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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复线性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路径

贺东航*

长期以来，在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线性式转型观设置了单一目标 （即为西式自由民主政体），并视民主化为政治发展转型的唯一主题，以至曾多达近百个国家曾被视为“转型国家”。在对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构建议题上,不少学者也以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套用和理解,然而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的。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为复线性特征，并在时空上出现时态叠加,不同地区因发展差异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历史",政治发展在中国场域下呈现出并起状态而非线性式继起。本文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研究者应如何具备“时空素养”的思维，分析了政治发展的复线性，并验证现代国家构建目标及逻辑的复合路径。本文将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政治发展的复线性特征，同时结合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验证现代国家构建目标及逻辑的复合路径。

（一）政治发展理论与“转型范式”叙事

政治发展理论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门重要理论，它试图提供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作为西方学者研究政治现代化中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其理论兴起和演变既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相关，也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关。在其间，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最有代表性，他从秩序倾向的政治发展理论转变为民主倾向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现为在不同阶段其政治发展的涵义、目标以及路径的变化。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关注民主和民主化问题，此时的政治发展就是实现民主政治。亨廷顿认为民主会给个人自由和政治秩序带来积极后果，可以看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强调的是政治民主。在亨廷顿看来，民主或民主化就是政治发展的代名词。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有五个核心内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政治秩序和国家自主性。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约有30余个南欧、拉美和东亚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过渡，掀起了亨廷顿所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亨廷顿那里，民主是其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目标、民主会给个人自由、社会稳定。^[1]民主对自由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民主化的普遍发生对于美国信念的传播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在亨廷顿那里，世界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以Polity III的指标衡量，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于1990年正式超过了威权国家的数量。^[2]而前苏联及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更令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在这一时期达到顶点，因而产生了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各国政治形式发展与进步终点的“历史终结论”；^[3]而对于各国向“历史终结”的发展路径，则是在对部分转型国家经验提炼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所谓“转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4]，一时成为显学。部分论者及政治实务界人士更将“转型范式”套用到对中国等非西式体制国家的政治观察中，认为这些国家的“非自由民主”政体将因其内在矛盾而走向衰弱（如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国家将在旧有政体崩溃后进入转型期，并且必然可以逐渐发展为西式的“巩固的”自由民主政体。

事实上，在“历史终结论”或“转型范式”的叙事背后，是政治发展的线性观起着支撑作用，在它的观照下，西式民主政体被诠释为唯一可欲，且必然可得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终极目标。这一线性叙事还界定了政治发展论的价值和目的，而一国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现行政治结构等要素似乎无足轻重，只是历史向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的终点不可逆进程中的注脚。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终结论”与“转型范式”论者所预想的线性单向演变并未变为现实：世界既见证了迥异于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也目睹了东欧、非洲部分“转型国家”长期处于混合政体阶段，在民主制度结构方面难以进一步发展的状况，还看到了美国、西欧等被认为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地区近年来面临的民粹主义运动与体制外抗争的冲击。^[5]前述世界各国近30年来的政治发展实况分别表达——线性历史观论者所认定的政治发展目标的“唯一性”，以及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之推论并不可靠。特别是当我们分析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更可洞见政治发展前路存有多重可能。

在回溯中国国家构建案例之前，有必要梳理与分析线性史观的思维基础。

（二）线性发展史观及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

境内外政治学者如朱云汉、张飞岸、郝诗楠、吴文程等已就此议题取得相当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如郝诗楠指出：“……转型范式所蕴含的乐观的、线性的历史观难以成立，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过度扭曲…….线性历史观之所以是转型范式的基石，是因为转型范式乃是源于对 “第三波” 转型成功案例的描述与提炼，较少关注甚至直接忽略那些没有转型或转型 “失败” 的案例， 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 问题。”^[6] 不过，从他们的论述中，并没有进一步指出线性史观产生的根源，而其它学科的学者已探寻过这个问题背后的起源。早在1988年，历史学者傅衣凌先生在他的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就指出：“过去，由于经典物理学钧影响，纯然因果决定论在科学认识中占主导地位，人们把五种生产方式线性发展的模式机械地套用各国复杂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是可以理解的。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由于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或然的因果决定论和选择论成为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更为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强调共时态的结构性分析……..每一位有时代感和学术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必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观念。”^[7]

傅先生在文中点出了“线性发展”思维的根源所在。在《牛津大辞典》是这样定义“线性发展”的，即“认定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要一个具体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它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踏上这条道路。”^[8] 线性发展史观在中外皆具有悠久传统，例如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尽管存在对“治乱循环”的记录，但更需要以“天命论”与“正统论”为历史书写所处时刻的政权合法性背书。^[9]而西方则在犹太-基督教思想影响下产生线性历史观（以“上帝造人”为起点，终于“末日审判”或“进入天国”^[10]），例如12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菲奥里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即把“圣灵”视为人类历史的最终阶段。而后世启蒙思想家尽管力图破除经院哲学的“神性原则”，强调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现实，但对历史运动的解释并未脱离线性历史观的框架，将其视为通过人的主观理性而不断上升的过程^[11]。

在近代，线性历史观的发展深受自然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将自然界一切运动都归结为力学规律的结果，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在“力”的概念框架中得到解释。达尔文进化论指出，自然选择推动了生物的渐进进化，只有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能够生存并繁衍后代；而有方向的自然条件变化从长期来看将使生物向特定方向的变异不断积累，最终带来新物种的诞生。十九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吸收了上述自然科学理论后，线性历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思维下，任何历史线索的演进都被视为特定“作用力”的结果，受到社会层面的“力学规律”的支配。持有线性历史观的论者更易于将当世社会的一切现象以是否有助于向“特定方向”发展作为评判标准，而此处的“特定方向”既可以是当时最先进国家或文明的发展成果（这些成果在论者描述中还可能因为论者本身的“慕强心态”而带上一层美化的滤镜），也可以是“理想社会”所描绘的图景；而一切与“特定方向”不相符的现象或产物都被视为逆规律而行的“不适者”，必将在“天择”之下被淘汰，或是受规律强大力量的“矫正”而回到其应有的方向。

吸纳了前述理论而“升级版”的线性历史观进一步对中外政治界、思想界乃至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通过关于“精神自我意识”的论述，赋予民族国家以摧毁和“启蒙”非民族国家以哲学上的正当性，以至于成为欧美后世殖民行动的重要思想依据[12]；早期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出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概念后来被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单概括为社会发展形态的“五阶段论”。而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发展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启蒙思想并用以论述中国历史时，其叙事方式也多强调国家向现代性的“进化”，并预设了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13]。尽管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科学发展（如量子力学与遗传学的诞生）对前述强调线性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经典科学理论构成了挑战，但线性的思维范式依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长期的广泛传播和运用。

线性发展史观对“历史必然”和发展进步的强调并不能掩盖其虚无性。在持线性发展史观的论者眼中，历史只存在一条受特定的力量（如黑格尔所阐释的“世界精神”）所驱动的直线轨迹，只具备从过去到未来不断向某一个特定目标进步的历时性，而不承认“同时期事件相对独立发生”的共时性；包括政治结构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就此成为一台机器，而其中的一切人或物都被视为毫无区别的，为这种特定力量（或曰“规律”）的层层递进所服务或提供注脚的零件。然而，此种表述将进步的“应然”当作“实然”，全然无视了现实中在直线轨迹以外的共时性事件的一再发生；而视人为“零件”的论调，抹煞了人的能动性对历史的作用，更加剧了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丧失^[14]。

同时，当线性发展史观与政治实务界的某些需求相互作用，一些“伪规律”便登堂入室，成为某种政治发展线性模型中的动力来源与目的，进而放大了线性发展史观的误导性。“伪规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依据一时的“成王败寇”的结果所总结的后见之明，即所谓在对当时的胜利者“信心爆棚”^[15]的情况下运用线性发展史观，对历史片段中与前述“直线轨迹”不相符的细节一律予以剪切或扭曲得出的结论；另一种是当权者所拼凑的论述，其强调所有的当下都胜于过去并能为更美好的未来提供趋势，从而证明当下的社会制度最为完善，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辩护^[16]。

结合政治发展理论的历史来看，尽管对政治发展的研究起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对于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偏离预设资本主义政治道路的反思^[17]，然而许多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在其分析中仍然习惯性将政治发展与民主体制的构建或政治现代化相挂钩。由于民主体制与政治现代化的概念都起源并成熟于西方，因而这些学者的分析最后依然是“西方中心论”思路与相应价值判断支配下的分析，并不能对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事实与趋势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苏东剧变后，作为当时意识形态之争的胜利者，西方世界通过“因为胜利，所以证明正确性”的逻辑，进一步强化了其“民主-非民主”的二元价值判断，以政治实务中的暂时优势为将“建立民主体制”视为政治发展唯一目标的正当性背书，即前文所述的基于“成王败寇”的逻辑的“后见之明”，进而再生成了引文所述的“转型范式”。然而，此种“后见之明”既然是源于对意识形态的暂时性胜利的简单总结（所谓“简单”是取其将胜利原因简单归结为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因而不可能真正对推动政治发展进程的各类要素（如宏观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中观的次国家政治结构，微观的执政者个人立场与思维，以及部分偶然事件的影响）予以充分、客观且排除意识形态偏见的分析，进而只能产生前述的第一类“伪规律”，不可能对各国在其特殊环境下的政治发展走向产生真正的理解。

无论是否受到“伪规律”的影响，囿于线性发展史观，事实上既否定了人作为行动者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也无法准确阐释不同地域的客观环境如何通过对塑造人的观念而影响政治体系的构建，从而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会在特定时期经历不同的政治发展过程，形成各异的政治体系。诚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要发挥政治行动者“改造世界”（即推动政治制度改良）的作用，就应当先承认现有的政治制度存在改变的空间，而其改变可能具有多重后果；在必然性和历时性之外，偶然性与共时性同样是历史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对于分析和研究政治发展演进过程的学者而言，为推动真正有价值的政治发展研究，避免受线性发展史观影响而急于归纳“伪规律”的角度，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一则需要承认政治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路径、单一目标的过程。在一段时期内，政治发展可能同时指向多个目标（如国家统一、国力提升及国家规范等[18]），这些目标可能对应不同的概念及发展层次，但通向各个目标的不同发展逻辑线索之间并不一定因层次的差异而在时序上呈现严格的先后关系，而是可能在特定时间交叉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政治发展的“复线性”。根据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每种逻辑线索都有可能在某一阶段成为政治发展的主导逻辑；在特定情况下，发展主导逻辑可能在少数逻辑线索之间往复循环。二则应当认识到，即使在政治环境的行动者确立了目标的情况下，政治发展过程也不一定会持续朝向目标前进。从“持续”的角度而言，由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的庞大性、复杂性与断裂性等特点，国家建构各目标所对应的要素未必能够连贯呈现，而是存在“离散呈现”“部分呈现”乃至“呈现后消失”等断裂的可能。而对于遭遇了特定的断裂情境的国家而言，其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也可能落入“逆取”（国家丧失制度化运行的条件，反向导致能力衰变和维护国家统一条件的丧失）或者“截取”（试图回避国家规范问题，而建设一个长期维持的强大国家）的情况，而未能顺利实现国家的强大和规范建构[19]。而从“向前”的角度而言，仍以“转型范式”所面临的理论解构为例：前述的欧美传统自由民主制国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遭遇的民粹主义和体制外抗争冲击表明，国家建构并不是线性发展史观持有者眼中的“单行道”，所谓“一旦民主国家在一些条件上越过临界值，民主制度将永久存在”的假定[20]并不能成立。三则需要承认，偶然性因素可能在特定状况下产生较结构性因素更为重要的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类结构性因素往往是政治发展真正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即，并非有了相应的结构就一定有政治变革与发展的产生。回溯历史可见，特定时刻的“临门一脚”对政治发展的最终方向的变化造成了重大影响；对于某些政治变革“为什么能在部分特定国家而非另一些国家产生”的问题，也很有可能需要从对偶然性因素的分析中寻找结果。

综合上述的对线性史观影响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可知，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固定与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发展不是单线程的由此及彼，而是一个具有复线性的复杂过程；而现代国家构建在具有多重目标的情况下，必然是在复合的路径上行进的，且这一行进过程不排除特定环境下的循环往复；除却结构性因素外，部分偶然因素（如自然灾害、执政者个人状况）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对政治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产生巨大影响。下文将以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现代国家构建为例，对此一论断进行验证。

二、复线性政治发展：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验证

之所以将现代国家构建作为检视与评介政治发展进程，是因为它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视角和基点。首先，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就是政治发展，即政治权力的分配或现代制度框架的设置，涉及政府与政党、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民族。其次，国家构建涉及到国家自主性、科层制成长、国家能力建设以及公共财政等议题，可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其三，与政治发展一样，现代国家理论也内含着普适性的现代性特征和价值，并以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作为经验基础，这与政治发展的使命、路径和内涵是一样的。

（一）“早熟”的中国传统国家及其向现代国家转型

由于现代国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场域进行，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现代国家构建前夕的欧洲大陆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很多方面存有相似性：它们都汇聚许多封建小诸候国，它们之间是频繁不断的战争，都先后经历了封建制的垮台和官僚科层制的形成，最终欧洲大陆形成以德法中型国家以及众多小国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相比，中国的国家有一种“早熟”倾向。这种“早熟”体现为政治机器先于公民社会完善和强大起来，具有了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重要特征。公元前221年秦国整并六国后，标志着这种“早熟”国家制度的开始。从公元前221年后，秦汉两朝先后建立了一系列旨在维护中央集权为目的的制度，如郡县制，对度量衡的统一，全国道路的整建，统一的法律，国家常备军的设置，以及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些措施或现象可以在欧洲大陆的绝对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构建进程找到许多相似之处。秦汉之后的各朝继续在加强中央控制力进行不同的制度创新，使政治力量全面渗透进社会经济之中，并形成了体系完善的意识形态，为权力提供了有效的认知辩护。制度的早熟虽然利于中国的长期统一，但是以市民社会没有获得相应的充分发展为代价的。政治权力的发展远远压倒了社会权力，^[21]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的主要特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延续了1800的中国传统国家官僚在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下出现首次重大制度危机，而危机引发了国家转型。事实上，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其目标都在于构建一个类似于 或等同于西方（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的现代意义的国家，^[22]使之能够对内获得新的合法性，协调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对外以更强大的国家制度抗衡西方。因此，晚清启动了由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

（二）中国国家构建存在的问题及其百年走向

不过，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曾把欧洲国家建设经验理想化和普遍化而忽视了中国本土国家发展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是出现在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上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23]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的和不规则的变化。这种情况使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呈现更为复合样态。

作为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后行者，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中所遇到的压力在强度、时序等诸方面与欧洲国家构建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化和市场化产生的问题基本上是并不是历时性，即依次递进，而是呈现并起性的，遇到的问题多为时序错位，共时态和复线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中遇到众多问题同时迸发的事态。二是由于中国与欧洲现代国家在构建上的时间上和进程程度上差距相当大，所以在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发韧时，呈现出压倒性地向西方学习，一开始呈现将欧洲国家构建视为本国的样本和首要参照系。其理论意义首先在于直接决定了民族一国家成为 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然而，以欧洲经验为单一的基础，也患上了把欧洲经验理想化和普遍化了的做法，忽视了中国本土国家发展的独特性。

1911 年，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取得第一次里程碑的成就中华民国登上了舞台，中国开始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由民族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南北双方就仿制西式民主共和国国体达成共识，北京中央政府构建初具规模。但不久，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被展现出来：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关系的权重如何划分？中央与各省关系以及地方政府权层级与权限如何厘定？如何规划新的国家建制？在国权本位与民权至上、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分权上，是否也要贯穿西式理念？以及正式宪法的制定，成为摆在民国北京政府要面对的问题。^[24]于是，我们看到在1911年至1917年的民国初年的历史场景转换中，中国并没有进一步实现“民主巩固”，而是倒回袁世凯的“洪宪帝制”。

对于当时的国家构建的实践者来说，事实上面临两种抉择方案，一种是国家主义的方案，另外一种是民权主义的方案。国家主义者方案将采取强调国家高于民权的做法，在具体的现代国家结构制度设计上，实施中央集权，强调中央政府的核心地位和权威。我们可以用“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来评价当年的情景。

从现实状况来看，在清朝体制覆灭后，权力中心、整合中枢、文化象征出现真空，新民国面临头等任务就是如何防止国家陷入分裂的危险：此时，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省份由于失去清朝的制度维系，离心因素骤然增加，再加上英国、俄罗斯等外国列强蓄意介入。加上民国初年，地方主义开始兴起，南方各省都督均在自己辖区内设官分职，并自行拥有财政和人事任免这两项重大权力，显露出浓郁的“半独立”的色彩。^[25]1912年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明显限制中央集权的意图，如学习西方的责任内阁，规定议员的弹劾权，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权，甚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元首没有被赋予解散议会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主义方案成为国家构建实践的现实选择方案，加上中国有着深厚的集权传统，社会普遍向往统一而排斥分裂，这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实现和完成国家构建，但在1914 年通过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又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总统被赋予巨大权力，在制定官制、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方面都无须征得国会同意，总统还可以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紧急命令，最后走向“洪宪帝制”的国家复辟道路。  

分析 1912年 到1916年的国家构建，可以看到，由西式共和到中式洪宪帝制时间只有四年，中国的政治发展戏剧性地从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走向帝制。这表明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要面对历史文化遗产、国际情势、领导者个人等多面性的主客观问题，尤其是中国处于与西方当年现代国家构建不同的时代。事实上，中国现代国家在后来的构建实践也往往超出了人们的判断与认知。

当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后，1978 年之后的 40 多年可以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最为全面和深刻的现代国家的构建。党和国家有目的地重构社会经济结构, 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力量，并且从国际环境中汲取有利条件, 但同又因为社会经济前所未有的变动带来的众多新问题而不断调整自我的角色。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构建不仅是整体性的(集中体现在中央层次上), 而且更是分散的(省以下的各级政府越来越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26]依据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不同特点，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构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1978年至1989年的国家构建；第二个时期：1989年至2012年的国家构建；第三个时期:2012年以后近10年的国家构建。中国国家构建在这三个不同时期都取得巨大成就：（1）在国家构建的制度成就。包括权力的规范化、政府职能的系统化、行政机构的合理化、精英甄选的制度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数量在总体上呈增加趋势, 这反映了政府内部分工的深化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深度和广度的增强；二是社会管理部门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不断加强,这 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的逐渐改变。（2）在国家构建的物质成就。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取得惊人的成果。

但这一期间的国家构建也充满着曲折, 呈波浪型和复线式发展，并不是按照西式的欧洲国家构建路径前行。按照肖滨教授提出了现代国家构建的“三级台阶”论，即第一级台阶，主要是是暴力垄断、现代财税制建立和国家官僚体系建设；第二台阶主要任务是公民同质化、国家一体化和国族认同；第三台阶主要任务是“宪制性议程”问题。^[27]而我们看到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国家构建实践中，第一阶段构建的主要内容是反而更多是围绕“宪制性议程”问题展开，而到了1989年后，国家构建内容的核心任务转为现代国家财税制、国家官僚体系建设、国家一体化和国族认同。因此，在实践上并没有依“三个台阶”论在时序上依次展开国家构建，而且呈现独特性和本土性。

在国家构建的政治发展层面，党政分开在1989年之前谈论较多，但1989年后，更多的是强调“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并将之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制度要求之一。在国家构建的运行中，具有浓厚的党义治国、党组治国、党纪治国、党首治国、党员治国的特质。^[28]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国家是一个“党领导国家”体制，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政治发展模式。

在现代国家构建的经济发展层面，中国采取了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国家没有建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通过“反向运动”^[29]，实施强力的财政政策。虽然市场经济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但国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在民生服务等领域进行“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

在现代国家构建的社会发展层面。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非常有独特性和本土性。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意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呈现“强政府性”和“国家性”色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因此凋敝；相反也呈现一定的多彩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强社会”状态。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此消彼长，而是呈现共生。

（三）中国国家构建历程中的“量子纠缠”

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急速发展, 传统、现代、后现代、西方、东方、世界、本土的现象同时并起, 这种复线式状态使得许多已经被提炼得很精致的理论显得无所适从。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家构建活动看作一个量子场的运动，里面有彼此联系的能量场，至少有五对的 “量子式” 纠缠:  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快速城市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支持力与压力、国家构建中的制度化与民主化等。^[30]这五对中，每一对量子纠缠的两个量子都处于一种关联状态，如果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量子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国家构建需要面对的情势。

在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张力层面。1978年后，由于国家的放权和激励措施，以及财政“分灶吃饭” 的各种包干体制，地方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动力去推动地方的现代化目标，这一做法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出现了“地方政府创新” 的治理潮。地方政府带来了积极的地方治理。不过，也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治权分割”现象。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变得明显，并导到处央地权力撕扯。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权威”被多次提出，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党的全面领导”得以强化，强调党的领导“政治势能” 和“高位推动”。^[31]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发展的张力层面。1978年后，中国的城市化都是相当快速的。但是，快速城市化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挑战，如农村人口市民化速度滞后，农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快速的城市化还导致社会问题，如城乡间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拆迁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快速的城市化还使社会管理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从 21 世纪初开始，国家先后启动了取消农业税、惠农下乡、脱贫攻坚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多个行动计划。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大规模 “回归”，与当年的人民公社相比，回归之后的国家权力具有高度制度化和技术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从1980年代的村民自治转向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基层党的组织引领村级的各类组织建设和农村工作。从国家构建的背景来看，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国家建构后半程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在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层面。改革开放后，GDP 的不断增长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以GDP 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却具有限度。合法性基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多种合法性资源要素构成，财富的增长固然具有固本的功能，但道义的合法性始终是根本性的，即国家要努力发现社会转型期人民普遍的价值诉求，整合价值观念，重塑信念，并用人们易于接受的语言进行重新阐释和表达，从而实现道义合法性的转型。人们对某种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的普遍认同与忠诚，才会得到更加持久稳定的合法性。以单一的绩效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应付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与变动性显然是十分不够，也是不自如的。特别是1978年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阐释体系 在面对逐步演化成复杂的层次结构，即要针对不同接收者投放不同的话语体系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在中国国家构建的外部张力层面。1978 年改革开放后，全球化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外部因素。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初始动力，从外部资金的引进、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到外部市场的开拓，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成为 “世界工厂”，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升级提供广阔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一定的压力。如地方分离势力可能利用全球化做文章，使中国边疆问题成为国家构建进程一体化中的主要障碍。此外，“逆全球化”的出现，也对中国国内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效果等产生作用。全球化和 “逆全球化” 的张力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民主化和制度化这对张力层面。民主一直被许多民众所多期待，导致民主化因此承担着超出其自身的功能，甚而被看作摆脱一切政治困境的灵丹妙药，反而忽略了制度化建设之重要性。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我们需要执政党创造一个稳定且持续的现代制度体系，制度不仅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包含着行为、文化模式以及构成制度的规则、规定、规章等，好的制度体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理性和牢固的现代国家制度基础上才有可能深化民主。^[32]

上述中国国家构建中的“量子式”纠缠，已经提示构建过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与紧张性，在接下去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后半程，其社会、 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繁杂，因此国家构建仍处在有多重变化的叠加进程中。

三、结论：政治发展的多主题性与国家构建的复合性

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证过程观之，政治发展的“转型范式”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上并没有得到经验实证支撑。与其说政治发展是一种线性的过程，不如说它是一幅具有多重主题的图景。上个世纪80年代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A.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就提出民主政体转型的复杂性，^[33]但他们的论述仍存在政治化民主转型论的预设，如转向“多元民主”的其它西式政体。因此，需要我们在经验解构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以认识政治发展的 “多主题性”，也即政治发展的复线性。

政治发展理论是一个关于政治过程的研究议题，带有历史性，需要有纵向性的关注。特别是研究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转型国家”课题时，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都与长时段的历史结构有关联，它是一种长期延续性的实在，能对政治发展起到支持或阻碍作用，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认知政治发展。因此，要特别处理好政治发展研究中“经”和“史”的关系，努力发掘理论模型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落差。套用政治发展理论时，不能回避具体的历史经验问题，不能超越历史经验、文明、传统而奢谈这些理论。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西方式为主题的政治发展、也有以代议制为主题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可以有剧场国家为主题的政治发展路径，还可以有以中国模式为主题的政治发展路径，这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治发展多主题化的实践过程，它们以丰富多彩的实践形式呈现，由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势下的政治发展实践，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政治发展动力和内在逻辑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点研究现代国家构建。

长期以来，在分析非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发展时，人们往往带上有色眼镜去审视，结果被赋予了太多负面含义，然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的非自由民主政体也是相当制度化、运转良好 ，也能产出绩效与合法性的。^[34]这主要是由于线性思维造成的，事实上，各国的政治发展在具体的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治理逻辑，相互之间存在交叉、契合，在时空中叠加上展开。在政治发展的时间坐标上出现时态的叠加，非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后发因素，其政治发展往往在时序上分别“占据”着历史、现代到后现代等的不同“时间段”，分享着不同“时段”的政治发展。因此，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评价一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是不一样的。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研究者不断扩充自己的心量,体察蕴含在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时间尺度，重要的是"思维"的转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学养。迄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7世纪以来形成的近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思维为前提。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应具有确定性、实在性和定域性。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是，20 世纪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在微观世界里，非确定性、主观性和瞬时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征。从根本上讲，只有以概率的规律而非“普遍规律”才能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多目标性而不是确定性的意义，如波特指出的人类社会现象的波动性、周期性、跃迁性、叠加性等特性。[35]  在政治发展实践上，西式国家的政治发展曾一直起到榜样作用，结果在一些国家推广后，制度出现逆转，这些国家寻求新的替代性方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苏东解体后，各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就不断地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它不是由单维度因果关系所决定，不能用线性发展思维模式来套用，而应当由多种维度的因果关系共同构成各国政治发展的图景。

由此观之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进程，同样需要我们以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以观察和把握其重要复合性特征。

首先，中国国家建构存在多条的复合线索。有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军队、政党与军队、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线索。在这些交织的线索中，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等重要线索都还处于重构过程之中，有的尚未稳定，因此，隐含着潜在的制度风险。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制度构建与制度消解往往同时进行。有些方面的制度得到优先设计而得以有效处理和强化，如政党与军队、国家与市场；有些制度则在重构之中，如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关系体现了多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角力和相互作用，而某些偶然因素或关键时间节点的转折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国家构建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是这种复合式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国家构建历程“充满曲折、呈波浪状和复线式发展”[3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知论或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说要以开放视野面对未来。中国拥有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东、中、西三个地区在地理气候条件、交通位置、经济基础以及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差异悬殊，由此决定了中国在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民众空间规模巨大。[37] 现代的、传统的、本土的、西方的都集合在同一国家，这使得中国的国家构建存在“共时性”，即共同地存在于同一国家辖域之中，共时性导致国家构建的高度复合性。

第二，国家构建中的结构性因素与偶发性因素。以往的关于中国国家构建的叙事突出表现为线性发展，即连续的、一维、单向的进化发展。这样的研究路数虽有利于我们寻求更一般化的、更具有推广性的解释，但从国家构建的历史事件本身来说，越是深入细节，就越会发现国家构建史的偶发性事件。以中国早期现代国家构建为例，众所周知，现代财政国家往往是那些能够更好地实现对间接税开展征收以及发行国家信用工具（一般是纸币）的政府，且前者构成后者的资金担保。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中，晚清政府本来很有希望走向一个现代财政国家。晚清具有间接税征收历史（盐铁），还有高流通的国内市场、复本位货币体系与地方化的财政体系。加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纸币发行的经历（明朝），因此，当年晚清政府决定进行改革，制定可兑换的纸币流通方式，并通过发行以白银为基准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基准的大清宝钞（白银储备和税源担保），结果太平天国运动打乱了晚清政府原本计划推行的纸币计划。[38] 因此，政治发展并不是说只要具备某些条件，那么最终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改变这种结构-功能式路数来分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则会获得很多启示。再如，1946年后召开政协会议后，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会走向西式议会制政治发展道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在当时并不是“必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百年多的事例表明，一些历史事件偶然性占据的成分相当多。关键在于还原特定历史时空的国内外背景，将原先以主流力量所构成的线性历史叙事切换到被压抑的小写历史，调整由意识形态所加上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史观，我们就可以让被湮没的其他多重线索会呈现，以此重现现代国家建设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演化过程，并能重启我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理性关怀。

第三，审视中国国家构建必须把中国放置在世界时间、中国时间、地方时间和个人时间。西方的国家构建基本是在无外力干扰下有序进行的，带有突出的线性特征。而中国国家构建过程则充满了断痕、错序、叠加、反转、分层。中国的国家构建是在世界时间序列中展开的，[39]从1840 年以来，中国就开启“赶超”式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只争朝夕”的赶超观更为强烈，不过，由于社会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不同，以各自的理想来憧憬政治发展，反而拉大了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张力，对一些社会群体来说，他们总觉得政治发展似乎总是“滞后于”于预期，自然会对中国取得的政治发展与制度成有落差。而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90、00后群体来说，物质充裕、互联网普及、中国崛起是这些群体成长的基本背景，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感与50后和60后群体也有很大的落差。因此，需要我们正确了解中国国家构建所处的历史位置时，并以适当的世界时间、中国时间、地方时间和人时间观察中国现代国家进程。

第四，国家构建中的制度遗产叠加性。中国国家构建的目标之一是构建稳定的法律和制度。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中，仍有大量的规矩惯例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些规矩惯例，有的来自中国传统社会，有的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年代，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叠加在一起，往往会与40多年来所形成的现代制度相冲突，影响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并使其产生多样性和复合性。

第五，我们在反思欧洲国家构建经验局限性的同时，并不等于放弃把欧洲作为参照系之一而否定欧洲经验中的某些普遍性特征，而是要把它作为认知的比较坐标来审视,通过相互比对来理解国家构建的本土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