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举行“对西方民主的批判性反思”国际研讨会
2024年9月7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Chinese Political Chinese Review编辑部主办的“对西方民主的批判性反思”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Western Democracy）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出席了研讨会。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高研院院长郭苏建首先致辞。郭苏建教授对参会的各位学者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向参会学者介绍了会议主办单位高研院及协办期刊Chinese Political Chinese Review (CPSR). CPSR是政治学领域的顶刊之一，2023年影响因子3.4，位居Q1，此次会议论文将以专刊形式发表。由高研院组织开展的全球正义指数研究项目，已经连续五年发布《全球正义指数报告》。郭苏建教授进一步介绍了高研院的访问学者、专职研究人员和在座的博士后，表示期待未来与参会学者开展深入、长期的学术交流。
会议的第一场主题是“危机中的民主或将重生”（Democracy in Crisis or to Be Reborn），由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Baogang He主持。
来自剑桥大学的John Dunn教授做了题为“西方民主模式的危机抑或只是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危机？”（Crisis of Democracy or Crises in Democracies?）的发言。Dunn教授指出，在政治解释中，不应将政权形式视为具有因果特征，因为这些因果特征超出了将其应用于世界或在世界范围内识别这些因果特征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西方民主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澳大拉西亚，与在欧洲或北美一样明显地体现出来时，才有理由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形式。Dunn教授认为，与此同时，任何特定民主国家的危机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严重影响，即使危机本身发生在一个具有突出时代特征的外部环境中，且危机的扩散又因跨国煽动或地缘政治冒险而加剧，危机的大部分仍是地方性的，具有浓厚的特殊性。
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Stephen Macedo教授在线上做了题为“高贵的谎言？疫情下的精英虚假信息”（Noble Lies? Elite Misinformation Under Covid）的发言。Macedo教授的发言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他向我们回顾了美国疫情之前的封控、学校关闭、口罩等非药物干预措施（NPIs，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及专家对这些措施的看法；接着他介绍了疫情早期社会各界对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异议和对分歧的容忍度逐渐降低；其次，他表示党派之间在疫情政策上的分歧很大，在接种疫苗前，民主党州施加的疫情限制比共和党州更严格，而民主党接种疫苗的速度比共和党快；再次，Macedo教授讨论了他对疫情中的“虚假信息”及政策分歧的看法；最后，他表示应更加宽容地对待和尊重不同意见，包括意识形态和观点的多样性，专家和精英应更加谦逊，承认不确定性，承认利益冲突，提高科学和科学新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等。
会议的第二场主题是“一种民主，多种形式”（One Democracy, Many Forms），由堪培拉大学政治、经济与社会学院高级讲师Jean-Paul Gagnon主持。
来自迪肯大学的Baogang He教授做了题为“西方抽签民主理论及其批评：抽样的实际逻辑”（The Logic of Randomness: Can Lottery Democracy Truly Replace Electoral Democracy?）的发言。何包钢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接着何教授对抽签民主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性评估，认为其是西方民主危机的一种所谓补救措施，抽签民主能够振兴和深化民主参与的主张缺乏强有力的经验支持。随后何教授分析追溯了抽签民主理论的演变，审视了其政治建议和方案，并以随机抽取过程的实际运作为中心构建了一个知识框架。最后，何教授强调了抽签民主的随机性在破坏授权、削弱同意理论、损害实质平等以及绕过授权问题等方面的固有问题。
来自奥地利中欧大学的Matthijs Bogaards教授做了题为“自由协合主义：矛盾的说法？”（Liberal Consociationalism: An Oxymoron?）的发言。Bogaards教授表示二十年前“自由”和“结盟”协合主义（“liberal” and “corporate” consociationalism）被提出用以区分权力分享制度中“自决”和“预决”群体的差异，如今尽管自由协合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后冲突和分裂社会的首先方案，但自由协合主义实则缺乏自由特征。Bogaards教授进一步指出尽管一些民主国家在民主评价上表现良好，但其逻辑仍以群体而非个体为基础。最后，Bogaards教授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停止使用“自由协合主义”和“结盟协合主义”两个术语，回到最早自决群体和预决群体的术语；第二，真实反映共识主义的社群根源。
会议的第三场主题是“平等与否，这是个问题”（To Equal or Not to Equal, That Is the Question），由中欧大学的Matthijs Bogaards教授主持。
来自堪培拉大学的Jean-Paul Gagnon做了题为“民主政体不应具有种族主义色彩”（A Democratic Polity Should Not Be Racist）的发言。他首先向我们列举了芬兰、德国、挪威和丹麦四个所谓民主表现优异国家的种族主义事例，接着他阐述了种族主义是如何与自由民主、选举民主、代议制民主等基本民主理论相矛盾的，这些矛盾的结果是政体的民主合法性被削弱、侵蚀甚至失效。最后，Gagnon表示为了打击种族主义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民主化，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种族化的少数群体如何看待民主。
来自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Yascha Mounk教授做了题为“平等的终结”（The End of Equality）的发言。Yascha Mounk教授说自 18 世纪末以来，西方政治一直以争取形式上的平等为基础，从那时起，第三等级、妇女、非裔美国人和性少数群体都赢得了作为正式公民的正式地位，但现在这些争取形式平等的斗争正在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Yascha Mounk教授进一步表示，随着所有主要社会群体都被接纳为正式公民，两个多世纪以来构建西方政治的基本问题已不复存在，由此产生的空白有助于解释当前困扰世界民主国家的许多混乱现象。
会议的第四场主题是“民主的失败与修复”（Democracy’s Failure and Fix），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Yascha Mounk教授主持。
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的Yves Schemeil教授在线上做了题为“当民主出现问题时： 重置还是忽视？”（When Democracy Bugs: Reset or Neglect? ）的发言。他认为当今西方民主面临时间缩减、数字增加和极化加剧三大新挑战，及决策节奏加快、对可用资源的需求不成比例、道德信念平庸化、对功绩和成就的尊重减少、多数决制的衰落五个棘手问题，这些导致了不稳定、瘫痪、相对主义、反精英主义和回应性缺乏的后果。Schemeil教授接着说，面对这些问题，忽视不再是一种选择，并提出两大重启手段，手段一包含为遗憾留有余地、拥有更多的时间做决定、重视讨论的重要性，手段二为将协商纳入代表，特别是公民议会委员会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可能有助于重塑民主。
来自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孟维瞻博士做了题为“美国政治的去极化”（The De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的发言。孟维瞻博士认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的争议性事件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严重伤害政治制度的健康运行，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围绕去极化、防止“内战”以及拯救民主制度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多数学者希望通过中间派和温和派推动改革，抑制极端政治势力和重建政治共识。孟维瞻博士同时发现激进的宪制改革和在宪法框架内改革都被一些精英提及，改革的声音也涉及到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着手解决美国政治极化的“病根”。然而这些改革尝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现有的政治分歧和矛盾。
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题为“西方民主的危机与批评： 从表征到反思”（Crises and Critics of Western Democracy: From Representation to Reflection）的圆桌讨论，由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Yves Schemeil主持，与会学者和参会师生就当今国际秩序下西方式民主现在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比如财富权利特权、少数群体的权利、各种社会政治内斗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和撕裂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应对展开了讨论。
圆桌讨论后，Schemeil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对各位学者的汇报表示感谢，会上的发言和讨论给予了他很多启发。此次研讨会主题丰富，内涵深刻，值得各位学者更进一步的探讨研究。最后，会议主持人郭苏建教授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拨冗出席，期待各位学者的论文在评审修改后可以尽快见刊，会议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文：李梦瑶、帅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