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漩：复杂性理论与协商系统

栏目：《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布时间：2023-08-29浏览次数：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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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漩^*

复杂性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系统化阐释是相对晚近的一件事。即便如此，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社会学自其初创时期就是一门应对和解决复杂性问题的学科。对现代社会进行研究，本质上是对复杂性问题进行研究。^{^[1]}现代社会相较于传统社会而言，在复杂程度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航海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性人口流动，工业化生产和组织方式革新所催生的阶级分化，不同民族、种族、性别和政治立场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带来了与古代社会截然不同的问题。这篇文章从系统性思维的出现谈起，探讨不同的社会复杂性领域，包括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sociology），复杂社会网络分析（complex social network analysis），社会控制论（sociocybernetics），卢曼复杂性学派（Luhmann School of Complexity）和英国复杂性学派（British-based School of Complexity）等，怎样借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困难。此外，论文以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为例，阐述复杂性思维对传统理论领域的重塑和影响。

一、社会系统

（一）系统性思维的出现

一般而言，系统被认为是一系列事项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合。按照这个定义，社会系统，指代着社会单位（个人、群体、组织等）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2]}经典社会学思想家如涂尔干、孔德、斯宾塞等，都倾向于将社会作为系统来进行分析，他们被称为拥有系统性思维的思想家（systems thinkers）。而他们的系统论是与社会演化的观念缠绕在一起的。根据这样一种观念，社会的发展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简单朝向复杂的更迭。19世纪，随着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来解释物种的起源，生物学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来自于生物学的原理和概念也被早期社会学思想家们所吸收，用于解释社会的构成。例如社会学家斯宾塞，本身也是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860年出版的《第一原理》为进化理论提出了纲要。斯宾塞将社会系统与生物有机体类比，因此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功能主义理论家。^{^[3]}功能主义认为，就像生物体由细胞和组织所构成，社会也可以看作一个由群体和阶层所构成的庞大系统。系统中的不同单元各司其职，具备不同的功能，因此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确保系统的整体存续。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组织如何发展，就需要了解这个组织在开始及以后的需求。^{^[4]}这样，社会学的提问方式由“它是什么”变成了“它承担什么功能”。孔德也将社会作为整体来进行考虑，认为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涂尔干在他的基础上，对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做出了进一步分析。在他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团结作为社会凝聚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社会团结包括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两种，两者之间的差别展示了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系统化过程。在简单社会中，人们在信仰、道德、规范方面分享着较为同质的集体意识，这些彼此认同的价值是集体情感的来源，为社会凝聚提供了基础。这样一种高度同质化的集体意识，如同机械力量一样，将不同的社会单元凝聚在一起，维持着系统整体的稳定运转，从而被称为机械团结。而当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出现阶层、党派、信奉不同价值的群体时，同质化的集体意识不复存在，道德个体主义取而代之。持有不同专长、技能和道德信念的个人在社会系统中分工协作，高度的差异性反而导致了高度的相互倚靠。就像生物体中的不同组织器官扮演着不同角色一样，这些差异化的群体也依赖着彼此所提供的不同功能而得以生存，机械团结由此转变为有机团结，维持着系统的凝聚和运转。^{^[5]}

（二）社会系统与控制论

在探索和发展社会复杂性理论的众多学者当中，帕森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社会行动的结构》到《社会系统》以及之后的著作中，帕森斯致力于刻画一套完整的理论范式，从社会行动出发，来描述社会系统中不同单元的交往互动。因此，他提出了AGIL模型，来说明社会系统中的四种需求：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它们之间具有顺序性。“适应”是最初级的需要，它要求系统具备从自然环境中获得资源并进行生产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目标达成”指向未来，要求系统具备制定计划、政治决策和长远目标的能力。“整合”指向价值层面的和谐，要求系统能够提供一套稳固充分的价值规范来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如共同语言、信念、宗教等。而“模式维持”要求系统将上述三种功能以某种秩序保存下来，实现代际间的稳定更迭，从而确保系统能够连续、不中断的发展下去，体现为家庭、社区、学校等制度的产生。前两种功能致力于解决外部问题（external problems），即怎样克服自然挑战、获取资源并实现长远的生存目标。而后两种功能致力于解决内部问题（internal problems），即缓解冲突、实现整合、创造共同价值和集体情感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际。这四个功能，分别对应着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6]}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继承经典社会理论学家们的系统性思维传统以外，帕森斯还借用了当时的新兴领域控制论（cybernetics）作为分析工具，这让帕森斯成为了复杂性科学的智识先驱。系统科学和控制论，促成了诸多领域在20世纪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博弈论，计算机建模等。^{^[7]}帕森斯在解释AGIL模型时，将它描述为一个控制论意义上的等级系统（cybernetic hierarchy），系统具有方向和秩序，位于更高等级的功能对低等级功能施加控制。例如，从信息角度上看（informational point of view），系统按照L-I-G-A的顺序展开控制，这意味着L（模式维持）可以控制I（整合），而I又可以控制G（目标达成），G控制A（适应）。也就是说，符合L-I-G-A秩序的系统之中，文化方面的模式特征L，控制着社会方面的规范整合I，进而控制政治方面的目标制定G，最终控制了经济方面的物质生产A。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控制”（control），在帕森斯看来，指的是定义（define）而不是决定（determine）。就像计算机游戏中的预设参数为游戏玩家提供了框架，系统中居于更高层级的功能也定义、控制和影响了低层级功能的发展，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决定游戏或系统的最终走向，因为玩家（社会行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8]}

帕森斯及其结构功能主义也面临着诸多批评。例如，帕森斯的模型过于抽象，很难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进行运用。^{^[9]}它过于依赖目的论的前提，完全根据个体对系统的有益作用来解释个体存在的意义。冲突论者（conflict theorists）批评帕森斯强调秩序与共识，从而忽略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难以解释部分与整体的差异，以及那些对整体造成伤害的单元的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本质上是过于保守的，几乎没有为社会变革留下空间。

二、社会复杂性科学（SACS）

即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再流行，但他却以另外的方式，在逐渐兴起的社会复杂性理论之中重返学界的视野。^{^[10]}社会复杂性科学（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诞生于20世纪末，与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共轨，约翰·尤瑞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转向。^{^[11]}然而，不同于复杂性科学所获得的全球影响力，有关社会复杂性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于相互独立的小范围讨论中，彼此之间交流甚少，并与主流社会学存在距离。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总结了自20世纪末起探讨社会复杂性科学的五个领域：1. 计算社会学；2. 复杂社会网络分析；3. 社会控制论；4. 卢曼复杂性学派；5. 英国复杂性学派。这一章将依次对这五个领域进行说明。

（一）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sociology）

计算社会学集中体现了社会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本质上来说，计算社会学是将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统计、建模、计算机模拟等。我们以计算机模拟为例，展示这些方法怎样被用于解决有关人类社会的问题。

与传统上来说基于实验的方法不同，计算机可以撘构一个虚拟的“人工社会”，通过设置环境参数，来实现系统内主体的自由行动，从而观测主体行为和主体间的交互。奈杰尔·吉尔伯特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计算机社会模拟：微观模拟，系统动力学模拟和基于主体的模拟。微观模拟以真实数据为基础，通过不断更新个人、家庭等数据样本，来获得关于整体的统计值。系统动力学模拟（system dynamic simulation）更进一步，对交互过程进行处理和模型化，从而得到与交互有关的信息。基于主体的模拟方法（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将主体刻画为具有自主性和学习能力的行动者，通过设定环境参数，来观察主体的行为、交互、选择和变化。^{^[12]}

通过搭建一个人工社会，计算机模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客观与主观的界限。模拟生成的社会模型，并不是经验世界的仿照，而是拥有行动和学习能力的个体，在特殊的环境参数中做出的选择。因此，人工社会可以被看做是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维度：“人工社会已迈向‘多重社会’的认识，认为人工社会也是一种现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可能的替代形式，甚至是地球之外的可能社会的可能实现方式。人工社会的这种思想，与人工生命中的生命是‘多重现象（multiverse Phenomenon）’ ^{^[13]}的观点是一致的”。^{^[14]}

在数据缺失、数据质量较低的情况下，计算机模拟，尤其基于主体的模拟，因其并不依赖于经验数据而成为可替代的选项，因此具备较大的优势。但同时，这也成为它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在实证主义看来，经验世界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最终标准，如果计算机模拟的目标并非与经验世界趋同，而是生成一个与经验世界平行的人工社会，那么我们怎样对模拟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此外，计算机模拟需要为模型设置初始环境参数，而对于环境参数的设置，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既有文献的理解，从而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偏差，这也对计算机模拟的可靠性构成了挑战。

（二）复杂社会网络分析（complex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复杂性社会网络分析致力于解释人群之间的复杂交互模式。这一理论认为探索个人行为的关键，在于探索这个人是怎样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进行互动。复杂社会网络分析与复杂性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方法上，复杂性科学为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工具，例如图论（graph theory），进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离散数学（discrete mathematics），代理人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等。^{^[15]}

在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看来，复杂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以邓肯·沃兹为代表的新网络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沃兹认为，这一分支不仅建立在历史悠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成果之上的，同时也建立在离散数学和图论的基础之上。得益于快速发展的计算机科学和可获取的电子数据，这一领域逐渐吸引了来自数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16]}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复杂社会网络分析关注那些学科间的交叉性问题，如对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网络进行分析，探索它们在时间维度上发生的变化，考察它们内部的文化与信息流动等。它对旧的问题提出新的问法，促进领域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引入和发展了新的技术工具，如离散数学，幂次定律（power law），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等。^{^[17]}

第二个分支被称为全球网络社会（global network society），它的目的是通过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进一步探索全球社会的动态结构。尤瑞总结了对于全球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基于社会网络的全球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交互逐渐摆脱地理距离的限制，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传统的社会网络常常局限在家庭、宗族、国家的内部，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交互超越了这一边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跨国贸易与金融链条的形成。基于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强调交流方式的革新。信息时代和电子通讯手段的发展，让交流不再受限于传统的时空概念，并导致了电子化社区的出现。基于文化的全球化概念强调创造一种世界性的良知、共识和人道主义的可能。在这一维度下，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沟通、商谈、交换观点和看法，并形成可能的政策。跨国界的贸易生产和人口流动，也带来了跨国界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等，这些问题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协同努力。在这一背景之下，基于文化的全球化概念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尤瑞还分析了基于复杂系统的全球化概念，而这一概念是前述概念的综合。新出现的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也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相关问题的解决当中。^{^[18]}

（三）社会控制论（sociocybernetics）

20世纪50年代是计算机的时代，也开启了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社会控制论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阐述了不断演进的三个控制论版本。

控制论的一阶版本来自于维纳。1947年，他首次使用“控制论”一词，并在随后的著作中发掘了它的社会含义。^{^[19]}维纳相信人类与计算机的互动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科学需要帮助社会为此做好准备。最好的办法，是将人类社会看做一个计算机系统，探索它怎样运行，从而对其施加控制。^{^[20]}这一观点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特殊性，自然遭到来自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批评。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从两个方面总结了维纳的错误。首先，不同于机器，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灵活性。其次，科学家自身也在他们所观测的社会系统之中，而无法独立于系统存在。^{^[21]}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基于其上的反思，推动了第二个版本的社会控制论的出现。

二阶控制论由海因兹·冯·福斯特提出。福斯特对初始版本进行了改进。他强调自我观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计算机的重要特征。人类社会具有交流，创造和生成意义的能力，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和自我指涉。而计算机只能在给定的结构中进行数据的输入与输出，它无法对它的系统参数进行自我调整。在此基础上，二阶控制论处理了观察者和系统之间的关系。一阶控制论试图将观察者独立于系统之外，而在二阶控制论中，福斯特尝试将控制论进行递归运用，即运用于其自身。因此，二阶控制论也被称为关于控制论的控制论（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

三阶控制论，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社会控制论。即便二阶控制论已经在修正简单控制论的方向上做出了努力，但这些调整被认为是不够充分的。社会学家要求社会学与二阶控制论之间进行一种基于相互批判的完善与融合。社会控制论将社会系统视为高度复杂的多阶系统，对系统进行控制依赖于不同层次之间的双向信息流通。因此，社会控制论强调不同层次、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变和互补。^{^[22]}与我们接下来即将讨论的卢曼学派一样，由于社会控制论的出现早于复杂性科学，它的贡献主要在于观念而非方法。

（四）卢曼学派（Luhmann School of Complexity）

卢曼学派是社会复杂理论的五个子领域中最为接近社会学的领域，也为社会复杂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看来，自我再生（autopoisis）是对卢曼的社会系统而言最为重要的概念。在自生系统论的框架下，卢曼将社会描述为具有自我生产、自我组织、动态的、复杂的、突生的等一系列特征的系统。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将这些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对卢曼来说，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交流系统。不同于一般的物理系统，社会系统由符号、话语和他们携带的意义构成。其次，作为一个交流系统，它并不基于个人，在超越个人之上，是在交流符号的互动中突生（emerge）出来的系统。可以说，卢曼用交流取代了行动，没有个体，只有交流才是最基本的系统单位。在组织上，社会也并不依赖于个人。相反，个人是被包围在社会之中的，这种包围程度如此强烈，以至于社会限定了人类思想的边界所在。因此，我们不可能具有关于社会本身的完善讨论，因为我们也身处社会之中，无法抽离于社会之外。此外，因为社会是一个交流系统，现实地理疆域并不对它构成边界，对它的范围进行限制的是交流以及交流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的目的是自我生产。继承于涂尔干、斯宾塞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卢曼也认为社会存在的意义在于让自身永久性的存续下去。由于社会是由交流符号所构成，它更像一个机器而非一个有机体。卢曼同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作为一个自我再生的系统，社会处理这一复杂化趋向的方法，是突生出不同的子系统，例如科学、婚姻、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等。^{^[23]}

除了自我再生，卢曼用来描述社会系统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ze）。因为人类和人类思想被限定于社会作为交流系统的边界之内，所以人只能从内部考察和看待有关社会的知识，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本身也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我指涉系统通过不断对环境做出新的区分，来不断进行自我指涉。因此，这一过程也构成了功能分化，即在环境中引入新的系统来形成子系统。^{^[24]}

在卢曼看来，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标志着一个社会系统所属的类型与阶段。而且，相比于分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其方式。卢曼按照社会分化的水平，将人类社会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区隔分化（segmented differentiation）为标志的古代社会，以阶层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为标志的前现代高度文明社会，和以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在古代社会中，作为社会分化结果的子系统如家庭、家族等，为同质的存在。在前现代文明社会，因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子系统分化为不同等级的阶层，具有高低秩序上的差异。而到了现代社会，系统开始依照功能上的不同进行分化，形成如政治、经济、教育等不同功能的子系统。这样一种分化方式的特征是既有平等，又有不平等，“系统内某种功能平等性和系统与其环境间功能不平等性”同时存在。^{^[25]}

由于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提到媒介在协商系统化方案中发挥的作用，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一下卢曼关于交流和媒介的论述。卢曼将交流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单位。在卢曼的语境中，交流（communication）指的是人类交往的全部行为，包括语言、行动、交换等，这些被卢曼统称为交流。而媒介，是使交流得以可能的那个东西。如果交流指的是“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那么媒介就是能够保障人类一切交往活动发生的机制，其中包括真理、权力、爱、货币等作为媒介，这些符号的功能不再是传播讯息（information），而在确保特定传播活动的成功，以维持系统的存在”。^{^[26]}在卢曼的系统中，媒介包含三个层面上的意义。首先是“理解媒介”，如语言、手势等，这些基础性的媒介确保了信息被告知和理解。其次，是“拓展媒介”，相比于理解媒介，扩展媒介对于信息的传达不受时空范围的限制，打破了互动的场景条件，如文字、风俗等。最后是“象征扩展型传播媒介”，这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媒介，确保作为系统基本单元的交流的自我生成，使交流得以不断延续和进行。例如，政治系统中，权力扮演了象征扩散型传播媒介的角色；宗教系统中，信仰扮演了这一角色；经济系统中，金钱和财产扮演了这一角色；而大众媒体系统中，传播技术扮演了这一角色。^{^[27]}

（五）英国复杂性学派（British-based School of Complexity）

在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看来，英国复杂性学派是关注社会复杂理论的五个派别中最为激进的一支。它要求根据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对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进行彻底的改革。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认为，这个学派的主要目标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创造一种后学科时代的社会学（post-disciplinary sociology），即打破学科边界以及学科所对应的制度安排和智识分工。后学科时代的社会学，可以体现为学科间的（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甚至反学科的（anti-disciplinary）。这样一个目标的设立与系统论领域的长期传统有关。因为方法论的缘故，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天然具有打破学科边界的倾向，而自然科学和计算科学在对于复杂系统的关注上殊途同归，这使得学科分界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然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范畴中，主流领域对于系统论思维的忽视使得打破学科的任务变得艰难。例如，因为缺少系统性的视角，大部分社会学家并不认同物理学或生物学知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强调系统性框架，打破学科边界和智识分工，成为了英国复杂性学派的首要目标。^{^[28]}

其次，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推进方法论上的进步。随着数字化设备的广泛使用，有关人类行为的大量数据被记录下来，为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同时也对旧的社会科学方法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新的变化，英国复杂性学派强烈要求方法、技术和工具上的更新。他们号召将复杂性科学中的方法利用到社会科学中，如我们在“计算社会学”中提到过的计算机模拟，在“复杂社会网络分析”中提到过的离散数学，人工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等。这样一种对于方法融合的强烈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子领域，即复杂的复杂性（complex complexity, C²）。这个领域致力于使用基于社会学的批判性视角去考察复杂性科学方法，推进复杂性科学方法和既有社会学理论工具的融合，从而在认知论、方法论和理论框架上实现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完善。^{^[29]}

第三，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将“复杂系统”作为首要理论框架，并用其探索一切社会学相关的问题，例如全球化，城市设计和社会流动等。^{^[30]}除了关心方法和新技术，英国复杂性学派在理论上也拥有野心，这也使它具备了一定的特殊性。

三、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

（一）协商与投票

1980年，约瑟夫·贝赛特首次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31]}，在那之后，大量与协商民主有关的讨论与著述相继涌现。它们中的大多数，将协商民主理解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并在传统的民主理论框架之下，考察、辨析和完善它的概念。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它们的理论动力都源自于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在以多元价值为特征的后传统时代里，共同生活的公民如何进行公共决策？以选举为代表的早期民主理论，用一人一票的方式，赋予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同样的分量，并保证了每一个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因此，选举民主的支持者们认为，选举为解决分歧提供了有效的方案，推动了公共意志的凝聚和公共决策的生成，是公平的最大体现。由于投票民主对个人偏好进行登记与加和，这样一种民主方案也被称为聚合式民主（aggregative democracy）。19世纪末，这样一种对于个人偏好的累加式做法，遭致了很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聚合式民主将个体偏好视为确定无疑的，并不追问这些偏好是如何被塑造、影响和最终形成的。在投票过程中，受到关注的往往只是投票的结果，缺乏渠道和平台，使选票背后的理由得到交流和展现。因此，一些学者批评，这样一种缺乏沟通机制的民主方案，没有为选民的自我修正留下空间，反而会导致观点的固化和极化：“这些分布可能是公平或者不公平的，但聚合式的民主概念不提供任何我们得以判断其是否公平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没有提供任何过程，使公民基于这些权力分布的观点和看法可能得以改变”。^{^[32]}在此之外，聚合式民主遭受的另一个批评，是它丧失了政治生活的公共维度。投票将个人与他者、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竞争。通过投票，已经形成的、无法通约的偏好和意见，在竞技场中相互竞争，公共意志的产生不过是持有不同偏好的各方争夺权力的过程。决策取决于叠加和计算，胜负被认为是唯一的裁定标准。在这样一个模型中，公共决策被简化为市场竞争，公民被简化为持有不同立场的理性人。政客为了吸引选民所做的工作，和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所做的如出一辙，公共意志的凝聚过程被压缩到最低：“成功是由被量化为选票的公民对个人或项目的认可来衡量的。选民通过选票表达他们的偏好。他们的投票决策与市场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具有相同的结构。它们允许不同政党以成功为导向的态度争夺权力职位”^{^[33]}。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替代所出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主理论学者加入这一思潮，曼宁是其中之一。曼宁批评了卢梭和罗尔斯的一元论方案，强调协商对于多元主义时代的重要性。曼宁认为，卢梭和罗尔斯都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集体同意（unanimity）之上，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依赖于一个一元论的个人观念。无论是卢梭（对于“公意”和“众意”的区分）还是罗尔斯（进入无知之幕所需要具备的两种道德能力），事实上都为人们进入讨论施加了条件，而一种特殊的、实质性的个人观念，正是在这个环节中被隐秘的植入到了“条件”之中。更具体的说，仅仅只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能够获得发声的资格，其他观念的持有者被宣判为“错的”进而事先排除在了讨论之外。^{^[34]}早在讨论开始之前，同化已经完成。公意、决策、正义原则的生成，是机制的同义反复。所以，“协商”在这些理论中，并不占据真正的位置，没有反思审慎，没有信息交换，没有对“偏好”和“观念”的新的认识，每个人在意志上都是已经被规定好的，缺少自我修正的空间。总的来说，这样一种传统，在理论上，用一个已经决定的实质性个人观念，来完成“一致同意”的要求；实践上，用强制性的多数原则，来制定不可避免的公共决策——这个意义上，他们与他们的对手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是一样的。^{^[35]}

因此，协商理论家们认为，传统的自由民主理论及其近乎枯竭的制度能力，已经无法承担后传统时代多元化的社会期望，而必须要做的，是在认肯多元价值的前提下，重新找回合法性。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协商民主的伦理功能。^{^[36]}协商民主的伦理功能被一些协商理论家认可为最重要的协商功能之一，同时也是古特曼和汤普森阐述协商有助于解决深层次道德冲突的主要理由。^{^[37]}这个功能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即我们所处的时代面临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多元危机：每一种不可通约的立场都紧密的附属于某个实质性的道德身份，而这个身份是内嵌于一个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经验和世俗道德之中的。它以构成性的方式与一个人的“自我”相联系，使得由此产生的冲突，相比一般的政治利益冲突而言更加棘手，因为人们无法对身份所依附的信念像对消费对象一样进行取舍和让渡——“身份是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38]}——“改变”身份要求一套全新的、当前范式以外的道德理由，以及足够的自我反思所带来的重估可能性。这是为什么理性选择理论及其提出的谈判策略（讨价还价），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冲突，而当代社群主义者们通过号召集体身份所提出的（本质上否定多元事实）的一元论方案，也将面临合法性上的失败。因此，在沃伦看来，“协商是能够将道德立场的理由代入公共空间的唯一资源”。通过交流，审慎，承认对方作为某种理由、论断、视角集合的资格，并向对方敞开，即使未必能够抵达共识但至少能够抵达“理解”和“尊重”。

这里需要强调“理解尊重”在协商理论中的位置。一部分理论家如曼斯布里奇，至少暗示了“理解尊重”是人们进入协商的前提条件之一。而这个条件与“把人当做目的”的康德式命令具有联系。尊重一个对手，意味着尊重他所依附的道德人格和自主能力。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由于它至少部分的要求了某种实质性的个人观念，从而受到批评。但另一些基于哈贝马斯程序性构想的协商理论，并不将“理解尊重”视为协商发生的必要条件，开启协商的，也可以是某种势力平衡。也就是说，现实状况迫使一方不可能不计成本的将意志施加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其他人，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于强制力以外的其他资源。而协商仅仅是一种机制，允许不同的意见在其中进行争论。交流和话语，以及它们所附带的道德理由，促使每个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判断，“理解尊重”是在交流之后产生的，它来自于对方在表述时所持有的理由以及蕴含在论断中的理性力量，而不是某种先在的、含混的道德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等人论证道，即使存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它也需要依赖于对话背景才能够被揭示并具备意义。^{^[39]}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尊重”作为协商的结果，是其伦理功能的重要体现。

虽然“什么样的交谈互动才能够称得上协商”这一问题尚存在着分歧，但一套相对而言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来自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40]}哈贝马斯诉诸于某种流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将协商理论下的个人设想为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个体，这种联系的可能性植根于反思、交谈、相互理解和自我重塑的能力。在哈贝马斯看来，以谈话为媒介的“影响力”(influence)，是不同于市场（货币）与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的强制力，因为影响力的实质是论断中蕴含的理性力量。这种力量联结每一个个体，并且制造了改变与共识的可能性——“共识”并非来自于前政治的、先在的、恰好“重叠”的各方意见，而是来自于交谈、人为和制造。这样一套标准为后来被称为第一类协商（Type I deliberation）的原则系统奠定了基础。^{^[41]}这一类协商强调话语中包含的理性和展开协商的意图。根据第一类协商所制定的标准，协商指的是平等自由的个体在谈话中交换理由。在理想的协商环境中，“好的理由所携带的非强制性力量”是促使个人改变立场的唯一可接受方式。

（二）系统化转向

21世纪以来，在经典协商原则的指导之下，不同种类的协商实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从詹姆斯·费什金的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到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42]}这表明协商民主已经从“理论争辩”的阶段过渡为一种“工作指南”。^{^[43]}这些基于实践的协商经验所带来的反思，重新激活了有关协商标准的讨论。在第一类协商的原则之下，谈判、修辞（rhetoric）、故事（storytelling）等常见的对话形式都被排除在外。然而田野经验证明，这一类交流方式尽管不符合经典标准对协商的要求，但是在“提供可信度，建立同理心，激发义愤感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观点的证成”。^{^[44]}因此，这些交流方式被重新纳入进来，成为协商的类型之一。这一转变意味着，协商的理论核心由哈贝马斯式的“理性论证”朝向“相互论证”进行了转移——即令人信服的、可接受的和有说服力的观点，取代“理性”成为了协商的中心要素。^{^[45]}这样一种全新的协商标准被称为“第二类协商”（Type II deliberation）。

与之共轨的另一个变化，是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新世纪以来，协商领域的主要工作，都集中于探索怎样评价、完善单次协商的质量，并形成对未来实践的指导。然而，这种以孤立的、单次的实践活动为研究主题的做法，能够得到的仅仅是针对单个协商活动的结论。这种做法暗示，只要我们穷尽所有特殊协商活动的知识，我们就能获得关于整体的图景。但问题是，不同的协商活动之间，并不是相互断裂、毫无联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因此，仅仅探究单个协商的质量、功能及效果，将遗漏它在系统层面产生的影响，无助于协商之间的整合与制度化。必须采纳一个系统性的视角，将研究对象从“协商”扩延到协商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弄清楚协商的整体逻辑，并整体性的提升协商效率。这就是由相互独立的协商实践向协商系统(deliberative system)的转向。

系统化转向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来强调转向的必要性。首先，以系统而非单次协商的视角来设计评价标准，有助于提高协商在整体上的效率。系统化方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即每一次具体的协商实践所产生的效果，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例如，一些从单次维度上看不够完善的实践形式，却能够激发一种指向他者（其他的协商活动）或指向未来（往后的协商活动）的积极效应，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作为系统的协商效率。过去的评价方法，没有为这种基于他者或未来的理由提供辩护，从而存在偏颇或疏漏的可能。在这里，系统化所要求的其实是一种基于系统的全新评价标准，这种标准确保我们不会遗漏单次实践对于系统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不仅应该独立的评价每一次具体的协商质量，也应该在系统视角下，对该协商的整体贡献进行评价。决策与合法性的要求，应该由整个系统来承担和背负。^{^[46]}

系统化方案所依据的第二个理由，与分工合作的理想相联系。在他们看来，协商民主的三个主要功能，即认识论功能、伦理功能和政治功能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的可能性。不应当乐观的期待，协商的不同功能可以天然的在一次实践中得到平均的促进。因为事实往往是，对于一种功能的促进，需要以牺牲另一种功能为代价。比如，修辞或故事的协商形式，在唤起共同感受从而促进相互理解上具有强的效率，但因其借助于情感而非理性论断，从而在认识论功能上将会有所减损。因此，三种功能在优先性上的排序成为问题并引发持续的争论。而一种系统化的视角，允许协商实践在不同的情况下促进不同的功能，并依照分工合作的理想，在整体上得到融合与补足。这样一个要求，同样增加了评价的难度与复杂性，并迫切的要求一种基于整体的全新评价体系，来对单次协商的总体贡献进行判定。^{^[47]}

在这个基础上，协商系统得以真正成为“体系”，而不仅仅是无数独立的协商实践的聚合。这也是协商系统有望真正解决“规模问题”(problem of scale)的原因。规模问题是协商理论遭受到的最常见批评，这个批评针对的是协商实践中大众参与的缺失。这个批评认为，协商活动不可能真正成为全民性的，一方面由于全民协商的成本太过高昂，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在时间、精力、甚至关注与兴趣上的投入有限（毕竟政治价值仅仅是构成好生活的多种价值之一）。那么，这个批评断言，缺乏大众参与的协商，不足以兑现它所承诺的功能，并且可能沦为精英政治与特定阶层操纵决策的手段。这里，协商系统为这个批评提供了解决思路。因为，协商系统的核心承诺，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内部联系。即每一次的协商实践，在结果和功能上，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个体，通过在协商系统中占据位置，能够对整个系统及其决策施加影响。这样一种施加影响的方式，即便可能是间接的，构成了长远意义上的“参与”途径，使个人不必真的参与到每一次具体协商中去，也能够影响集体意志的形成。

在过去的十年中，德雷泽克、钱伯斯等学者均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过协商实践所面临的系统化需要；而在帕金森与曼斯布里奇在主编的《协商系统：大规模的协商民主》一书当中，系统化理想首次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规定与阐述。他们声称，协商系统是“一种通过论辩、证明、表达与说服等手段来应对政治冲突和解决问题的交谈式系统。在良好的协商系统中，提出相关观点的说服应该替代压制、压迫和轻率的忽略。从规范层面来说，系统式路径意味着，人们应该从系统整体的视角而不是以组成系统的部分来评价系统”^{^[48]}。具体而言，想要评价某次协商在系统层面的效果，需要考察此次协商在“认识论功能、伦理功能、民主功能”三个方面上对于系统的促进。

（三）媒介的系统化

“协商系统”转向中的一个重要讨论，是对媒介的协商化。孤立看来，每一类具体的协商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应用和修正，在程序方面已近完善，而整体治理效果欠缺的主要原因不在协商，而在协商间的关联——即媒介。协商实践 “面对面”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在小范围人群中展开。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发言机会与参与质量，单次协商活动的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二十到五十人的范围内，而绝大多数的公众，只有通过媒介（新闻、电视、网络、口耳相传等）才能获得协商得结果。因此，媒介的作用至关重要，媒介的传递方式，决定了协商能够施加影响、发挥功能的范围。如果媒介是不合格的，那么即使协商活动本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效果也将局限于一小群参与者当中。理论层面上看，传统协商研究鲜少讨论媒介的重要性；而从经验事实上来看，目前存在的大部分协商媒介（连接协商与协商；连接协商与大众）都是不令人满意的。当某次具体的协商实践结束，通过媒介获得传递的信息往往只有协商的结果，而不是协商过程中的论点、理由、故事和情绪。但是，协商的本质不是一个“决策机制”，而是“交流场域”，它能够发挥功能，依赖于对话所承载的理由以及理由所内嵌于的一整套叙事。通过交流，这些理由被传递给对方，连带着被传递的，是这个人的故事，他的历史，他选择这个理由的前因后果，形成信念和立场的根据。理解和尊重是随后才得以发生的——我不认同你的立场，但能够共情你的处境，并尊重你作为一个理性主体的判断能力。但是这一切，在媒介进行传递的过程中（无论这个媒介是报纸，网络，还是一个人或机构），常常被当作次要的信息而省略掉了，这个决定伴随着的，是协商效力的终止。以听证会为例，城市价格听证会，官方网站（政府主页，物价局主页等）在对听证会进行通报的时候，几乎仅仅通报结果，而不通报过程。传统媒体和网络新闻对于价格听证会的报道，也大部分集中于听证结果的政策分析，公民可能受到的影响等等。至于这个方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逐步诞生的，很少被识别为一个值得占据报道篇幅的内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关于价格听证会的调研中，听证会参与人，与并未参与听证的公众，对听证会的态度存在巨大的差异。

四、总结

这篇文章从系统性思维的出现谈起，讨论了经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孔德、斯宾塞等，将社会作为系统来分析的倾向。这些人或多或少受到流行于19世纪的生物学影响，将社会系统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社会可以看作一个由群体和阶层所构成的庞大系统。在其之后，帕森斯发展和完善了社会系统的概念，并对其结构进行了精巧的设计。他提出了著名的AGIL模型，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与模式维持，来解释社会系统的四种主要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继承系统性思维的传统以外，帕森斯还借用了控制论（cybernetics）作为分析工具，这让帕森斯成为了复杂性科学的智识先驱。系统化思维和控制论，为之后社会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几个主要的社会复杂性科学领域，包括计算社会学，复杂社会网络分析，社会控制论，卢曼复杂性学派和英国复杂性学派等。具体来说，他们怎样借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其中，计算社会学集中体现了社会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将统计、建模、计算机模拟等前沿技术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复杂性社会网络分析致力于解释人群之间的复杂交互模式，包括新网络科学和全球网络社会两个主要分支。控制论开启了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而社会控制论是其不断演化的结果。通过社会控制论，社会学和二阶控制论之间完成了基于相互批判的完善与融合，强调不同层次、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变与互补。卢曼学派和英国复杂性学派，相较于方法论方面的推进而言，更加重要的贡献在于为社会复杂性科学领域提供了理论框架。卢曼借用现象学的成果探讨社会系统的结构，将系统描述为自我再生和自我指涉的。而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突破学科边界，并对社会科学进行彻底的革新，是五个领域中最为激进的一支。

此外，论文以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为例，阐述复杂性思维对传统理论领域的重塑和影响。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在20世纪末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它从一种理论过渡为一种工作指南，以创新实践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这些实践经验重新激发了关于理论的探讨，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不同的协商活动之间，并不是相互断裂、毫无联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此，只有采纳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才能够理解协商的逻辑并提高其效率。在有关协商系统的诸多讨论中，媒介的协商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文章强调媒介的作用至关重要，媒介的传递方式，决定了协商能够施加影响、发挥功能的范围。

* 覃漩，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

[1] Peter Baehr, Founders, Classics, Canons: Modern Disputes over the Origins and Appraisal of Sociology's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Brian Castellani and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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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G. Perrin, "Jonathan H. Turner. ‘Herbert Spencer: A Renewed Appreciation’ (Book Review)", 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49, no.3 (1988), p. 309.

[4]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 2, New York: D. Appleton, 1882.

[5]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4.

[6] Parsons, Talcott.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7] Brian Castellani and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8]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9] George Ritzer and Barry Smart (eds.) ,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2003.

[10] Brian Castellani and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11] John Urry, "The Complexity Tur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22, no.5 (2005), pp. 1-14.

[12] Nigel Gilbert and Klaus Troitzsch, Simulation for the Social Scientist,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5.

[13] Claus Emmeche, “Is Life as a Multiverse Phenomenon?” Santa Fe Institute Studies in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Vol.17, pp.553-553.

[14] 王飞跃等：《从人工生命到人工社会——复杂社会系统研究的现状和展望》，载《学会》2004年第5期

[15] Duncan J. Watts and Steven H. Strogatz, "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 Nature, Vol.393, no.6684 (1998), pp. 440-442.

[16] Duncan J. Watts,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Vol.30, (2004), pp.243-270.

[17] Brian Castellani and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18] John Urry, Global Complexi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19]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9.

[20] 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No. 320, Boston: Da Capo Press, 1988.

[21] Brian Castellani and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22] 王亚男、殷杰：《社会学研究的“复杂性转向”》，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23] Brian Castellani and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24] 肖文明：《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25] 李强：《卢曼政治系统理论评述》，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

[26] 张立刚：《媒介的自我变革——N·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传播技术观》，载《东吴学术》2018年第2期。

[27] 同上。

[28] Brian Castellani and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29] Ibid.

[30] Ibid.

[31] ADDIN CSL_CITATION {"citationItems":[{"id":"ITEM-1","itemData":{"author":[{"dropping-particle":"","family":"Bessette","given":"Joseph M.","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container-title":"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editor":[{"dropping-particle":"","family":"Goldwin","given":"Robert A;","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dropping-particle":"","family":"Schambra","given":"William A.","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id":"ITEM-1","issued":{"date-parts":[["1980"]]},"page":"102-16","publisher":"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publisher-place":"Washington","title":"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type":"chapter"},"uris":["http://www.mendeley.com/documents/?uuid=a05e5478-cafe-3b64-917c-015f3a2b7e5d"]}],"mendeley":{"formattedCitation":"Joseph M. Besset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ed. by Robert A; 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0), pp. 102–16.","plainTextFormattedCitation":"Joseph M. Besset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ed. by Robert A; 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0), pp. 102–16.","previouslyFormattedCitation":"1"},"properties":{"noteIndex":1},"schema":"https://github.com/citation-style-language/schema/raw/master/csl-citation.json"}Joseph M. Besset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Robert A. 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 (eds.),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0, pp. 102–116.

[32]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33] Jürgen Habermas, “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1, no.1 (1994), pp.1–10.

[34] Jean Jacques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Bernard Manin, "On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Vol.15, no.3 (1987), pp.338-368.

[36] 这里并不是说，西方背景下的协商民主仅仅具备一种伦理上的功能。沃伦、曼斯布里奇等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非常详细的阐述过协商民主理论的政治功能、伦理功能和认识论功能。这里强调，伦理功能是协商理论在西方背景下得到发展的重要动力。Mark E. Warre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Democratic Theory Toda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eds.)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p. 173–202; 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7]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 Mark E. Warre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eds.), Democratic Theory Toda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p. 173–202.

[39] 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40] ADDIN CSL_CITATION {"citationItems":[{"id":"ITEM-1","itemData":{"author":[{"dropping-particle":"","family":"Jürgen Habermas","given":"","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id":"ITEM-1","issued":{"date-parts":[["1981"]]},"publisher":"Beacon Press","publisher-place":"Boston","title":"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lator":[{"dropping-particle":"","family":"McCarthy","given":"Thomas","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type":"book"},"uris":["http://www.mendeley.com/documents/?uuid=bc909c85-8e5a-34c9-9639-31d10a3eef74"]}],"mendeley":{"formattedCitation":"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1).","plainTextFormattedCitation":"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1).","previouslyFormattedCitation":"10"},"properties":{"noteIndex":7},"schema":"https://github.com/citation-style-language/schema/raw/master/csl-citation.json"}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omas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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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Jane Mansbridge et al., “The Place of Self-Interest and the Role of Power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18, no.1 (2010), pp.64–100.

[45] ADDIN CSL_CITATION {"citationItems":[{"id":"ITEM-1","itemData":{"author":[{"dropping-particle":"","family":"Cohen","given":"Joshua","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container-title":"The Good Polity","editor":[{"dropping-particle":"","family":"Hamlin","given":"Alan","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dropping-particle":"","family":"Pettit","given":"Philip","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id":"ITEM-1","issued":{"date-parts":[["1989"]]},"page":"17-35","publisher":"Blackwell","publisher-place":"Oxford","title":"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type":"chapter"},"uris":["http://www.mendeley.com/documents/?uuid=e7fd5791-a162-494e-9186-7aff989e314e"]},{"id":"ITEM-2","itemData":{"author":[{"dropping-particle":"","family":"Cohen","given":"Joshua","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container-title":"Democracy and Difference","editor":[{"dropping-particle":"","family":"Benhabib","given":"Seyla","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id":"ITEM-2","issued":{"date-parts":[["1996"]]},"page":"95-119","publish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ublisher-place":"Princeton NJ","title":"Procedure and Substance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type":"chapter"},"uris":["http://www.mendeley.com/documents/?uuid=52bd356b-6966-3f2a-963f-291ab7c53474"]},{"id":"ITEM-3","itemData":{"author":[{"dropping-particle":"","family":"Bohman","given":"J.","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container-title":"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id":"ITEM-3","issue":"4","issued":{"date-parts":[["1998"]]},"page":"400-25","title":"Survey Article: The Coming of Ag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type":"article-journal","volume":"6"},"uris":["http://www.mendeley.com/documents/?uuid=5b3b34dd-f08f-3f96-8f12-f82dc13404c5"]},{"id":"ITEM-4","itemData":{"author":[{"dropping-particle":"","family":"Gutmann","given":"Amy","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dropping-particle":"","family":"Thompson","given":"Dennis","non-dropping-particle":"","parse-names":false,"suffix":""}],"id":"ITEM-4","issued":{"date-parts":[["2009"]]},"publish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ublisher-place":"Princeton","title":"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type":"book"},"uris":["http://www.mendeley.com/documents/?uuid=c176ebd7-4271-38f6-8346-3a6f189fe80c"]}],"mendeley":{"formattedCitation":"Cohen,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Joshua Cohen, ‘Procedure and Substance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ed. by Seyla Benhabib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5–11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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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7] Ibid.

[48]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