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石之瑜教授主讲“中国研究中的自我与文明”

栏目：图片新闻发布时间：2012-12-22浏览次数：1208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五十三）

石之瑜教授主讲

2012年12月17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举行了第五十三场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研究、政治心理学、文化研究，近年致力于分析中国学的知识社群文化。主要著作有《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后现代的政治知识》、《政治学的知识脉络》、《权湘诗钞》、《中国文化与中国的民》、《女性主义的政治批判》等等。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欢迎石之瑜教授的到来，并对其进行了简单介绍。接着，邓教授欢迎并介绍了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和刘清平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郑少东博士，以及校内外一些师生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石之瑜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研究中的自我与文明》。他首先说明这个课题是他最近十年的研究，原来的标题是《中国研究的知识社群》，主要是希望能够掌握世界各地研究中国的人怎么研究中国。由于中国的崛起，全世界的人都不得不对中国进行研究，但是在这股研究热之前，世界各地很早就有人在研究中国。今天对于中国的研究必然是在各地知识分子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开展的，因此，能从知识根源处回溯，可以有助于掌握今天诸多论述的源头是哪里，并且经过了怎样的演化。

石教授强调，不同的中国研究者，在界定中国的时候，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界定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有时，中国研究指的是汉学，而有时，研究涉及的对象是主权国家，有些研究涉及对华人的研究，导致中国研究的边界非常含糊。而这种含糊的现象，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变得更明确，中国留学生大量留在海外教书，成为世界各地中国研究团队参与的一份子，和当地的研究者共同来研究中国，这就更产生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来自中国又留着当地社会的研究者到底是国外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还是他们的同仁。每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到了不同阶段，就有不同的体会。生涯早期想方设法能够融入当地社会，让自己来自中国的身份得到认同，从而更有助于融入当地的社群。但到了终身教职之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和自己的情感和文化关怀是彼此疏离的，所以慢慢又要借由他与母国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来支持他的学术发展，同时又会回过头来检讨与其共事过的学术同仁。在学术路程上，不论是学术议程的设定，还是学术理论和学术取向的发展，都会慢慢影响学者。这就跟人类学家发现他的研究对象受到他的影响是一样。

这意味着：今天不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和平崛起”这样的论点所涉及的他自己的知识社群并不是和中国截然两分的，所有的研究无所不在地受到他所属的知识社群以及这个社群跟他们心目当中的社群的互动影响。如果到了东南亚，这种互动就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而是当地的社会，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于与华人的接触和互动中所产生的理解，而他们对华人的研究带着一种恐惧感，对华人的研究就必须联系他对中国的在大范围的宏观层面的政治互动。因此，对中国的研究就无所不在地涉及到学者自己本人所处的社群，而这个社群的影响并不是仅止于大范围，比如说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还涉及每个学者自己个人，而这样的个人会因为家庭关系、师承关系以及他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学生以及他研究对象的关系，也必须重组自己既有的文化资源以便了解研究对象，不断地在他既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当中去找寻可以让他完成目前研究以及社会交往的事业。因此，知识史就等于是文明互动的桥梁，而且这种文明的互动不单是一种宏观的，还包括每个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涯，所以变成了个人化的知识历程。

石教授接着指出：上述认识让我们必须去思考中国、中国学和中国学者这三个概念的相互构成关系。没有哪一个中国是独立于中国学之外的；同理，没有哪个中国学者可以宣称他是独立于他所研究的中国之外的。因此，中国、中国学和中国学者这种相互构成的关系就形成了文明交往、社会交往、政治经济各方面交往，以及个人层次家庭方面的交往，族群之间的交往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从个人到文明之间，有很多可能的位置可以选择，两相交汇之下，会产生很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变成我们了解中国和中国自我理解的一种选择，所以对中国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逼迫研究者决定自己是谁、中国是什么。研究者怎么样看待中国，间接深刻地回答了他怎么看待他自己谁。

在介绍了上述知识背景后，石教授对其正在从事的关于知识社群的研究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他的这一研究是希望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去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深中国研究专家、汉学家在其学术生涯中理解中国的可能途径在哪里，其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其研究设计经过怎么样的演化，其学生喜欢做的课题经过了怎么样的变迁，其资金来源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其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是什么，与中国朋友有什么样的交往等等。他希望透过每个人个人化的知识历程，来了解对于中国的研究，如何无所不在地影响到这些研究者，研究者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研究对象。除了这种访谈研究外，还要整理既有的中国学的文献与知识人脉以及既有的中国学的研究机构。

最后，石教授指出他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做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他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两三本书都是在做这个研究之后，从研究过程当中去理解、体会、阅读每个不同国家的思想史之后，从思想史角度来重新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是如何推动的。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在评论中提到，研究立场本身对于我们研究成果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么我们之前做的研究是否也可以跳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族群、地位等等，从而更客观地去做研究。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对中国模式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实践也在促使学者本身对这些问题有新的看法。实际的变化要比我们想象地更快，即使面对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正在进行反省。且不说不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即使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学者，可能都面临一个真实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顾教授强调，石教授提出了一个普遍的任务，即研究者也要对自己的立场本身做一个反省。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在评论中指出，石教授的研究涉及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的事实认知与价值评判的关系问题。在研究社会现象时，研究者在给出事实的同时，往往还会对事实的意义和价值给出自己的评判，而这就涉及到石教授今天所提到的身份问题。同样是中国研究，对象是相同的，但是具有不同国别、身份、立场、民族、地区、态度的研究者去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实认知方面的不一样，不同研究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这个是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达到一致；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的人给出的评判不一样，这种评判涉及好坏、对错等价值评判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认知与价值评判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基于此，刘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供大家思考：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科学”，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怎样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承认学科特殊性上将其结合、贯通起来，从而推动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中国研究学者在学术上能不能达到一致？如果不能达到一致，研究意义何在？如果能达到一致，那么是如何达到一致的？单凭一种认识论战略的考察，能否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事实性认知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张力，甚至冲突？等等。

现场听众也提出一些疑问，比如：您是用什么途径深入到您的研究对象的？您的访谈问题是否会涉及研究对象的童年经历？事实和价值到底要如何平衡？自我与他者如何在对他人进行形象建构的过程中隐性地得到表达？在您的访谈中，访谈对象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抛开意识形态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以及他的视角、生活背景所影响，个体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他所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那么您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去区分到底是纯个人知识背景还是社会强加于个人的知识最后导致对他的研究成果产生影响？在您这几年的研究当中发现自己研究计划的位置在哪里？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研究人员对于中国边疆这一块是如何看待的？等等

石之瑜教授对此进行回应。他强调：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学者背后都有自身的知识脉络的话，我们去看看别人的脉络，了解多了，我们就知道知识只是在开创人与人相互了解的可能途径而已。他的研究也就是找寻这种可能途径，以实证的方式，在记录、甚至开创可能的途径，这也是他研究的意义所在：即使不能达到一致，不能对话，但还是有其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使得奇异说法变得可容忍、可接受。如果把自我当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实体，那么就不会去区分哪一个可以称之为“个人”的，哪一个是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只会思考在什么样的资源下做什么样的组合，这是研究者要通过知识史去寻找的东西。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本身就是西方式的，中国式的说法是小我与大我，因此“他者”从来不是界定“我是谁”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从自己的文化去考虑，我们是将“小我”放在一个“大我”里来看“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因此，自我与他者本身就是特定文化当中的。自我与文明作为一个过程，让我们了解到本体不是本体，本体也要经过选择，所以我们怎么样选择本体，在中国研究中，我们认为自己是怎么样一个被研究者，这会强迫我们与之对话。

讲座尾声，邓正来教授进行简要点评和总结。邓教授认为石教授的研究非常有意思，但是仍有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其研究是一个个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而不是一个对中国学整体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邓教授以自身研究哈耶克的经历说明，哈耶克后期逐渐偏离经济学领域与其独特的生活经验有关，那么个人生活史是否对研究者后来的研究取向产生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影响有多大却难以确定。第二，石教授所开启的其实不是对中国学的研究，而是对中国学中不同派别、不同脉络的研究。同一个脉络中的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背后的个人知识史以及师承关系。个人知识史、生活史的发展包括立场、地位、阶层、教育、家庭以及师承的关系可能都会产生影响。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感谢石之瑜教授的精彩演讲，并欢迎到场听众继续参加高研院的其他讨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朱莉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