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复旦历史政治学论坛2025·“历史政治学的重述与命题：中共政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2025年11月15日，由复旦高研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政治学的重述与命题：中共政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东华大学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三十多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编辑部的老师共同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贺东航教授主持，他首先对各位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郭苏建教授在开场致辞中指出，杨光斌教授及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用历史政治学的方法系统解释中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重新解释政治学的基础概念，尝试建构新史学，建构新的世界秩序观，不断生产出高水平的本土理论创新作品、打造了各种学术平台和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我院贺东航教授及其团队，也一直在尝试运用历史政治学的范式研究国家治理、政党治理和地方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政党治理、制度建设与地方具体实践相结合。郭苏建希望与会同仁“以文会友、畅所欲言”，在包容开放的氛围中博采众长，他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做了主旨演讲。他阐述了历史政治学为何是一场“范式革命”，其核心目标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转向，并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杨光斌教授认为，方法论必须与民族文化和文明基因相契合。鉴于中国文化中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政治学是匹配中华文明基因的自然产物。他强调历史不仅是方法论，更是本体论，并指出中国历史的特性是大一统和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这与西方分散的社会史形成对比。历史政治学被视为一场范式革命，因为它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并能为评价政治提供新的标准。
会议的第一单元聚焦的主题是“历史政治学之‘经’‘史’”，由唐亚林教授主持，孙国东教授、李里峰教授担任评议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应星教授围绕实证史学与社科史学的交叉探索发言。他提出了社会科学与史学交汇的交界、交叉、交融三境界，追求“见山还是山”的交融目标；“西方主流社科史学”（如普适性理论模型建构与比较历史分析）与实证史学向社科靠拢的路径各有局限，前者失之于史料碎片化，后者易化约历史复杂性。针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他建议以“经史结合”回应总体问题，关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注重概念“发现”与微观层面比较，并介绍了自身研究对于革命地理学方法的运用。应星教授强调社会科学与史学相互学习，实现二者真正交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以“经史互鉴”为核心探讨中国政治研究。他提出，中共的文献、历史及相关研究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经史子集”，“经”为理论指南，“史”为实践实录。通过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改造、法治国家建设三例，阐释“经”“史”存在分离与紧张，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经”会在“史”的制约下调适。最后，他强调研究需引入全球性、主体性、地方性及人物个性视角，尤其要关注精英个性对政治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与经史变迁规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明军教授围绕中共政党治理权力结构形成机制展开分析。他认为，中国“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路径，决定了政党权力大于国家机构权力，其权力结构涵盖对国家、社会、市场三个层面的建构和治理，核心是“人民主权”前提下党掌握领导权，统合各类权力。1958 年《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府、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标志着“政党中心主义”权力结构的形成和确立。
中国人民大学姚中秋教授使用“经”与“史”的概念，将历史政治学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他初步提出了“党史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强调通过党史研究来发展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理论，并需要超越碎片式的实证史学研究。姚中秋教授解释了理论和哲学对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原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辩证法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革命化政治的筹划，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高度类似布尔什维克，其成立伊始便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中共的一项关键贡献是实现了哲学的大众化，通过延安整风和建国后的工农兵学哲学等运动，使得哲学成为百姓日用。
会议第二单元的主题是“打通历史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议题、方法与范式”，由张明军教授主持，陈周旺教授、任锋教授做了评议。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贺东航教授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整体的“历史转向”可以视为一种结构性变动，是对“历史性”知识维度的重新发现。在这个背景下，当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相遇”时，这种相遇是一次方法论重组——政治学必须在历史维度中重写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党史研究必须从叙事转向机制与制度的解释。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理上必须有三个动作：一是把中共党史定义为中国政治学的“经验母体”与“理论生成场”；二是通过概念化、机制化、类型化三重路径，让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实现从史实罗列到学理建构的跃迁；三是诸多的研究议程中，革命应是具有统摄性的“决定性主题”，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从何而来、如何运行、何以持续”。贺东航教授还把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建构拆成三个层次，并把韦伯意义的官僚制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的党—国双科层结构进行对比。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宋学勤教授从中共党史党建学建设的若干思考出发，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如何从学理上构建出或概括出与国家发展前景相匹配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体系，这是关乎学科发展的重大任务。更进一步地，如何推动党史党建学科从政策阐释到学术建构，从文本研究到问题求解，从本土叙事到全球对话，这是揭示学科未来发展前景的重大转变。
厦门大学历史学院张侃教授线上参与了发言，他探讨了中央苏区时期“阶级异己分子”的概念型构与实践形态。他认为，“阶级异己分子”概念最初来源于苏联，内涵边界比较模糊。“阶级异己分子”概念的强化与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相关，包括秘密工作与军事斗争。“阶级异己分子”概念的实践并非一成不变，具有情景化特征，这揭示了革命语汇如何在特定历史情境下被构造出来，又如何反过来塑造组织边界与治理实践。
会议第三单元围绕“政党治理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政治学分析”这一主题展开，由姚中秋教授主持，郑维伟教授担任评议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的发言主题是阐释“实事求是政治学”如何成为形塑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社会中心力量”的核心机制。他认为，实事求是的政治学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中心力量地位“相互塑造与相互成就”的关系，也是由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启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实事求是政治学全面系统的建构，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社会中心力量特质和属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使命型政党与新型政党文明建设”的主题。他提出，使命型政党是超越西方利益集团代表模式的新型组织，以人民为中心，肩负国家富强与人类解放的使命，并概括了其党性人假设、严密组织、服务引领、民主集中制、自我革命文化与情感治理六大特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提出了从政治学视角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框架。他梳理了党史发展的主要阶段，并融合历史学、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多维阐释。他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其核心在于研究政党活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经验。李里峰教授还探讨了中国的党政体制、群众路线与革命政治文化等特征，并对整合型政党与民主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向民教授系统阐述了“党治国家”的三种论述及其理论内涵。他认为，第一种论述聚焦近代“党建国家”，认为面对近代中国传统中轴权力崩解和社会低组织化的双重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化动员重建了国家集权结构，完成了从散沙社会到政治民族的重组。第二种论述关注当下“国家治理”，强调政党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中轴，通过“党政体制”实现一元化领导与全面协调，涵盖了从发展型国家到民生政治的治理逻辑。第三种论述上升至“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视野，认为政党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运作主体，更是塑造国家形态的核心力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魏英杰副教授从“主权与治权”的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制度逻辑与演变历程。他认为，兵团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区域，两个政府，三重职能”的独特架构，通过整合军事维稳（安全逻辑）、生产经营（经济逻辑）与行政管理（政治逻辑），有效地在边疆地区行使治权，弥补了单一行政体系的不足。兵团制度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在国家构建、外部战争威胁及内部政治互动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臧雷振教授以1949—2024年间《人民日报》语料为基础，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研究“为人民服务”与“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口号的语义变迁。他认为，政治口号是制度偏好的可量化表达，兼具动员与治理功能。数据显示，2012 年后“为人民服务”出现频率下降，“以人民为中心”快速上升；前者语义从革命奉献、绩效导向转向制度回应，而后者从聚焦于文艺创作领域转向被赋予社会治理和制度合法性内涵。上述变迁折射出政治合法性从信仰型、绩效型向程序型转变，而这一对于语言模型的探索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语义分析的方法论启迪。
会议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党史政治学的理论化与实践维度”，由臧雷振教授主持，王向民教授、王中原副教授做了评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周旺教授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展开对党史的论述。他认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存在三种叙事风格：迈斯纳侧重故事化呈现、石川祯浩以考证为核心、李颖按编年编排史料，引发对党史研究叙事选择的思考，而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关键线索在于从时间上关注1912—1927年，从空间关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探讨从甲午战争后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治体论”的思想转型及其复杂性。他认为，治体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在西学冲击下仍持续演化。他以严复、章士钊、李大钊、梁启超、朱光潜等人为例，分析其思想中传统治体论与西方立宪主义的碰撞。通过梳理和解读这些思想家，可以揭示转型时代接受西方现代性各种主义方案背后的中国传统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郑维伟教授围绕中央深改组（委）揭示了小组政治的制度逻辑。他基于对近十年公开文件的分析，梳理了相关机构的发展背景、运作机制与总体布局。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3年成立，并于2018年调整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履行议事、决策、协调等职责，聚焦改革总体设计与落实。在实际运作上，中央深改委通过审议改革规划明确改革措施与方向，以隔月会议推进工作，并审议通过文件。近十年的深化改革的制度变迁，揭示了小组政治的制度逻辑，为理解新时代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视角。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思丞副教授围绕国家治理视域下领导批示的运行与影响机制展开分析。他认为，领导批示不仅是“文书御天下”行政传统与现代“文件政治”的产物，更是中国政府运作中决策者行使权力、表达意愿及分配注意力的关键工具，他通过对对六位中央领导人七千余段批示的研究验证了批示数量与机构生存率及官员任期的正相关性。他还将批示权力细分为文件、会议、组织、媒体和具体事件五大类型，并阐释了其治理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晨副教授针对中共党史与政治学研究的融合路径，提出了从“运用理论”向“发展理论”进阶的主张，具体有三项策略：一是强化理论对话，跳出单一案例综述并与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对话以避免理论性重复；二是深化比较视野，运用相似性与相异性比较分析执行差异与殊途同归；三是拓展材料挖掘，在中央档案受限时转向纵向层级与横向系统的社会面史料搜集。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端程讲师以“两个结合”为核心，从历史政治学视角阐释了中共治国理政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他讨论了“大一统”传统与民主集中制在组织逻辑上的历史延续，传统“集议”制度与当代协商民主的文化关联以及传统官僚制度与现代干部制度在“选贤任能”理念上的结构转化。他认为中共的治国理政，是在文明传统中重构现代性，实现“制度化的文明再兴”，形成具有历史连续性与文化认同的政治发展路径，因此要超越西方叙事中的“民主—威权”简单二元框架去理解其政治合法性。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朱怀洋讲师从历史政治学视角出发，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干部的特质与行为逻辑。他从三个脉络展开分析：一是历史脉络，强调中共干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尤其在延安时期塑造了以先进性为基本属性、以示范教化为权力行使方式、以组织纪律性与政治能动性为行动模式的特质；二是文化传统脉络，认为中共干部承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政治角色，兼具行政、政治与教化功能；三是理论脉络，提出中共干部区别于韦伯式官僚，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能动性的新型治理主体。
闭幕式由贺东航教授致辞。他指出，整天的讨论，实质都是在围绕一个总问题——“从历史政治学视野下分析中共如何在百年历史中生成一种独特的政党治理”。他认为本次研讨至少有两个“共识”：一是可以借用中国传统的“经—史”框架来重构党史政治学的知识结构，“经” 是中共的哲学与理论、价值立场和方法论框架，“史”是中共百年革命、建政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过程。二是强调中共历史是生成中国政治学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的经验母体与理论源泉。贺东航教授最后感谢与会代表为这一总体图景提供了命题储备和理论支撑，把这次论坛上升为对“中国式政党—国家制度与机制研究”的集体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