基本利益的预期，这里是沿着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台阶向上升迁的预期。
县委也知道这个预期，这是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县委或许感到理亏，一旦听说杨集干部写信集体辞职申请，便作出过度反应，不等辞职申请交上来，就迫不急待地让原镇委书记到杨集摆平此事，不然就“不要再到民政局上班了。”原镇委书记软硬兼施将辞职申请搞到手中，交给县委，县委立即派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到杨集来处理此事，安抚杨集干部。县委首先对此事作严厉定性，说是非组织活动，但很快便借新调来党委书记晏涛的口，从轻处理此事，县委借晏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对一般班子成员未作任何处理，仅给领头人陈维忠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之轻和县委听说此事后反应之过度，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县委首先破坏了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如前已述，这个共识是县为调动乡镇干部积极性而有意设置的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升迁机制。他们必须消除此事可能造成的对县委的消极影响，对县委在干部升迁上面做得不公正的民众印象。
县委在对待杨集集体辞职事件上的软弱只是表现了县乡深层共识的一例。县乡深层共识的另外几例如，在前述晏涛由马店镇调任新市镇镇长时，县委本拟由晏涛升任马店镇书记，但马店镇委书记向县委提出条件，非新市镇委书记不走。以通常理解的县乡关系，县委决定调动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应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马店镇委书记在县委决定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苛刻条件（新市镇是全县最好的镇），事实上是对县委拟调位置不满意，而采取的反制县委的办法。这一招，县委若硬性地调走马店镇委书记，不是调不动，但这样的调动会留下马店镇委书记对县委的积怨，这样的积怨仅是一个马店书镇委书记有，县委可能也不放在眼里，问题是，作为一种机制，县委每一次都以硬碰硬，就不只是一个马店书记，而是所有下级都会对县委留下积怨，最终，这个县委会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县委在决定调动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征求这个人的意见，一般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调动，而不是不考虑被调动人的个人意愿及其要求的硬性调动，这是我们想象县乡关系中往往容易忽视的一面。
再如，晏涛在推辞杨集选举试点时，要求县委将自己或其他班子成员交流一些出去，以空出位置进行竞选，这样可以使原班子成员在竞选中实现向上的升迁，县委虽然最终并未同意晏涛的要求，但完全理解晏涛的要求，也主动地表达了县乡关于干部升迁期待必须满足的深层共识。
以上关于县乡深层共识原则主要讲了升迁预期原则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诸多的县乡深层共识可以讨论。透过县乡深层共识，我们会发现，县乡关系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来得复杂。《叫魂》透过上级决策权和下级信息权的博弈展现了另一重县乡关系，但这种博弈关系不属于本节所讲的深层共识原则。
3.最少不满意原则（最大共识原则）
杨集选举试点中最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年龄。年龄在两个层次同时起着作用，一是要求有一位30岁以下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二是要求参加班子成员竞选，候选人不超过50岁（妇女不超过48岁），超过50岁就不再参加班子成员的竞选。在过去县乡体制互动中达成的共识是，县委一般不再提拔超过40岁的乡镇副职干部担任正职干部（主要指书记镇长），超过 45岁的班子成员一般或调到县局工作，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仅仅担任一般行政工作。40岁或45岁这两个默认的年龄界限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中，不方便写在书面文件上，县委关于试点的文件规定，凡是不超过50 周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选。尽管试点文件的年龄规定为杨集原班子成员中年龄较大的几位成员（特别是童其忠、陈维忠和雷维斌等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县乡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仍然发挥着作用，由此导致了杨集选举试点中不考虑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就难以理解的一些现象。
回过头来看杨集选举，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矛盾现象是，一方面，晏涛想尽一切办法让原班子成员继续当选班子成员，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比如上访或不满）；一方面，晏涛独独将雷维斌排斥在原班子成员的保护之外，或明或暗地造成对雷维斌当选不利的气氛，以至雷维斌次次失败。比如，在第一轮海推时，晏涛要求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将县委文件规定的候选人条件中年龄不超过50 周岁改为不超过45周岁，而原班子成员中除有一位副镇长因为年龄已有47周岁且无大专学历而不符合县委规定的候选人条件外，只有雷维斌一人超过45周岁。晏涛要求主持第一轮推选的镇干部反复宣传候选人条件包括年龄条件，这样的反复宣传对雷维斌当然是很不利的。雷维斌以及其他原班子成员都感到了这种宣传对雷的不公平。在选举镇委委员的时候，同样因为年龄因素，雷成为镇委委员选举中得票最少的原班子成员。而本来群众基础最差的熊炜和夏兰，因为年龄比较小，或是妇女，而被晏涛等人强调应进入领导班子，而得票很高。
按杨集选举试点的意图，选举前符合县委要求的原班子成员共有12人，县委规定新选出的镇领导班子成员名额为11人。换句话说，杨集选举若安排得好，晏涛书记可以将符合条件的12个原班子成员中的11个选为新的班子成员，而仅仅落选一个人。晏涛经过努力，几乎全部做到了这一点：一直到人大副主席选举前，没有一个非原班子成员当选新一届镇领导班子。晏涛在一开始就必须考虑谁会是12个符合条件的原班子成员中的被淘汰者，谁会是班子成员公认应该被淘汰者，谁被淘汰出班子成员会阻力最小。一句话，谁被淘汰出新的班子会产生最少不满意而有原班子成员的最大共识，从而可以最为平稳地将杨集选举进行到底。
先来看一看在常规体制下乡镇班子如何淘汰多出的一个人。要将多出的一个人淘汰出去，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大家都承认的标准，不然这种淘汰就会引起巨大不满和反弹，主持改革的人被改革者所仇恨。构成客观标准的最方便指标一是年龄二是学历。其他诸如政绩、能力等等，都因为难以客观测量而引起争议。杨集的情况是所有12个班子成员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剩下的就只有年龄这个客观指标了。无论你能力和自身素质如何，你年龄最大，已超过县乡共识的45岁的退居二线的年龄线，你就应该退下去。来自县委组织部的郭勇也对我们说，在压缩乡镇班子成员时，一般将年龄最大的成员淘汰退居二线。他强调年龄指标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也少有争议。年龄最大者从班子中退居二线，不仅争议少，而且很安全、顺利、不破坏传统规则。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换句话说，若没有杨集选举的试点，而按常规体制运作，雷维斌就是这个应被淘汰的原班子成员。雷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更愿意将参加竞选看作一次意外的机会，他若当选了当然好，不能当选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从原班子成员的情况来看，雷维斌也就成为最可以被淘汰者，这与雷的能力无关，也与他和晏涛的关系无关，而仅与其年龄有关。
晏涛当然知道原班子成员中每个人的心态。他在镇党代会召开前和郭勇找每个原班子成员谈话时，要求每一个班子成员预测谁会落选，几乎所有原班子成员都提到雷维斌。这种预测并不是客观判断原班子成员的群众基础，而是认为谁应该落选。应该：这个奇怪的词汇。雷维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作为年轻人的熊炜的群众基础比雷要差得多，夏兰的群众基础也很差。但熊炜和夏兰年轻着，他们有着强烈当选的冲动和欲望。当在第一轮推选前的谈话中熊炜几乎要崩溃地说晏涛最多也只有40%的当选把握时，熊炜明白地向晏涛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感情和期待。晏涛知道这一点，晏涛因此在镇党代会选举镇委委员时，借县委的要求，着重推荐两个实力最弱的原班子成员熊炜和夏兰，终于让他们当选了。
为了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晏涛与县委商量，不惜将人代会一般先选人大主席、副主席的程序改为先选镇长副镇长，再选人大主席、副主席。先选镇长副镇长，就可以让四个副镇长候选人中落选的一位再参加与雷维斌对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争。一般来说，在乡镇一级，副镇长一职比人大专职副主席的职位重要，让在副镇长竞选中落选的原班子成员竞选人大副主席，是一个符合乡镇体制常规的选择。晏涛对这些参加副镇长选举的原班子成员的关心有多么体贴啊！
不巧的是，在副镇长选举中，不是在镇委委员选举中落选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而是高票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落选。周树斌当选镇委委员，就已经成为班子成员，这样，不再经过人大副主席的选举，新的镇领导班子即有11人，达到了县委规定的班子成员数。这种情况下，应安排落选副镇长的周树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不过，乡镇体制的另一个常规是一般不由镇委委员兼任人大专职副主席。或者说，本来预计未当选镇委委员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副镇长后再与雷维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预计落了空，雷维斌意外有了再当人大副主席的机会。因为没有原班子成员来与雷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了。
晏涛向县委汇报副镇长选举的情况及新班子成员将达12人时，县委同意了晏涛的汇报。原班子成员中刚好有12个符合条件的人选，选出12个新班子成员，晏涛不正可以实现他一开始就期待的最少阵痛的结果吗？
不，晏涛没有如对其他班子成员那样满腔爱护的热情对待雷维斌，他在安排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选时，不再如过去习惯的那样操控选举过程，由人大代表推选出一个仅仅是陪选的人出来与雷维斌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这个领导班子职务，而是真正实现由人大代表民主推选出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对手出来与雷竞争。雷最后一次失败了。雷终于没能把握杨集选举试点这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传统体制的常规让县乡两级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晏涛对原班子成员中多数人的保护和对雷维斌的抛弃之所以并存不悖，是因为这种做合乎传统乡镇体制的常规，是传统乡镇体制在县乡两级形成的最大共识原则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最大共识导致最少不满意。雷维斌即使落选了，他也不气愤难平。其他人当选了，也并不以为自己得到了多大特别的好处。正因为雷维斌本人的落选预期和落选后不会气愤难平，晏涛将最后的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选举用于实现由他的另一个目标：提拔非班子成员中最优秀者进入班子，从而摆平原班子成员与非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另文分析了。
以上试图以年龄来说明乡镇体制内部结构中的最少不满意原则。除年龄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因素来说明之。
4.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制度整体性原则）
所谓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是说一个单兵突进的外来制度必须与仍在起着作用的其他制度协调，由制度整体而不是仅仅由外来的一个制度决定制度中人的行为。
在杨集的选举试点中，“两推一选”书记镇长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方案中有诸多与传统制度不一样的规定，这些不一样的规定为那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仍然受到制度整体的决定，仍然谨小慎微地协调着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童其忠的行动可以说是体现了制度整体性原则发挥作用的典型。
镇委副书记和镇长之间虽然职位排序很接近（镇长在镇领导班子中排序列第二，镇委副书记分列三、四位），但只有镇委书记和镇长是乡镇的领导正职，是由县委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领导干部，而副书记仅是乡镇副职领导干部，是县委非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一般干部，而具有极大的差异。能否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是一个沿着行政升迁之路向上走的人的人生关键一步，是一个极大的跨越。
童其忠今年45岁，45岁已经超出了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的常规年龄界限，童其忠心平气和等着再过几年县委安排到县局作一个一般工作来安度晚年了。他对于自己一生能够上升到镇委副书记已经很知足了。他因此拒绝了2001年陈维忠领头集体辞职的政治冒险。童其忠因为在传统体制常规中有着清晰的命运，而心情宁静，宁静致远，他因此不会如陈维忠那样冲动。
问题是新来的“两推一选”试点方案中，参加书记镇长竞选候选人的条件与传统的常规条件大有不同，决定性的一条是方案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50周岁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选。45周岁离50周岁还有五年,这五年使童其忠有着足够运筹帷幄的时间。童其忠又刚好有竞选镇长甚至书记的绝好条件，这就是他在杨集工作2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杨集人，在杨集的人缘很好，杨集干部群众的评价较高。童其忠有着丰富的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具有担任镇长乃至书记所需要的几乎一切能力和条件。童其忠发现自己一生以为不再会有的机会突然间来到。童其忠宁静的心情被打破，他期待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万事俱备啊！
万事俱备的童其忠首先构成了对晏涛威胁，晏涛焦虑的相当部分就来自童其忠的优势。晏必须将童排除出去。童因此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压力，童对他的朋友说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策，他不得不选择退出。他第一步退出书记竞选，不然他就构成了与晏涛的激烈竞争，这个激烈竞争会深深伤害晏涛这个改革者与被改革者角色兼具者的感情。晏涛还通过县委给童打了招乎。童选上书记了当然好，选不上书记，童的日子还会好过吗？童难道不是希望通过担任乡镇正职来谋得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退路吗？得罪了县委，既使当上书记，县委会安排一个好的退路吗？
童无奈地退出与晏涛的书记竞选。但他希望把握第二次机会。他在退出书记竞选的申请书中专门加上一句“退出书记竞选，但参加镇长竞选。”晏涛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长舒一口气，万小平因为童其忠要竞选镇长而备受压力。
童其忠竞选镇长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童的优势。按照“二推一选”的游戏规则，童占尽好处。但是，有人不愿意让童得到这些好处，因为童得到这些好处过于意外，而在任镇长万小平在新规则中的处境令人同情。童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仅仅是没有得到好处，而万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就失去了已经得到的好处。让已经得到的好处再失去掉，对人的心理打击该有多大！晏涛虽然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感激童，晏涛又希望平衡万小平的压力，晏因此期待童在与万的竞争中是否再高风亮节一次。不仅晏涛这样希望，县委也这样希望。这是传统体制常规下最为完满的结局。虽然“两推一选”是新规则，作为规则可能受益人的童其忠尤其喜欢且拥护这个新规则，但他周边都是些满脑子旧思维的人，这些人仍然在传统规则中寻求平衡：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告诉童，是否可以再退一次。
再退一次等于拱手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童痛苦啊。我们在与童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痛苦。童一再说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童的朋友说童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是这次选举中进退的决策。童无疑是整个杨集选举试点中最痛苦的一个人。他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万小平当选后对童说，童书记，你是我的好大哥。晏涛也感激他。县委也认为童的组织原则性强。但是，童失去了向上升的机会，他在从镇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否会如传统体制常规运作中仅在县局安排一个一般性职务？他能否因为这些选举中的高度自律表现而被县委安排到一个本来只是书记镇长才应该安排的重要位置上去？
按一般规则，县委不可能将童在退下来时按书记镇长退下来的规格进行安排。但是，童若坚持自己竞选书记镇长的行动，他即使选上书记镇长，县委就一定会在将来按书记镇长的规格安排童退下来的待遇吗？若竞选下上，事情不是更加麻烦吗？童担心本来已经得到的，也可能在选举中失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童退出书记镇长的竞选是理性的，因为传统乡镇体制常规认为童竞选书记镇长具有不正义性，这种不正义地竞选当上书记镇长会被县委在后来的安排中不予考虑。而且选举本身仍然是有风险的。
换句话说，童的行为仅从“两推一选”的制度安排是难以理解的，但从“两推一选”制度是在传统体制中运行这一背景来看，又是完全合理的。
在“两推一选”尤其是在最后镇长竞选中，县委明显偏袒万小平时，陈维忠不仅不上访，而且很快就理解了县委的行动，就阻止了自己的震惊，就重建了与万小平的关系，其原因就是陈清楚“两推一选”只是一次乡镇体制常规的意外，意外之后，乡镇常规体制会仍然有力地运行下去。陈从辞职风波中吸取了从政的经验，变得成熟起来。成熟是指按照乡镇体制的常规出牌。成熟的人应该得到好处。我们在杨集选举试点结束一个月后再到杨集调查，就已经有了提拔陈维忠到另一个镇当镇长的消息。这是一个县乡体制常规有力运作的及时的消息。
5.选择权越小自主性越低原则（选择权与自主性相匹配原则）
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机会越多，就越是具有选择的自主性，也就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选择个性。具体到杨集选举试点，缺少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更为关注竞选的可能结果。竞选的可能结果有二，一是落选，但仍然是乡镇公务员，在乡镇体制内就业。二是当选甚至在更高位置上当选。原班子成员的落选是他们福利的净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从体制内获得就业的好处；在更高位置当选则是他们福利的净收益。因为缺少其它获得福利的机会，原镇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强烈的抓住机会行动的动机，但因为行动受到环境制度的制约，这些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会十分谨慎，而不超出一定界限，以免行动失败使本来在体制内可以获得的就业也不能再有。
换句话说，在杨集选举试点中，一方面参加竞选的原镇委领导班子成员因为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渴望从竞选中获得升迁这个净福利或避免落选这个福利的净损失。另一方面，也因为原领导班子成员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不敢于在竞选中不顾乡镇体制常规，仅凭借选举方案中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作破斧沉舟的一击，而会为自己留下继续呆在体制内的空间。简单地说，镇班子成员因为缺少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具有强烈抓住于已有利规则的动机，却少有真正去抓住于己有利规则的胆量，更不用说行动。
尽管有各种传闻，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承认，杨集选举试点进行得相当有序。郭勇和晏涛一再在各种场合宣讲不能有任何贿选行为，一旦发现贿选，不仅取消参选资格，而且会作更为严厉的处理比如开除公职或党籍。晏涛为了防止镇长举中出现贿选以及其它拉票行为，在选举前十天，每天将几个主要竞选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有事没事也要坐到晚上十一点以后，从而使竞争当事人没有拉票活动的机会。在杨集选举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难县委工作组，为难作为主持人的镇委书记晏涛，有的只是各位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个人性地反复向郭勇和晏涛诉说自己的特殊境况。杨集选举不是向下动员选民而是向上活动领导，这是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如此，在杨集镇党委委员选举和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县委有意识不公平的引导，比如在镇委委员选举中，强调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在镇长选举中明显袒护原镇长万小平等，虽然引起了利益受损者的不快，利益受到损害者并没有因此产生激烈情绪，而是默认了这些行为。杨集选举中，也很少有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利用贿选与一般竞选界限不清的边界来公开拉票活动（这些拉票活动与贿选有本质区别，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事实上无法将一般性的公开拉票称作贿选，这也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在整个杨集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从这次选举中获得福利，起码不让己有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活动，但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采用了激烈的方式去活动，也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将试点方案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充分展开，即使雷维斌这个选举中受损害最大的原班子成员也没有公开指责晏涛在年龄上对自己的不公平（如前已述，试点方案允许50岁以内的人参加竞选，而雷才47岁），而仅仅是在我们面前抱怨晏涛偏袒年轻人。
从理论上分析，在体制外缺乏就业机会的人，在乡镇选举中的第一要务是仍然保留在体制内的就业，不至于因为贿选等激烈参选导致开除党籍甚至公职的处分，这个机会成本实在太大。在保证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会更急于把握竞选的机会，来获得选举产生的净福利。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缺乏体制外就业机会的人，是一群动机很强却胆子很少的人，是一群想法很多却行动很少的人。杨集选举正是如此。
杨集选举如此，并不代表其它乡镇选举也会如此。构成以上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两个前提，一是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就业的机会，他们不敢于越出乡镇体制的常规，来充分利用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展开竞争；二是体制外的竞争者没有参与进来。若杨集选举没有以上两个前提，杨集选举还会有序进行吗？郭勇和晏涛还有能力控制住杨集选举吗？
如果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体制外容易地获得就业，他们当然会充分利用选举试点的新规则来为自己获得选举的净福利而努力。他们会如村委会选举中通常出现的利用规则指责乡镇违法，指出选举某个环节违法，指责领导意图干扰选举等等。他们还会放手发动竞争，会利用一般竞选与贿选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来广泛拉票从而服务于自己当选的目的。他们更倾向于去实践新规则，利用新规则去动员选民，让新规则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向领导申述自己独特的遭遇。他们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在体制内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不重要的体制内职位上长期呆着，不如放手一搏，即便失败，也能够在体制外找到就业机会。因此，这些在体制外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是一群敢于行动的人，是一群愿意大胆利用机会置传统体制常规于尴尬处境的人。在这种容易获得体制外就业机会的地区进行乡镇选举，旧规则就更加容易被抛弃，新规则就更加容易引入并生长起来。
另一个如果是杨集选举中一开始即有非体制的成员进入到竞争中来，情况也会大不相同，非体制成员参加乡镇选举，他们当选就获得了极大的净福利，失败了福利也没有损失。他们当然会利用所有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来谋取当选，他们甚至会利用旧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体制外的竞争者利用一切机会来寻求当选，必然造成体制内规则的失效。晏涛可以在选举前将参加选举的体制内成员召集在一起每天开会到晚上11时，他却不能控制体制外的竞选者。他因此也应不再可能控制体制内的竞争者。如杨集目前一样有序的乡镇选举也就不再可能。体制内外不同竞争者的竞争，很快便将传统乡镇体制常规冲击得七零八落，再想恢复常规的努力就会相当艰难，新规则因此也就生长起来，新的乡镇体制常规迟早也会到来。
杨集选举试点是在一个中部地区进行的，具有特定民众基础的选举。中部地区乡镇体制内的官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获得就业的机会，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敢于冒着被清除体制的风险。杨集选举中之所以缺乏激烈的把握选举机会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杨集选举又是在湖北荆门这类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乡村进行的选举，体制外的具有竞争乡镇领导职位的高大威猛的精英人物太少，从而不能在新规则到来时把握住机会。杨集选举因此成为一些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者的体制内成员之间的竞争，正是这种背景塑成了杨集选举的前述面貌。
来源：三农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