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张诗羽：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政治问责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政治问责
胡鹏、张诗羽 *
一、导论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毫无政治经验的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先拿下共和党内初选，成为总统候选人，接着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入主白宫，全球哗然。在就职演讲中，特朗普批评长期以来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自顾私利，忽视乃至牺牲美国大众的公共利益，他将自己的胜利定义为“权力从华盛顿一小撮人手中回归人民手中”。[i]特朗普将美国联邦代议机构和行政机关与民众对立起来的的反建制倾向及其反移民政策引发了一些学者对美国民主制度运行的忧虑。[ii]在接下来的欧洲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项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政治组织的崛起引发了世界对民粹主义抬头的巨大关注。在分析诸如特朗普胜选、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抬头等现象时，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状况是，诸多民主政体内，民众对代议机构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均不甚理想。美国皮尤调查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的2017年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8%的民众信任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总是”或者“绝大多数时候”在做对的事，这个比例自2000年小布什总统开始就一直处在下降之中，是历史最低。[iii]盖勒普（Gallup）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国会和总统保持信心和信任的民众比例分别只有25%和43%，相比于国会和总统，美国民众更为信任武装力量（87%）。[iv]世界价值观（World Value Survey）调查第5-6波数据显示：成熟民主国家中，平均只有40%的民众对代议机构保持信任，瑞典最高，为64%，美国最低，为19%；在新兴民主政体中，平均只有29%的民众对代议机构保持信任，印度最高，60%，斯洛文尼亚最低，仅有6%。[v]虽然对机构的不信任并不一定导致民众对政体民主制度丧失信心，但民众对代议机构和政治领导人不甚信任依然可能催生民粹主义情绪。近年来新兴民主国家政治丑闻也频发：2016年8月，时任巴西总统罗塞夫因被控操纵预算违法，而被巴西参议院弹劾下台。[vi]2017年3月，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因滥用职权和贪污受贿，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罢免总统一职。[vii]2018年3月，被自身所属的执政党非国大要求提前下台的南非前总统祖马面临军火交易的贪污指控。[viii]种种现象均凸显了政治问责对当今世界政治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客的一篇评论即尖锐地指出：朴槿惠事件反映了韩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它需要更大的问责性和透明性。[ix]政治问责并非政治运作中的陌生词汇，在2001年至2006年的美国国会，有数百份的法案出现了问责一词。[x] 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公布的全球金融危机应对方案中，提出三大目标：创造新的就业、增强经济活力，以及增强政府开支的透明度和问责性。[xi]问责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汇。一些学者将问责看成是善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xii]问责性也被视作判断民主制度运行质量的核心内容或关键指标。[xiii]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民主问责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界定为政治发展的三大必备要素之一。[xiv] 那么，什么是政治问责？实现政治问责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存在哪些经验道路？作为一个在政治学研究中被高频使用的分析词汇，厘清政治问责概念和深入剖析其实现路径，对于理解和分析政治发展和变迁、国家社会关系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小到村庄和社区治理，大到国家政治乃至国际关系，政治问责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它受到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讨论。然而，围绕问责的概念界定，学者们众说纷纭，没有较为统一的共识存在。[xv]现有研究中也涌现了各种的问责类型：政治问责、民主问责、行政问责、政府问责、公民问责、公共问责等。[xvi]在将问责尤其是政治问责一词引入中文世界中，马骏等学者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现有中文著作对政治问责，尤其是对其政治问责概念的讨论依然以介绍国际学术界的观点为主。[xvii]威廉（Andrew Williams）和泰勒（Jennifer Taylor）即指出，问责理念虽然重要，但它十分复杂、模糊、并且含义依情境而定。[xviii]由于缺乏概念界定的共识，政治问责的经验测量和路径研究也受到较大影响，多样的学术研究观点却没能产生累积型的学科知识发展。本文在对前人研究进行反思性总结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政治问责的新的概念界定，并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下详细探讨实现政治问责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条件。一个清晰的政治问责概念也能帮助我们区分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如问责与回应性（responsiveness）、政治约束（political constraint）、制衡（check and balance）之间的异同。对政治问责的重视也能帮助我们反思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内在问题和可能出路。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本文首先将对政治问责的概念进行详细讨论，接着提出一个实现政治问责的分析框架，并仔细探讨其实现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条件。最后，本文将尝试结合经验材料，初步总结实现政治问责的道路。
“问责”一词作为舶来品，是英文单词accountability的中文译名。Accountability一词源自account，和财会计算方面的问题相联系，而作为其名词形式的accountability，则逐步走出财会领域，成为政治、经济、管理等各领域的学者使用的词汇。根据杜比尼克（Melvin J. Dubnick）的统计，从1970年代开始，问责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诸如经济、管理、政治等领域。[xix]对于政治问责的概念，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界定。福山将政治问责界定为“一种道德规范，在这种规范下，政治领导人认为自己需要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并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xx]费尔伦（James Fearon）将问责界定为“一种理解，A是代表B进行活动的，而B有形式化或非形式化的方式惩罚或奖赏A”。[xxi]BBC 一份研究报告则将其界定为“民众、群体或制度有能力制约政府及其他掌权者，使其对其行为负责，并且使其向大众解释其决定和行为的程度”。[xxii]施密特（Philip Schmitter）则认为政治问责的本质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政治问责不仅包括民众对掌权者的质询和惩罚，还包括了公民对掌权者命令的服从和认同。[xxiii] 格兰特（Ruth Grant）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将问责性界定为“在一定的标准下，一些行为者有权利去判断其他行为者是否达到这些标准的要求，并且在其未达到要求时实施相应的惩罚。”[xxiv]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则强调政治问责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回答性（answerability），即掌权者告知并解释其行为的义务；强制性（enforcement），即在掌权者违反其政治责任时，问责机关能够对其进行惩罚。[xxv]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对政治问责的理解存在显著不同。如博文斯（Mark Bovens）所指出的那样，政治问责有时被理解为一种规范理念，有时被看成为一种机制。[xxvi]从细节定义上看，不同学者对于问责机制的种类界定也不甚清楚，有的强调横向问责（vertical accountability），有的强调纵向的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还有的提出社会问责（societal accountability）。[xxvii]面对纷繁复杂的学术讨论，本文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即谁是问责者，谁是被问责的对象开始，提出对政治问责的新界定，并仔细讨论其与诸如政治回应性、政治约束、权力制衡等概念的异同。
本文认为应从现代代表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政治问责，政治问责的出现与代表政治息息相关，它意指政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种理想关系状态，其核心是获得政治授权的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和意志而服务。现代代表政治作为社会契约理论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政治委托人通常是一国民众，而政治代理人则为政府或者政治统治者。由此，政治问责首先是一种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理想关系关系状态。密尔将代议制政体界定为：“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掌握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xxviii]其次，政治问责作为一种关系状态，既非施密特所强调的交换关系，也不是规范理念或者机制。费尔伦的界定道出了政治问责是代表政治一部分的含义，即它与政治授权构成代表政治的两个核心内容，但费尔伦没有区分政治授权和政治问责。代表政治由政治授权和政治问责两个部分组成（见图1），政治授权在时间上先发生，表明政治委托人将统治权力赋予政治代理人，此后，政治问责要求政治代理人对政治委托人负责。
图1: 代表政治两大组成部分
政治问责作为代表政治的产物，源自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在政治中的广泛存在。这意味着具有政治统治地位的个人或群体不选择直接统治，而将权力让渡给代理人，由代理人来制定决策和具体使用权力，而为保证委托人最终不丧失行使统治权力，代理人必须向委托人负责，政治问责应运而生。此处政治问责中的“政治”并非广义上的公共权力运行，而具体指代有关政治统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政治问责因而区别于一直存在于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行政权力或管理职权让渡，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可以说，没有政治统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没有政治问责。在各种类型的非委托统治中，如君主专制体制和直接民主体制，政治问责并不也不需要存在。君主专制体制中，统治者的权力常常源自世袭，而非民众授权，因此君主无需对民众负责。而直接民主是由民众直接统治，也不存在政治统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因而只有在专业管理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没有政治问责。[xxix]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问责，政治问责更为重要，也更难实现。在民族国家的国际和国内秩序下，主权者的政治权力对国际国内秩序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他类型的组织出现问题，主权国家能够充当最终裁决和纠正者，比如由瑞士和美国的国内司法机构调查国际足联高层的腐败问题，借以改善国际足联的内部治理，挽救其外在公信力。如果主权者使用政治权力时出现了问题，后果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动荡及国际冲突，影响深远。韩国朴槿惠案发酵近半年，最终总统改选，严重影响韩国政治和社会。因此，对政治问责的界定必须放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宏观视角下进行，它是作为代表人的国家和委托人的社会（民众）之间的理想关系状体。
政治问责与政治授权紧密相连。代表政治由两个时间上前后相连的阶段组成：首先由委托人向代理人让渡权力，即政治授权；在代理人掌握权力后，需要对授权人负责，即政治问责。由此来看，政治问责其实与政治授权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奥德奈
（Guillermo O’Donnell） 认为问责和治理相矛盾，在他看来，问责意味着对权力的约束，而治理强调对权力的使用。[xxx]基于以上对政治问责的界定和讨论，可以看到政治问责并不能等同于政治约束和控制（political constraint）。如果没有授权，问责就无从谈起。 政治问责强调的是政治代理人对政治授权人负责，而非简单地约束，负责的政府同样可以是有权力和治理能力的政府。政治问责也与权力制衡（check and balance）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权力制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牵制关系，如法院、行政机构和议会都是宪法之下的平等主体，而政治问责中政治代理人的权力源自政治委托人的授权，权力关系并不平等。[xxxi]政治问责也与政治回应性（political responsiveness）不同，政治回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行为，是政府对其他主体的应答，其中也不假定权力关系的状态，政治问责则是政治委托人和政治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状态。正如接下来讨论所示，政治回应性是促进政治负责出现的有利条件，但两者并不能等同。[xxxii]在没有政治授权的非代表政治下，政府可以有回应性，却不可能有政治问责。[xxxiii]
将政治问责纳入代表政治之中，也能帮助我们思考和完善民主理论。现代民主思想的兴起过程中，学者们对政治授权着墨更多，而没有给予政治问责同等的重视。熊彼特对民主的新界定是“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xxxiv]达尔在《多头政体》一书中认为民主的关键特征是“就是政府不断地对政治平等的公民的诉求做出持续性的回应。”[xxxv]他接着将政治竞争（political contestation）和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看成是多头政体的两大特征。在政治学者展开经验研究时，竞争性选举旺旺成为衡量民主的关键指标。[xxxvi]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即从政治首长以及代议机构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这一标准区分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他们尤其强调民主的精髓在于执政者有可能在选举中输掉。[xxxvii]对竞争性选举的强调使得一些学者批评民主由此异化成了选主，而人民是否真的当家作主反而显得不重要了。[xxxviii]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卡尔（Terry L. Karl）提醒道：现代民主是协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独特制度安排，其核心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实现政治问责。[xxxix]将政治问责带入代议制民主之中，并非否定政治授权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代议制民主并非简单是政治授权过程，在政治授权之后，获得权力的政治代表／领导人需要对为其授权的民众服务。政治问责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极端重要性使得很多学者使用民主问责性一词（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xl]相比于抛弃代议制而实施直接民主，建立政治问责机制可能更具现实性，也是解决世界政治所面临问题的重要途径。接下来，本文将讨论实现政治问责的条件和路径。
作为代表政治的一部分，政治问责意味着作为政治代理人的政府对政治委托人的民众负责。施密特在文章中认为政治问责在道德上含混不清[xli]，但对多数学者而言，问责既是民主制度的内在要义，也是良好治理的表现和保证。[xlii]那么，如何实现政治问责？如何保证政治代理人对政治委托人负责？ 有学者总结了四种被广泛提及的问责机制：选举问责、平行问责、社会问责以及共同治理的问责。[xliii]本文更为关注政治问责出现的条件，而非具体的作用机制。这里，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提醒我们注意国家和社会各自的结构和状态、以及国家-社会之间在政治、经济、理念方面的联系和纽带。[xliv]整体来看，政治问责的出现需要有理念、制度和行为三种类型的条件，三者缺一不可。借鉴委托-代理关系的既有研究，本文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尝试逐一讨论实现政治问责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条件，并由此总结走向政治问责的可能路径。
1. 理念基础
政治问责的出现首先离不开特定理念的影响。具体而言，代表政治及政治问责源自两个理念：政治平等思想和社会契约理论、对人性不完美的认识。代议制民主思想源自西方的中世纪，兴起于现代。[xlv]现代性的本质即强调人人平等，而由这种政治平等的思想产生了人民主权原则。托克维尔洞悉平等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展开，他笔下的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是一切事务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xlvi]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xlvii]国家主权由民众掌握，对于功利主义学派学者而言，也是最优的选择。密尔在《代议制政府》就提出：“完全的平民政府比其他任何政府既更有利于提供良好的管理，又促进较好的和较高形式的民族性格的发展。”这源自两个原则：“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才可免于被忽视；第二，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人能力愈大，愈是富于多样性，普遍繁荣就愈达到高度，愈是广泛普及。”[xlviii]密尔认为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与的政府。[xlix]后世学者指出，社会契约论摧毁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即国家的产生并不依赖于上帝或者某种权威，而是处于人的理性和幸福的需要，国家权利是缔约者个人通过契约转让过来的。[l]丛日云等学者总结了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社会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王权源于人民权力的转让，但人民仍保留着对它的所有权和终极控制权；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由各等级或社会团体选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能够行使共同体的政治权力。[li]
既然是人民主权，为何不选择直接民主？熊彼特认为直接民主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因为不存在所有人都认同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退一步说，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意味着对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有着同等明确的回答。[lii]熊彼特因而将民主界定为产生政治领导人的制度安排。弗勒则认为代表制不但不是对民主政治的限制，而且是定义民主政治的关键。代表机制产生人民的代表，将人民的意志用可见的方式展开，而这种代表和展示是多元的，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绝对正确的人民的意志。[liii]无论是不得已的选择，还是人民主权更好的体现，代表政治在当今世界都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政治问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可见，政治问责的出现，需要有政治平等思想的传播和社会契约理论的广泛接受作为基础。
政治问责的另一个理念基础是对人性不完美的认识。获得政治授权、执掌政治统治权力的是活生生的个人。对人性不完美的认识提醒我们：人可能很难遏制自身的野心和私欲，也容易被外在环境腐化，这构成了政治问责的另一大理念基础。美国联邦党人早就对此有经典的论述：“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控制了。”[liv]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者看来，政府领导人和官员与市场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无二致，都是理性的、自我效用最大化的。[lv]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政治委托人将政治统治权力委托于政治代理人，目的是希望政治代理人为政治委托人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服务；但由于政治代理人从来都是具有私心或私利倾向的个体，当政治代理人的私人利益和其需要追求的公共利益不匹配乃至发生冲突时，经济学家们强调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就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在现实经验中常常出现，腐败就是一个例子。[lvi]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通过对非洲农业政策的研究显示，政治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考虑的是自身的财富和统治，因而政策偏向特殊利益集团，最终的受害者是没有组织、占人口多数的农民。[lvii]对人性不完美以及政治领导人不天然为民服务的认识使得政治问责在政治授权之后成为必须。如将政治代理人看成是完人，政治问责则不需存在。另一方面，政治问责的出现解决了政治授权后政治委托人的心安问题，使得代议政治得以延续。缺乏政治问责的代表政治会逐渐演变为精英政治或寡头政治，从而逐步丧失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代议制政体因而面临正当性危机，可能被各种非代表政治所取代。民粹主义的兴起，即源自民众对政治代表丧失信任并由此引发其对代表政治的失望。[lviii]
2. 制度安排
政治问责不能仅仅停留于道德和政治的理念，保证它的实现必须有一套制度性的安排。[lix]福山认为：在缺乏制度安排的情况下，政治问责可能沦为一种善举（benevolence）。[lx]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也有民本和民权说，但缺乏了制度性的安排，政治问责并没有保障。[lxi]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同意政治问责需要有制度保障，但具体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实现政治问责，现有研究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牛津公共问责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列出了诸如选举、科层制、审计、绩效报告、独立约束机构、媒体监督等九项制度安排。[lxii]本文要讨论的，并不是简单的有关公共权力的问责机制，而是如何保障政治代理人（政府）对政治委托人（民众）负责的关键制度安排。这些制度的中心目标都在于使代理人能够对授权人负责：一方面保障政治委托人的法理主权地位，另一方面要将政治赋权落在实处，让政治代理人实质行使权力的时候，为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服务。
政治问责的实现首先需要有法治尤其是宪法的保障。宪法往往被认为是民众与主权者的契约，是人民主权和代表政治的具体体现。宪法将谁为政治授权人，谁为政治代理人，如何授权，如何问责的方式制度化，因此是政治问责的基础制度安排。其次，宪法和法律能够解决可致信承诺的问题（credible commitment）。米勒（Gary Miller）认为，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是委托人能够为代理人设定激励（incentive）。[lxiii]宪法和法律通过民意机构讨论和制定产生，是民众公共意志和利益的具体体现，将此成文，有利于向代理人提供委托人准确的信息以及设定相应的激励，代理人因此了解政治运行的规则和奖惩措施，这对政治问责的出现和实现意义重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宪法不仅规定了违反基本规则的后果，而且为代理人设定了除了权力外的正面激励，如享受体面的薪酬和待遇，职位具有荣誉感等；最后，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需要设立问责机制，尤其是调查和惩罚机制逐步设立，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治代理人，政治委托人能够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比较便利地对代理人进行处罚，这对于解决政治委托人在授权后的可能出现的无力感有重要帮助。布朗（Rebecca Brown）即认为问责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用以满足最多人的尽可能多的偏好，而应被认为是一种宪政体制的结构性特征，目的是保护自由。[lxiv]对宪法设计对民主运行和绩效影响的探索产生了“宪法工程学”的术语，学者们集中探究怎样的立法-行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更为理想。[lxv]
问责制度还需要解决激励相容问题，即让具有私利倾向的政治代理人兼顾民众的公共利益。民主选举是首当其冲的制度安排，不少学者提出民主问责、选举问责（electoral accountability）的概念。福山也认为实现问责的核心方式是建立议会，也就是人民主权的体现。[lxvi]施密特则提醒：投票率低或政党轮替并非就是问责的必要表现，在选举中民众选择支持现任领导人也可以是有问责性的表现。[lxvii]虽然授权和问责一体两面，导致选举与政治问责相关，但选举更多地与政治授权相关，通过民众的投票，候选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权力。选举与政治问责的连接点在于候选人为了政治统治权力承诺为民众的利益服务，但这依旧停留在口头承诺上。阿钦（Christopher Achen）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通过种种证据展示，选举本身并不必然产生回应性的政府。[lxviii]将选举定期化、增加竞争性，才是有利于政治问责出现的制度安排。竞争性的选举使得民众的偏好得以体现，同时通过使执政者面临可能失去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定期的更换则使得民众有机会对执政者进行评价，得到民众支持者继续执政，反之则丧失执政地位。进一步，相比于多数决选举体制，比例代表制以及联合政府使得政治代表人对选民更为敏感，因为少数选民的不满就可能导致政府领导人的更替。[lxix]
应该看到，选举并不能确保政治问责的出现，选举问责的背后有着诸多假定条件，例如选民足够理性，能够客观评价执政者的政绩以及判断其是否为自身服务、执政者试图连任，而不是做了一届就想或者必须下台。[lxx]现实情况是，不少新兴民主政体往往有选举，但选出的政治领导人并不为民众服务，缺乏真正的政治问责。奥德奈由此强调：在纵向问责（vertical accountability），即选举和政治参与之外，还需设立横向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机制，即存在合法的机构能够对其他政府机构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惩罚。[lxxi]横向问责意味着国家部分内部之间的制衡和制约，而纵向问责意指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制衡与制约。横向问责更接近权力制衡的逻辑，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认为横向问责和纵向问责并不是对等的两种类型。横向问责的出现本质上还是基于宪法和法律[lxxii]，如罗本斯特（Jennifer Rubenstein）所指出的那样，更多的是一种代理问责（surrogate accountability），往往是纵向问责无法实现之时的次优选择。[lxxiii]较少被注意到的是，由政党对政治代理人进行问责也是一种代理问责。马拉维尔（Jose Maravall）和桑切兹昆卡（Ignacio Sanchez-Cuenca）提醒道，政党虽然在一定时候可以代表民众进行问责，但追求政治统治的属性使得政党在另一些时候会变成问责的对象。[lxxiv]代理问责产生的进一步问题是，代表民众进行问责的机构，如法院、政党等，是否以及如何对民众负责。
3. 政治互动
停留在纸面上的制度并不能达至政府对民众负责的理想状态，制度设立之外，政治问责的实现需要有实际的国家-社会互动来体现和保障。这种政治互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首先，在政治授权完成后，作为政治委托人的民众需要和政治代理人在日常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进行互动，以促进政治代理人在制定公共政策和作出决定时代表和反映民众的意志；同时，在政治代理人出现违背政治委托的原则的紧急状态时，民众应有途径和能力惩罚犯错的政治代理人，纠正其错误的政策或行为。“问责”二字，有问有责，即是此意。
在日常状态的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中，回应性（responsiveness）是促进政治问责的有利条件。因此现实中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与制度上的安排同样重要。埃塞森（Peter Esaiasson）等学者总结了两种类型的政府回应：政治领导人听取民众的诉求和观点、政治领导人向民众解释自己的行为。[lxxv]第一种类型的国家社会互动关系中，民众在日常政策过程中主动积极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其中包括民众制度化的参与和非制度化的参与。制度化的参与包括与政府官员联系沟通、联络民意代表、拨打热线电话、通过政府网站留言、联系媒体等，而非制度化的参与主要为抗争行为。[lxxvi]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参与式预算、电视问政、网络参与等创新做法。[lxxvii]熊彼特等学者均提醒，民众虽然在法理上是政治问责的掌控者，但现实中其往往很难真正问责代理人。[lxxviii]因此对民众赋权就显得极为重要，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公民教育的普及，同时应解决其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得民众能够真正有效参与公共生活，这其中社会团体的作用十分重要。第二种类型的国家社会互动，政府更为主动，其在制定政策时首先需要有向民众解释其自身意图的意识，接着需要有相应的回应和沟通渠道，媒体见面会、信息公开等都是相应的方法。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往往掌握信息的优势。经验研究表明，主动公开政府决策的考虑和意图，乃至邀请民众参与到决策之中，会显著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满意程度。[lxxix]从民主理论的发展来看，基于选举并不一定带来政治问责的认识上，很多学者开始进一步主张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其核心是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公民的参与和讨论，就公共议题达成共识，同时促进合法决策。[lxxx]
政治问责和政府回应的含义并不相同，问责是政治授权后政府对民众负责的状态，而政府回应则是政府答复民众具体诉求和需要的行为。区别政治问责与政府回应的关键在于政治问责有奖励或惩罚政治代理人的内涵，这体现了权力（主权）的掌握者是作为政治委托人的民众。[lxxxi]对于代理人的奖励可以包括给政治领导人授权、提高薪水待遇、加以荣誉等；惩罚包括了批评谴责、终止职位、逮捕乃至起诉等。在人性不完美的认识以及权力掌握者易出状况的背景下，惩罚措施的存在是达成政治问责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有利于警醒后来者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巴西、南非等新兴民主政体内出现了领导人问题，虽然表明其之前的政治问责状态并不理想，但惩戒违法者的做法有利于这些国家在此之后的形成政治问责。相对于惩罚，现有对代理人奖励的成分并不多。
4. 实现政治问责的路径
政治问责的实现，离不开理念基础、制度安排和行为条件的共同组合，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三要素中，问责理念的出现处于基础地位，没有政治平等和社会契约的理念以及对人性不完美的认识，很难发展出有利于政治问责的制度安排和现实行为。马骏从选举制度和预算制度两个维度展开，基于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走向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即选举制度和预算制度并行、选举制度先于预算制度，或者预算制度先于选举制度的现实路径。[lxxxii]而从本文讨论的政治问责的条件组合来看，走向问责的一般道路大致有两种：在问责理念出现后，一种模式是先建立制度，再促进政治互动，进而实现政治代理人对政治委托人负责的状态；第二种模式是先促进政治互动，在良好互动的基础上再逐步制度化，以实现政治问责状态。图2展现了实现政治问责的可能路径。理论上制度安排和政治互动界限清晰，但在政治实际中，二者却时常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两条现实路径的划分也并非泾渭分明。
图2: 实现政治问责的路径 问责理念 政治互动 制度安排
大致来看，随着问责理念的普遍传播，欧洲各国基本是沿着先出现政治互动，具体而言，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制度外的抗争行为先行，再建立投票和选举制度的路径，逐步靠近政治问责的理想状态；而美国则是先建立宪政制度的框架，透过民众在政治中的参与，包括选举和参与式预算的路径，逐步走向政治问责。[lxxxiii]由于政治问责是一种理想的关系状态，其本身除了依赖相应的制度安排外，还需有持续的国家社会互动做支撑，所以各国的政治问责状态从来都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
政治问责是理解政治发展和变迁，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一把钥匙。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反思性总结的基础上，本文对政治问责进行了界定，将其置于现代代表政治的大背景中，指出政治问责是代表政治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它指的是获得政治授权的代理人（政府）对政治授权人（民众）的利益和意志负责的理想关系状态。对政治问责概念的理清，能帮助我们了解其与其他类似概念，如“政治回应”、“权力制衡”、“政治约束”之间的异同。政治问责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在政治代表人遵循政治委托人的利益和意志时，政治问责意味着赋权；而当政治代表人脱离政治委托人的意志，只谋自己的不当私利时，政治问责则意味着约束。政治问责亦不是权力制衡，政治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权力关系绝非平等。虽然政治回应有助于政治问责的出现，但两者并不能等同，在回应之外，政治代理人还需承担出错的责任，获得表现优异的奖励。
对政治问责的新界定也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困境和出路。如本文开头所述，代议制政体在当今遇到诸如民粹主义、权威政治的挑战，已经进入低迷期。[lxxxiv]不少学者提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结束，代议制民主政体会出现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lxxxv]特朗普的上台及其言辞举措乃至使得一些美国学者忧虑美国民主体制出现危机。[lxxxvi]对代议制民主兴衰的实证研究固然重要，与此同时，世界的状况的变化也促使我们反思代议制民主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20世纪的民主理论更多的关注的是政治授权问题，将民主转变为产生统治者的办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问责的重要性。将政治问责重新带回代表政治，启发我们代议制民主并不仅仅是政治授权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脆弱”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在其中，政治代理人不但要获得政治授权人的政治授权，更需要在获得权力后为代理人服务，否则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无法持久。政治问责因而是代表政治的“压舱石”，缺乏政治问责的代表政治将难以平稳运行。
在概念理清之外，本文还逐一讨论了政治问责出现的理念、制度和行为基础。政治问责首先源自政治平等和社会契约理念的传播，以及对人性不完美的认识。它出现的背景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条件下，直接民主的不可能以及代表政治的大趋势，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政治授权人能够实质上影响或约束政治代理人，保证其为其服务。政治问责要求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范政治授权以及政治责任的原则，同时通过定期的有竞争性的选举使政治代理人倾听民众意见，为公共利益服务。在这样的制度保证之外，政治问责还应有日常的回应机制和纠错机制，即政治代理人在选举授权后，制定决策时依旧能够聆听民众的诉求，向其解释政治决策的缘由；当政府领导人犯错之后，相应的政治制度中蕴含的纠错和惩罚机制，能够让政治领导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政治问责的实现，首先需要有问责理念作为基础，再有制度建设为辅，推进良性政治互动；或先出现政治互动，再制度化予以保障。了解政治问责出现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条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问责实现之不易：单方面强调制度建设，而不注重传播问责理念和促进政治互动，制度不但不会落地生根，反而容易退化，沦为摆设；而没有制度保障的政治互动可能无法长久，或流于形式，甚至走向极端和激进的暴力对抗。具体的制度安排、及其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如何促进政治问责，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全球世界各国实现政治问责的具体道路、作用原因，也有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
* 胡鹏，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7年度“驻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张诗羽，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
[i]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1/20/donald-trumps-full-inauguration-speech-transcript-annotated/?utm_term=.eb368536e456 （登陆时间：2017年12月1日）
[ii] 见：https://www.nytimes.com/2016/12/16/opinion/sunday/is-donald-trump-a-threat-to-democracy.html（登陆时间：2017年12月1日）
[iii]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7/05/03/public-trust-in-government-1958-2017/（登陆时间：2017年12月1日）
[iv] https://www.npr.org/2018/01/17/578422668/heres-just-how-little-confidence-americans-have-in-political-institutions（登陆时间：2017年12月1日）
[v] Soren Holmberg, Staffan Lindberg, and Richard Svensson, “Trust in Parliament,”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17: e1647, 2017.
[vi]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6/08/160831_brazil_rousseff_impeached
[vii]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3/10/content_15733634.htm（登陆时间：2017年12月1日）
[viii]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8392 （登陆时间：2017年12月1日）
[ix] https://blog.politics.ox.ac.uk/south-koreas-democracy-needs-greater-accountability-transparency/（登陆时间：2018年3月1日）
[x] Melvin J. Dubnick, “Situating Accountability: Seeking Salvation for the Core Concept of Modern Governance,” 工作论文，见：http://mjdubnick.dubnick.net/papersrw/2007/situacct.pdf
[xi] Mark Bovens, Thomas Schillemans, and Robert E. Goodin,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Mark Bovens, Robert E. Goodin, and Thomas Schillemans,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xii]见：Melvin J. Dubnick, “Situating Accountability: Seeking Salvation for the Core Concept of Modern Governance.”；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xiii]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Terry Karl, “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75-88, 1991.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Ambiguous Virtues of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no. 4 (2004): 47–60, doi:10.1353/jod.2004.0073. ；Johan P. Olsen,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the Terms of Political Order,”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519-537, 2017.
[xiv]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Profile Books, 2014).
[xv]见： Mark Bovens, “Two Concepts of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as a Virtue and as a Mechanis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3, no. 5 (August 10, 2010): 946–67, doi:10.1080/01402382.2010.486119. ；Joy M. Moncrieffe, “Re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4): pp. 387-406, 1998; Melvin J. Dubnick, “Situating Accountability: Seeking Salvation for the Core Concept of Modern Governance.”；Mark Bovens, Robert E. Goodin, and Thomas Schillemans,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xvi] 见：Johan P. Olsen,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Political Order,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韩志明，《公民问责：概念建构、机制缺失和治理途径》，《探索》，2010年第1期; Mark Bovens, Robert E. Goodin, and Thomas Schillemans,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xvii] 马骏，《政治问责研究：新的进展》，《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4期；王逸帅，《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一项基于最新研究的评述》，《天府新论》，2013年第1期；宋涛，《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顾肃，《民主治理：责任与问责》，载于郭苏建主编，《转型中国的治理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xviii] Andrew P. Williams and Jennifer A. Taylor, “Resolving Accountability Ambiguit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Voluntas 24: 559-580, 2013.
[xix] Melvin J. Dubnick, “Accountability as a Cultural Keyword,” in Mark Bovens, Robert E. Goodin, and Thomas Schillemans,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xx]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Profile Books, 2011). p.321.
[xxi] James D. Fearon,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Selecting Good Types versus Sanctioning Poor Performance”, in Adam Przeworski, Susan C. Stokes, and Bernard Manin, edit,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
[xxii] BBC Media Action: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Research Dissemination Series Working Paper 2: Conceptualising Accountability. 源自：http://downloads.bbc.co.uk/rmhttp/mediaaction/pdf/Conceptualising_accountability.pdf.
[xxiii]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Ambiguous Virtues of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4): 47–60, 2004.
[xxiv] Ruth W. Grant and Robert O. Keohane, “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1): pp. 29-43, 2005.
[xxv] Andreas Schedler, “Conceptualizing Accountability,” in Andreas Schedler,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it,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14-28.
[xxvi] Mark Bovens, “Two Concepts of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as a Virtue and as a Mechanis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3, no. 5 (August 10, 2010): 946–67, doi:10.1080/01402382.2010.486119.
[xxvii] Catalina Smulovitz and Enrique Peruzzotti, “Societal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11, no. 4 (2000): 147–58, doi:10.1353/jod.2000.0087.
[xxviii] [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页、第68页。
[xxix] 熊彼特就提出：直接民主和专家管理并不矛盾，只要专家服从民众的共同意志即可。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1页。
[xxx] Guillermo O’Donnell,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9(3): 112-126, 1998.
[xxxi] 格兰特（Ruth Grant）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见：Ruth W. Grant and Robert O. Keohane, “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1): pp. 29-43, 2005.
[xxxii] 不少经验研究没有有效区分这点，把政府或者公共机构的回应性等同为政治问责。如：Lily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xxxiii] 见：Jidong Chen and Yiqing Xu, “Why Do Authoritarian Regimes Allow Citizens to Voice Opinions Publicl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9, no. 3 (July 2017): 792–803, doi:10.1086/690303. Rory Truex, Making Autocracy Work: Represent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xxxiv][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
[xxxv] [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页。
[xxxvi] 如：Mike Alvarez, Jose Cheibub, Fernando Limongi, and Adam Przeworski, “Classifying Political Regim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1(2), (1996), pp. 3-26; Michael Coppedge and Wolfgang Reinicke, “Measuring Polyarch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5, (1990), pp. 51–72. Michael Coppedge, Angel Alvarez, and Claudia Maldonado, “Two Persistent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Contestation and Inclusiven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3), (2008), pp. 632-647.
[xxxvii]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xxxviii]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5页。
[xxxix]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 “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1991), pp.75-88.
[xl] 如：Mark E. Warren, “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 in Mark Bovens, Robert E. Goodin, and Thomas Schillemans,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Johan P. Olsen,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the Terms of Political Order,”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519-537, 2017.
[xli]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Ambiguous Virtues of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4): 47–60, 2004.
[xlii] Melvin J. Dubnick, “Situating Accountability: Seeking Salvation for the Core Concept of Modern Governance.”；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应该看到，对政治问责是否有价值的疑问本质上源自对代表政治的质疑。
[xliii]王逸帅，《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一项基于最新研究的评述》，《天府新论》，2013年第1期。
[xliv] 见：Joel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xlv]丛日云、郑红，《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
[xlvi]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4页。
[xlvii]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xlviii] [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4页。
[xlix] [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l] 肖丹，《从霍布斯到卢梭—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思想析理》，《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li] 丛日云、郑红，《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
[lii][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71页。中译本将common good翻译成共同福利，本文认为共同利益的翻译更贴近作者意思。
[liii] 段德敏，《代表制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克劳德•弗勒的政治代表理论探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liv]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4页
[lv]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lvi]具体的经验研究，见：Miriam A. Golden and Eric C.C.Chang, “Competitive Corruption: Faction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Malfeasance in Postwar Italian Christian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3: 588-622, 2001; John R. Heilbrunn, “Oil and Water? Elite Politicians and Corruption in Fra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37(3): 277-296, 2005; Migai Akech, “Abuse of Power and Corruption in Kenya: Will the New Constitution Enhanc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8, no. 1 (2011): 341–55, doi:10.2979/indjglolegstu.18.1.341.
[lvii] Robert H.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lviii] 见：Dwayne Woods . "The Many Faces of Populism: Diverse but not Disparate" In The Many Faces of Populism: Current Perspectives. Published online: 19 Sep 2014; 1-25. http://dx.doi.org/10.1108/S0895-9935_2014_0000022001；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
[lix] Philippe C. Schmitter 2004. “The Ambiguous Virtues of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4): 47–60.
[lx]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lxi] 见：夏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lxii] Mark Bovens, Robert E. Goodin, and Thomas Schillemans,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lxiii] Gary J Miller,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Principal-Agent Model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8, no. 1 (June 15, 2005): 203–25, doi:10.1146/annurev.polisci.8.082103.104840.
[lxiv] Rebecca L. Brown, “Accountability, Lib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98(3): pp. 531-579, 1998.
[lxv] 相关的研究，见：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包刚升，《民主转型中的宪法工程学：一个理论框架》，《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lxvi]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lxvii]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Ambiguous Virtues of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4): 47–60, 2004.
[lxviii] Christopher H. Achen and Larry M.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lxix] 见：Jose A. Cheibub and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Economic Outcomes,” in Adam Przeworski, Susan C. Stokes, and Bernard Manin, edit.,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xx] 按照一些国家的宪法，如韩国，政治领导人（总统）只能担任一届。
[lxxi] Guillermo O’Donnell,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9(3): 112-126, 1998.
[lxxii] Richard L. Sklar,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Andreas Schedler,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it,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lxxiii] Jennifer Rubenstein, “Accountability in an Unequal World,” Journal of Politics, 69(3): pp. 616-632, 2007.
[lxxiv] Jose M. Maravall and Ignacio Sanchez-Cuenca, “Introduction”, in Jose M. Maravall and Ignacio Sanchez-Cuenca, edit., Controlling Governments: Voters, Institu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lxxv] Peter Esaiasson and Christopher Wlezien,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an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 no. 6 (March 3, 2016): 699–710, doi:10.1177/0010414016633226.
[lxxvi] 见：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iana Fu and Greg Distelhorst,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sion under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79. 1324-9347/2018/7901-0005.
[lxxvii] 见：Joseph Fewsmith,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aojun Yan and Xin G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Local Budgetary Refor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licy & Politics 44 (2): 215-234, 2016; Tianguang Meng, Jennifer Pan, and Ping Yang, “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4): 399-433, 2017; 马骏，《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5期；孟天广、季程远，《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lxxviii]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Jennifer Rubenstein, “Accountability in an Unequal World,” Journal of Politics, 69(3): pp. 616-632, 2007.
[lxxix] 见：Peter Esaiasson, Mikael Gilljam, and Mikael Persson, “Responsiveness Beyond Policy Satisfaction: Does It Matter to Citize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6): pp. 739-765, 2017.
[lxxx] 见：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lxxxi] 类似的观点，见：Jennifer Rubenstein, “Accountability in an Unequal World,” Journal of Politics, 69(3): pp. 616-632, 2007.
[lxxxii] 马骏，《实现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lxxxiii] 见：Charles Tilly,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Desmond King and Robert C. Lieberman, “Ironies of State Build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American State,” World Politics 61.3 (2009): 547-588.
[lxxxiv] Marc F. Plattner, “Liberal Democracy’s Fading All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28(4): 5-14, 2017; William A. Galsto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o Liberal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9(2): 5-19, 2018.
[lxxxv] 见：Larry Diamond,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1): 141-155, 2015;
[lxxxvi] 见：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democracy-post/wp/2018/01/10/trump-is-not-the-only-threat-to-americas-democracy/?noredirect=on&utm_term=.ad2ecbaee6d8；https://www.nytimes.com/2018/01/10/opinion/trumps-how-democracies-die.html （2018年3月1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