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七十九）: 

Stephen Macedo教授主讲“2024 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民主危机： 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再思考”

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七十九讲）于2024年10月11日下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复旦高研院高级访问学者、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院士、美国政治与法哲学学会前任会长、普林斯顿大学Laurance S. Rockefeller讲座教授Stephen Macedo做了题为“2024 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民主危机：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再思考”（The 2024 Election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Democracy: Populism and Elitism Reconsidered）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博士后及其他院系师生到场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现场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也站着热情的听众。

在开场致辞中，郭苏建院长对Stephen Macedo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向大家介绍了Macedo教授的主要出版著作和一系列研究领域。Macedo教授对高研院的邀请表示了感谢，随后便正式开始了分享。

Macedo教授以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讨论开场，他表示虽然2024年大选的结果尚不可知，但有些问题及其后果是明确的。首先，政党对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三个国家政治机构的控制权都岌岌可危，Macedo教授表示自2000年以来从未见过同时对三个国家政治机构的控制权进行如此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两党在民众选票、选举人团以及在国家立法机构两个分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程度很可能是接近的。两院的党派力量分配历来是非常接近的，2024年的选举不太可能大幅改变这一平衡，因为两院中的竞争席位都很少。Macedo教授接着指出，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产生三个重要的后果：第一，出现争议结果的风险很高。第二，国会中的党派权力之争有增无减，主要政党之间为控制政府而进行的异常激烈的竞争是导致国会党派冲突的重要背景因素，也是政党达成协议的障碍。同时，这种激烈竞争对国会内部的政治激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政府控制权的不稳定性助长了对短期问题的关注，当执政党担心失去控制权而在野党希望并期待很快重新执政时，就很难考虑制定长期政策，且两党都在党派信息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这也降低了跨党派合作或两党合作的动力。第三个可能的后果是，无论哪一方获胜，总统都很难行使立法领导权，这是因为总统需要两党的支持来使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但如今的选举环境让总统难以获得这种支持。Macedo教授指出无论哪个政党获胜，2024年都不太可能出现压倒性的胜利，华盛顿的局势仍将充满竞争和冲突，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党派之间的权力争夺战在选举结束后仍将继续，但Macedo教授也强调，美国总统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Macedo教授与我们分享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移民问题，他重点关注了移民问题与民粹主义的关系。Macedo教授说，从总体上看移民对美国是有益的，但仍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移民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来说可能并无益处、可能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产生负担、中位选民不太可能支持再分配、民族和种族多样性的增加会降低社会信任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等。Macedo教授表示他并不是主张限制移民，而是倡导需要诚实地面对移民政策所造成的深刻的道德和现实困境。

接着Macedo教授分享了他对第二个问题——政治极化的思考。他指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之一是情感极化，即人们对对立政党成员的敌意或厌恶，甚至是仇恨越来越强烈。受到党派极化影响的机构，包括大学、科学界和新闻界，政治话语的极化可能会影响这些机构对重要公共问题的讨论，部分原因是受过教育的职业群体往往越来越倾向于民主党。Macedo教授的主要关切是虽然美国民主所面临的真正危险来自右翼，但左翼也助长了机能失调。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疫情政策，Macedo教授着重于回答发生了什么，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州的情况如何。他发现早期应对疫情的党派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扩大，在接种疫苗前，民主党州施加的疫情限制比共和党州更严格，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等倾向于民主党的州，延长停课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民主党州接种疫苗的速度比共和党州快。事实上正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长期关闭学校对穷人和少数族裔儿童的伤害最大。对未能权衡这些代价的原因，Macedo教授解释道，如果说“右翼媒体环境”不信任科学，那么主流媒体则赋予了科学太多的权威，疫情时期的进步口号是“跟着科学走”，但政策选择总是涉及价值判断和权衡：它们不会只依赖于科学，对风险的价值判断和不同抗疫政策的比较成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和讨论，立法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公共讨论几乎不存在。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Macedo教授提到，面对当今的形势，媒体、科学界和学术界的太多进步人士(progressive)未能践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公共讨论的道德”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德。在《论自由》“思想和讨论自由”一章的最后，密尔谴责了错误陈述和歪曲我们对手的立场、理由和证据，以及使用论战（“谩骂、讽刺、个性”）来丑化那些持有不受欢迎观点的人，“站在主流观点一边的谩骂”会阻碍人们表达不受欢迎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需要得到揭露和回答，以便人们了解真相。坦然接受自己的观点受到挑战、批评和可能的驳斥，这也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人所描述的科学方法的精髓：批判性和自我批判性的探究。

Macedo教授的分享结束后，郭苏建教授主持了问答环节，在场师生就讲座的内容纷纷踊跃提问，Macedo教授一一回应，并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表示欢迎更多的交流。最后，郭苏建教授对Macedo教授内容丰富且精彩的分享表示了感谢，讲座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文：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