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社科高研院贺东航教授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发表论文

 

复旦社科高研院贺东航教授在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发表论文

 

  

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特征与核心动能

摘 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征表现为发展的复线式与建构的共时性，以及量子态等特性，这提示在未来的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复杂性与紧张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贺东航教授以独立作者身份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头版发表特约文章，题目为“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特征与核心动能”。

   贺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充分的“时空素养”。在对现代国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中，不少学者是以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套用和理解，然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的。首先是复线式特征。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军队、政党与军队、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条线索，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并还处于重构过程之中。其次是共时性特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表现为空间上的时态分殊和时间上的时态叠加，不同地区因发展差异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历史”，政治发展在中国场域下呈现出并起状态而非线性式继起。贺教授认为，复线式与共时性反映了量子纠缠的特性。我们可以把中国国家构建活动看作是一个量子场的运动，里面有彼此联系的能量场，有着多对的“量子式”纠缠，分别是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快速城市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互联网大数据社会的来临与政治生态的嬗变、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支持力与压力、国家构建中制度化与民主化等。每一对量子纠缠的两个量子都处于一种关联状态，如果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量子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目前中国国家构建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为此，贺教授指出，从中国发展经验与发展动力来看，有三个方面可以应对复杂性情势， 一是需要存在一个中心来化解“量子纠缠”。中国国家构建需要核心能动者，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需要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创新性；三是在中国国家构建的未来图景中，一些主观性因素如人的作用应当再次被重视。量子思维提示人作为主体的测量行为和操作过程，其参与度可改变着结果。因而在中国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政治领袖的作用。

 

 

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特征与核心动能

贺东航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国家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政党作为核心能动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调节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存，是国家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征表现为发展的复线式与建构的共时性，以及量子态等特性，这提示在未来的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复杂性与紧张性。从中国发展的经验与主要动力来看，由于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能动者以及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具有极强的创新性，这为化解潜在风险提供了强大支撑和保障。   

关键词：现代化；国家建设；政党与国家；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KS005)；福建省高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创新团队”的支持项目(20720181108)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总结国家建构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本文从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经验进行总结；同时抽象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征，如复线式、共时性、量子态。这些特性提示在未来的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复杂性与紧张性。由于中国国家构建的量子态特征，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以中心来控制所有的量子纠缠，由于中国现代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因此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心与核心能动者；与此同时，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具有极强的创新性，这几个方面为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提供了强大动能和支撑保障。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现代国家构建的三个重要经验

（一）国家与政党“党领导国家”的逻辑与实践

在后发型的国家构建中，政党往往扮演核心能动者的角色。20世纪初，当中国现代国家发轫时，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的低组织化状态，现代型政党出现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组织，政党有若干个明显的优势：广泛的大众基础；具有持续性；有自身的纲领和政策；有一定严密的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在师法布尔什维克列宁式政党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身的国情，构建了严密的基层组织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确保了党的绝对权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共产党就以强大的组织结构和整合能力有效地动员与组织基层群众参加斗争，为共产党赢得了政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权国家虽基本形成，但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仍旧紧迫。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治权力支配国家政权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立了“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并依托计划体制实现国家经济动员能力的提高。1949－1978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家政权建设，实现了近代以来其他政治权力进行国家建构都无法企及的政治社会经济目标，也为1978年后40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制度构架。20世纪80年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从“革命—改造政党”到“改革—发展政党”的转换，并对执政理念进行了调整。无论是国家政权的重建与行政体制的改革、精英的吸收与转换，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抑或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并以党的权威为其提供保障。陈明明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引领民族复兴“舍我其谁”、主持国家大计“当仁不让”的强烈历史使命感，驱使其确立为保证中国社会平稳转型而追求“长期执政”的战略目标。因此，党要维护自己在国家体制中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以及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轴心，并用党的“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制度要求之一，它的运行逻辑、权力配置、行事风格具有浓厚的党义治国、党组治国、党纪治国、党首治国、党员治国的特质。^[[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国家是一个“党领导国家”体制，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政党关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现代国家建构历程来看，“党领导国家”体制有效地调节了党政之间的协调关系，而且这种模式更符合致力于构建理性政权与发展型国家双重任务的中国国情。20世纪80年代中央曾提出“党政分开”，其初衷在于实现现代国家的规范化与制度化，通过专业分工、规则导向的政府职能体系维持国家的常规化运行，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复杂程度高的后发国家，中国要致力于赶超式目标，政府治理的制度性能力不足且面临的转型期各种问题，需要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和落实政策。^[[ii]]在这种背景下，强化执政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是一种必然，因为“在规制型政府未确立时，国家若缺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权威支持，无法顺利动员国家资源，无法实施国家政策，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无法保障国家高速的经济发展成绩……从而，‘以党领政’本身即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战略考量”^[[iii]]。

“党领导国家”体制表现为对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重构和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1978年后，从宏观上来看，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有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合法性的诉求转向了政绩合法型，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第二次转型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当绩效合法性面临困局时，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强调社会公正和“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新的合法性基础重构。在落实政策和执行政策层面，中国共产党启动“党的工作领导小组”运作机制，由党委牵头组建的领导小组能够打破官僚制系统制度化的条块关系，加强部门间的协商，并通过自身政治权威、行政资源与物质动员能力推动了重大公共政策的执行。^[[iv]]正是由于这一体制使中国共产党能统一行动，迅速将各种发展诉求转换成国家目标并予实施，使中国取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就包括：(1)物质成就，这是制度化建设绩效最生动的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取得惊人的成果。(2)制度成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制度化建设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具体政策领域。(3)秩序和安全。动荡、不稳定原本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必然经历的，但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国家转型时期，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剧烈的社会变化、亿万农民入城等情景下，使得本应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产生冲击的因素被控制和消解，中国社会秩序和安全依然保持着较好和较高的水平。

（二）国家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其根本的决定力量，而市场是其基本动力。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市场试图努力地摆脱国家的干预，形成独立的经济领域，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又需要国家宏观调控，推进政府行为的理性化和法治化，维护市场秩序，使整个经济快速、健康、持续有序地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完全控制了经济领域，计划经济体制主导国民经济生活。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实行统一的计划生产、计划消费，市场发育比较缓慢。1978年后，国家提出“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v]]，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认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扩张期，国家扮演无为而治的角色；第二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与推动；第三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强化。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伴随着市场的发育与壮大，公共权力也得以构建和成长。

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扩张期。1978年后，随着市场的逐步引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民众的利益来“灵活”执行国家政策，既不公开支持跟国家政策不一致的经济行为，也没有坚决反对这些市场经济行为，这在事实上给予地方民众较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权，让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经营，这是早期沿海一带如广东和福建市场经济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一些地方政府还为当地的乡镇企业(事实上是民营企业)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以规避“政治风险”，同时帮其获得“合法”的经营身份，包括推出“联户集资企业”这一概念，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合法身份。一时间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市场失序的现象。

第二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与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由“保护人”向“引路人”转变。国家提供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外资，主动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市场进行规范整治等。国家采取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思路，国家有关部门每年都会搭台组织举办交易会、调剂会和边境贸易会，加强经济协作和市场协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压力型体制和竞标制度，国家通过下达各种考核指标，促进地方政府主动与市场亲和。此外，政府还主动加强了与民营企业的联系，一方面新的经济群体(企业精英)通过人大、政协进入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订多部法律法规推进了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并采取诸多举措发展公共服务系统，健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体系和统筹城乡一体化。

第三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强化。市场的极速扩张带来了很多问题，如市场布局不尽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诚信不彰、环境污染、资源高耗、贫富失衡等。为了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来回应社会和民众的期待。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把飞行检查常态化与集中整治精准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强化对市场的日常监管的同时，积极发挥环保等部门的作用，协调好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富强文明和谐美丽中国建设。

由此可以看到，在国家建构进程中，中国采取了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国家没有建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度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失序，但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通过“反向运动”^[[vi]]，缓解贫富悬殊状况，实施强力的财政政策，抑制金融泡沫，推动全面的创新。虽然市场经济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但国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在民生服务等领域进行“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共享市场经济的成果，同时，国家和社会一起分担了市场运作的成本。总的来说，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国家构建就是一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追求国家与市场关系合理化的过程。

（三）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存

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进程。一般来说，在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出具有主体性、平等性、参与性的现代公民意识，从而塑造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社会，它把公共权威与私人领域分立开来，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给个人提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逐步建立了一元化的国家—社会模式。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必须挂靠党政机关的相应部门；同时，在各社会组织内部也相应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开始逐步松动，总体性社会结构也随之出现分化。在城市地区，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间经济组织的出现，带动了城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涌现出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因应中国社会不断滋生出新的利益诉求而产生的“两新”组织。这些组织承担了部分的社会责任，在某些领域协助政府进行治理，以实现多元合作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对中国国家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塑了现代国家，国家不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大包大揽”，在有些公共领域采取寻找可靠的第三方组织实现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民间组织是承接这一职能的合适对象。这些民间组织在国家让渡的空间内采取“自愿性替代”或“交换性替代”方式，包括为其会员和对象提供相关服务，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利用自身丰富的社会资本，节约组织间合作的交易成本；通过提供就业、培养人才、提供管理信息等方式团结社会，构建社区共同体^[[vii]]，使得国家的社会管理成本和对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大大缩减，从而达到“双赢”局面。

其次，这种治理模式还催生了现代公共精神。“有效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行为自觉，是公民主体性、自主性、自觉性的彰显过程，是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交互行为的投射，是公共精神主体人格的塑造与建构，为公共精神勃兴奠定了主体基础。”^[[viii]]一些“两新”组织通过各种平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了地方社会独特的参与文化，提高了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公共权利意识也在觉醒，加上网络公共论坛和网络公共治理空间的出现，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公共精神。正如林尚立指出：“社会力量的生长，深刻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原有权力格局，使党国一体的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向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国家和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三位权力结构转化。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动力结构，也从单一力量推动向多元力量推动转化，来自经济、社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要求与发展期望，逐渐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ix]]

现代国家建构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呈现“强政府性”和“国家性”色彩，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社会因此凋敝；相反，中国社会也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特征，社会不断滋生出新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强社会”状态。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呈现“双强”关系和共生共存。

二、发展的复线式与建构的共时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本土化特征

在现代国家构建历史上，不同国家在进行国家构建时都面临着相似的任务，也受到相似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在分享共性的同时，每个国家各自的国家构建历程又呈现出相互迥异的面向，这是基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与权力结构而形成的异质性。杨雪冬认为，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考虑时间坐标、空间坐标和风险维度。时间坐标有世界时间、中国时间、地方时间以及个人时间，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评价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成就，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制度遗产的时间叠加问题。在中国国家建设中，有的制度起源于革命时期，由于当时的目标设定不同，往往会与建设时期、改革时期的制度形成张力，造成了制度的理想目标与个人感受之间的反差：一是感到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的预期；二是出现“赶公共汽车效应”(这一趟没赶上，下一趟也赶不上)，这主要是在政策倾斜上，一部分社会群体认为自己没有赶上，引发了心中的不确定感、被剥夺感和落差感。在空间坐标上，中国地域空间的多样性呈现出不同的治理逻辑，相互之间存在交叉、契合与矛盾，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从风险维度来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风险治理机制。政党和国家仍然承担着应由社会和市场承担的风险。此外，中国的国家建构还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扰动。^[[x]]

杨氏的分析启发了笔者的思考。笔者认为，由于对中国现代国家史的研究是一种后验地重建历史存在的“构思过程”，需要有历史哲学的思维。迄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7世纪以来形成的近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思维为前提。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应该具有确定性、实在性和定域性。比如，我们可以测出物体的速度和位置，这是它的确定性；事物的存在不依赖于观察者，它都按照自然之道在运转，这是它的实在性或客观性；定域性说的是两个互相远离的地点或事物，不可能产生瞬时的超距离作用。在对中国现代国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中，不少学者是以线性发展的历史哲学思维模式来套用对中国现代国家演变过程的理解。

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是，20世纪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或然的因果决定论和选择论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强调共时态的结构性分析。在量子微观世界里，非确定性、主观性和瞬时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征。从根本上讲，只有以概率的规律而非“普遍规律”，才能理解量子理论在看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意义。美国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在《量子意识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提出了“波函数”(wave function)理论，分析人类社会现象的波动性、周期性、跃迁性、态叠加性、纠缠性等量子特性^[[xi]]。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的。它不是由单维度因果关系所决定，而是多种维度的因果关系共同构成现代国家构建图景。因此，需要我们以量子理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以观察和把握其重要的本土化特征。

首先，从历时来看，中国的国家构建突出表现为发展的复线式。复线发展观是在对线性发展观进行反思和解构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往的线性发展观将历史发展视为连续的、一维的、单向的进化发展。如以“复线史观”来看待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则会获得很多启示：一是打破原有单线叙事，挖掘出被压抑甚至湮没的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的其他多重线索；二是复线发展观认为，历史并不总是从落后到进步，历史的发展可能反转，关键在于还原特定历史时空的国内外背景，以此重现现代国家建设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演化过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军队、政党与军队、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条线索。在这些交织的线索中，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等重要线索都还处于重构过程之中，很多尚未稳定，这隐含着潜在的制度风险。因此，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制度构建与制度消解往往同时进行。有些方面的制度得到优先设计、有效处理和强化，如政党与军队、国家与市场。有些制度则在重构之中，如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线索体现了多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角力和相互作用，而某些偶然因素或关键时间节点的转折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家建构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是这种复线式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国家构建历程“充满曲折、呈波浪状和复线式发展”^[[xii]]。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知论或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说要以开放视野面对未来，不能以单线思维来考虑问题。

其次，要把握中国国家构建的共时性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在复杂的历史时空叠加上展开的：一方面表现在空间上的时态分殊，不同地区因发展差异分别“占据”着历史、现代到后现代等不同时间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时间上的时态叠加，现代国家的多重构件在中国场域下呈现出并起状态而非线性式继起。

中国拥有约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东、中、西三个地区在地理气候条件、交通位置、经济基础以及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差异悬殊，由此决定了中国在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及其生活于其上民众空间规模巨大^[[xiii]]。从国家建设与治理的角度看，庞大且复杂的国家规模将使国家构建任务复杂化并给核心能动者带来沉重的负担。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在沿海坐落着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信息通信设备发达，经济集聚效应显著，人均拥有财富的水平居于国内第一方阵。这些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如纽约、巴黎、东京等相差无几，已达到世界发达水平。而在贵州、云南、宁夏、甘肃等贫困地区，还有一部分人无法享受到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和舒适，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现代的城市生活距离他们相当遥远。现代的、传统的、本土的、西方的都集合在同一国家，这使得中国的国家构建存在“共时性”，共同地存在于同一国家辖域之中，呈现出空间上的时态分殊。这种共时性导致国家构建任务的复杂性程度高。

三、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量子纠缠特性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线式与共时性反映了量子纠缠的特性。如前所述，在量子理论的思维方式中，一个粒子可以被跨越很远空间距离之外的事件影响。这种复杂的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可以用不可分原理来解释。当两个亚原子粒子相互作用后，即使将来分开到不同位置，它们仍保持联系。即使相隔十分遥远的距离，一个粒子的任何量度都会自发地影响另一个粒子。此原理提示我们，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各要素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整体的一部分，而每个局部都影响着其他部分，因此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众所周知，“黑天鹅”事件概率虽小，可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可以把中国国家构建活动看作是一个量子场的运动，里面有彼此联系的能量场，有着多对的“量子式”纠缠，分别是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快速城市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互联网大数据社会的来临与政治生态的嬗变、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支持力与压力、国家构建中制度化与民主化等。每一对量子纠缠的两个量子都处于一种关联状态，如果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量子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目前中国国家构建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张力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权威与地方分散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不过，1978年之前，由于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加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到地方呈现相对同质性的政治生态结构体系。1978年后，由于国家的放权和激励措施，以及财政“分灶吃饭”的各种包干体制，地方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动因去推动地方的现代化目标。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地方政府在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甚至形成了一种“地方政府创新”的治理潮。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自主性是积极和活跃的，能带来积极的地方治理，自利性则是导致国家权威碎片化的因素，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威的碎片化会有可能演化成“治权分割”的局面，而“治权分割”的极端结果则是走向一个国家的“主权分割”和“治理破碎”状态。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如果地方的自利性增加和持续扩大，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就会变得有恃无恐，出现地方各自为政，就会发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撕扯，而这种权力撕扯又将折损国家治理水平和绩效。在这个时候，“中央权威”往往就会提出来，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为了应对复杂繁多的社会政治经济事务，实现改革和发展的诸多目标，摆脱政策落实的各种梗阻问题，国家统一性再次提出来并得到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突破了地方主义的顽疾，化解了公共政策在央地执行的张力，推动重大公共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当然，在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和“高位推动”^[[xiv]]过程中，那些以地方作为主体的改革如何改、如何变，如何协调地方性创新和全国性制度整合之间的关系，如何为地方性创新提供宏观制度上的支持和激励并建立更有引导性的约束框架，以及如何把地方性创新逐步有序地推广，归根到底，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如何平衡?这些是未来中国国家构建亟须面对的课题。

（二）快速的城市化与乡村社会的发展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国家构建最为直接的动力。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在实现国家富强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前，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决胜小康的阶段，有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应对，在“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链上，有一个挑战正在出现，这就是当前国家构建中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矛盾。

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还是从效率估算来分析，中国的城市化都是相当快速的。从1978－2016的38年间，中国城市常住人口从1．7亿增至7．93亿，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17．92%上升至57．35%，户籍城镇人口有5．77亿，户籍城市化率为43．9%。户籍城市化率比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要低13．45个百分点，提示有农村户籍却常年在城市工作的人口约1．83 亿，这约2 亿人被称为“农民工”。同时，中国城市总数从193个增加到656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91个，县级市361个，迅速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市等级体系。^[[xv]]以生产要素集聚、人力资本积累和现代技术创新为标志的城市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但与此同时，快速城市化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挑战，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住房供应结构性矛盾突出、违法违规用地屡禁不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收入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受到土地财政和GDP竞争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更多是以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对提供就业与社会福利方面投入不足。快速的城市化还导致城市乃至整个社会出现经济社会问题。如加剧了全国土地资源的紧张和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耕地迅速减少、农村劳动力过多转移、拆迁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快速的城市化还使社会管理问题凸现，如人口流动、治安复杂、劳动纠纷等，严重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国家启动了第二次农村社会改革，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注入振兴动力。第一次的农村社会变革是发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当时国家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入手，解放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商品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市场化成为影响农村治理主要因素。第二次农村社会变革是从 21世纪初开始，国家先后启动了取消农业税、惠农下乡、脱贫攻坚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多个行动计划。特别是2015年启动的精准脱贫攻坚战中，全国1000多万的干部投入到对扶贫对象的帮扶过程。为解决乡村治理精英匮乏的问题，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选调生、大学生村干部的下乡制度建立起来。第二次的农村行动战略表现为国家主动参与建构农村社会与治理规则，国家力量成为影响农村治理的最大因素：一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大规模“回归”，与当年的人民公社相比，具有高度制度化和技术化特征；二是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从村民自治转向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基层党的组织引领村级的各类组织建设和农村工作。从国家建构的背景来看，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国家建构后半程的趋势和新特征，值得关注。

（三）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与政治生态的嬗变

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科学技术创新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国家力量和国家符号的深入提供了基础和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推动了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增强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进入新世纪后，以计算机、软件和网络技术的创新，出现大数据、共享数据和云计算，它们成为21世纪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创新，也使得“政党—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网络社会的到来和网络媒介的使用，使民众拥有便捷有效的表达途径，为公共意见的生成和民间社会的培育提供了平台，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议程设置。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具有许多新特征，如低门槛、平等化和去中心化等。网络上声势浩大的公共舆论造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民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作用；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出现网络公共舆论的“多数人暴政”现象和“假民意”的流行、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导致非理性和失真性、主流意见在遭遇民间舆论时有被消解的危险。

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现代国家的治理带来“双刃剑”效应。从积极面向来说，在小数据时代，政府及相关公共管理机构想要搜集和分析全体公民的公共诉求是件很难的事情，加上大量社会数据信息的结构化分布，使得国家对全面民情数据信息的获取难上加难。因此，国家制定出来的法规、制度只能近似反映出多数人的意志。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得现代国家对信息数据的搜集、占有、分析和预测能力都超越了传统现代国家：一是信息采集的全面性使得多元主体参与中国国家治理成为可能；二是大数据技术可以对调查对象进行个性化的信息搜集；三是大数据技术使社会治理实现全程信息化；四是民众可以全方位全天候参与治理；五是网络和大数据技术可实现政务电子化。但大数据也对中国现代国家的治理提出了挑战：首先，大数据时代保护民众隐私权成为新难题，在国家治理中要制定数据搜集、使用补偿和定期审查追责等新的规范和相关法律，避免人民隐私权受到侵犯。其次，大数据可能对社会贫富产生影响，要避免因“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而演化成贫富鸿沟。

因此，在未来的中国国家构建中，必须重视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以及网络政治参与扩大所引发的新问题。其中，国家的抉择和制度引导至为重要，目标是要建构一个以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意志为基础，以理性政治文化为核心的网络社会，实现网络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这是一个国家系统工程：它要以国家法规体系为保障，构建以公民自主表达与自我约束为主导的参与之道； 以公开、透明、包容为原则的公共管制之道； 以公共机构、公共人物与网民群体平等交流协商的互动之道。

（四）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的张力

GDP是反映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力和财富的核心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GDP增长，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特别是近40年的制度绩效，具有强化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功能。不过，以GDP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具有一定的限度。合法性基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多种合法性资源要素构成，经济增长固然具有维持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功能，但是GDP至上主义却偏离了保障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初衷。要走出GDP至上主义的迷思，除了制度建设还需要加强道德建设，即国家要努力发现社会转型期人民普遍的价值诉求，整合价值观念，重塑信念，并用人们易于接受的语言进行重新阐释和表达，从而实现道义合法性的转型。只有人民对某种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的普遍认同与忠诚，才会是更加持久、稳定的合法性来源。

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中国民众急于脱贫致富，因此，对“发展是硬道理”表现出高度的认同。然而，经济增长也会带来很大的负外部性，加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民众对“开发型发展模式”的容忍度不断降低。一味追求绩效合法性，必定会导致合法性困13境。单一的绩效合法性策略在应付社会需求结构的多样化与变动性方面并不是那么自如，因此，这需要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意识形态体系提出新的阐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阐释体系逐步演化成复杂的层次结构，即针对不同接收者有不同话语体系。如何发展和完善有关意识形态、绩效与合法性关系的理论，构建连续的总体性认知框架，将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五）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支持力与压力

现代国家构建的外部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忽视中国国家成长的外部因素便难以深刻地理解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治，其中，战争和全球化分别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不同两个阶段的主要外部因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和动员体制、一体化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塑造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球化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外部因素。全球化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初始动力，从外部资金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到外部市场的开拓，中国主动走向世界，通过吸纳外部资源和经验，通过世界市场与中国丰富劳动力的结合，形成支持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腾飞的“后发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部源源不绝的资源技术，广阔而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一定的压力。首先，全球化会冲击民族国家既有的疆界与主权区域。其次，全球资本与金融对现代国家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再次，地方分离势力可能利用全球化做文章，使边疆问题成为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一大障碍。

此外，在全球化过程中还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它对中国国内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效果等产生负面影响。一是某些西方国家从全球化的重要推手蜕变成“逆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冲击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损害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的利益。二是阻挡了全球性治理共识的形成，动摇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基础，对恐怖主义、贸易规则、金融体制、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全球性治理议题都可能形成挑战。

因此，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张力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外部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需要我们提出有效的制度化应对机制。

（六）民主化与制度化的张力

民主化和制度化都是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国家构建中，民主作为国人追求的一种目标与价值，包含了民众的许多期待，如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公民权利、反腐和对政府的监督等，民主化因此承担着超出其自身的功能，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摆脱一切政治困境的灵丹妙药，对民主的憧憬使我们极易忽略制度化的重要性。

优良的制度体系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诉求与价值。制度不仅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包含着特定社会的传统习俗、行为与文化模式，以及构成制度的规则、规定、规章等。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执政党和人民都需要创造一个稳定且持续的现代制度体系，因为现代制度体系合理界定了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范围和界限，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和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行。因此，要应对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需要建构优良的制度体系。只有在理性和牢固的现代国家制度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民主。

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动能与支撑保障

中国现代国家的复线性、共时性和量子态等特性，提示着未来的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将存在14着复杂性与紧张性。从中国发展经验与发展动力来看，以下三个方面为应对复杂性情势、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提供了强大的动能和支撑保障。

一是存在一个核心能动者。从量子态来看，量子态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以中心来控制所有的量子纠缠。如前所述，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在不断分化，多元文化纵横交错，而地方有各种各样的自主性。中国就像是一个“混沌、量子纠缠的、巨大的场”，需要存在一个核心能动者。由于中国现代国家是在政党主导下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政治体系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扮演了现代国家的核心能动者角色，它包括：(1)有一套科学而系统的理论学说作为思想基础；(2)有一个关于未来社会远景的构设作为奋斗目标；(3)有精心设计的战略和策略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4)有统一严密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网络作为支撑保障；(5)有严格的道德律令。这些特质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根据中国的世界方位、国情历史和社会需求，在战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符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化机制，这是重要的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强调它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在客观上起到了维系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权威保障作用，在主观上，它让人民看到的是一个有理想、有号召、有理论并能够引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政党。

二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复线式、共时性和量子态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构建如采取“一刀切”的制度安排和严密僵化的政策规定则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现实，国家构建需要放权地方，激发地方的自主性，减轻中央政府的治理负荷。中国的国家建设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并举的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后，地方自主性开始得到认可，中央政府的适度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不仅复苏了地方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而且为地方追求自身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激励。从那时起，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创新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并带动国家总体的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治理时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面对频发的社会矛盾时利用治理智慧充分发挥“解压阀”和“缓冲器”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方政府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实践贡献远超出规范性的制度安排所赋予它的职责，这是国家构建“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未来图景中，一些主观性因素如人的作用应当再次被强调。在经典物理学的世界里，人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状态，有着根本上的宿命性，只能听命和顺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的作用力是被忽略不计的；人只能作为自然物理世界的观察者，而不是作为参与者对自然规律产生影响。在量子力学理论中，人作为主体的测量行为、操作过程或人本身的参与度，决定或改变着结果。在量子思维中，人起主导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温特(Wendt)认为，人的意识的主体性和事物的概率性可以而且应该带回社会科学^[[xvi]]。从量子思维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政治领袖的作用，道德品质高尚的政治领袖是现代国家建构主体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富有经验和激情的政治领导集团，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构建产生广泛和深刻的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  王浩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