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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

庄梅茜*

如何有效地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这一议题？无论是政治文化研究还是政治发展领域，文化主义视角的缺失使得有关两者关系的分析容易流于浅薄和狭隘。现有的政治发展研究大多遵循理性选择理论和结构主义传统，而甚少采用文化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缺失往往导致政治发展研究无法充分意识到文化因素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至多视其为政治过程中的“残余项”。另一边，当前的政治文化研究则缺乏对文化与发展之多样性的充分尊重和理解，思维模式上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以文化主义的视角为该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考框架。本文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介绍文化主义解释路径下，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发生机制。第二部分深入分析了现有研究对于政治文化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后果，即实证分析中的概念错用如何影响研究者识别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效用。第三部分批评了西方学界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研究中狭隘的问题意识及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同时结合中国经验给出了建议与意见。第四部分对今后我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研究做出展望。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一个文化主义的思考框架

政治文化研究的哲学方法是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既是对理性选择理论和结构主义传统的理论挑战，也是一种有益补充。它对于理解政治行为、过程与制度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尽管社会科学研究重视分析社会行为的意义和动机，但并非每个研究者都能充分认识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信奉结构主义与理性选择论的研究者（例如经济解释论者）而言，人的政治行为的规律是普遍的，不随国家、社会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例如，无论他/她来自哪里，工人就是工人：只要属于工人阶级，处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面临同样的压迫和困境，就会产生同样的政治动机。^[1]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似乎和那些拥有统一出厂设置的机器人区别不大。

文化主义的解释路径则截然不同。文化主义的视角认为，意义和动机不由行为本身产生，而是由行为背后的文化所赋予。文化的产生有赖于人类的心智。心智的存在决定了人类不会像动物那般仅仅凭着生物本能行动，也不像机器人一般对不同刺激做出机械单一的反应。心智为个体间的思想与交流提供了社会-生理基础，继而使得有组织的自我或共同体得以产生。在不同环境下，不同群体又会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 – 即文化，以便有效组织管理内部的群体劳作和交往。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社会行为能够完全独立于文化而在真空环境下发生。一方面，文化经由沉淀和嬗变流传下来，成为群体在一定时期所共享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文化又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制约条件，影响甚至决定了嵌入其中的行为者对于社会行为的意义理解和利益界定。这种行为上的文化性是为人类所独有的；无法在动物或是机器人身上找到。

简而言之，文化主义范式即是文化解释论，试图将价值、规范、理念这些文化因素放在政治解释的核心位置。在文化主义者看来，文化即便不是决定因素，也是塑造政治制度的核心因素之一。微观上，文化是影响行动的“滤镜”，赋予行动以特定的意义，从而形塑、制约着个体的政治行为。宏观上，如果将政治发展视作制度化的过程，那么文化则是其中的关键。对此，韦伯的比喻最为精准：“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2] 作为认识现实世界的基本思维框架（即韦伯笔下的“世界图景”），文化往往一开始就框定了人们的取向和偏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 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即会对路径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基线（cultural baseline）不同，即群体行为模式和倾向的差异，容易导致它们出现不同的发展轨迹（格里夫&金斯顿，2011）。^[3]

文化主义非常明确地描绘了文化对政治发展的作用机制，其根本前提是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理解与尊重。文化主义普遍批判现代化理论的线性逻辑，认为后者将现代化等同于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的总体西方化，并将传统与现代的分野简化为落后地区追赶西方的过程。文化主义将文化视作天然的有机体，承认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的运作逻辑。我们不妨将文化比作个体。人类个体都在某种程度上共享一些生理特征。这些共同的关键生理特征使得他们都被称之为人。但是，每个个体之间都在性格和体征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同理，世上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必定在某些方面上着共通之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政治学家凭借一些标准，人为地将国家分类为不同的政体。然而，不管分类多么“科学”和细致，当我们真正深入了解每个国家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制度时，往往仍会感叹粗糙的人为分类无法有效捕捉和解释现实中不同政治运作模式的巧妙差异。尽管文化主义者不会轻易否定现代化对固有文化的冲击。但是，他们也不会承认现代化能够从根本上消融或抹去文化差异，使不同的国家、社会完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因此，文化主义对于理解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发现了理论、抽象的正式政治制度的肤浅表面（如，西式选举民主政体）之下其实存在着千变万化的政治形态和发展路径。这些变体之所以产生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固有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不只作为固定的初始值存在 – 它具有高度的韧性和弹性，总是与行为过程互生互动，处于持续的自我更新、嬗变之中。^[4]例如，儒家文化就伴随着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而持续进化，在不同环境下出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变体。但是，文化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cultural lag），政治文化的发展有强烈的连续性和路径依赖特征，难以在短期内由社会精英根据某种外来的思想资源进行重塑。正式层面的制度变化，如改革、政变等不一定总是立即促使价值规范转变，有时甚至无法对价值规范造成深刻影响。在印尼、菲律宾、东帝汶等东南亚国家，“金钱政治”(money politics) 现象的普遍存在就是很好的例证，表明了舶来的西式选举民主就像人造草坪一般铺设在政治生活的表面，却并未真正在当地扎根立足，促成普通民众的价值规范朝着一致的方向转变。如果以价值规范作为政治文化的概念核心，政治文化与制度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较为明确：作为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价值规范的变迁要比政治制度的变化来的漫长和复杂很多，往往需要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多个代际更替才能逐步实现。相较于短期的政治与经济变动，价值规范要相对稳定和持续。而长期持续且深入的政治与经济变迁，也会促进价值规范的转变。

二、政治文化的概念误解与实证误判

在讨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之前，如何准确定义政治文化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尽管政治文化研究在西方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但是它并没有产生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学界内部存在着壁垒，不同流派在理念和方法上分歧严重。同样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在不同流派眼中往往有着不同的概念内涵、发生机制和研究路径。尤其遗憾的是，无论是强调深度质性研究的解析主义流派，还是依赖问卷调查与量化手段的行为主义流派，都普遍对政治文化存在概念上的误解和曲解。诸多研究或是不区别价值规范和态度，或是概念错位，误将政治态度等外缘概念视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这常常导致一些实证分析误判了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所起效应。如果研究者对于文化理论乃至社会心理学中的“文化”一次的定义略有涉猎，这种误解都是可以避免的。

“政治文化”究竟是什么？根据前面文化主义的定义，政治文化应当指的是形塑政治行为与制度的价值规范。类似的表述，如“集体思维程序”^[5]、“共同的思维模式”^[6]、“规范倾向”^[7]等均强调了社会价值规范的导向作用。尽管“政治文化”一词以“政治”作为前缀，它的核心要素应当是总体性的价值规范，而不是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后者也隶属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范畴，但应处于相对外围的位置。相应地，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价值规范对于政治行为与制度的影响。帕森斯指出，价值规范深层次且全方位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过程 – 这自然包括了政治领域。^[8]王沪宁的阐述颇为精妙：“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会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和一定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主体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9]

按照社会心理学对于影响行为的四大因素分类，价值规范和态度都隶属于人的主观心理倾向。即便如此，它们在来源、形态、层次上截然不同，在政治文化分析中也应占据不同的地位和比重。人的主观心理倾向从深到浅，从抽象到具体，可以分为若干个层面（见图一）：1.） 根本前提是心智（mind）。有了心智，人才会产生自我意识和主观心理，而这在动物和机器人身上是不存在的。2.）主观心理的深层结构是价值(value)。价值是抽象、持久且泛化的构念体系。它主宰了个体对于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同时在群体层面形成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普遍地影响着人类对于基本问题和终极状态的好恶判断，如人对自我与他人、社会、宇宙、自然、超自然等关系的构想等。^[10] 3）主观心理的中间层次是规范(norm)。规范是人们基于某种价值观而建立的行为准则，通过奖励或惩罚的方式为个体提供道德约束，使得某些行为合法化。4）主观心理最外在的表现形式是态度(attitude)，直接反应了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具体判断、看法和评价。它们一方面离不开价值规范的形塑，另一方面也受到客观事物实际情况的影响，是两者交互作用的产物。史天健指出，态度对于外界环境改变非常敏感，而处于内层的价值规范则更加持久和顽强。^[11]价值规范与态度对行为的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前者为行动者提供一套判断是非对错的道德框架，后者则是通过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发展方向的判断而影响其行为选择。

解析主义者往往将价值、规范、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不加区分地视为构成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倾向在诸多关注民族性、国民性格的著作中颇为常见。^[12]究其原因，主要是解析主义的整体论思维倾向于从总体层面考察一个地区或社会的政治文化，视其为不可化约的统一系统。解析主义者大多是人类学家。他们强调“深描”的研究方式，即抛开先入为主的信念，通过嵌入当地的社会系统，从对方的视角出发理解其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宗教信仰等，进而总结出当地的政治文化特征。^[13]针对解析主义研究的批评大多涉及采样偏差、无法证伪等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的问题。很少有人注意到混淆价值规范和态度是如何影响研究结论的。

例如，许烺光基于民国时期的人类学观察发现，中美两国人民对待政治的态度有所不同：前者对政府消极、冷漠、逃避，很难被动员起来；后者政治效能感高，且倾向于认同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在他看来，这种观察到的态度差异即是深层的价值观差异。^[14]但众所周知的是，新中国建立不久后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狂热的群众运动，与建国前的政治冷感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又逐渐回到常轨而趋于理性了，进入有序参与的阶段。如果将这些由外部政治环境所造成的短期表象等同于价值观的体现，那么我们将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政治文化非常善变，因为它在三四十年内翻天覆地地转变了若干次。这显然违背了“文化”一词的基本意涵。当然，此类问题是可以避免的：这要求研究者能够分辨态度和价值，清楚意识到表面现象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存在差距。

在量化研究中，概念定义不清所导致的主要问题是将价值规范和态度本末倒置，以态度作为政治文化的代理变量来解释或预测政治发展。史天健曾批评道：“态度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因素，但是它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占据了本不该属于它的核心地位”。^[15]回溯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行为主义学派曾深受心理学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阿多诺等人即开始使用一系列有关社会价值规范的指标测量“威权主义人格”。^[16]然而，真正奠定政治文化研究的行为主义基础的则是阿尔蒙德和维巴里程碑式的《公民文化》。^[17]与阿多诺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该书将侧重点放在政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联系之上，更加关注政治层面的公民态度与倾向。在书中，两人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人对政治现象的心理评价”。^[18]阿尔蒙德与维巴的研究对后世影响巨大。此后，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大多将政治文化机械地视作个人政治态度的集合。大量研究开始关注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效能感、政治认知、民主观等政治态度因素。尽管埃克斯坦（1988）等学者曾提出政治态度太过具体，无法有效反映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研究仍一直强调民众的政治态度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它在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测量政治文化效应的量化分析中，概念错用会直接导致误判，极大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在实证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尝试用态度来解释政治发展，包括特定政治制度的兴起、巩固和运作效果。其中一部分研究是将泛化的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相结合作为自变量，其重点仍旧是价值规范。^[19]而另一些研究则直接使用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文化的代理变量来理解政治制度的发展状况。^[20]以萨里格森挑战英格哈尔特等人关于自我表达价值与民主发展程度的研究为例。萨里格森在实证模型中另外加入了对民主的支持这一态度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自我表达价值与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后，这一态度变量与民主发展程度无关。^[21]另一方面，英格哈尔特等人的研究发现则表明，貌似与政治无关的自我表达价值，包括认同自由、平等和参与价值、对社会多样性的宽容等才与民主政治制度息息相关。^[22]为何表面上与民主制度看似相关的态度变量并不具备解释力呢？究其原因，人的政治态度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与具体环境接触下产生的特定倾向。因此，一些测量政治态度的问题所捕捉到的答案并非关乎问题本身，而是反映了人们对于其他事务的态度。例如，在西式选举民主国家，对于民主的支持往往反映的是人们对政府的现实需求和期待，如发展经济、公共服务供给等。^[23]随着民主一词的滥用，它慢慢成为了一种毫无诚意的空头表达，并不代表人们对民主文化价值发自内心的深层认同。世界价值观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家超过九成的民众都表示支持民主。^[24]很显然，这样的态度因素对于人们理解一个国家或社会无甚帮助，更无法助力于解释政治制度发展。

另外，在跨国问卷调查中，测量政治态度的问题有可能会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发生语义转换，从而远离问卷设计者的初衷。这也是态度与环境交互所带来的另一种不确定性。因此，与价值规范相比，政治态度很容易成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空指标、“不靠谱”指标。

当然，以上的批评并非要全盘否定政治态度的地位。政治态度是由人的基础价值观与对现实境况的观感两方面互动而产生。这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在很多情况下会受到固有价值观念的过滤。通过长期捕捉和分析一国公民政治态度的变化规律与形态，并将其与该国的文化形态特征相联系之，往往有助于理解其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例如，中国公民长期居于高位的政治信任水平、差序的政治信任格局都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民众某种持续的深层价值框架。即便如此，政治文化研究的重心应放在价值和规范，而不是政治态度上。

图1 主观心理的层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中国实践

阿尔蒙德与维巴奠定了以政治文化解释政治制度的“公民文化”研究范式。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一国政治文化的特质能够影响其民主制度运作。基于人们对政治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态度以及公民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认知，阿尔蒙德和维巴建立了三种政治文化的理想类型：狭隘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参与式政治文化。通过对五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该书总结出了一套最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标准：对现有政权忠诚，对现有体制骄傲，以及适度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文化》一书问世不久，维巴与派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1965）紧接着讨论了全球十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前景。^[25]这两本早期著作为公民文化范式建立了明确的问题意识，以公民文化作为自变量，民主制度作为因变量的研究设计被大量模仿。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英格哈尔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世界价值观”为代表的大型跨国问卷调查的兴起，公民文化的比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研究面更广、辐射国家更多、数据更加详实可靠。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公民文化研究始终不变的问题意识是如何以文化促进、夯实西式选举民主制度。不难发现，这类研究中蕴含着政治发展的理念。遗憾的是，它们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局限，即将政治发展等同于西式选举民主发展，将政治文化等同于民主文化，问题意识上过于狭隘。

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经提到，政治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表示政治体系制度化的过程。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认知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的认知范围内，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线性过程，由低级走向更高级的政治形态。在这种思维定式的目的论视野下，西式选举民主即等于福山笔下的“历史的终结”，政治发展的本质就是政治民主化。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就对此做出批评。亨廷顿指出，政治发展并不一定具有特定发展目标，而专指政治制度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一个制度化程度较高的传统政治体系虽然政治参与度低，但也不妨碍其具有较高政治发展水平。相反，如果一个现代民主政体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没有相应提高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合法要求，那么政局动荡在所难免。^[26]

因此，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并非个体的自由（civil liberty）或以某种特定形式的“民主”，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政治制度化便是建立合法公共秩序的主要手段。亨廷顿强调，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就是政治体系获得稳定性与价值的过程。稳定性依靠组织与程序加强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而价值的获得则专指思想凝聚力水平提高，凝聚力越强则制度化水平越高。一个政治体系若同时具备以上四个特征, 就意味着它能够吸收和转换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压力, 从而维持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的前三个指标主要依靠政党和政府在正式制度层面的体系建设，而最后一个指标，即思想凝聚力或价值的获得，则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体系息息相关。由此，亨廷顿的理论将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制度变迁不仅依赖正式制度，也依赖非正式制度 – 即文化或规范的相应转变。^[27]以上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传达出一个清晰信息：政治发展的本质是政治制度化，而制度化需要一套与其相适配的价值系统，以保证制度的原则和精神受到成员的一致认可。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并无所谓“高”、“低”、“好”、“坏”：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西式选举民主；政治文化也不应以“公民文化”为终极目标。总而言之，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都属于中性概念，并不指向某个特定制度与发展阶段。关键在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应当互相匹配，防止价值规范和正式制度之间出现长期错位的问题。

一方面，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制度化——即政治发展，对政治文化（即一些全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与规范内容）有可能或有必要需要进行消减与改造。这是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在面对从西欧发端的“现代性”的冲击时的反应——我国在上世纪出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类似的试图重塑中国社会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行动。但是，政治文化的发展有强烈的连续性和路径依赖特征，难以在短期内由社会精英根据某种外来的思想资源进行重塑。英格尔哈特的工作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即是，政治文化的变迁是由长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带来的：他发现西欧在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后30-40年间的长期的经济繁荣，带来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而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变迁理论，则更加突出地强调价值、规范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等物质基础的从属性。这说明，学术研究可以试图了解和发现政治文化的内容及其变化规律，但思想界和实践者，试图主动改变、塑造政治文化，是极其困难的。

同样，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也必须契合一个社会现有的制度体系，而变化和修改只是在制度的边缘部分发生——这即是制度之一研究者长期主张的制度的“粘性”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行动者（如政治精英）可以尝试主动地规划或设计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但这种努力对制度的变化只能产生边际性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地采用嫁接或将在其他的政治文化土壤上生出来的草坪搬移过来的办法。

总而言之，政治制度要能获得正当性和被行动者接受，需要与社会的价值体系相契合；而一个社会的基础价值系统，即是政治文化的基础部分。厘清了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政治文化这三者的这种关系后，关于政治文化变迁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问题就能够轻松地解开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最基础和核心部分，乃是该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我们把这个基本价值体系称为意识形态，而且对不同的价值体系，人们也一向以某某“主义”来称呼或加以标定。由于任何社会的基础价值体系是相对稳定的，那么除非一个社会在短时间内受到巨大的外部冲击，政治文化的变迁必定是缓慢的、连续性而非跳跃性或断裂性的、是有长期的边际性的变化累积而成的。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必须与该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体系相契合，在其基础性价值体系内运作。而按照诺斯的观点，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本身就是制度的一种。^[28]因此，一旦我们将政治文化抽象成基础性的价值观或各种“主义”，它本身实际上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层次，而且是一个最基本的层次。

以上价值无涉的描述与文化主义的基本关怀是相一致的。如果仅从西方中心的视角出发，研究者只会具备一套相当狭隘的问题意识和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当研究者未能充分尊重和理解不同国家、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时，便匆匆代入自己的视角，将起源于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与假设机械地应用到实证案例中，那么产生偏见的研究结论便在所难免了。这方面的实证案例汗牛充栋，占据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壁江山。笔者并无意再一一例举并批评之。

事实上，杨国枢等政治文化学者很早就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针对个人现代性的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现代化未必就会造成文化与价值观的全球统一。^[29]即便如英格哈尔特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理论者也多次指出，文化是具有路径依赖和异质性的。各国原有的文化特征不会完全被自我表达价值所替代，而依旧会在长期发展中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学者在研究不同文化区域中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时，需要采像杨国枢等人早年的努力一样，试图建构相应的量表乃至挑战这些概念的适用性。

近来，已有一些关注东亚与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开始在这方面做出尝试。例如，鲍姆霍夫与顾曼丽（音译）指出，“自我表达”价值的度量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东亚社会的政治文化。由于深层价值规范的不同，东亚社会对待工作、家庭与社会问题的态度貌似更接近与西方语境下的保守人士。而东亚人的信任水平则接近与西方标准下的后物质主义者。如果完全用源自西方的自我表达价值来测量东亚民众，便会得出一些无法有效解释的“四不像”的实证结果。^[30]类似的，庄梅茜（2020）发现源自西方反犹背景下的“权威主义”人格度量在中国的适用性很低。基于对问卷数据的因子分析，她直接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权威人格量表。^[31]这些研究表面，不同国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在某些时刻、在某些方面出现类似的文化表达。这些文化表达可能受外生影响，也可能是内生结果，亦或是内外互动造就的。但是，没有哪两种文化表达会是完全相同的。另一方向，英格哈尔特等人则对政治制度这一因变量做出了反思和调整。不同于西方主流学界对“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思维（表现在度量上，往往就是1和0的哑变量），英格哈尔特认为，形式民主、选举民主并非民主制度的题中之义。他继而提出了度量民主制度实际发展与运行情况的“有效民主”（effective democracy）概念，其中包括了公民权利和政府廉洁两个指标。^[32]在这种新的度量方法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西方人眼中的所谓“威权国家”也得以上榜。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有效民主”及其组成指标就可以发现，它真正关切的并非西式选举民主，而是政府的善治。与其说它是“有效民主”，还不如说是“有效治理”更加贴切。显然，这一概念的度量指标目前过于简单粗糙，仍有许多其他指标有待加入，例如政府回应度、政府问责性等等。当这些指标逐渐完善时，中国在榜单上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学者能够有意识地纠正、改进这些测量政治制度的重要概念，那么有关政治文虎与政治发展的整个知识结构与内容也会得到相应的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左右，中国政治学界也开始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并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但是，现有研究在理论视野上总体而言不够健全，缺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全面检查和反思。首先，就问题意识而言，不少研究呈现出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是否会引来以“自由民主”政体为理想目标的政治转型。因此，诸多研究经常关注的是公民的民主价值观、民主价值观的变迁是否会带来政治转型等问题。我们需要这种西方中心的问题意识在总体范式层次上进行反思。

由于未经充分反思，国内的政治文化研究几乎全盘接受集中了阿尔蒙德与维巴“公民文化”的概念范式。这集中表现在对政治信任等态度问题的过分关切上。前面已经提到，政治信任、民主观是对于某种具体的制度体系的感受或支持，本质上都是政治态度的概念。但研究者使用这些态度变量对政治文化这一母概念操作化时，实际上已发生了概念转换。遗憾的是，政治信任/支持几乎成了最近二十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文化唯一关注问题。^[33]相较之下，有关价值规范的实证研究则要少得多。史天健的研究为中国政治文化领域树立了正面的榜样。史曾多次发现，中国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是受中国社会的价值规范影响的。基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观察，他建立了一个通用的政治文化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两个主要维度的价值规范构成，即1）个人对权威的定位；以及2）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定义。^[34]史天健指出，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强调等级定位和非自我中心的互相依靠，有别于西方社会强调平等互惠的价值倾向。庄梅茜（2020）有关权利意识与抗争倾向的分析中发现，真正影响民众抗争意愿的变量并非政治信任，而是恰恰与政治无关的社会价值观。^[35]总体而言，针对价值规范的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本章分析了我国学术界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和方向。首先，由阿尔蒙德和维巴等人领衔的 “公民文化”的政治文化研究传统，实际上是受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空间中。在认识论上，这代表美国政治学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行为主义范式，即强调客观世界、包括人的大脑中的意识、情感、符号、意义等现象，是固定的、可测量的，在方法论上，则是通过问卷调查、包括问卷实验等“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为政治文化具体变量的态度性变量，即政治信任、民主价值观进行测量，并将它们作为因变量，试图解释它们的变化。这一方法更多地应该用于态度的测量，而对更为深层的文化的研究，我们需要更丰富的方法组合。就此，本文呼吁政治文化的研究需要回归文化主义的范式。对文化的研究，应该去辨析、捕捉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的成分，并形成适当的概念体系去构建对政治文化的内容的描述与解释。文化主义的方法论要求我们首先在文化理论上做出反思和创新，其次在问卷调查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以质代量”地为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新的概念范式、研究路径和实证上的丰富内容。学者应当试图捕捉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构成成分，并发现它们与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范式中描述的政治文化内容的差异。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正确的方式。

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克服两个重要的范式性立场对学术工作者的问题意识的限制。在政治发展的目的论和规范上，中国学者需要破除以西欧、北美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或模式的规范性思。而在政治文化研究上，则要要破除派生于西方中心的 “公民文化”的研究范式，试图从中国、东亚乃至更大的地域背景出发，发现一片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