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全球化世界中的移民政治”工作坊举行
复旦高研院“全球化世界中的移民政治”工作坊举行
2019年12月14日-15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世界中的移民政治” 工作坊（Workshop of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20余位来自美国、荷兰、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首先，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代表高研院和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期刊编辑部致辞, 热烈欢迎出席此次工作坊的专家学者，并指出高研院和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主办此次活动旨在围绕移民政治这一核心议题，加深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关移民的正义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阶层问题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高研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张春满青年副研究员、王中原博士，及博士后黄帅和刘丽等列席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就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议的第一场主题为“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移民政策”，由美国普渡大学的Dwayne Woods教授主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陈卫教授作了题为“1950年-2015年中国国内移民的趋势与模式”（Trends and Pattern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1950-2015）的发言。中国的移民研究往往关注移民的规模和结构，而对于流动性的程度却没有精确计算。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陈卫教授详尽估算了国内1950年到2015年之间的移民率变迁。他发现中国的移民率总体呈增长趋势，其变迁模式则主要体现在四个阶段：（1）因严格户籍限制而导致的1980年以前的低流动率（50年代初除外）；（2）80年代后流动性开始增加；（3）90年代后流动性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4）2000以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宽松，以及教育扩张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流动率快速上升。从具体数字看，1980年以前的流动率大致在2‰到4‰之间；1990年的流动率大约为6‰；而 2000年以后这一数字则迅速从12‰上升到2010年的13‰和2015年的14‰。总体的流动模式显示，移民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密切相关，未来的研究需要将中国的移民变化与其他国家的研究进行比较。
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Tabitha Speelman作了题为“中国移民改革的变化与持续：以国家移民局为例”（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a’s Immigration Reforms: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的发言。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移民数量显著增加。2018年，中国成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这是第一个针对移民事务的国家级行政单位。数据显示，在华外国人的数量从1980年的2万增长到2000年的15万，乃至2010年的59.3万，外国移民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多样化。尽管前往中国的外国人显著增长，在中国停留的国际航班大量增加，中国国际移民的比例依然比其他国家低很多。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对外国移民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1985年，政府出台了关于出入境查控工作的政策；2004年，建立了永久居留身份证系统；2012年，有了出入境管理法；2018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成为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部门。移民管理局的成立除了标志着移民事务的常态化，还告诉我们哪些关于移民问题的变化和启示呢？Speelman通过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式，深入了解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建立过程、结构、议题和政策框架等四个部分。最后，她提出移民管理局面临着制度和概念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移民管理局作为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它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不同部门的协调；第二，移民管理局如何定义中国特色的移民政策，以及如何回应有关移民问题的公众态度和诉求。
会议的第二场主题为“移民与福利分配”，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卫教授主持。
来自中山大学的叶华副教授作了题为“跨境移民、教育获得地区和收入差距”（Cross-Border Migration, Place of Education, and Earning Disparities in Hongkong）的发言。他提出，大量移民文献都关心国际和国内移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弱势地位，但仅仅依赖人口统计学依据不足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移民问题，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探索其内在的因果机制。可能的原因包括歧视、移民的语言能力和文化适应性劣势，以及对移民人力资本的低估。使用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叶华教授探究移民的受教育地是否影响到他们的收入情况。研究发现，在港内地移民的收入不利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受教育地，而非出生地。具体来看，内地移民总体比香港本地人的收入低27%，但是在香港本地接受最高教育的内地人则与香港本地人不存在显著收入差距。在内地接受教育的移民要比在香港接受教育的移民收入低13%，且他们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因为职业隔离。由此可见，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完全解释收入差距，受教育地则会影响移民融入香港社会。
东北师范大学的俞晓威博士作了题为“布尔迪厄的预言：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的高教育-低收入问题”（Bourdieu’s Talk: An analysis of High-Education-Low-Income Issue among Recent Chinese Professional Immigrants in Canada）的发言。他指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从建国到今天加拿大的移民数量在稳步增加。外来移民正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且他们的内部差异非常大。目前移民的收入仅仅只占本地出生人口收入的一半，移民的失业率是本地人口失业率的四倍，且来自中国的加拿大移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面对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俞博士采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运用一个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加拿大中国移民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和阶层挣扎。他认为，布尔迪厄的研究框架，主要研究社会群体的主观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主观世界指的是个体的观念、态度、人格和行为，或称惯习；物质世界则指的是社会结构或者场域。俞博士认为布尔迪厄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在长期视角下，人们如何感知、评价并且采取行动，通过意识将外部世界内化，同时将主观感受外显化。不同的社会场域有着自身的权威、管理规则和机制，其主导群体决定着资源的分配，而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源于对权力和资源的争夺。这类争夺需要依赖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等。通过布尔迪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移民的各种资本是被低估的，在资本被低估的过程当中，人的惯习会被改变。因为资本的积累需要时间，因而资本的再生产和资本的交换也会影响到移民的发展。
北京大学张航宇作了题为“人口流动与夫妻分离的健康启示”（Health implications of Elder Spouses’ spatial separation due to migration）的发言。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夫妻在居住空间上的分离，并且这种趋势在近些年扩展到了老年人。既有研究发现，婚姻通过提供经济、社会和心理资源来提升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应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张航宇比较不同婚姻状况下移民人群的身心健康。结果显示，居住空间的分离对夫妻双方的精神健康不利， 并且这种影响对女性更显著。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解释这些现象的内在原因和形成机制。
会议的第三场主题为“移民与民主”，由中山大学叶华副教授主持。
来自普渡大学的Dwayne Woods教授作了主题为“舟难载众——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如何利用移民危机重定义自由民主制度”（A Boat Load Too Many: How the League Uses Migration Crisis to Redefine Liberal Democracy in Italy）的发言。 Woods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全球性移民带来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危机。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包含着自由向度和民主向度之间的张力，其中的自由主义向度将民主制度视作一种公共产品，而西方世界新兴的以反移民为纲领的那些右翼政党借助移民冲击波吞噬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公共产品原则，高调宣扬自由民主中间的民粹主义元素。在这样一种操作之下，自由民主重定义为一种俱乐部产品。Woods教授通篇以意大利“北方联盟（lega nord）”为例，展示了该组织是如何在意大利借移民危机对自由民主进行重定义，进而促使福利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了只有“真正的人民”才得以享有的俱乐部产品。
来自复旦大学的顾燕峰博士作了题为“政治制度与对移民的社会态度”（ Do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emocracy) Shap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的主题发言。通过匹配使用Polity IV的政治制度测量数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个体态度测量数据，顾博士的研究旨在发现政治制度与民众对移民的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其分析结果显示，在混合政体国家民众最易产生对移民的敌对情绪。顾博士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可能性解释，并指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将是识别这些因果机制。
会议第四场主题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融合”，由上海社科院李骏研究员主持。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张卓妮副教授作了题为“社区总体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收入与在港内地移民的生活满意度”（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Relative Income, and Chinese Immigrants’ Life Satisfaction in Hong Kong）的发言。张教授认为，以往的学者围绕着住宅区社会经济条件与居民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做出两个预判：一是居民生活满意度与住宅区质量优劣呈正相关关系；二是生活满意度与相对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然而，住宅区社会经济地位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否能够被与邻居的相对家庭收入比较来解释，依然有待探究。张教授使用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数据以及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第一波数据，检验上述两个研究问题。其结果显示，在港内地移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香港本地居民，且随着住宅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这种差异的幅度增加。虽然在一个特定的居住区之内，具有更高相对收入的人看似对生活更加满意，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鸿沟。张教授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内地移民的生活满意度，一方面由其居民区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在居民区内的相对地位。
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陈芷君研究助理做了题为“移民的融合过程网络”（A Network of Immigrants’ Integration Process）的发言。陈芷君认为，此前的移民研究认为移民的融合过程受益于两个要素，一是对移民友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二是移民本身主观融入社会的行为。然而两者之间哪个更重要，且融合过程中不同元素之间如何交互影响，仍然是有待探究的问题。陈博士援引心理学的网络分析框架，将不同态度和行为的相互关系视作节点交互的网络，在对荷兰的移民与本国人口进行比对分析基础上，建立了可视化的环境要素和个人要素之间的网络模型。
来自复旦大学的郑冰岛博士做了题为“移民、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劳动力调查”（Migr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的发言，围绕着移民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分析。郑博士认为，中国在过去40年经历了由乡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然而，移民对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果机制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问题。郑博士的研究通过中国劳动力普查的数据，发现移民经历带来移民人口客观幸福程度的提升，却带来了主观幸福体验的下降，这是由相对剥夺感带来的，因为移民人口将城里人的生活水准当做参照框架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水平。郑博士进一步使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这些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
会议的第五场主题为“移民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由香港城市大学张卓妮副教授主持。
来自香港大学的许多多助理教授作了主题为《邻居的跨群组歧视如何影响社会认同——以香港为例》（How does Your Neighbor’s Intergroup Bias Affect Your Social Identity? The Case of Hong Kong）的发言。许博士使用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测量住宅区的社会环境如何形塑了群体认同。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如果邻里之间对内地人的偏见程度走低，那么该居民区内居民便能够分享共同的认同归属感；而如果邻里间对内地人的偏见越高，则人们倾向于强调其特定的基于出身的群体认同。尤其是，内地出生的香港居民如果与怀有偏见的邻居共处同一社区，那么会显示更强的中国人认同和更弱的香港人认同。许教授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揭示，宽容促进人们趋近相容，偏见促使人们隔阂。友好的居民区环境促进不同社会出身的人和谐共处，而敌对性的居民区环境增强人们之间的认同隔阂。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孟宇作了主题为《移民的风险偏好——基于上海与香港的比较》（The Risk Preference of Migrant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的发言。刘博士通过上海和香港的比较，探索移民的风险倾向，亦即移民相较于本地居民更爱冒险，抑或更不爱冒险这个问题。通过比较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和上海城镇社区调查的数据，发现在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因素固定的情况下，上海的移民相较本地人具有更高风险偏好，而在香港，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风险偏好差异并不明显。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两地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上海，本地人主要供职于公共部门，从而具有更低的风险偏好，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上海移民的风险偏好更高。
会议对上述议题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讨论，林曦、郑冰岛在会议结束时还与参会学者讨论了会后论文的出版计划和相关事宜，并代表高研院和期刊编辑部感谢与会的诸位学者带来的精彩发言和热烈讨论，宣布会议结束。
(文/刘丽、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