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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

宋道雷*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转变，便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经济转型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但同时中国的经济转型也是在保证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推进的，虽然这一大前提未变，但中国的具体政治发展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国际大背景看，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并且被证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市场化改革，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也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汲取型政治逐步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型政治转变。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发生的重要变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渐进的。^[1]中国在保证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走了以增量改革为路径的市场化改革道路。^[2]这就是科斯所谓的“边缘革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四个重要的“边缘力量”开始，由非国营经济引导，逐步倒逼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社会主义公有制发生变革。^[3]在历经将近30年的努力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虽然有反复起伏，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1979–1993年间，增量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推行。但是，国有部门改革的滞后和各种寻租行为的出现，迫使改革向以国有部门为攻坚重点的纵深方向推进。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已开始涉及财税、金融、企业体制等核心领域，标志着改革的整体推进。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进一步将改革重点转向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4]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进一步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逐步过程。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体现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但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状况。由图可知，虽然从1978年到2002年，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直到2002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低于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甚至低于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将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途径上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虽然后改革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几近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连接，但是，除了一些较短暂的时期以外，一般来说中国仍然处于低城市化现象阶段。”^[5]

图1 工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率 1978—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经济和城市社会生活提高的一个指向标，从图中可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低于工业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低于前两者，这说明从生产性/工业化城市向生活性城市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图2 工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率 2003—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1978-2003年间，2002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39.09%，工业化发展水平是39.4%，到2003年城市化发展水平才以微弱优势超过工业化发展水平，两者分别为40.53%与40.5%。从1952年到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平均值为37.46%），工业发展代表的国家工业化转型仍然是国家的中心关注点，工业发展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对，虽然第三产业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从1978年之后开始呈增长趋势，但是，它们的平均值为30.4%与24.61%，远远低于工业发展平均值。其中城市化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甚至比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低；直到2003年，前者才逐渐超越后两者。（表1）

表1 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1952—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2003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因为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性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国内开始超越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但是，直到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仍然以46%的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55%）9个百分点。^[6]这说明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消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发展型政治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也逐渐向发展型政治转型。这种市场经济与发展型政治的转型主要发生在城市，是在以工业化城市为主导的单位政治向以市场化与生活性为主导的城市社区政治转变中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改革下中国城市，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异质水平。”^[7]“‘重生产，轻生活’，以工业生产为城市核心职能的片面发展观得到了根本扭转，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城市产业结构得到了逐步改善。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各类企业单位和城乡居民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动主体，城市建设活动由单一的国家计划投资转化为计划内和计划外，（形成）国家、集体和个人，内资、外资与合资等多元化的投资格局。”^[8]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从以刚性教义为信仰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向以柔性发展为普世理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转进的倾向，这包括经济改革、科技发展、社会所有制改革、政治改革、思想解放和现代性价值的建立，从而将一个神圣集体主义社会向多元社会变迁。”^[9]以上海为首的大城市为例，它们由“‘工业生产型城市’向多职能的中心城市转变，城市的商业服务、商务办公和文化娱乐等功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的重组同步展开，城市用地扩展迅速，大批成片居住区、工业园区和各类开发区相继崛起；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市中心区改造使工业用地向城市外围迁移，工业用地在城市用地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明显改观，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强化，城市空间结构趋向多元化。因此，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市场化进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共同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市场有序’化。”^[10]

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发展型政治开始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形态。发展型政治力量的根本特征在于：让市场获得发育，让城市居民不在局限于单位政治空间而是获得生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使基层社会的政治活力得到释放和培育。单位解体，社区出现，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力得到释放和转型。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现代政治要素开始成长起来，现代的国家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要素——城市组织与市民的参与制度、经济契约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文化创新发展制度等等，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空间中形成并发展。“把市场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国家有必要去管理新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分工和流动性。这将驱使国家本身与社会脱离，使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其后果是社会管理的专业化，以及社会开支的增加。在中国城市里，我们将看到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生活官僚化。因此，国家不能像在全能社会中那样嵌入社会中，而是要站在社会的对面，调解各种社会的争论和冲突，而不是作为一种直接的资源分配工具。”^[11]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制度要素的出现，开始带动中国向“一个保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即发展型政治形态转变。^[12]

三、发展型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

从政治发展，即权力要素的实践意义上讲，中国在1978年便开始向现代国家建设的发展型政治方向转变。但是，从客观实际效果上讲，从一五计划开始的1953年一直到2003年，中国一直处于汲取型政治发展阶段，从200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开始进入发展型政治转型（图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变革使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及它们之间的行为方式与界限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组织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结构，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界限，人与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发生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自主的行为逻辑与多样化的行为方式。这一系列的变化，改变了经济、社会和城市空间中以国家权力要素为主导的运作机制，从而促使中国政治转型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个体自身规律的现代的方向发展。

1978年以后，随着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农村人口溢入城市，外来人口增多，这就是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同时，因为国企的经营、运作模式，以及它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娱乐为一体的运行模式，不再适合现代企业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竞争，所以国企需要改革，这种改革也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发生。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发展同时被市场经济、消费革命和个人主义所带动。^[13]市场化经济要素进入中国的一刹那，就意味着以国有企业与单位制度为主要支撑机制的汲取型政治形态开始渐渐松弛，更加发展型的政治形态开始建建立。汲取型政治的本质就是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发展的要素、生活的要素和市民的要素的建立、生长与发展，它们是以其各自本身的内在逻辑为依归，而不是以国家政权的逻辑与国家的工业化意志为依归。但是，国家政权的本质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以它的逻辑建立的适应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战略主导的汲取型政治的松动，以及任何的变革都会造成国家政权的风险。然而，市场化改革又不得不进行，因为市场化因素是中国国家建设向现代化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与要素。基于此，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承载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并未改变，但是工业化的经济组成和发展路径已经开始松动；现代国家的市场化要素已经开始在工业化经济内部生长，但是，市场化本身的主体性并未建成。面临市场化的冲击，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所承载的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逻辑必然要求市场化经济的实现形式，由此，汲取型政治所依托的单位制度面临改革。

国企改革使国企开始剥离政治、生活、娱乐、福利职能，自负盈亏的以利润为目的的企业经济职能成为国企的主要界定标准。国企职能的剥离，或者说国企经济职能的市场化定位，从一定意义上讲，使国企真正成为现代市场的参与要素。这也就意味着以国家政权逻辑建立的工业化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在国企这一重要机制发生市场化转型的时候，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现代经济和城市要素，例如现代的企业、市场、自由劳动力，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所依赖的重要元素。市场化要素给工业化战略承载的国家政权逻辑带来巨大挑战，但是，国家转型必须依赖市场化要素的承载，在这个两难困境中国家政权和政治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其他选择，必须慢慢向以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政治转型。

在发展型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社区成为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性空间。^[1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国家政权依然需要寻找巩固自身的政治机制。所以，这种国企支撑的汲取型政治逻辑，开始从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支撑的发展型政治逻辑转型。因为国企的改革使国企与城市、生活剥离，国企不再是囊括所有城市和生活要素的“单位”，国企只不过是国家和城市的现代要素之一而已。那么，市场化溢出的资本、自由劳动力、技术、空间等现代要素，必须找到新的机制支撑。国企改革意味着单位的瓦解，单位瓦解意味着国家和城市人口的组织化控制机制失效，但是国家政权依然需要运行，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政权巩固和政治稳定的依托机制开始转向单位解体后的社区机制。^[15]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了以国企为机制的单位的组织化支撑，而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型政治的主要支撑机制不再是国企与单位，而是转向街居制下的社区机制。因为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化，使国企改革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为没有单位分割的平等的自由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只有在市场化生产的时候，才以企业为主要活动场域，他们大部分的生活、娱乐、福利、政治活动都发生在企业外。为了使市场化逻辑不至于在承载国家政权以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转型的时候，将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属性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摧毁，这个时候国家开始寻找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相适应的发展型政治形态以支撑现代国家建设平稳转型。以中国的现实实践来看，这种战略性空间便是社区。

社区的出现因应中国市场化转型与发展型政治而产生。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汲取型政治推动国家转型模式以单位制度为主要组织与治理方式，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遇到了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所以，文革以后，随着中国新一轮的转型，单位治理体系也发生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是从单位回到社区和个人，从政治回到生活，从国有企业回到城市。任何一个社会的活力都来自于尊重每一个个人的利益，来自于让每一个个人了解并实践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创造财富，如何让每一个家庭安排生产生活。换言之，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社会的归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重要转型丝毫不亚于西方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关系转型。于是作为最有机的单位体的——家庭——开始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城市中发挥作用，这就是典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端。家庭开始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组织，能够成为具有自我生产的单位，是国家政治对接的最基础细胞，这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转型。伴随着这种转型，原来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单位制度开始松解，于是中国人就从“单位人”转变成“家庭人”、“社区人”。实际上，后两个名词指向的是本质意义上的“具有自我利益的独立的个体社会”。^[16]人们重新回到家庭、生活、经济和社会当中的过程，促使整个政治发展模式发生转变。中国的国家转型和政治转型开始从汲取型向发展型转变，以国企单位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载体推动的国家转型模式，转向以个体、家庭所在地为主体来治理社会、培育政治参与、促进社会与城市的发展，于是作为国家政治发展战略性空间的社区应运而生。

发展型政治所内含的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的转变，要求国家将政治治理和城市治理的重心下沉到社区。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与单位体制的松解，使政治发展向适应市场化的方向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国家将管理任务下放到社区，努力维护社会的可治理性，以‘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重建以地方场所为基础的社区，营造新的空间秩序，但这并非等同于重建一个全能社会。首先，商品化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关系，社区服务被商品化，并通过所谓的‘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社区管理‘专业化’，专业社工替代了居委会的退休人员和家庭主妇，街道办事处演变成一级政府，官员也成为公务员。在社区层面上，业主组成业主委员会，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物业权益，因而也更加合理化和局部，而不是在同一工作单位的更加全面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建的居民区将变得成熟，社会关系可能得到加强。”^[17]以社区体制为支撑，在日益多元的市场化经济和城市中，国家公权力、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等，相比计划经济的工业化主导时期，能够做到独立运作、相互配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形，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30几年的时间内，社区体制在中国得到了比较显著的发展。虽然社区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暂，尚未发展成熟，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模式，但是，不同城市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市属性探索了因地制宜的各具特色的社区模式。近年来尤其以青岛、上海、沈阳、江汉与百步亭社区模式最为突出。^[18]

表2 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这些典型的社区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因应单位体制松解后的政治发展和城市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从社区的成立时间来看，它们大多成立于1995年到2000年，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从1995年的29.04%到2000年的36.22%，开始突破30%的时候。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逐渐使中国摆脱低经济增长和低城市化现象，自由劳动力涌入城市直接挑战着以封闭/隔离为特色的单位体制的有效性。所以，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因应这一挑战，政治发展的主要承载体制开始从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变。

在5个社区发展典型模式当中，除了百步亭社区以外，其他四个社区都是依托带有单位或行政性质的街道、居委会重新调整而成。由此可见，市场化要素冲击之下的多元社会需求开始调整依托单位形成的治理体系，形成以社区为依托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下沉。这无论对于较工业化的城市——沈阳，还是较商业化的城市——上海，甚或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城市——青岛、武汉来讲，都无一例外。

在各种社区治理模式的核心特征中仍然有政府或者政党的显现，但是，这个时期的公权力要素不同于单位中国的治理。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时代，它已经成为参与社区治理主体中的一元。这体现在政府与社区的职能得到相对分离，其服务性加强，行政性减弱，强调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与社区功能，以期实现社区的自我治理。在社区中城市的社会性与生活性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些典型特征明显体现了社区治理区别于单位治理的特质，社区治理开始成为主导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

虽然，社区治理已经成当下中国发展型政治和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城市治理的重要支撑机制，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已经开始互动，但是，它仍然受到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影响。^[19]首先，从治理主体上看，政府是社区治理的主导性力量。在六种模式中，社区的建立、推进与进一步发展，都是由政府发起并推进。虽然百步亭模式是由百步亭集团建立的整个小区为社区，没有设置街道办事处，但是，它也离不开政府的推进，只不过是政府与市场化力量协作共进而已。就青岛模式来讲，社区治理的推进与发展过程中，虽然加入了社会化力量，但是，仍然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其次，从资源运行上看，社区自身的资源基础虽然薄弱，但是社区治理却离不开社区居民与自组织。六种社区模式的运作离不开六种资源力量的支撑：1）政府的行政性资源，2）驻社区单位的体制性资源，3）政党的组织性资源，4）物业公司的商业化资源，5）社区的自治资源，6）社会组织的专业资源。这六种资源成为支撑社区治理的基础性资源，并形成一个整合性平台，社区居民作为主要的参与者虽然力量薄弱，却是不可或缺。第三，从组织体系上看，社区甚至还被作为国家准行政性配置的一个环节。在沈阳、江汉、百步亭、成都模式中，社区的自治体系是社区自主运行的主要环节与力量，但是，政党、政府在其中仍然是领导角色与支持力量。在中国的发展型政治的演进过程中社区虽然已经替代单位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但是，建立政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与共治治理体系的前景仍然是前路漫漫。^[20]

四、市场经济背景下发展型政治中的政治参与

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城市空间中阶级力量发生重大变迁的表征。正如李成所说：“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讲，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21]他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是超越经济转型意义，而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乃至国际意义的。^[22]以经济发展推动国家转型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对于中国参与力量的培育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是参与要素的直接代表。

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直接相关。市场化改革使单位体制松弛，企业与市场挂钩，与政治、福利等脱钩，城市社会生活开始由社区承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给中产阶级消费者带来了新的自由，居民逃离公共领域，寻找自己的一种新的美好生活，而不是寻求社会组合，他们往往幻想着选择一个封闭的郊区社区。”^[23]这种封闭的社区是以商品房为支撑的，“房屋改为由市场供应这一点对中国共产阶级的崛起和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4]，“商品房的发展为新生的中产阶级摆脱全能主义社会提供了机会。新中产阶级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很低，他们渴望一个更有隐私的良好环境，而不仅仅是寻求一种社区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封闭式社区能够保留适当的隐私，搬到这些地方居住，他们更有自由感，能够摆脱传统街区活跃的社会参与、控制和监测。”^[25]建立在商品房政策上的封闭社区不同于以往的单位制度，在其中找不到生产性的影子，国家在其中成为一个隐匿的存在，而城市社会的生活性则成为其主要支撑。

基于大历史的眼光与中国的实践，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与壮大，还需要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撑。中产阶级在中国的产生与维持存在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与升级密切联系在一起。原始工业生产主要依靠逼近工人劳动力的物理界限而赚取利润，在人道与精神方面，这就必然导致原始资本主义的非人性生产与异化劳动的产生；在物质生活方面，导致占绝大多数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一般社会公众仅能果腹，甚至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社会阶层分化方面，导致上层工厂主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导致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而且还将本阶层的经营不善者不断抛入到工人阶级行列。基于此，要改变人类社会的精神、物质，以及社会整体性分化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机制，也就是产业转型与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知识或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增长促进机制，在某种意义上，中间阶级的出现成为必然。因为随着原始工业生产的精神、物质与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对新的增长机制的找寻成为共识。由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直接的一线工人生产，成为生产的主要方式；同时，机器的制造、维护与操作对工人产生了新的要求，即它要求工人不断的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制造、维护并熟练操作“生产之器”与“制器之器”。由于工人本身无力提供支付培育与提升人力资本的成本，资本家为在激烈的生产竞争中避免无产化的命运，并能够进一步获得更大利润，他们不得不承担起支付培育与提升工人人力资本成本的责任；由此，工人的工资不再仅仅处于原始工业生产时期的维持物理再生产的水平，而是开始加入培育与提升人力资本的费用，所以，他们的工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工人人力资本的更大的提升，会创造更加先进的机器生产，先进的机器生产又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所以这种良性循环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他们的工作环境也逐渐脱离恶劣的一线生产环境，尤其是推动信息经济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工人开始在环境优美的办公室中便可以操作“制器之器”。这个时期的工人与原始工业生产时期的工人相比，无论从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方面而言，都具有天壤之别，也就是说白领阶级产生。随着生产的不断创新性发展，如何培训并提高人力资本与如何管理企业成为重要产业。所以，在培训与管理层次上，工人阶级中会分化出新的上层阶级，即管理阶层或经理阶层。他们成为新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他们依赖知识而逐渐跻身于上层阶级的行列，从而打破了没有生产资料也可以成为中产阶级或者资本家的逻辑。中产阶级开始随着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成为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相对必然的事件。

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壮大是一个系统工程。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壮大这个系统目标的达成，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种变化都需要其他变化的支撑，或者说会禁止乃至约束其他变化。^[26]只有在整个系统与系统的各个部分良性互动过程中，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婴孩中产阶级，才能得到维持与不断的壮大。中产阶级的继续发展与壮大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维持机制。^[27]中产阶级的发展与维持不仅需要经济基础，同时也需要政治与社会基础：

第一，它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或者有效的物质市场^[28]）。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够扩大整个社会的财富，在理论上使财富能够惠顾于所有的社会阶层，当然，中产阶级也能够从中受益。这是中产阶级扩大的经济基础。^[29]第二，它需要一个多元主义的政治制度。多元主义政体能够使公权力服从一套规则的约束，致使其不再随意侵犯私有产权，为成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及其经济增长带来的中产阶级的扩大，提供不可或缺的政治激励。^[30]这是中产阶级扩大的政治基础。第三，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经济增长能够使财富增加，宪政可以使公权力不再随意侵害私有产权，但是，这两方面并不是中产阶级扩大的充分条件。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被社会上层或者既得利益集团所主导，他们的财富作为私有产权被保护，那么，中产阶级在社会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会严重失衡，并会逐渐贫穷下去。所以，建立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配合产权保护的政治制度，才能够保证一个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阶层的存在并扩大。第四，顺畅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渠道顺畅，一方面能够使中产阶级在地位市场^[31]中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能够使下层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两方面能够加强“隧道效应”^[32]的存在，为中产阶级扩大提供良好的地位市场。

住房商品化制度与产业升级，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有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维持，甚至是逐步发展壮大，但是，随着产业转型的继续升级与商品化住房的价格上涨，这进一步损害了中产阶级的成长。“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导致了许多城市的高房价”，这种状况使得“中产阶级和城市穷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影响着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前景，阻碍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成长。”^[33]以最近的发展来看，“尽管房地产改革改善了某些社会群体的经济机遇（尤其是那些从接近政府中获益的群体），但它并没有造就一个我们期待能在短期内促使政治变革的、积极向上的中产阶级。”^[34]

中国中产阶级作为参与因素的代表，他们并不能真正的平衡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发展型政治还需要进一步创造更加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组成混杂并且无法持续壮大，他们是“一个缺乏统一认同的混杂的群体……新中产阶级中有一半以上在公营部门，这部分中产阶级，因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对于政府的政策影响力最大。”^[35]这种关系决定了“中国新中产阶级与国家有着依附关系”，“不可能充当民主化的践行者”。^[36]由此可知，虽然参与要素的典型代表中产阶级在中国得到显著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讲，他们的参与性还不够，属于消极参与型。所以，国家还需要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以推动更加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实践表明，不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公权力是主导性要素，它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共和国前三十年，国家公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和汲取型政治占绝对主导性地位，这使国家的意志替代经济的逻辑，虽然取得了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但是也造成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巨大挫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能国家有限度地从社会退出，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汲取型政治出现软化的迹象；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种迹象更是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壮大，虽然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干预性一直存在；但是，随着市场要素的发展与壮大，以及社会参与的成长与发展，汲取型政治更加呈现软化的迹象，逐步向发展型政治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表明，如要取得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良性协调发展，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公权力必须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充满尊重甚或敬畏，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确定不移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