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举行“国际人才和资本财富流动”国际研讨会
2024年9月28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国际人才和资本财富流动”（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he Talent and Wealthy）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出席了研讨会。
会议的第一场主题是“不平等世界中的人才和资本财富流动”（The Mobility of Talent and Wealth in an Unequal World），由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Kristin Surak副教授主持。
来自牛津大学的Andres Solimano研究员在线上做了题为“资本财富和人才的国际流动：一项概述”（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he Wealth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alent: An Overview）的发言。Solimano首先指出，财富跨国流动的决定因素有：寻求个人和财务安全、政治稳定、政策可预测性、财产权的尊重、子女享有良好的教育等。接着，他向我们展示了2023年全球个人财富分布金字塔、百万富翁的主要国家所在地，2000-2023年世界财富份额分配的演变图，百万富翁流入和流出的方向和规模。最后Solimano讨论了人才国际流动的主要类别、决定因素和全球人才供给的特点，谈到全球政策议程必须更加重视人才的流动性和高净值人才的迁移，需要制定有利的吸引或留住人才的政策。
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的Hal Salzman教授做了题为“‘从两边来看’：全球人才流动与国家科技政策的不对称性”（“From Both Sides Now”: The Asymmetries of Global Talent Migration and Na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Policies）的发言。Salzman教授的分享聚焦于科技创新（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STI）人才队伍，包括科学家、高技术工人以及公司、政府和大学中的创新主体。他指出，人才流失曾被认为是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 “人才外流”，而现在的人才流动分析和辩论则将人才流动重新概念化并评估为 “人才循环”（及其他变体），新兴和发达工业经济体都能从中获益。Salzman教授接着回顾了发达工业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人才流动模式和政策的历史演变，并探讨了促进人才流动政策中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认为人才流动对国家经济和全球科技创新（STI）发展都是互利的，随着全球人才的流动，知识得以直接和间接传播，新兴经济体将从中受益。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Anthony P. D’Costa教授做了题为“不平等结构与亚洲财富、人才的流动性”（Structures of Inequality and Asian Mobility of the Wealthy and Talent）的发言。D’Costa教授的分享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他阐述了旨在研究不平等与财富、人才国际流动性关系的分析框架，接着他分享了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四个国家财富分布和财富不平等的现有数据，其次简要回顾了以上四国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行了比较分析以确定其可能的细分机制，第四部分从流出国和流入国的角度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留学生和财富国际流动的具体数据图表，在最后一个部分中，D’Costa教授指出尽管研究中的四个亚洲主要经济体间存在（国家）差异，但这些国家资本积累中的不平等与财富、人才的国际流动有密切关系。
会议的第二场主题是“护照的等级制度”（The Hierarchy of Passport），由复旦社会科学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Jean-Marc Coicaud主持。
来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Kristin Surak副教授做了题为“金护照的全球市场”（The Global Market in Golden Passports）的发言。 Surak首先介绍了研究的现实背景，即公民身份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目前有十多个国家允许富人以一定的捐赠或投资换取入籍，每年有五万多人通过这种投资入籍计划获得“金护照”。 她指出，我们通常认为公民身份是一种确保在一国境内权利的身份，然而投资公民身份的价值取决于公民身份在国外所保障的权利，包括免签证准入和商业机会，这就赋予了第三国和超国家势力对其他国家如何接纳新成员的巨大影响力。
来自奥地利中欧大学的Dimitry Kochenov教授做了题为“现代早期斗争的重演？护照种族隔离世界中的财富尊严”（Early Modern Struggles Repeated? The Dignity of Wealth in the World of Passport Apartheid）的发言。Kochenov教授表示他今天的发言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公民身份的血缘传承，旨在说明贵族制度与前联合国古典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理论之间的联系，且由此产生的护照种族隔离造成了与前现代身份结构类似的血缘贵族制度。他进一步指出，财富是贵族制度松动的因素之一，而财富的流动性对重新思考未来全球移民法中的权利分配问题可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事实上这重复了早期现代性的斗争，这种斗争使僵化的贵族制度倒台，从而使所有人受益。
会议的第三场主题是“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公民身份与国家地位”（Citizenship and Statehood in a Post-Westphalian Era），由阿拉巴马大学的Anthony P. D’Costa教授主持。
来自悉尼大学的Daniel Schlagwein教授做了题为“数字游民及其对民族国家、组织和地方社区的影响”（Digital Nomad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ation-States,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Communities）的发言。Schlagwein教授首先介绍到，数字游民是指从事新游牧式全球生活方式的知识工作者，这已从2010年代中期的一个小众现象变成主流职业模式。虽然数字游民为一些人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新途径，但也有人质疑其长期可持续性及其对游民自身的影响。接着Schlagwein教授分享了数字游民对民族国家、组织和地方社区三方面的影响，其一，对于民族国家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潜在的熟练劳动力流失和税收“竞相降低”方面。但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则会从数字游民的涌入中获得经济利益，尽管对当地社区社会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疑问。其二，当 “远程优先 ”或 “天生游民 ”的新型组织出现时，组织和客户必须决定如何与数字游民员工和承包商合作。其三，在对数字游民的未来进行推测时，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即互联网如何使个人 “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同时又如何使当地人与数字游民、数字游民与定居者、工人与资本家、市场与组织、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这象征着一个全新的、数字化和全球化的社会经济空间，在某些方面，它是 “后民族国家 ”或 “后资本主义”。
来自耶鲁大学的Sarah Ganty博士做了题为“欧盟再殖民化公民身份的‘长手’：以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入籍项目为例”（The Long Hand of the EU Recolonizing Citizenship: The Example of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Programs in the Caribbean and the Pacific）的发言。Ganty博士指出，欧盟与投资入籍项目的关系颇具争议，无论是涉及其成员国，还是第三国，特别是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国，就后者而言，欧盟对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其出于所谓的安全原因而对其项目进行大幅限制。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国为例，Ganty博士认为欧盟控制此类计划的主要原因是血缘，其根源在于殖民化的历史进程。通过一些可疑的新殖民主义做法，欧盟正在对其前殖民地施加压力，以尽可能保持基于公民身份的种族和民族分隔，这阻碍了非西方种族公民享有更好的流动性，也使得前殖民地无法获得与这种流动性相关的重要收入。
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郑冰岛副教授做了题为“移民经历、户籍身份与城乡居民的基层选举参与”（Migration, Hukou Status, and Political Alienation in China’s Grassroot Elections）的发言。郑冰岛副教授认为以往的研究没有充分厘清人口流动、国家动员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中国的基层选举能为此研究议题提供良好的案例。此项研究聚焦经济依赖和社区归属在居民选举参与中的重要作用，对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中国基层选举投票中存在显著群体差异，返乡者和无城市户口的农民工选举参与程度较低；（2）机制分析显示：返乡者对当地经济机会依赖程度低，农民工缺乏城市社区认同，分别构成他们低参与率的重要解释。
会议的第四场主题是“人才和财富流动的回顾与展望”（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of Talent and Wealth Mobility），由美国罗格斯大学的Hal Salzman教授主持。
来自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美国罗格斯大学的Jean-Marc Coicaud教授做了题为“学生的全球流动与知识的地缘政治”（Students’ Global Mobilit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的发言。Coicaud教授关注的是亚洲和西方学生（欧洲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学习的程度，以及这意味着什么。他首先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似乎出现了知识的不平衡或不对称，非西方（尤其是亚洲）似乎比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更了解西方，大学生的国际流动性就是以上观点的一个例证，紧接着他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亚洲和西方学生全球流动性的比较数字，指出与西方学生相比，亚洲学生的流动性更大，Coicaud教授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依然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亚洲希望赶上西方，然后他分析了这种全球流动的不对称对知识的影响，即昨日的主导力量（西方，特别是欧洲）可能成为明日的被支配力量。最后Coicaud教授指出在未来需全面提高下一代学生的全球流动性。
来自印度金达尔全球法学院Vesselin Popovski教授做了题为“高净值移民”（High Net Worth Migrants）的发言。Popovski教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高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HNWI’s）的定义，即高净值人士是指净资产数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根据有关机构预测，全球有12.8万名百万富翁正从本国移民到其他国家，高净值人士移民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拉动因素，也有推动因素。紧接着Popovski教授详细阐述了高净值人士移民的六个驱动因素：（1）税收与投资；（2）商业机会；（3）政治稳定或不稳定；（4）公民身份和流动性；（5）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6）气候。
四个单元的讨论结束后，会议主持人郭苏建教授向各位学者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联合主办期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FDHS 2023年Cite Score分值3.9，位居Q1，接着郭苏建教授与参会学者讨论了会后论文出版的相关事宜，并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拨冗出席，期待各位学者所报告的论文在评审修改后由FDHS以专刊形式出版，会议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