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满：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一个理论反思

 

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

一个理论反思

 

张春满^*

 

一、引言

    不理解政党，就不能理解现代政治的运行逻辑。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政党，一些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很多国家存在多个政党。有些政党的党员数量众多，而有些则寥寥无几。有些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活动，而有些乐于偏安一隅。要想理解政党，就需要把注意力转向政党的起源地西欧。过去两百多年来，根植于西欧政党实践的研究成果虽然一方面提高了我们对政党政治的理解，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非西方政党实践对政党政治理论发展的好奇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政党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进行反思。对政党研究“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不是为了抹杀西方政党实践的理论价值，而是为了进一步在西方与非西方政党的理论和实践中进行对话，从而增强政党因素对政治世界的关联性和重要性。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在西方的学术界是缺位的。西方国家只关注中国共产党，极少讨论中国的民主党派。当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采用西方的政党政治视角，取而代之的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研究视角。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西方学术界基本上不存在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关于中国内部政党的研究则被划入中国研究的范畴。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学者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西方政党政治是一种竞争性的政党体制，而中国的政党体制是非竞争性的。换句话说，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橘子。因为这个理论前提的存在，两者之间很难进行对话，更不要提进行理论融合。

 本文试图对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一个系统的理论反思。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实践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既有的研究把这种差异主要理解为，西方国家是竞争性政党实践，而我国是合作性政党实践。本文提供一个新的反思视角来理解这种差异。本文认为中西方政党实践的差异不是竞争与合作二者之间的质性差异，而应该是竞合关系在时间序列上的量化差异。在研究范式上，西方的“竞争”范式促使学者不断挖掘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意识形态、政党模式、党员数量到选举动员、选举策略、上台执政，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西方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从这个研究范式出发，西方学者试图利用定量的方法来把这种紧张关系具体化。这个具体化的操作能够指导政党活动，提高政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而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存在鼓励学者更多关注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如何构建更加和谐的关系。而且这种和谐关系在学术界往往被进一步抽象化为一种难以被科学测量的状态。因此，我国学者更多的是依靠质性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政党间关系。事实上，中西方的政党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并非不能对话。中国与西方的政党政治都是被竞争与合作共同裹挟的政治实践。西方的竞争性体制之中也有大量的合作关系，我国的合作性体制之中也有竞争关系的存在。本文将以竞合关系重新思考中西方的政党政治。

本文的研究脉络如下。文章的第二部分是要讨论一个基本的学术问题：中西方政党理论之间为何很难对话？西方的主流政党政治学者基本上不研究中国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而在中国研究政党的学者也无法为西方的政党政治理论添砖加瓦。为了跨越中西方政党理论的对话鸿沟，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本文试图对西方的竞争范式和定量研究进行解构，指出西方政党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的不足。在第四部分，本文将对中国的合作范式和质性研究进行反思，提出我国政党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缺憾。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之上，文章的第五部分试图提出一个广义的政党理论研究议程，以此推动中西方的政党理论对话和沟通。

 

二、中西方政党的理论对话为何如此艰难？

翻看西方的政治学教材或者政党政治专著，我们偶尔能够看到对中国共产党的零星描述。浏览中文世界的政党政治教材，我们能够发现很多西方的政党政治的概念和理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西方的学者没有忽视中国的政党，而中国的学者在积极地与西方政党理论对接。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中西方政党的理论对话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西方的政党理论在分析中国的政党实践时是苍白无力的，而中国的政党研究学者并没有在理论层面为西方学术界的政党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这一点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最为吊诡的地方在于，无论是西方的学者还是中国的学者，都把这种理论对话的缺失当作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现象。举例来说,作为卡特尔政党概念的提出者，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教授在政党研究领域是世界级的权威学者，但是在他的认知体系中，中国的政党与西方的政党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从来不会纳入他的研究视野。反观中国的学者，因为存在着中国特殊论的理论前提，研究党建的学者和研究政党的学者也很少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研究丰富西方的政党理论研究。在政党领域内，中西学术对话鸿沟的存在不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如果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为何在其他学科领域我们却看到广泛而深刻的中外学术对话呢？

 我们且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就是在价值观念很难保持中立的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也看到了积极进行和开展的中外理论对话。比如，西方是典型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我国至今没有被西方大国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践层面，我国的市场形态确实与西方的市场形态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政府-市场关系与西方的政府-市场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而西方国家是以私有企业为主导，我国政府对经济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和手段，而西方奉行自由放任的管制政策。从这种比较来看，似乎中国的经济与西方的经济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桔子。但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却看到国外的学者在利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经济现实，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用中国的经济案例丰富、发展甚至证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中外经济学界没有因为中国经济与西方主流经济形态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彼此疏远和逃避理论对话。在现实层面，可能恰恰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巨大的差异，反而吸引了大量的经济学家的好奇心和兴趣来投入到这场理论对话之中。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公共政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外的巨大差异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并没有妨碍中西方学者之间开展深度的理论对话。即使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内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中外理论对话的开展（比如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但是在政党研究领域，这种理论对话是非常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严肃的追问这个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既然不是中外政党之间的差异（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阻碍双方的学者开展理论对话和交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西方的政党理论对话变得如此稀缺？本文认为，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国际影响力小，因此中外理论对话的最主要推手是国外学者，而不是国内学者。西方学者在坚实的学术体系和学术传统的庇护之下，有能力把本就具有影响力的西方概念和理论框架传播到非西方世界。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前提条件是西方的学者愿意主动用西方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案例，进而引发中国学者的理论回应，形成一种“冲击-回应”模式，最终导致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理论交流甚至理论争锋。而之所以这种“冲击-回应”模式没有在政党研究领域出现是因为，西方政党研究的权威学者没有注意到民主党派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因而教条地把中国归类为一个只拥有一个政党的国家。而西方的主流政党理论全部是建立在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基础之上的。当一个国家拥有两个政党，就可以开展关于政党关系的研究，就可以讨论政党间的竞争，就能引申出很多研究议题。而如果只有一个政党，研究的议题就截然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政党研究学者如果分析只拥有一个政党的案例，那就是非常另类的研究，无法在学术界生存。

本文提出如下实证材料来支持上面这个观点。首先，通过浏览从2000年到2018年西方主流的政党研究期刊《政党政治学》(Party Politics),本文发现在这18年发表的793篇论文中，只有一篇论文是关于中国的，^[1]而且这篇论文也不是讨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这篇2012年发表的论文是用2008年大陆的一个调研数据来展现中国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度的。此外，这篇论文的引用量也不大，意味着在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政党政治学》作为西方主流的政党研究期刊，18年里只刊发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党研究在西方政党政治领域的严重缺席。其次，在《政党政治学》期刊中，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者的成果被广泛引用和讨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从事政党研究（包括党建）的学者并没有为西方的主流政党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政党学者中，明确把中国归类为一个只拥有一个政党的国家的学者为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因为萨托利及其里程碑的著作《政党与政党体制》在西方政党政治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2]致使后来的学者都延续了他对中国政党政治的认识，即中国只有一个政党。比如，在2010年美国的期刊《政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上的文章“政治秩序和一党统治”，^[3]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政党政治研究学者比垂兹·玛格罗尼教授（Beatriz Magaloni）和罗斯·克里池利（Ruth Kricheli）在文章中把中国和越南归为一党制国家。从他们的引用文献来看，两位学者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就是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今天的越南的的确确是一党制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存在，那就是越南共产党。但是中国与越南的政党体制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国不是只有一个政党，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有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越南历史上是有民主党派的，但是这些党派都被越共取消和解散了。玛格罗尼和克里池利在美国的权威政治学期刊上对中国与越南的政党体制上是持有完全错误的认识。而这个错误认识的根源是两位学者轻信了萨托利的研究。那么作为源头的萨托利为何在中国究竟是有一个政党还是多个政党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呢？问题的根源在于萨托利并没有来过中国，他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引用的文献来自于一份1968年出版的信息资料，而当时这份资料把中国定义为只有一个政党的国家。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份资料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八大民主党派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政党在中国存在的组织基础。萨托利在1976年出版自己的专著，把中国定义为一个只拥有一个政党的国家也没有错。但是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民主党派恢复重建并蓬勃发展，中国的政党数量又重新恢复到了文革发生之前的状态。西方的年轻学者没有跟进这样一种事实的变化，而是盲目地照搬了萨托利的研究成果，致使今天依然搞不清楚中国到底有几个政党。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转机，能够让中国的民主党派进入西方的政党研究视野。在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研究学者司马晋（James Seymour）在英文期刊《亚洲调查》（Asian Survey）上发表了“中国的卫星党”一文。^[4] 这篇论文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研究中国民主党派的论文。在文章中，司马晋借用二手资料介绍了各个民主党派的简要历史和在80年代的恢复重建情况。在1987年，他又向前一步出版了《中国的卫星党》专著。^[5]但是有可能是发表的期刊影响力比较小，他的研究并没有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关注。1986年的论文截止到目前，只被引用了2次，而1987年出版的著作在30多年后的今天也只被引用了32次。仔细观察这些引用情况，竟然全部是来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文章，没有一个引用是来自于政党研究学者。换句话说，尽管在80年代有关于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没有进入到西方政党学者的视野之中，因此整个政党研究学界对中国的集体认识还是停留在萨托利的研究基础之上，没有获得任何更新和改正。这不得不说是西方政党研究界的一个遗憾。

 不管是历史上的原因还是现实中的原因，中西方在政党理论方面对话的严重缺失和缺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的政党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把中国的政党政治纳入西方的政党研究视野不仅是政党研究领域的损失，也会造成西方学术界理解中国政治和发展的缺憾。为了进一步沟通西方与中国的政党研究，文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将对西方与我国的政党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进一步的解构。通过对西方的竞争范式和中国的合作范式进行比较分析，本文试图突破竞争-合作二分法，为后文构建出一个基于竞合关系的广义政党理论奠定基础。

 

三、西方的竞争范式与定量研究

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围绕着政党竞争来展开的。在实践层面，政党竞争从三个维度循序上演。第一个维度是政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为了存在而开展的竞争。 第二个维度是政党在获得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中而开展的竞争。第三个维度是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开展的竞争。西方学术界的研究不可能脱离这个实践。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研究重心会有变化，但是总体上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塑造一种竞争的研究范式。

在第一个维度上，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围绕着国家-社会关系而展开的。政党来源于派系，派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就出现了，不仅古代的西方世界中有政治派系，古代的中国也有派系政治，但是政党的出现则要晚的多。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政党为何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从词源方面进行一点考据。政党的英文翻译Party在拉丁文中也有根源—partire。它的意思就是分开。这一点从政党的英文单词party的词汇构成中也可以发现，party这个词去掉Y，就变成了part。而part的意思就是部分或者分开。那么政党的存在是为了把什么分开？答案是社会。政党在西欧的出现就是社会分化的一个结果。在整个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缝隙”（cleavage）。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产生了重大的隔阂和分野。造成这些隔阂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分化、宗教信仰、城乡差别是很重要的因素。政党的作用就是把一部分社会组织动员起来，进行国家-社会联系的再造甚至是精准再造。这一点从政党的概念可以得到佐证。

西方学术界对政党的概念进行了很多研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经为政党下过一个定义：政党就是一群人团结在一起，根据他们彼此同意的特别原则，通过共同的努力而推进实现国家利益。^[6]美国学者安森·莫斯（Anson Morse）认为，政党是一个持久的组织。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讲，它是由一群被共同原则所团结起来的公民组成的。在更加复杂的意义上，它是由两个或者更多这种类似的被共同的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团体组成的。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全体国民而是一个他们所代表的特殊群体或者多个群体的利益和观念的实现。^[7]这两个对政党的早期定义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个是来自于英国，另一个是来自于美国。英美两国恰好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开端。伯克和莫斯共同指出，政党是组织动员社会的一部分人群，而不是全部。这是理解西方政党概念的重要基础。而之所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原则和利益来实现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是因为社会的部分利益比社会的整体利益更容易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没有人能够让所有人满意。政党作为一个组织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利益得到实现，但是实现一部分社会利益是可能又可及的。

有意思的是，在第一个维度上的竞争不仅仅是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包含了政党与其他组织的竞争。因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组织，如媒体、公司、NGO，社会团体、利益集团、学校等等。为了在这个维度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和获得比较优势，各个政党需要做的就是最大化地发挥政党的功能。萨托利最为看重的政党功能是表达渠道的功能。在他的研究中，政党是公民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声音的重要媒介，是民主政治运转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政党不是只具有表达渠道这一种功能。学术界还研究了政党在这一维度的两个主要功能：选民组织动员和议题宣传等等。^[8]动员选民和议题宣传不是只有政党才能做，其他组织例如媒体也能做。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功能不是其他组织的核心功能。在现代政治中，只有政党的核心功能同时包括表达渠道、选民动员和议题宣传。把这些功能发挥好，政党在社会的存在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在这个维度上，所有政党都无一例外地会彼此竞争，但是进入到第二和第三维度上，参与竞争的政党数量就会急剧下降。

在第二个维度上，政党为了获得执政合法性会进行激烈的竞争。这个维度的竞争也是最吸引眼球的竞争。为了上台执政，政党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因此发展党员就成了重中之重。这也是早期的精英党（elite party）向群众型政党(mass party)转型的重要动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的上半叶是群众型政党发展的高潮。以工党为代表的群众型政党在欧洲吸引了大量的公民成为其党员。学术界的很多研究分析了这些党员能够在政党中发挥何种作用。^[9]这些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小到提供互助服务，大到为政党提供资金支持。正是看中了党员的这些作用，群众型政党为了在社会人群中争取新党员也是采取了很多手段。到了20世纪后半叶，党员人数出现了新的历史性变化。政党学者借助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的平台已经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党员情况调查。第一次是分析1960-1990时期的党员情况，第二次是分析到20世纪末的党员情况，第三次是分析本世纪初10年的党员情况。这三次大规模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比较惊人的发现：整个西方国家的政党都面临党员锐减的危机。^[10]党员的增减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些西方国家出现了几百万人离开政党的现象，这就成了政党的危机了。因为政党是要代表一部分社会人群的，拥有数量可观的党员是体现政党代表性的最好方式，也是维持政党代表性的最佳选择。但是当党员都离政党而去的时候，政党代表性的基础就被严重削弱了。

当群众型政党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因为拥有大量的党员，这些政党相信自己足够大到能够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了。而且20世纪恰逢普选权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群众型政党开始向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转型。全方位政党力图在社会层面实现全覆盖的政策网络。从理论上讲，一个政党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越多，也就越能在国家大选中占据优势，增加本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性。但是任何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都会出现组织问题。党员人数的增长使得政党机构开始变得臃肿，政党领导层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层级也逐渐增多。政党内部的民主机制开始失效，领导阶层开始走向寡头化。这就是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11]正所谓盛极而衰，当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党员锐减的现象之后，全方位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为了在获得执政合法性上取得优势，政党不得不开始向国家靠拢，形成政党的卡特尔化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党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卡特尔政党展开的。在1995年，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发表了“政党组织和政党民主的几个变化模型：卡特尔政党的出现”一文。这篇论文至今已经被引用高达4095次，成为政党研究的经典论文之一。卡特尔政党的出现使得政党之间的竞争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例如，政党竞争的基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群众性政党的竞争基础是他们的代表能力，全方位政党的竞争基础是政策有效性，而卡特尔政党的竞争基础变成了自身的管理技能和效率提升。换句话说，没有了坚强社会基础的卡特尔政党是完全“以政治为业”的组织。在这个方面，美国的政党是最典型的代表。作为一个民主党党员或者共和党的党员，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这些普通党员与政党精英的联系也非常少。两党的政治活动完全是资本密集型的，政党工作的本质已经与资本紧密的绑在了一起。举例来讲，美国的总统选举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选举，每次选举都要耗费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政党已经变成了国家的一部分，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事实上是游离于国家之外的国家组织。

西方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参加选举的过程。选举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度。这个领域已经细分为几个部分，包括竞选策略研究、^[12]选举工程学、^[13]政治咨询、^[14]初选，^[15] 选拔候选人、^[16] 选区划分、^[17]民调、^[18]选举预测^[19]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个政党都会参与这个竞争。比如利基政党（niche party）不把上台执政作为自己的目标，因而他们参与这个维度的竞争，也并不会像其他政党那样投入极大的资源。利基政党的存在和发展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在西方的政党中显得比较另类。起初，利基政党的代表只是绿党，这些绿党在逐步取得成功之后，吸引和激励了其他利基政党的兴起。而在现在，极右翼政党、宗教型政党和地方种族主义政党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纲领和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按照马克斯·魏格纳 （Markus Wagner）的观点，利基政党就是旨在一些非经济议题上进行竞争的政党。^[20]因为这些政党更多是关注环保、种族、宗教、移民等非经济议题，他们很难在全国大选中获得多数而上台执政。尽管如此，这些规模较小的利基政党还是对主流政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例如，在过去10年，美国国内的茶党（Tea Party）已经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慑于茶党的政治破坏力，美国共和党的政策迅速右转，不仅导致美国两党在国会上对峙严重，更曾一度导致联邦政府关门。

在第三个维度上，政党在治国方面也会开展竞争。当某个政党赢得了大选掌握了执政权，政党之间的竞争并未因此而偃旗息鼓。无论是在议会制国家还是在总统制国家，选举结束之后政党的竞争会在治国理政方面继续。执政党与在野党主要在立法机关中会利用各自的资源而开展议题竞争、立法竞争、民意竞争和影响力竞争，等等。比如在英国，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有资格组阁和请本党领袖出任首相一职。虽然执政党掌握了行政权，但是反对党能够组成影子内阁对内阁成员的很多政策和议题进行抨击。在美国，情况不太一样。美国是三权分立国家，国会的主导权可能由总统所在的政党掌握，也可能由其他党掌握。而且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主导权也不一定是被一个政党掌握。这种复杂的局面会使得两党的竞争出现极化的现象。比如2018年末到2019年初创纪录的美国政府的部分关门就是两党争斗极化的表现。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的这种体制称为“否决体制”（veto system）。^[21]两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互相否决对方的方案，只为了使对方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在一些比较动荡的民主国家，情况会更加复杂。比如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政府遭受了反对党联盟民主团结圆桌（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的全方位挑战和竞争，来自这个反对党联盟的胡安·瓜伊多在公共集会中自行宣誓就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政党竞争在这些政局不稳的国家很容易演变成宪政危机。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的政党学者是有着强烈的方法论自觉，那就是主要利用定量的方法开展政党研究。定量方法与西方的政党研究之所以比较契合，一方面是西方政党实践的很多数据是开放的，有了数据才能开展定量研究。另外一方面，定量的研究方法能够将西方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化。例如，通过做统计分析，学者能够研究哪些变量会影响政党的竞选结果。通过民调的数据，研究者能够建模预测不同候选人的支持率差异。通过对2000年到2018年《政党政治学》上发表的703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共有304篇论文采用了比较高级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回归分析为主）。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政党政治学》论文是采用了比较复杂和高级的定量分析方法。如果算上那些采用了包括描述性统计研究在内的文章，这本政党研究的主流期刊上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是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并且这样的趋势在2008年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在过去的10年中，《政党政治学》刊载的论文越来越侧重于定量分析的文章。

图1.比较频繁利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政党研究领域

 

 

在研究议题上，关于选举竞争的论文有高达58篇是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排在第二位的是关于政党制度研究的论文。其他频繁利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政党研究领域还包括选民研究、意识形态、利基政党、选举制度、议会投票和政党联盟等等。此外，定量研究文章还覆盖了政党形象、政党信任、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政党类型、政党承诺、政党宣言、党内民主等方面。基本上，政党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定量研究方法的影子，只是在有些议题领域出现得比较多，有些议题领域出现的稍微少一些。

竞争范式是我们理解西方政党政治的一根主线，但是只掌握了这一条主线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西方政党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对西方政党之间的合作缺乏足够的研究。在实际中，政党合作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一种普遍实践。在竞争性体制内，政党为了自身利益也需要与其他政党采取合作。比如，全国性政党为了获得选票需要与很多地方性政党合作，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全国性政党才能获得更多的选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的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of Germany）与地方性政党巴伐利亚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in Bavaria）。这两个党在德国议会中形成了联盟。作为联盟伙伴，基民盟不在在巴伐利亚州与基社盟开展选举竞争，以此换取基社盟对基民盟在全国大选的支持。基社盟作为地区性政党，只在巴伐利亚州开展活动。不仅选举的过程中很多政党之间会进行合作，选举之后政党间合作的重要性更是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在西方，一个政党是代表社会部分选民和团体的利益上台，而执政的过程中是时时刻刻面对着全国人民，这就产生了一种选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如果上台执政之后只顾及了选民利益，那么治国理政的很多方面就会伤害社会另一部分没有投票支持这个政党的选民。最后的结果就是民众愈发对立，社会关系紧张，国家的整体利益得不到维护。那么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执政党就需要与在野党合作，通过必要的妥协与让步，确保政府的政策能够实现最好的结果。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控制国会的共和党采取不合作的立场，处处掣肘奥巴马。而在2018年的中期大选之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也面临着相同的窘境。因为两党的争斗，导致美国政府多次被迫关门，80多万联邦雇员得不到工作，很多部门受到影响，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如果两党能够合作，美国的社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分裂和对立。还有就是在超国家层面，政党合作也很多。很多政党纷纷加入国际政党联盟，比如欧洲自由联盟（European Free Alliance），中间派民主国际（Centrist Democrat International）, 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和 欧洲人民党团（European People''s Party Group)等等。学术界应该加强对政党合作和如何促进合作的研究，这样能够进一步丰富西方的政党政治研究。

 

四、中国的合作范式与质性研究

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围绕着政党竞争来展开的。上文从三个维度对西方的政党竞争进行了讨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政党政治主要是围绕政党合作来展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存在使得很多学者把关注点放在了“多党如何合作和协商”这一问题之上。

在1949年之前，我国的政党体制也是一个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甚至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对抗性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各自依靠自身的武装力量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其他中间党派因为不具备很强的军事力量，所以基本上是处于被边缘的地位。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政党体制从竞争性走向了合作性。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在1949年组成了联合政府，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是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因为中央政府的很多重要岗位是由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占据。中国共产党虽然是领导核心，但是并没有垄断所有重要的政治权力和资源。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精诚合作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为土改、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制定宪法等等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一方面在客观上为共产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情绪减少了市场，另一方面促使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牢固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然而，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民主党派在中国逐渐失去了活动的舞台甚至一度销声匿迹了。尽管民主党派的发展在文革期间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民主党派再次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高峰。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中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由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22]十六字方针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加强合作的迫切心理和强烈愿望，为改革开放时期进一步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在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从而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制度确定下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党中央又陆续出台了多个文件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

因为这些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主要是以促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加强合作，所以我国学术界主要是以“合作范式”来研究中国的政党政治。这种合作范式主要体现在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在历史逻辑方面，我国的学者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和脉络。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内涵与世界意义》等等。^[23]通过对民国时期政党政治混乱局面的反思和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批判，这些研究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民主党派参政”格局的历史必然。历史逻辑的更深层次内涵是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合法性基础。因为我国的政党体制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竞争制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与苏联的一党制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了苏联模式，不允许其他政党在本国活动，实行一党制。而我国不仅没有取缔其他政党，反而是支持这些民主党派发展为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设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前东德、前波兰、前保加利亚等几个国家都是实行了多党合作制度。越南也曾经实行多党合作制度，但是在1988年又取缔了民主党派。今天的朝鲜依然与中国一样，实施多党合作制度。

在制度逻辑层面，学术界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演变和制度运行的逻辑。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制度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新发展研究》、《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从制度自卑走向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中国政党制度的成本、效能分析》等等。^[24]这些研究重点考察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变迁、制度结构、制度效率。另外一些研究分析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例如，一些研究讨论多党合作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25]一些研究分析了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26] 近些年来，一些研究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讨论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我国政党协商民主保障机制的逻辑构成与内需分析》、《多党合作制度与协商民主》、《中西方政党协商民主契合与差异：制度架构与路径选择》、《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等等。^[27] 这些研究的理论视角都是从制度主义出发，这一点不仅符合整个政治学界拥抱制度主义的学术潮流，也与西方政党学界关注政党制度如出一辙。

在实践逻辑方面，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大量的研究关注了我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在实践中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的现实方案和实践路径，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高效的政党关系、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学术贡献。我国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民主党派各级组织中的专家学者对民主党派发展中的问题、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落实问题、对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其他问题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和研究。因为篇幅有限，在此不对这些成果做过多展开。无论是从实践逻辑层面，还是从历史逻辑和制度逻辑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大多是把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进而讨论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就忽视了民主党派内部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此外，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依赖质性研究方法而不是定量研究方法。访谈、话语分析和案例研究是使用次数最多的研究方法。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来探索政党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容易使得这种和谐关系抽象化。例如，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之间在日常过程中是如何沟通、互动和协商，我们往往对具体的细节了解有限。在很多时候，多党合作制度的落实会出现泛化的现象。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数据来分析政党之间的关系，学者只能借助文本、话语和其他比较模糊的信息来考量我国政党制度的运行。

 

五、竞合关系：迈向一个广义的政党理论

上文对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了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能够发现西方政党政治研究的最大不足是对政党合作的漠视，而我国政党政治研究的问题是只看到了合作，没有发现竞争。正是因为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存在，中西方政党理论之间很难对话和沟通。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通过重新思考中西方政党政治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竞合关系）来构建一个广义的政党理论。

竞合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我们理解政党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只要有多个政党存在，就一定会有竞争和合作关系。如果政党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现实政治往往会变得混乱不堪，毫无章法和秩序。在极端情况下，政局也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如果政党之间只有合作没有竞争，那么必然会造成一些政党失去组织活力和运行效率。考察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可以从获得执政合法性和治国理政两个阶段展开。第一种理想类型是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在这两个阶段都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全时竞合关系。第二种理想类型是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在这两个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分时竞合关系。在第一种理性类型中，之所以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能够在获得执政合法性和治国理政两个阶段基本保持不变，关键之处在于其他政党始终承认获得执政权的政党的合法性。而在第二种理性类型中，之所以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会在两个阶段中发生变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始终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中国的政党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全时竞合关系体制。中国的政党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全面合作关系，而在民主党派内部之间则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而在西方的主流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两党制和多党制国家，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是分时的，以选举为界限。选举之前是竞争关系为主，选举之后合作的重要性陡增，所以是一种分时竞合关系。

作为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取得了执政权，赶走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稳固的。而且中国的成功也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的。例如，按照联合国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需要从1990年到2015年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随着4.7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中国成为了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社会内部和56个民族也是认可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正是因为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形成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的合作关系。那么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否在中国存在呢？事实上，政党之间的竞争不仅存在，而且在民主党派之间变得愈发明显。作为参政党，八个民主党派需要充分履行参政党的政治职责才能维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在实践层面，民主党派之间围绕着“参政绩效”而开展竞争就不可避免了。为了提高自己的参政绩效，各个党派首先需要招募更多精英加入本党。因此，各个民主党派之间会在新党员的招募上开展竞争。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各个民主党派之间有非常明确的联系界别，且联系界别各不相同，所以围绕着招募新党员的竞争比较少。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界别开始出现了重合的趋势。例如，具有高学历的大学教师，成为了很多民主党派的重点发展对象。其次，各个民主党派之间在政府职位上也会开展竞争。作为执政党，每个民主党派都能选拔一些优秀成员在政府部门任职，很多民主党派成员甚至在政府部门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例如，致公党主席万钢曾经担任国务院科技部部长，农工党主席陈竺曾经担任卫生部部长。除了中央政府的职位，地方层面也有很多领导职位是专门预留给民主党派的成员。例如，地级市的几位副市长中往往有一位是来自于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对于这些政府职位，各个民主党派之间也需要竞争。当然这些竞争是有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开展的竞争。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这也是各个民主党派相互竞争的主要方面。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工作做得越好，本党的地位就会越高，在获得财政拨款和官员晋升方面就会获得更大的优势。

西方国家的政党关系是分时竞合关系的典型代表。各个政党之间在选举过程中是以竞争关系为主，选举结束之后就会寻求建立政党间的合作关系。因为西方的政党是以代表一部分社会利益而寻求上台执政，所以他们很难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比如在美国，每隔四年或者八年，美国总统就会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实现轮换。而在美国议会中，也是多次在中期选举之后就实现了议会主导权的转移。在英国这种议会制民主国家，情况也比较类似。英国工党与保守党在二战结束之后长期轮流执政，没有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执政。而且随着各个政党在选举中政策分歧的增加，政党的长期执政就会变得更加艰难。而为了提高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参加竞选的政党就必须囊括更加广阔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上台执政之后必须与其他政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的默克尔政府。2005年，默克尔代表基民盟/基社盟角逐德国总理之位。但是因为基民盟与社民党在大选中是打成了平手，所以只有通过政党合作才能进行组阁。最终，一个前所未见的“左右大联盟”形成，默克尔出任德国联邦总理，而内阁成员多个岗位被社民党占据。在2009年，议席较上届大选有所增加的基民盟选择与中间偏右的自由民主党合作组阁。到了2013年，由于自由民主党表现不佳被逐出国会，基民盟再次选择与社民党组建大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在2017年的大选过后，经过艰难的谈判，基民盟再次选择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这种政党合作组成大联盟政府的局面不仅在德国联邦层面屡次上演，而且在州的层面更加频繁出现。例如，在德国联邦历史上，只有汉堡、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克森自由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四个州从未出现过大联合政府，德国其他12个州都出现过大联合政府。当然，在一些国家，分时竞合关系的模式没有被很好的采纳。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意大利政局长期不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政党之间竞争加剧而缺乏合作。2010以来，意大利已经换了六任总理，目前担任总理一职的朱塞佩·孔特并无从政经历，只是极右翼政党联盟党与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推出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可以预见的是，意大利政坛中的三股势力（中左联盟、五星运动党和中右联盟）的斗争还将持续下去，对意大利经济乃至欧元区的消极影响还会继续增强。

从竞合关系出发，我们能够发现，西方的政党政治不是只围绕着政党竞争展开的。一个运行良好的政党政治不仅需要竞争，也需要政党合作。在获得执政合法性之前，西方的政党主要是以竞争为主，而选举结束之后，政党合作的重要性变得异常重要，这是一种分时竞合关系。在我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功的，因此不需要再引入竞争机制来解决执政合法性问题。但是在民主党派之间，竞争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对激发各个政党参政议政的活力是非常有帮助的。作为一种全时竞合关系的典型，中国的政党模式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也具有一些普适性的内容。西方的政党体制如果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竞争性的体制，那就失去了对政党与国家治理深度关联的理解。因为只有政党合作才能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陷入党争的竞争性体制无疑是失败的体制，也是有违制度设计者初衷的。中国的政党体制如果仅仅理解为是一种合作性的体制，也是不全面的。民主党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激发各个民主党派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相互之间的良性竞争。无视这一点会妨碍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

 

六、结论

       在研究政党政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承认中国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实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这两种体制之间的关联。西方政党政治学者热衷于把竞争范式引入和扩展到所有政党现象之中。竞争范式的不断强化促使学者不断挖掘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主要是依赖定量的方法来把这种紧张关系具体化。这些研究虽然对分析如何提高政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有裨益，但是也显露出一些弊端。那就是忽视了政党之间如何通过合作来推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毕竟一个政党的上台只是政党活动的一部分，驾驭政府治国理政才是现代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点则与西方学者恰好相反。在中国，政党研究者充分注意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积极性。而且大量的研究是关注如何进一步把这种合作关系推进到更加和谐的地步。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国政党关系中的竞争要素。正是因为各个民主党派之间能够进行良性竞争，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履行参政党的职责和使命，从而进一步促使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走向深入。

    本文反思了当前西方学术界对竞争性体制和合作性体制适用性方面的问题，并且在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沟通中国与西方的政党政治研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与西方的政党政治都是被竞争与合作共同裹挟的政治实践，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是典型的全时竞合关系体制，而西方是典型的分时竞合关系体制。这个理论反思为我们构建一个广义的政党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政党政治领域长时间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一方面推动了政党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非西方政党实践对政党政治理论发展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学术研究要勇于打破框框条条，从问题出发，出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教条出发。只有这样，学术创新才能实现。当然，本文的分析视角尽管创新性较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是沟通中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一个尝试，未来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推进这个研究议程。例如，学者能够进一步发掘中国民主党派之间的竞争关系。他们都是在哪些层面上开展竞争？如何保证本组织的效率？学术界也可以开展跨国比较研究。例如，加强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比较研究。二者的共性是什么？差异又是什么？我们还可以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定期召开，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不仅是有学术意义的，也是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