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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价值与先秦墨家视域下的政治发展观

——文化比较语境中的批判性反思

刘清平 ^*

在“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大势所趋下，一百多年来，借鉴和运用西方学界的术语概念，分析和解释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度的社会现象，建构和阐发有关的理论学说，已经成为“西学东渐”潮流的一种常态。近几十年来我国学界引入的“政治发展”概念，也是这种常态的具体表现，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比较的视野出发，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如何完成现代化这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政治发展概念在其特定的时空意蕴中，又包含了这样那样的理论弊端，如果不加批判地照搬过来，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扭曲误导。基于这一考虑，本文试图挖掘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思想资源，以《墨子》和美国政治学家鲁恂·派伊的专题著作《政治发展面面观》作为主要文本材料，通过对墨家价值理念和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比较分析，着重揭示后者的缺失不足，论证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政治发展，应该以实现先秦墨家主张的“义政”和“善政”的有机统一作为终极目标。

一、政治发展概念的时空意蕴及其局限

就其起源来看，“政治发展”概念原本就有十分浓郁的比较政治学意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的许多民族国度纷纷独立，逐步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类现象引发了西方尤其美国一批学者的理论兴趣，开始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入手，以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作为参照系，集中考察非西方新兴国度在政治方面的动态结构和演变趋势，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观点见解。虽然不同学者在这方面的规范性立场各不相同，针对政治发展概念给出的具体解释也各不相同，彼此间还存在不少争议，但概括言之，有关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基本上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民主平等的主线，认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意味着普通民众能够广泛平等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与民主化的理念和进程内在相关；另一条是治理效率的主线，认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意味着加强法律和行政体制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通过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部门分工的合理性（理性化）等途径，有效地促进民族国度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兴盛。^[1]

从这两条主线来看，在比较文化的语境里，政治发展概念其实包含着“时间维度上的现代化”和“空间维度上的西方化”两方面的意蕴，因而在提出时就带有深重的西方文化烙印。派伊就此指出，现代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个过程还可以称之为西方化，或干脆叫作前进和进步”，其中就包括了“先进技术、科学精神、理性人性观、社会关系的世俗化、公共事务的正义感”等多方面的“文化扩散”；“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或理想政治形态这一观点，与政治发展同义于政治现代化的观点是互相包容的。”^[2] 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把政治发展看成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特征，言下之意就等于说，如果一个国度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就谈不上“政治发展”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不发展”的，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发展中”状态。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发展的诸多命题都指向现代化及发展问题，特别是指向‘政治不发展’状况……。阿尔蒙德和科尔曼于1960年出版的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是代表政治发展问题研究兴起的著作。尽管该著并未使用政治发展概念，但全书指向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系统及其结构的‘不发展’状态，这种状态正是构成政治发展概念的一种语境。”^[3]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氛围下“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尺呢？在马克斯·韦伯“现代化即理性化”理念的影响下，派伊主要从“先进技术、科学精神、理性人性观、社会关系的世俗化、公共事务的正义感”的“文化扩散”角度出发，结合政治发展的两条主线讨论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指出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以及部门分工的合理性的意义，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压倒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如感情主义和疯狂的斗争努力，而提倡冷静有效的、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对公共事务的治理。” ^[4]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政治发展与人人平等的民主化进程的内在关联：“政治发展的确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公民参与的扩大……政治发展的确包括大众对政治活动的普遍参与和介入。” ^[5] 进一步看，虽然有观点认为民主会损害行政管理的效率，派伊却反复强调：“强有力的控制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应被看作是民主发展的对立面……。要想有民主的政府，就必须有一个政府和有秩序的权威。” ^[6] 其实，在西方学界看来，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是与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精神密不可分的：不仅“科学”被认为是理性思维的必然结晶，而且“民主”也往往被归结到“人人都是生来平等的理性动物”的前提那里。

诚然，从学理性角度看，这些见解是有缺陷的：第一，并非“合乎逻辑”的理性思维，而是“对非认知价值保持中立”（通常叫做“价值中立”）的认知态度，才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第二，从“人是理性动物”的实然性界定中，不可能直接推出“人人生来平等”的应然性理念，否则就会犯下英国哲学家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尽管如此，这些见解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语境里，依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推动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在政治发展概念问世半个世纪前，中国新文化运动就打出了呼唤“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口号，把二者看成是能让三千年来一直沿着礼制主义道路绵延下来的古老“礼仪之邦”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对此我们当然不必惊异于新文化运动发起人的远见卓识；毋宁说，自从16世纪率先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后，“知识就是力量”和“人人生来平等”早已成了西方社会的两大支撑理念，以致想从西方思想那里汲取现代化资源的非西方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这两个理念的强大冲击力，并将它们当成自己的主打旗号，却很少进一步反思潜藏在“科学”和“民主”之后的某些深层次问题；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依然如此。

其次，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发展概念在空间维度上的“西方化”意蕴，也就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严格说来，这种意蕴不仅可以归结到西方社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先于其他民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那里，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古希腊那里。尽管两千多年前爱琴海岸边这块狭小土地上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开今天说的“现代化”还有着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巨大差距，但在精神价值理念的层面上，古希腊文化却已经以原生萌芽的方式，难以否认地潜含着今天说的“现代化”的几大要素了：第一，当时的哲学家通过提出“逻各斯”“努斯”“理式”等概念，确立了西方哲学传统绵延至今、而在其他哲学传统中难觅踪影的“理性”精神。第二，当时的科学家采取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只是为了求知，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态度，^[7] 面对自然万物展开了严格意思上的科学探索，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体系。第三，当时的大多数城邦都认可了自由民相当广泛的基本权益，雅典等城邦更是认可了自由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权益，甚至到了要求他们必须参加酒神节戏剧演出等公众活动的极端地步。^[8]

不错，对于这三大要素的因果关联和逻辑脉络，目前学界依然是众说纷纭；但撇开琐碎纷杂的细节问题不谈，有一个历史事实却是一目了然的：由于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雅典在内的不少古希腊城邦是以工商贸易（而非农牧业）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从而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尊重交易对方平等权益的市场契约精神，结果既为这些城邦建立尚有浓重古代印迹的民主政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又为当时理性精神和科学探索的兴起敞开了广泛的空间。一旦承认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两千年后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标志性特征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与基于工商贸易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难分难舍的紧密关联，也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了。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学界赋予政治发展概念“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时空意蕴，应该说并不是完全外在的凭空强加，而是有着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复杂理据。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头埋进沙堆里，采取拒绝面对现实的鸵鸟态度，予以全盘否定。相反，清醒地意识到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些时空意蕴，借鉴汲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今天在中国社会里实现既符合现代化的历史节拍、又能造福于广大民众的政治发展，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积极效应，尤其有助于我们摆脱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浅薄心态。

不过，在肯定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时空意蕴的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了它们的片面甚至偏颇之处：即便我们承认了政治发展包含着民主平等和治理效率两方面的主线，以及承认了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在这两方面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参照系身份，也不意味着“西方工业世界把它的行为标准、技术和价值强加给非西方世界”这种单一的模式，^[9] 就是完全正当、不容置疑的，更不等于说在前现代的非西方社会里，就找不到有助于这些社会实现政治发展的文化资源和价值理念了。事实上，在与古希腊大致同时的中国先秦时期，墨家这个曾经蔚然“显学”的文化思潮，就以颇为质朴的萌芽方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论及了现代政治发展依然绕不过去的一些重要课题，提出了若干可以弥补政治发展概念的不足缺失的深刻理念，直到今天也很有启迪意义。这样说听起来有点自大，但如果了解了下面这个同样简单的历史事实，我们或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作为当时工商业者思想代表的墨家，始终是一个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学说，曾经围绕逻辑思维和科技实验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当时很为罕见、后来更是乏人继承的深刻见解，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富于理性和科学因素的一种文化思潮了。^[10] 毋庸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