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五十九）

裴宜理教授主讲“中国革命时期及建国初期苏联式治理实践的中国化”

 

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五十九讲）于2019年6月27日晚在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做了题为“中国革命时期及建国初期苏联治理实践的中国化”专题讲座。裴宜理教授作为“复旦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udan Scholar），于今年春季学期在复旦高研院驻院研究。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贺东航教授，复旦高研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张春满博士、王中原博士、顾燕峰博士、覃漩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左才副教授、曾庆捷副教授、胡鹏博士，新闻学院曹晋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董国礼教授，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青年研究员马华灵博士及百余位师生到场参加此次讲座。

裴宜理教授在本场讲座中探讨了 “工作队”（work teams）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关于“工作队”的概念界定，裴宜理教授强调在现实中它通常有诸如“工作组”“突击队”“巡视组”“督察组”“工宣队”等不同名称，但它们都是由上级政府派到基层，并具有明确的任务和有限的工作时间限制。一方面，“工作队”作为党和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具有正式制度的特性；另一方面，因为“工作队”的临时性角色，所以它亦可被视为是一种非正式制度。

裴宜理教授借鉴北大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的研究，介绍了“工作队”制度与苏联“特派员”或“全权代表”（plenipotentiary）制度的关联及其在上世纪20年代是如何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被介绍到中国的。裴宜理教授指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几乎照搬了苏联的“工作队”治理方式，但是经过数十年发展以后，特别是经历了江西苏维埃和延安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队”治理方式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例如，在“土改”时期，一大批的农村积极分子、知识分子、学生和妇女成为了“工作队”的主要成员。同时，他们都经过了系统培训，对中央的政策和地方民情有相应的了解。当这些“工作队”队员被派到农村后，他们采取了诸如“三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等一系列具体途径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裴教授特别强调了“控诉大会”这种“诉苦机制”的有效性，并认为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参与不仅使“工作队”的治理方式体现出更多理想化和温情色彩，同时也对这一群体自身的思想改造产生了积极作用。裴宜理教授通过大量的图像和资料比较，生动形象地呈现了中国的“工作队”在结构构成、工作方式、动员途径以及工作目的等方面的特点及其与苏联模式的显著不同。她认为，苏联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聚集在工厂，因此在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当主要由工人所组成的“工作队”在没有经过特定培训便进入农村时，由于本身文化水平有限以及对当地社会的不了解，因而经常与农民产生摩擦和冲突。 

正是由于上述中、苏两国不同的革命经验，因此到了上世纪50至60年代，两国对“工作队”治理方式的态度和具体实践开始产生分化。在苏联，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全面否定了“突击队”“全权代表”等制度，认为它会削弱原有政党—国家官僚体系（party-state bureaucracy）的作用；而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工作队”的治理方式得到了扩大和系统化的加强。例如在“四清”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和“土改”时期相类似的方法开展革命动员，不同的是此时的革命对象已经由地主变成了地方干部。之后，在“文革”时期，以“工宣队”等为代表的“工作队”治理方式也同样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在诸如“计划生育”“拆迁安置”“精准扶贫”“反腐倡廉”等各项具体工作中，“工作队”的治理方式都被广泛运用，且体现出愈加规范的制度化特征。

关于中国人对“工作队”起源的认知，裴宜理教授指出，大部分中国人一般都不会将此与苏联经验和中国自身革命历史相关联，而普遍认为它起源于古代中国的“钦差大臣”制度。裴教授指出，虽然的确很难考证“工作队”的准确历史起源，但在历史上诸多帝制国家也都曾采用过类似的制度，统治者通过“钦差大臣”绕开原有的官僚体系对基层进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可以有效联结中央与基层，对工作队成员（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制约地方官员，让普通大众直接参与政策实施等方面。裴教授认为，虽然目前关于“工作队”是否是一种好的治理这一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并且“工作队”存在削弱原有官僚体系职能、弱化法治原则等诸多问题，但它在特定政策中的确具有良好的治理效果。

最后，裴宜理教授借用“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的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灵活的治理方法适应了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基层民情，这种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特定革命遗产（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中国今天的成功仍具有积极的影响。

演讲结束后，郭苏建教授主持了问答环节。在场师生纷纷踊跃发问，裴宜理教授一一耐心解答，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回应。本次讲座结束后，很多同学纷纷上台与裴宜理教授进行签名和合影留念。

 

文/沈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