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历史、理论与实践”学术论坛举行
复旦高研院2015年年会“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二十一
“治理：历史、理论与实践”学术论坛举行
2015年12月5—6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复旦大学举办“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二十一“治理：历史、理论与实践”学术论坛。此次论坛由高研院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此次论坛共设五场专题。
2015年12月5日上午8点30分，会议正式开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郭苏建教授主持了开幕式。郭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并简单阐释了论坛的主题。他认为，“治理”、“政府”、“统治”三个概念，既有相关性，又相互区别。现代治理实践和理论建构在中国刚开始，基本概念界定非常重要，不同理解将会对实践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大国治理的实践可为治理理论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料，通过考察和总结其规律及其运行机制，有可能把中国的经验提升到一般理论高度，为他国治理实践和全球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何为“治理”，为什么“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传统的治理有什么区别？“现代治理”的内涵、方法和目标是什么？国家、社会、市场、个人在现代治理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治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具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不是能够容纳到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总趋势中去，还是可以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割裂开来？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历史、理论、实践等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对“治理”进行深入的探讨。最后，郭教授介绍了两位主旨发言嘉宾，并首先邀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巡视员、前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晨明同志做大会致辞。
邓晨明巡视员首先对高研院的邀请表示感谢。接着，邓巡视员主要提出了国家治理中党的治理问题。在他看来，对党的治理的研究，应该思考如何治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针对目前党的治理现状，他主要指出了两方面的问题。在一是在组织方面，党的基层组织能力在弱化，面临各方面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执政党意识形态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精英意识形态中的西化，普通大众意识形态中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盛行。其后，他呼吁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研究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学术语言、概念和判断。最后，他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全球化挑战下的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的主旨演讲。温教授首先将新中国2002到2012年的十年高速发展期与民国的“黄金”十年进行对比，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国民党迅速垮台的原因。温教授认为上世纪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发生以后，海外贵金属价格上涨，民国以白银作为货币，结果导致国内的白银价格低、国外白银价格高，这就导致了白银外流。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通货紧缩直接打击了自由市场经济，民国政府迫不得已改行纸币制。1935年日军入侵华北，日军在华北抬价抢购黄金白银；民国从1937年开始高通胀，一直到1949年。到1950年，中国的高通胀才被中国共产党终结。高通胀的危机就是现代金融的危机，高通胀危机最终导致1948年改行金融券，结果又失败了，造成民国整个现代化体制的崩溃。接着，温教授又分析了外资和中国的战略性互补关系。在他看来，西方对于中国，主要是进行制度性的自由贸易输出和金融服务的输出，有助于我们的制度变革；对中国来说，中只有牺牲环境并长期维持廉价劳动力，才能有所谓的比较优势。这种关系造成的是两难局面。对发达国家来说是金融竞争。金融竞争中间当然会大量出现流动性，过量增加的虚拟资本一定是转移过来。依靠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低成本的外汇投资，制造出来的资本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它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同时进入原材料市场，推高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获取了“第一桶金”。对于中国而言，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上升，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因此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扩大消费需求。这就导致消费疲软。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是通过国际贸易，基础商品价格上升导致PPI和CPI都上升，结果就导致央行必须调整利率。这就导致中国的实体经济本身的低收益，资金析出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国家只能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国家的基本建设往往是被国有资本承担的，这些年来大型国有企业得到的投资越来越多。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如果国内不启动大规模投资，一国经济就无法对抗这种竞争。所以在这种竞争面前，所有的新兴国家全部失败了，只有中国因维持了长时间的基本建设投资，使我们抵消了西方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消极影响。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这种方法已经难以继续维继下去。
温教授认为，海外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又是一大挑战。目前，中国的21大类产业，2/3已经被外资控制了，这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已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他们用这种货币扩张的方式实现了低利率和低通胀。而中国通过双重供给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资本高收入和低通胀。2014年，美国联合西方的主要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多边的货币互换协定，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核心。这个核心的次核心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中国被排斥在外，所以我们被边缘化了。此时，中国的领导层也意识到，中国很难以融入西方金融资本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于是中国开始自己推出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温教授认为，国家经济安全“软着陆”的基础在乡村。乡土社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用激进政治家、激进学者和激进企业家的观念对之强行改变。中国财政的最大项目开支是向农村的投入。而今天在农村已经出现了很多农民不愿意变市民的理由，农村的医保、低保、社保等逐渐都会强于城市，并且农民是无偿得到财产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扶贫和西方不一样，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一样。所谓出现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对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处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通过把城市产业资本从原始积累到产业扩张所形成的巨大代价内部化转嫁给乡村，由集体化承载，即把过剩劳动力压到农村去了。当政府无法再把代价转移到农村的时候，矛盾就在城市里爆发：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都是在城市没有地位的“漂族”，因为他们没有要损失的东西，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进行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社会实验。最后，我们可能实现的是乡村治理、全球化、国家综合安全三个板块的有机整合。
温铁军教授发言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任剑涛教授做了题为“以审计推进国家现代治理”的报告。任教授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与国家撬动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部门有密切的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的部门，实际上就是审计部门。在他看来，人类关于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的着力点已经不再是国家基本权力结构，而在于特别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展现出来的后果如何可以得到保证。这正是近三百年现代国家大力加强审计建设的最重要背景。任教授提出了“审计政治”的问题。所谓“审计政治”，实际上就是明确受托责任的问题，也就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最重要落点。他认为，真正使受托责任能够落到实处，需要理清审计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审计并不单纯是对预算的执行。审计的受托责任来自于宪法制定的最基本或者最高的原则，即人民主权。只有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宪政机构，才会与国家部门，尤其是国家审计的审计部门发生真正扎实有力的授权，否则审计部门就无法为自己审计的合宪性做出有力的辩护。针对目前中国的现状，任教授认为需要受托审计的最重要的对象一直蔓延在审计的范畴之外。因为它既不可能对政党进行审计，也不可能对立法机构预算的合理性和行政权当中的财政权来进行审计，而只能在行政受托在某种意义上来对某些行政部门和掌握行政资源的公共经济部门进行审计。因此，这种行政审级在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当中所能够占据的地位是低下的，发挥的功能是有限的。
在任教授看来，当代中国审计有三个重要矛盾。第一个是审计机构被界定为国家部门，但这一机构又必须发挥明显的宪法功能。第二个矛盾是审计权力作为行政部门，是软行政部门。第三个矛盾是审计立法的原则性规定与审计立法的严密制度安排是疏离的，同时，严密的制度安排与审计的技术又是脱钩的。针对以上三种矛盾，任教授提出了审计改革需要确立的三大动力机制。首先，以审计推动纵横两个向度的分权。纵向的分权是中央和地方的审计，中央和地方审计部门如何能够在纵向层次安排当中发挥更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纵向分权首先面对的是审计权要处理的中国式的四大权力结构的关系。第二，要推进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必须强调通过国家审计部门的强化撬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撬动一定需要在国家、社会和市场这样一个国家现代总体治理结构的安排上有利于三大组成结构的分流。第三，对于今天中国的审计来说，要像国家前审计总署署长李金华指出的那样，要特别强调：“审计部门是国家财富的看门狗”。，既然是“看门狗”，其“狗性”应当有一个深入的分析和定位。作为国家财富的“看门狗”，国家审计部门理当强化权力，是其发挥履行受托责任而强调整个国家公共资金使用绩效的最重要方法。
两位嘉宾发言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到一楼草坪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论坛的第一场专题开始。第一场专题的主题“治理的历史考察”。本场会议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诗宗，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治理研究的新议程”。王教授认为，针对治理，目前有两种话语存在。一种是官方话语，但它比较模糊。另一种是学术话语。在这种话语中，社会在国家_市场_社会三者关系中被前所未有的强调。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王教授认为,既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概念继续在不同的意义层面被使用，“反治理”的声音也以治理的面貌出现；二，局部经验研究多、价值倡导多、过度推广多，但是对于制度化和体制性研究少；三，截面研究多，对于治理发生及其发生的机理研究少。针对目前关于治理的各种观点，他认为，如何看待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成为一个主要的难题。在他看来，我们现在讲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一种紧张关系已经呈现，而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建构与治理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治理与善治两个概念被同时提出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善治包括了善政，好的政府。对国家治理的不同理解，似乎就注定了社会治理的不同地位。而这种“注定”未必是必然。王教授认为，不论赞同治理还是反对治理，关键是我们要有一种能动性的关系。未来是由国家与社会之间能动的互动所决定的，但最好不要做未来制度的预设。王教授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议程，包括什么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社会资本、培育社会的方式、以及社会作为主动的行动者开辟参与渠道的方式等等。他最后强调指出，中国的治理研究固然需要针对各种具体的不可治理性，但更应具有学术上的形而上学探讨空间。更好的治理不仅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也可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必要途径。
其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长葛荃做了题为“文化基因、文明基准与中国国家治理析论”的发言。葛教授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治理？他认为，所谓治理是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套体制，也不是一套制度，而是一个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利益集团和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力量协调的过程。葛教授认为，在何种背景下提出我们的治理观涉及到文化的基因问题。在他看来，现代中国社会及政治体制由三个传统构成。第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的传统；第二，辛亥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传统；第三，延安时期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文革”期间，这三个传统遭受灭顶之灾，那些正面的、优秀的、合理的传统内涵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主要是传统文化里面那些最丑恶的东西，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当代传统。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和恢复共和文明的一些内涵，也在构建并逐渐形成一个公共的领域。但是这个过程举步维艰，从文化基因角度讲，我们现在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的条件。关于文化基准问题，葛教授认为应该形成一个公民社会。他认为，应通过对现代人的教化，使人的思想观念、精神和道德得到一种普遍的提升，从而为我们实现想像中的国家治理提供一种文化条件。如何形成这种教化？首先要从教化精英开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掌控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如果精英的头脑中都是统治和管理思维，怎么可能参与所谓的“治理”？最后，葛教授强调，文明基准的达成是现在学术界和政府有关方面要共同协作努力的一件事情。要提升我们的文化条件，为合理的国家治理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然后才能谈得上所谓的国家治理。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景跃进的发言题目是“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在发言中，景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国家政权当中，组织的边界在哪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指向了基层自治组织和乡村管理之间的关系。他在发言中总结了他从实践中发现的两者互动的五种模式。第一，将村庄整体上用现代企业制度资本的进入，直接把这种互动关系给消除或者转化。第二，政府与企业签订委托合同，政府出钱，企业做事，边界清楚。第三，委托第三方来做。第四，政府设立工作站，由工作站处理具体事务。第五，政企合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告诉企业必须要按照政府规章办事情。除了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以外的事情也可以在这个领导小组解决，从而实现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多方融合。景教授对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探索性的模式给予了肯定，并强调在顶层设计的同时，要确保地方政府的空间，给予地方探索的积极性，而不要去扼杀它。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巡视员何增科的发言题目是“政府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治理改革”。何研究员的发言共分三个方面。首先，关于公共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辨析。他认为，“政府治理”与“公共治理”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在吸收已有论述的基础上，他对“政府治理”这一概念给出了自己的界定。政府治理是政府联合多方力量对于社会的合作管理和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它注重规则和行为的统一体。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增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该定义一个方面吸收借鉴了公共治理概念中强调的多中心合作和决策，另一方面又立足于中国现实。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公民社会组织尚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一种进步性和守成性的统一。其次，关于西方政府治理的两次现代化。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何研究员认为，西方政府治理的第一次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民主治理，二是有效治理。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政府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设施。第二次现代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促成了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诞生。第二波的政府治理现代化，涉及到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政府治理工具的更新、政府治理技术的完善，以及电子治理、智慧治理等。最后，关于我国政府治理现代转型和未来改革的一些设想。在分析了我国政府治理的进步与不足之后，何研究员就如何改进政府治理提出了六点建议：第一，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强化其制度利益代表、代理协商、监督问责工作。第二，建立现代政党政府体制。第三，加强程序性建设和电子政务等信息技术建设，以程序民主和技术民主约束公务员权力。第四，推进政策过程民主，逐步提升直接选举的层次。第五，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第六，促进政治和行政的分离。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明军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治理权威的嬗变与治理模式的两种走向：兼论中国共产党治理思想的演进”。张教授立足我国的政治现实指出，所有的治理都取决于执政党。因此，必须探讨中国共产党治理的问题。张教授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指导思想及治理模式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毛泽东时代，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以实现大同理想社会为目标的治理指导思想。治理的权威是超凡魅力权威，治理模式是精英治理。第二阶段：邓小平时代，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以提升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为目标的治理指导思想，治理的权威是“亚超凡魅力权威”，治理的模式是人法共治。第三阶段：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治理指导思想，治理的权威是“准法治权威”。治理的模式仍是人法共治。第四阶段：现阶段，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以工具理性为辅，以重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治理指导思想。治理的权威是由“准法治权威”向“亚超凡魅力权威”的复归。治理的模式是由人法共治向精英治理的复归。张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在治理模式上，实际有两种走向。从形式上来看是：依法治国，法律至上；但是实质上，实施的是精英治理。他认为，这种实质与形式不相符的治理模式走向存在巨大问题，因此必须建构新型的治理模式。张教授指出，新型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理应是向法治治理、民主治理迈进。新型治理模式建构需要注意如下方面：第一，政治妥协精神的培育。第二，以树立法治权威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的重启。第三，基层社会自治实践的推进。第五，以适度的体制革新推动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的发言题目为“结构化：中国政府体系的中间形态”。刘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潜规则吗？肯定不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政府体系是靠潜规则来治理，这个国家难以长久。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吗？肯定不是。那么，在潜规则与法治化、制度化中间有没有一个中间形态来维持体制运转？为此，刘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结构化。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结构化”这一中国政府体系的中间形态。第一，构成结构化。比如民主、性别、阶级、年龄等的结构化。这些不会形成文件。一旦形成文件就不是结构化。但是又不同于潜规则。这些是可以拿到桌面上的。第二，战略结构化。中国的战略规划很多确实与领导人的战略拍板有莫大的关系。这个结构化向上可以成为法治化、制度化，但是向下沉，也可以成为一些潜规则。第三，结构化与领导的关系。一个体系绝对不是领导一句话，就能使这个体系就能够迅速运转的。在体系内部，个人的意志与结构化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靠看不见的潜规则，充满负能量的概念来支配，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肯定不是靠所谓的潜规则在支配。因此，2就需要我们去寻找其中的中间形态。
各位发言人发言结束后，与会的其他专家学者及在场学生，对发言者的观点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以及评价。各发言人对此一一做出回应。
12月5日下午2点，论坛第二场专题正式开始。第二场讨论的专题是“治理的理论与政策思考”。会议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和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 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徐教授首先提出了自己对“国家治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国家治理”首先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一个解释理论的概念，能够解释一些现象。比如一个国家如何来保证它的稳定、发展？它需要哪些要素，是怎样运行的？接着，徐教授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转型的危机”。转型必然带来各种危机，而解决危机的办法还是通过国家治理来应对这种挑战。国家转型的成败并不在于我们有多好的理念、多好的制度设计，而更多在于原有的国家治理结构是否能有可调试性。通过不断的改革调试，从而能够应对转型危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针对政策方面的考虑，徐教授仍然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去损害国家治理结构要素，而是通过体制性的不断调试，使国家治理的结构达成一种可持续的稳定，从而保障社会的正常发展。徐教授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政治方面的挑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本身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政治参与欲望，而我们传统的体制在参与度方面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当各个社会阶层与政府接触的时候，他们永远是对政府不满意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还是应该坚持的，而且恰恰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安排循序渐进，不断的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带来了30多年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是旧体制产生的，而是我们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因此，在政治参与方面，徐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适应性民主改革。他认为，任何民主都有具体的表述方式，民主的引入是否能够解决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一定跟它所采取方式的适应性有关。适应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此外，徐教授，提出要实行“责任型政府”。理解责任性政府的概念一定要摆脱过去服务型政府的概念。责任性政府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上，有程序的设置，同时权责配置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第二，党政体系一定要对官员进行政务官、事务官的分离。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功秦的发言题目是“关于转型体制的若干思考”。萧教授从宏观的、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体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与这个挑战相对应的一些矛盾。他认为，我们当前的体制是“后革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这种体制是权威主义的一种类型。这种体制在政治上是一元的，在社会、文化、经济领域是有限多元的。这种有限多元和政治上的一元不同于多元民主，它是属于多元民主和集权主义之间的阶段。之所以称其为“后革命型”，首先是因为它的形成路径是从革命体制演化转变而来的。其次，这种后革命型的威权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革命的政治资源参与到威权体制的建构过程中了。革命政治资源巩固或丰富了威权主义治理国家的一些具体手段。革命文化、革命的价值观念和革命的思维方式，不同程度的、潜在的、不自觉的影响着政治精英以及社会大众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体制发展、形成过程当中有一些特点。首先是常识理性的觉醒。其次，形成了对于多元和差异的尊重。最后是开放性的自主创新。即与时俱进的适应环境的挑战，使得这个体制具有创新的能力。萧教授认为，一个新权威主义如果有了强势领导，同时有了尊重多元、常识理性和开放性的自主创新这三个条件，就有了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时，他指出，任何历史选择都可能出现路径依赖的另一种可能性。他认为，红色革命当中常常会具有紧锁性的防御机制。革命在很弱小的时候经常碰到强大对手的挑战，而且吃了很大的苦头。这种生存环境，使其形成了紧锁性的防御，而且确实取得了相当多的效果。因此，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紧锁性防御机制又可能会被激活。这个激活有它的合理性，但也会被一些反对主义的人士利用，把意识形态当中一些陈旧的东西重新复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光斌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民主模式新论：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杨教授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民主，作为现代人类政治的总价值，表现为人民主权。但是，人民主权在实践当中，首先遭遇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而且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也出现了问题。二战之前的英国虽然是自由民主的，但是事实上已经民粹化了。第二，我们今天所流行的自由民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自由主义的民主。那么，自由主义前面还有什么？是法治。法治有三千年的历史，自由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而大众民主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在这样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下，自由民主在西方总体来而言还不错。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更值得我们反思。中国人很多时候提倡有批判精神，但很多时候是不敢下结论的。杨教授最后强调，政治制度的分层性和政治功能的多样性，都应该具有民主形式的多样化。因此，当我们谈到民主、呼唤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在逻辑和概念上做相应的处理。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与全面深化改革：顶层框架设计与地方差异化试点”。通过对有关领导人的公开报导的整理和归纳，张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顶层设计的特点有：理念本身更具包容性，问题导向更加明细化，对底线原则保障与领导整个路线图的规范都非常完善。通过对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公报的分析，张教授认为，这三个文件在比较目标表述、核心理念等方面各有侧重，具有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特点。但是，在改革推进过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从今年的第12次深改组会议之后，开始转变思路：从过去的强调顶层设计开始转化成为强调顶层框架设计；从这种直接规定实施方案开始更多地强调试点方案，鼓励地方的先行先试；有些改革是同质化的、整合化的；有些改革越往社会层面下沉，越多元化。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改革的差异性。比如，现在有一批改革的干部被称之为“三有干部”，即有能力、有性格、有污点。这些干部怎么用？能不能用？这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差异性还体现在现代的改革者、领导者和第一代改革者、领导者在对民情的把握、基层改革的技术上是有差异的。另一个方面，改革的实施者和闯关者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最后，改革的受益者与受损者。这一轮改革还没有清晰的看到受益者，看到的是大批的受损者。张教授认为，要得到整体的结论，还有待信息的进一步组合。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许耀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许教授认为，治理需要权力并且运用权力。围绕着“权力”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权力的归属和权力的行使。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分为两大类：民主的权力和专制的权力。民主权力和专制权力的对立，当然包含了民主治理和专制治理的对立。因此治理离不开权力。谈权力，一定不能忘记了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许教授指出，西方国家率先通过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民主治理和民主制度模式。因此，有人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这一种模式。但是其中的误区在于，将西方民主外在的表现当成了民主的共性。许教授认为，应该承认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既然民主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式民主从形式上来说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今天看来，这个形式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模式。针对如何更好的发展中国式民主，许教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坚持依规治党；第二，采取具体措施，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第三，充分发挥法治在发展中国特色民主中的作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凤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人民VS国王：断头台上的政治现代性事件”。张教授谈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现代条件下，谈国家治理一定要谈民主。而谈民主，必须要谈人民的概念。第二，人民概念具有所谓的“四化”特征。第三，研究人民化的确立，就要讨论革命。作为启蒙思想渐进的积累，如何通过革命而实现突变，是行动主义的事。普通老百姓看到脑袋在断头台上一刀切下来了，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第四，今天很多民主的原则，是在英国讨论处斩查理一世中实质性地确立起来的。“诛君事件”经过法庭论辩，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特征。自此后，“人民”作为现代性的概念被牢固地确立下来，并被置于神圣的地位。第五，人民取代国王，既是时代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民主治理的超级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即人民的意志特别容易被滥用。人民的概念置换了原来的君王概念，这是历史的进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表达格式：“人民，只有人民”。在这样的话语表达模式和行动路径依赖之下，如何防人民的意志被任意的滥用，是必须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斯勤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影响投资治理绩效的因素：海峡两岸的初步比较分析”。在发言中，徐教授以台湾桃园市和江苏苏州市作为对比案例，分析了财税制度和土地供给制度对投资的影响。首先，他指出，之所以选择桃园市和苏州市作为案例，是因为两者的基础背景十分相似：一方面，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为主；另一方面，两者都有开发区的设置。就财税制度的影响而言，主要考察地方支出的事权与引资运作，即考察在地方政府的所有的公共支出中，实际上用于引资招商的经费占预算的比重大概是多少？通过比较苏州和桃园两地，他得出的结论是苏州地方政府用于招商引资的比例高于桃园。他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上级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划分的机制不同。台湾的地方财政税目和税种比较小、收入比较少。桃园基本上是仰赖上级的补助款和统筹分配税款。统筹收款的15%是按照各个县市营业额的比率分配，但是问题在于15%是比较低的，它的诱引效果相对比较有限。此外，桃园的财政收入，自己本级的收入占50%左右，仰赖上级的收入占到30%-40%。苏州市财税收入的来源中，相当多是与招商引资有关的，如增值税、地方营业税等。这些税收事实上构成了苏州税收的主要来源。激励机制、税收种类的不同，使得其产生的诱因强弱程度不一样。
发言人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和现场听众对发言人的内容进行了提问和评价。发言人对提问一一做出回应。其后，与会者进行短暂的茶歇。
接着，本论坛的第三场专题正式开始。本专题是“治理的文化与社会基础”。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长葛荃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共同主持。
第三场第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谢遐玲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依儒家解读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谢教授看来，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和治理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从儒家传统理论中汲取营养。他以群众路线为例，认为奉行群众路线是依“先王之道”。群众路线是儒家着重阐释的。中国革命取得政权，群众路线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以土地为例，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要求土地国有。中国共产党根据群众的要求，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实行土地私有。谢教授认为，当今的国家治理，同样可以看到儒家理论的影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和创新结合。当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这类似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国家的合法性证明。我们现在讲的这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个说法实质上是《周易》所说的：“汤武革命，舜天应人”。创新之处在于，以党组织整合全社会。党组织与西方教会的结构存在继承关系，这在中国社会是史无前例的。第二，制度和领导人修养的结合。在谢教授看来，“礼之用和为贵重。”礼是制度，“和”是领导人善于运用。谢教授认为，我们的有些认识现在陷入误区之中，认为只要有好的制度就是坏蛋也会有一个好的后果。不知道西方世界是不是这样，但是在中国社会肯定行不通的。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公益文化格局及其变迁机制研究”。康教授的发言主要探讨在公益领域中，影响人们参与慈善行为的价值观要素有哪些。他提出假设，影响因素有三个：现代西方的慈善价值观、儒家的利他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念。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他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对样本参与公益事业有影响的价值观的来源不是独家垄断的。第二，三种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平衡的。第三，现有慈善文化的构成要素，有着多元化的来源。第四，得分高的提项和得分低的题项之间的组合是有规则的。针对第四点结论，康教授进一步总结出三点规则。第一，凡是支持市场经济的陈述，以及支持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财富分配制度，均被保留下来。赞成阶级斗争的陈述，否定基于市场财富分配制度的陈述，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第二，基于贫富之间的捐赠和互动得到的承认。第三，在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财富模式和现代化本质要求之外，中国传统文化都被接受而且占主导地位。通过对规则的总结分析，康教授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在“体”的层面，中国传统的要素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在“用”的层面，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可以被吸纳进来。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特别是市场经济之间好多东西具有相当的亲和性，两者存在整合的可能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卢春龙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治理绩效的国际比较：制度与文化”。卢教授指出，有六个指标可以作为测量治理的维度。这六个指标分别是：负责任、增质问题、政府的有效性、管治的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通过因子分析，卢教授得出一个新的定量，即治理绩效指标。在这个定量基础之上，根据因格尔哈特的分析框架，卢教授将文化分为十个板块，分别分析了每个板块的治理绩效。结果显示，经过宗教改革的西方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东方治理效果显著，并且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针对制度，卢教授将各个国家的制度作了细致的划分，得出结论认为，二者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网络空间新秩序的构建”。崔教授的发言主要涉及两个问题：治理理念和构建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针对治理理念，他认为，影响中国治理理念形成的要素有三个：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世界格局和主导世界格局国家的治理模式、苏联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治理理念。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构我们的治理理念。崔教授认为，重构的治理理念应该是东西方价值观的融合。只有既坚持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认同，又坚守自己的文化因素，才能够建立今天的治理理念。根据这样的思想，他认为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的构建，必须在网络空间的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要跳出新闻看新闻，不以传播论传播。应该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利用社会科学、信息科学、自然科学等综合性方法研究今天的网络。同时，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必须依据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在联合国体系下，形成网络空间治理的新制度。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而落实这一理念的关键之一就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解决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权。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之所以说它是关键，是因为从发展方式来看，现在有两种发展方式。一种是为“增长导向型”的，另外一种是“民生导向型”的。民生导向型的发展方式，更加强调发展中的价值诉求和工具理性。强调以民生的改善为根本的目的，不单纯追求规模和速度，更关注发展进程中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注重可持续发展，强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姜教授认为，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实现共享发展和城乡平权、缩小城乡差距的出发点。统筹城乡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真正的让农民和农民工享受同质化的社会福利权。而真正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环节是通过政策的创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成本核算、责任分担、资源配置、财力保障、质量监测等问题。针对标准问题，姜教授认为，应采取梯队式的标准，同时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构建的主体责任，创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参与，促进供需的衔接。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周怡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国家治理中的政府信任”。周教授认为，民众的政治信任与国家的治理的成效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有必要讨论民众政治信任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她从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现状，分别是：对执政当局的信任、对政体的信任和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考察，周教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针对这种信任现状，她提出了四种解释机制。第一，政府职能的绩效合法性转型，提高了民众的政治信任；第二，治理过程中政府拥有比较高比例的公共资源，维持了民众的政治信任；第三，中国还存在着传统的威权主义文化，无形当中促进了政治信任；第四，中国的老百姓还存在着低度而稳定的公平感和法治意识，从而间接强化了国人的政治信任。周教授认为，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可以提示我国治理的未来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法治的德性基础”。吴教授认为法治本身需要德性基础。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抽象的法治之上。法律系统始终无法成为一个自治的或自主的系统。没有任何一个由各种法条构成的抽象系统，能够囊括日常世界的所有状况。因为这其中涉及一个结构性或本体论的问题。他指出，法官承担的个人性的司法判断，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司法腐败的结构性原因。因为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判断，其依据并不在法律条文里，而是掌握在法官手中，而法官是内心自由判断的。这构成了对法治最大的挑战。他认为，不能够回避类似的司法结构性问题，而德性恰恰在这方面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我们无法相信一个私人生活里的贪婪、放纵的法官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自由心证的问题给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必须跃出法条主义的框架，而具备古典的德性和卓越品质。在这个问题上，儒家能够起到强有力的支援作用。
七位发言人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和现场听众对发言人的内容进行了提问和评价。发言人对提问一一做出回应。第一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12月6日上午，此次学术论坛在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继续举行。
第四场专场的主题是：国家治理的战略反思。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定位的四个维度”。肖教授的发言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四个维度，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决定进行了分析。他从历史角度来上把1949年至今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这一段是国家统治的阶段，即无产阶级全面专政；1978—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国家管理阶段；进入新世纪，新的阶级，新的力量在不断的崛起，使国家管理延伸到国家治理。1949年以来，经历了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从国内现实来看，外部关系和内部结构也是导致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性决定的非常重要的维度。从外部关系来看，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全面主义国家的解构，新兴社会阶层和新兴社会组织开始出现，新的公民意识已经崛起，所有这些都对国家治理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从内部结构来看，从中央、省、市、县一直到乡镇有5级制度，如此复杂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同层级如何分权、分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内外关系、内部结构，决定了在国家治理问题上需要有新的推进。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全球的分量越来越重。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如何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拥有发言权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内政外交的相互关系来看，参与全球治理受到内部治理的挑战非常大。而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非常单一，除政府以外，其他行为主体的力量不够。参与全球治理、规则治理，不仅要有制定权，还要有话语权，而话语权的形成需要有一个竞争自由的思想市场。这意味着如果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必须使内部的国家治理达到一个新的水准。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议题”。燕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是处于三方面的考虑：一、学科发展的考虑。以往比较多的是从个人视角来看问题，现在应当转换角度，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二、理论发展的需要。当我们讨论国家改革问题的时候，以问题为导向来设定改革的议题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思路。而国家治理的这种战略议题就是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话题。三、现实政策的需要。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改革理论。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次，战略研究是中国顶层设计所需要的。关于如何确定战略议题，燕教授认为应该有以下考虑：第一，基于现代化的考虑；第二，基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考虑；第三，基于中国现实问题考虑。他认为，战略议题的清单到底如何列？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麻宝斌的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省思”。麻教授的发言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他认为，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伴生的城乡、区域、行业以及群体之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开始日益显现，中国社会的平等性下降。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人当下来讲更重视公平而不是公正。而在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只能是走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通过问卷分析，麻教授发现，影响人们对平等的感受因素有区域、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民主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内在紧张”。佟教授认为民主和治理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紧张，从而形成了民主的治理困境和治理的民主困境。民主治理复合结构的成效，取决于民主治理合力效应的出现。民主与治理的双重追求，必然会在体系和机制方面形成复合机构。针对这一结论，佟教授提出了新的概念：“治理吸纳民主”。他认为，全球范围内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内置或者替换了民主的体制、机制和价值。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以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克服腐败”。顾教授认为，从目前具体的统计来看，腐败所带来的社会治理成本是极高的。而且腐败普遍化的倾向，导致了几乎每一个能够寻租的机会，都孕育着腐败。因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研究反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认为，由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本身具有垄断性和公共性，因此必须严格加以控制。顾教授强调：只有通过权力制约的方式，才能够克服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腐败。并且只有实质性的制约，才是治理腐败的制度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的发言题目是“国家理性与农民合作社法修订”。仝教授的发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解决难题需要确立国家理性。他认为，解决农民合作社法修订面临难题，必须要确立国家理性。因为某种程度上 “国家理性”带有决断性。第二，分析立法体制和过程中的国家理性。对此，他指出立法机构具有优先选择和构建正义规则的权力。此外，进行立法公开原则之下的公共辩论，以形成公共理性。同时，针对复杂问题，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理性要参与立法。第三，对修订中重要问题的抉择。他认为，立法目的要重新确立，同时弱者成立合作社，再进一步加强联合。最后，还要提高成员素养门槛。
六位发言人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和现场听众对发言人的内容进行了提问和评价。发言人对提问一一做出回应。之后，与会人员进行短暂的休息。
休息之后，本论坛第五场专题继续进行。本场专题的主题是：“中国治理实践创新”。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增科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教授主持。
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郭忠华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差序公民身份与政府治理”。郭教授的发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问题来源及核心分析；第二，以东莞为例进行说明；第三，总结与思考。在第一部分，他指出，理论上公民身份是一种普遍的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权利，似乎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差不多。但是在中国，公民身份是一种非常差序化的格局。根据国际法界定中国公民，把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公民内部，我国又建立起来若干次标准，形成若干个亚共同体。不同的亚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公民分成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的共同体。因此，中国的公民身份结构是围绕着一个比较普遍意义上的国籍，然后越来越实质化，实行权利更加不均衡的分配。在第二部分，郭教授对东莞积分落户政策分析后，认为，东莞存在着六个层次的公民，从低到高依次为：没有任何居住证的临时务工人员，有居住证的临时务工人员，能够办理积分入学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优才卡”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改造居民，本地城市户口居民。因此东莞的居民身份是非常差序化的。在第三部分，郭教授总结认为，中国的公民身份结构体现出一种非常威权主义的结构；在中国公民身份差序化条件下，越往上到中国公民的层次，拥有的权利越虚；政府严格的户籍管控和有限度的积分等方式，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公民身份没有获得相应的同步增长。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的对称性研究—基于中国农村治理的逻辑”。邓教授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一、问题的缘起；二、分析维度与理论假设；三、结论。在第一部分，他指出，问题的缘起是现实中自治单元同时下沉，而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承认这种下沉的改革。因此他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村民自治在行政村会形式化？为什么自治下移到村以下的单位会搞得红红火火？在第二部分，邓教授首先界定了一些核心概念。所谓产权单位是指对产权进行分配，即产权归属在哪里，按照什么单位进行配置。所谓治理单元是能够独立核算、独立参与、独立纳税的主体，同时拥有一定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和公共建设的职能。他的理论假设是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的对称性会影响产权和治理的绩效。这种对称性分为两个单位之间的统一性、一致性和吻合度。如果这两者的吻合度越高，治理的绩效就会越好。在第三部分，邓教授得出结论认为：第一，单位的对称性决定产权和治理绩效；单位的对称性与产权、治理绩效是正向关系。第二，结构的均衡性、层级的对等性、职能权利的对应性、边界的完整性、规模的适度性、单元建构的内生性等六因素决定着治理方式。第三，六个变量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结构的均衡性、层级的对等性和规模的适应性是决定性变量；职能权利对应性、边界的清晰性是影响性变量，而单位建构性内生性是条件性变量，这六个变量影响着治理单元治理方式的选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院长敬乂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非国家治理主体的合法性与可问责性”。敬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非国家治理主体。它的定义是：进入到公共事务治理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外的自然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公民个人。这些主体独立的或者与政府联合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不同程度地享有了进行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第二个关键词：合法性。敬教授从政治和法律两个角度分析了中西在实践上的差异。从政治角度上看，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对非国家的组织具有很高的宽容性。国家与非国家部门的关系具有独立性，并且相互制衡。因此市场和社会的自治是一种较为天然的存在。我国并没有公民社会的传统，也缺乏社会自治的牢固基础，同时现代国家的发展起步较晚，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不清晰。但同时我国并没有关闭非国家组织进入公领域的合法性。从法律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合法性的法律依据。西方的法治社会有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以及基于这些法律的实践确定了外部参与者在公共事务中的法律地位。但我国的法律体系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二，具体的赋权方式。西方的法律体系更多的是基于“法无禁止即合法”原则。我国则表现为政策和法律的持续放宽的过程，外部组织可以进入的领域是由政策逐渐明确允许的。第三个关键词：问责性。敬教授认为，西方国家的问责主要是通过法律和正式规则的实施。对于与国家合作而分享国家权力的组织，问责的基本方式是公法规则的延伸。这种延伸常常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但是这种约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自身对问责性的知晓。因此这延伸通常是不完美的。在我国，问责性主要是通过互动方式实现的。政府对委托人进行实际的指导、协调和约束。当这种组织关系相对独立的时候，政府部门就会面临问责性丢失的风险，也就可能会对外部治理主体的进入持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敬教授总结认为，我国政府的问责性建设的加强可能会在短期内不利于政府与外部组织的合作，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政府会更多的依赖正式的、法律的手段来确立对合作者进行问责的内容和方式。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商红日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治理话语生产的双重逻辑”。商教授的发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话语生产和话语分析的概念差别。商教授指出，所谓话语分析，一般来说它是以解构为趋向，试图通过话语所具有的实践性的特征，以话语形成的背景、主观的动机以及它的具体操作对它进行分析，以批判和解构权力及其关系。所谓话语生产，是寻找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展开的事件，通过事件研究生产出解释这个事件的话语。第二，治理的事件性和话语。他认为，当我们面对“治理”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实质上是面对一个事件或者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个事件的整体。治理的事件性直接影响到治理的话语生产。我们只有先确定它是事件，才可能对这个事件进行一系列的知识化的工作。通过事件来生产话语，而不是通过治理的知识来规约事件。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为治理事件的话语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因此，通过事件生产话语是我们思考和探讨治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第三，治理话语生产的基本机制。在治理话语生产当中，最核心的是对事件进行命名，然后进行定义、陈述，并对之命题化。这样治理的话语生产形成有独特性的体系、基础，从而对治理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带来知识上的帮助。商教授认为，话语生产机制的产生和运作需要突破思维的困境，即充分运用知识逻辑和智慧逻辑。
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城市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动员模式分析”。唐教授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基层治理当中，基层政府的内部动员和基层社会的动员之间是如何通过服务的供给实现互补和互动的？链条末端的公众尤其是居民的参与效果如何？她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和问卷分析。她的分析框架是从政府资源动员的理论入手，将政府资源的动员分为体制内的动员和体制外的动员。体制内的动员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考试方式实施。体制外的动员方式主要是项目制。针对组织化的社会资源，通过补贴或者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社会组织的社会化动员。通过社会组织再去动员居民参与。这两种动员最终都要输出服务，这个服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参与模式，居民对服务的使用就是居民的参与过程。唐教授的结论是：通过服务供给使用而开展的动员活动当中，公众参与的水平在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的原居民、户籍新移民以及非户籍老年人的参与水平比较高。流动人群中，政府通过社区公益团体提供的服务活动和设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是不使用的，因而也是不参与的。她对这一结论进行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是：对于户籍居民，服务的供给、服务的需求和服务的使用之间存在着差序格局。对于流动人口，服务的供给和基本公共服务没有普及，增益性服务基本上是一种小惠性服务，而对这种小惠性服务外来人群是不感兴趣的。
中国人民大学董筱丹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央下乡、地方下乡与乡村治理”。董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乡村治理的外部环境结构；二、乡村和国家的关系。针对第一个问题，她对政府进行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两个维度的分析。在她看来，中央政府一方面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但另外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取向，她将之称为“中央政府的公司主义”。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危机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向地方政府转嫁代价。而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向全社会转嫁代价。因为资源资本化最主要的收益在农村，所以它最主要的转嫁方向就是农村。针对第二个问题，董教授认为中央、地方、乡村三者形成了零和博弈：中央代表国家政权的基本方向，有货币和金融资源；地方拥有实体产业资源。它们在取向上都是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样和地方有条件把风险向下转嫁，即中央获得收益，风险向地方去转嫁；地方获得收益风险向社会去转嫁；社会为了获得个人理性的收益最大化，将风险向自然生态和整体社会生态转嫁。而这个风险最终又由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承担。因此，这三者之中没有赢家。这就构成了一个“三元悖论”。现在这个三元悖论被推到两两之间关系都非常紧张的阶段。最后，她认为，要改善乡村治理，首先应该调整治理结构，不仅仅就乡村问题讨论乡村，而是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行为都纳入到这个框架中来。其次，在政策供给上重新寻找收益与风险的平衡。董教授强调：我们需要将这三个主体的风险外部转嫁转变为风险内部消化，这样才能减少国家整体上的内生性风险，也才有空间去应对外部的输入性风险，从而维护国家总体的安全。
六位发言人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和现场听众对发言人的内容进行了提问和评价。发言人对提问一一做出回应。
郭苏建教授最后对各位学者的到来再次表示感谢，并对前来听会的同学以及会务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