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治：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黄文治：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
——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内容提要】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共 农民 革命 组织化动员
一、 引言
《开放时代》2011年曾发表拙作《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一文，是以革命知识分子抱团、串联为主线，对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由城市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的转型脉络进行了梳理。①本文承续前文研究理路，继续深入挖掘。需要指出的是，国共合作破裂前，其中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存在接触状态，但正因为有这些涓涓细流存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才迅速汇成湍急的江河。那么，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其嵌入乡村的方式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动员农民汇入中共革命长河的？他们动员农民革命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怎样的困境及其解决困境的状况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嵌入自主”的方式与仇恨的阶级化整合
中共自成立起到1923年5月，工作重心基本都在城市，确实并未太多关注农民运动，但自1923年6月中共三大至国共分裂之前，农民运动对革命的战略作用，已在中共相关文件中被凸显出来，有关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也越来越具体、系统和激进。国民革命时期，大别山区农村战略如中共上层及其他地方一样有膜拜农民群众之风，但地方性革命实践，其主流却是联络地方精英或者通过拉拢地方精英动员农民群众，并未普遍与农民群众接触。不过，不断激进化的农民运动政策对大别山区的地方性革命实践确有指导意义。国共分裂前，这些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已有部分与农民群众进行星星点点的接触。这正如陈德军所言：
长篇大论的农运政策如花瓶坠地，其中的一些碎片立即为当地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拣取、吸收，而其他部分被遗置一边。然后，只是这些“残篇断章”却激发了地方新的政治氛围。当地革命者通过对各种地方的资源的动用，展示出辉煌的庆典式的革命场面。②
大别山区早期革命运动充分展示出一个辉煌的庆典式的革命场面，这无疑仰赖城市运动向乡村运动的过渡及其革命知识分子的成功倡导。
大别山区最早发生暴动的地方主要是鄂豫边地，至于为何会发生农民暴动，当事人郑位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谈话可谓一语中的： “（鄂豫边）黄麻地区群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要发动农民非要共产党不可，但还要有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③不过，他又补充说：当时“党员干部的几人作用大，组织作用小，容易造成个人信仰。只要那个人能力强些，群众有事就找他多些，有事找个人不一定找组织，成为一般的习惯。”④因此，可以说，起初弱小的中共组织是乡村社会走向革命的发动机，而其构成核心是颇多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两地农民走向暴动的火种，这与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特性相关。这些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普遍出身于乡村地主、富农家庭，后来又多在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并触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中共农运政策。当他们因各种因素回乡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因对乡村实际情况比较了解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他们能够根据乡村老百姓的习俗，以老百姓所能理解的语言来宣传、解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并能捡拾中共乡村农运政策的要点，领导农民在乡村进行革命实践。
早在1924年，兼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董必武就曾告诫因各种因素回乡从事乡村农民运动的革命知识分子，要他们注意四点：
（一）注意看房子，青砖瓦屋一般较富，要求找贫苦农民，取得他们的信任；（二）先不宜作空乏宣传，要闲谈，与农民靠拢；（三）帮助农民办好事，写信记账，助工助教，多帮忙，不要使农民吃亏；（四）领导农民斗争，开始选择容易取胜的事情干，先小后大，注意团结农民。⑤
这四步，最关键的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发动贫苦农民等边缘群体进行乡村斗争。遗憾的是，即便董必武有如此告诫，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回乡革命时，也只有少部分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有接触，国共分裂前，这些接触应该属于细枝末流性活动。不过，即便当时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动员农民进行“造暴”活动，⑥但也不能忽略、矮化他们的历史功绩。郑位三指出了当时这些地主富农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回乡干革命的特点：
（他们）就把地主、富农家庭分化了，这一分化对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这一分化农民就勇敢些。假若一个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两种家庭，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和没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农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参加革命，胆子就大些、勇敢些。这是当时革命迅速搞起来，成与不成的主要关键。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农民就愈胆大。这样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⑦
郑位三所言极是，正是这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的辛勤耕耘，农民才被动员起来。至于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接触并嵌入乡村社会的路径问题，笔者在梳理地方性资料后发现，他们当时嵌入乡村社会多采用的是乡村“日常行为轨制”。这些“日常行为轨制”基本都是乡村长久积淀的习俗，这些习俗是型塑、承载乡村民众相互交往、交流的主要载体，包括“串亲戚”、“交朋友”、“谈天”、“唱山歌”等方式。
其一，串亲戚。“串亲戚”是发展革命极为重要的路径，当时“串亲戚”发展革命最厉害的恐怕要属王树声，他1926年加入中共之后，即串联其家人及亲戚参加革命，甚至造成“全族革命”的气势。⑧后来，据王宏坤回忆，王树声、王幼安家“兄弟姐妹全部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十分积极，其中大部分同志担任了领导职务。最后全家除王树声和一个出嫁的侄女外，都为革命牺牲了。”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通过“串亲戚”的方式，一旦与贫苦农民串联成功，这种传播路径又会进行再生产，当再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加强其组织化、可靠性及安全性就成为必要，当时乡村颇多农民协会就是通过“串亲戚”的方式建立的。
其二，交朋友。早年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如李梯云、肖方、周维炯等人，最早在商南太平山开展秘密活动时，多以“小贩”、“教书匠”等正当职业伪装，“假借结拜兄弟为名”，“串联穷苦农民廖炳国、罗炳刚、汪品清等十八位同志”，“在太平山火焰脑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十八兄弟会’”。⑩这种“拜兄弟”的“交朋友”方式是乡村最传统的习俗，中共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利用此类“兄弟会”进行大规模串联革命，本身就具有优越性。但是，成立“兄弟会”又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中共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进行乡村动员的“过渡”团体。比如早年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熊少山、杜彦威、殷仲环等人，回光山县殷区开展革命工作时，就是以“焚香结金兰、拜兄弟的形式，建立‘穷人会’、‘竹林会’、‘兄弟会’，每会几十人或百余人”，但是后来，“党组织及时引导殷区农民在‘穷人会’、‘竹林会’、‘兄弟会’的基础上，公开成立农民协会。”11当时大别山区颇多农民协会就是在这些灰色组织的基础上改造、建立的。
其三，谈天。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多找“贫苦农民交心谈心，单线发展”。12这种“交心谈心”式的“谈天”，其实就是乡村最常见的“拉家常”方式。他们多联系到农民个人的境遇，从不同的话题入手，进行乡村革命启蒙与宣传。这种事例非常繁多，或许可从吴焕先以“谈天”方式串联佃农吴先恩革命的事迹中得到些许朴素的认识。1926年暑期的一天，吴焕先发现吴先恩看着谷子发呆，就问：“今年的谷子长的（得）好吗？”吴先恩答：“谷子长得不错，一交租就剩不多了。”吴焕先又问：“你家要交多少租？”吴先恩答：“二十五石啊！”吴焕先接着问：“不交不行吗？”这时，吴焕先拉了一下吴先恩的衣服，两人一同坐了下来，吴焕先继续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闹革命，快参加革命吧，北伐军已快打到汉口啦！地主、军阀都可恨，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斗倒了地主，分了地主的田地，我们就可以不交租了，谁种的田归谁。”13吴焕先成功动员吴先恩走向革命，其采取的就是乡村最常见的“谈天”方式。不过，有时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为创造与农民“谈天”的机会，又不得不启用非正常性手段：
许多是装作生意人与群众联系，对群众进行党的宣传，还用下款子的方法发展党员。如有的给穷人一个要钱的条子，穷人无法只好卖猪卖羊，然后我们装作买牲口人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不要怕，我们不是要钱的，我们希望农民起来打土豪，许多农民很受感动，参加党的活动。14
其四，唱山歌。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说：“宣传要富有效力，就必须求助于最传统、图式化的甚至是简单的话语形式。”15山歌是乡村农民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当时大别山区流行的革命歌谣基本都是以山歌的形式传播，目前这些革命歌谣存世的不少，笔者查找到的亦不少。其中，《为什么贫富不均》这首颇具代表性。16诸如此类的革命歌谣在乡村的流行肯定与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所创并与其传授有关，他们当时“投合普遍的农民艺术上的要求，练习一种歌调，把革命的精神纳入其中，去满足他们艺术上的要求，顺便输入革命的思想。”17而暗含革命思想的这些革命歌谣在乡间一唱就懂，一懂就万人传，对动员民众革命极为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还只是个案的一对一的举证，其实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动员农民时都采用多种方式交叉互用的方法，比如在麻城，除上文提到的王树声之外，胡静山、徐其虚、徐子清、桂步蟾、凌柱中等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在乘马岗一带活动，多“以串亲戚、谈天和交朋友的方式”，“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党在乘马岗、大河铺一带逐渐有了根基，一批忠实可靠，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成了扎根串连的对象。”18乘马岗地区即是如此，周边其他地方亦可想而知。
不过，笔者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这部分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初在乡村动员农民的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失策之地方，因此农民群体中的个体反应不一，既有专注之人，亦有怀疑、拒斥之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他们已稍稍注意到农民文化及学识的低下问题，因此不与农民长篇大论地交流马列主义理论，也很少空喊反帝、反军阀之类的口号，而是结合乡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去根治农民传统宿命论观念，告诉他们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是帝国主义、军阀在乡村的统治基础，是导致农民走向贫困与破产的剥削根源，鼓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铲除他们。19关于此，曹学楷、王树声、江竹青等人在家乡发动农民走向革命的魅力话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阐述清此类问题。曹学楷在黄安七里区刘家园创办农民夜校时总是非常亲切地问当地农民：“我们这些种田佬，成年累月拼死拼活的劳动，打下的粮食能铺满地，能堆成山，为什么总是缺吃少穿呢？”有的说，这是因为穷人的“八字”不好，“生来命苦”；还有的说，是因为穷人的坟山不好，风水不济。曹学楷就告诉大家：
我们种田佬受害受苦，绝不是什么“八字”不好，命里注定，也不是坟山所应，天生应受罪，而是这个世道不好。在这个黑暗的世道里，豺狼横行，豪绅霸道，劳动者终年勤劳而不得温饱，剥削者四肢不动而花天酒地，一切真是颠倒着的。我们穷人要想有田种，有饭吃，有衣服穿，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团结起来，打倒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坏家伙，推翻这个吃人的旧世道。20
王树声在麻城乘马岗甘家堂大庙指着泥菩萨鼓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时也说：
过去，我们对这些泥菩萨烧香磕头，求神灵保佑，可我们发财没有？没有。天天烧香，天天受穷，这全是骗人的。真正能够救我们出苦海的，不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而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穷人要想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好日子，只有跟共产党走，组织起农会跟那些吸血鬼干！21
江竹青在黄安余家湾村组织秘密农民协会时，同样对穷苦农民宣传说：
穷人种田，土豪收租，这是极不合理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把土豪打倒，自种自吃，再不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土豪能不能打倒？我们若是一盘散沙，就没有力量去打倒他们。如果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力量就大了，土豪定能打倒。22
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接触时，多从马列主义阶级视角出发，向农民宣传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是乡村剥削与压迫的根源，鼓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打倒他们。这一方面确实体现了乡村长久流传的公平正义观；另一方面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也关注到乡村农民的切身利益，体现出了中共乡村革命正义道德的合理内涵。不过，这种贫富、官民二元对立及简单有力的逻辑归罪，只会扭曲为变形的阶级二元敌对。正如雷蒙·阿隆所言，在马列主义历史哲学中，阶级定义的细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懂得阶级的对抗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组织这场斗争。23
这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动员、斗争方式，即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联动乡村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目的乃是培养农民阶级的自我认同意识，这种自我认同其实就是“个体根据个人的经历反思性的理解到的自我”。24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启发之下，农民一旦有自我认同的阶级归位，革命知识分子与贫雇农之间即达成一种默契，由革命知识分子带头动员民众组织农民协会也就成为可能。农民协会一旦建立，胆小的农民也就有了组织力量，有了组织力量的农民才会有胆量与乡村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等乡村旧势力作斗争。
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动员农民革命，基本都是通过“串亲戚”、“交朋友”、“谈天”、“唱山歌”等乡村最常见而非正式的“日常行为轨制”嵌入乡村社会的，但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又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嵌入自主”的过程。这种“嵌入自主”的方式，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中共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充分借用了传统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嵌入乡村后，进行的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农民暴动，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深刻含义。农民个体化抗争直接被疏导成集体化的阶级斗争形式，其本身应该潜藏两个层面的内蕴：
其一，边界意识的型塑。上文已揭示出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就要打破乡村传统的宗族、血缘及地缘的维系链条，一方面把农民建构为“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的“好汉”；另一方面又把地主建构为“成日游荡不做工，闲着双手不做事”的“社会寄生虫”。25这样一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区隔建构，在乡村不但型塑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边界意识”，26而且还型塑了善与恶的边界意识，穷苦的农民代表“好汉”、代表“善”；富足的地主就代表“寄生虫”、代表“恶”。一旦阶级及善恶边界得到农民的认同，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与乡村旧恶势力作斗争，就具有了阶级斗争的特性。
其二，矛盾及仇恨的统合。其实，光有边界意识，而无矛盾及仇恨，亦不会激活阶级及善恶边界意识而走向阶级斗争，不过，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在革命知识分子下乡之前，随着传统乡村权力网络的武化与劣化，乡村各个角落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等。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大小、形式亦不同，但不可否认其存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一旦这些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俗称“地主老财”的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斗争也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意义。
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采取乡村“日常行为轨制”嵌入乡村社会后，他们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工作，使农民心理上对自己的地位角色期待彻底发生翻转。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就有报道说：经过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的转换与调适，农民一般都“从大梦中惊觉起来，睁开了他们的眼睛，看清他们所受的痛苦，不是‘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命不好’所遭遇的，完全是军阀官僚劣绅土豪制造给他们的，于是都知道起来找出头的路，去谋本身痛苦的解放。”27这样，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即达成一种联盟关系，这种联盟关系一旦形成，革命知识分子就可以组织并依仗农民与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进行日常斗争，只有“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斗争，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28正因为如此，农民协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之后，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就领导农民进行经济斗争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式多样且偏向弱者的乡村日常经济斗争，不但能够很容易地达到民众动员的效果，而且也会转向面对面的政治斗争，比如“借粮”、“减租减息”及“五抗”运动。
就“借粮”运动而言，1925～1926年，湖北发生了严重的旱荒，并向鄂豫边界蔓延，这场灾荒迫使歉收的农民采取“借粮”的方式缓解生存危机。石生宝回忆了1926年时黄安紫云区的情景：
快到年关的时候，吴先筹领导郑家边农民协会到他叔爷吴维申（地主）那里借了二十担。詹以贤带农民找他叔詹文典兄弟三个（地主）借粮食，借出十五担。吴焕先找吴孟先借粮十五担，分给了旦家冲穷苦农民。汪忠民、吴先筹找吴惠存借粮五担。毛国兴、程儒香找方晓亭算甲下公田的账，借粮十五担，分给了毛岗、程家湾、长岭岗的农民。29
应该说，这一“借粮”运动本身就暗含着乡村传统正义观的延续，因此，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多充当头面人物与“借粮”的对象进行交涉，不少“借粮”运动走向了成功，但多数却走上了“武装借粮”的道路。据吴先恩回忆，当时鄂豫边的“借粮”运动“首先借大户，借吴惠存的，借吴条之的、吴正之的，先借吴家的”，“我们那时跟在一路，是积极分子”，“不借不行，不借真是拿刀枪，等于武装借粮。开始好说话，派人去交涉。不同意呀，我打你的粮仓。他没法子，人们都起来了，基本上是武装借粮。”30从这些事例来看，革命知识分子领导农民群众到地主富户家“借粮”，并不是每次都可以通过和平交涉方式达成，亦有不少坠入“武装借粮”之境地。很明显，武装化的“借粮”运动，势必造成乡村穷富阶级之间的对立、交恶，为后续进一步冲突埋下了伏笔，乡村“减租减息”及“五抗”运动也有类似的命运。就麻城乘马岗四乡和九乡而言，当时“农协的口号是减租减息，二五减租、二五减息。实际上农民不交租，不承认欠账，不交税，地主也敢收”，31如此，如中央文件所载，“农民的斗争大致初起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及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32这些日常斗争运动，很可能也渗透了乡村农民的传统正义观，但是经过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的策略调整与转化之后，其背后就蕴藏了无穷的阶级意义。也就是说，灾难面前，乡村富户不履行自己的乡村道德义务，这必然激化乡村分裂、农民和地主富户之间的阶级仇恨，而煽动的阶级仇恨一旦升级，暴力性的阶级斗争即爆发。
毫无疑问，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高涨，乡村豪绅地主就异常惊慌，他们在乡村起初基本没什么组织依赖，因此不少豪绅地主就开始逃跑。为了制止豪绅地主的逃跑，当时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采取的方式就是“迅速行动起来，把一些有权威的豪劣抓住，并动员农民自己动手打死一批”，于是，暴力帷幕迅即拉开，乡村舞台“掀起了捕杀豪绅地主的热潮”。33虽然在捕杀豪绅地主的狂潮中，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并未镇压所有的地富阶级，但是有几种土豪劣绅被摸底后是不会放过的，“一种是抗拒减租减息，造谣破坏；一种是搞假农协派人打入农协；再一种是搜罗流氓、狗腿子，请教师爷打拳习武，组织红枪会，用武力抗拒的。”34当农民协会摸清这些土豪劣绅之后，就会用自己手中不受约束的专断权力，挑选最大恶疾者作为复仇、清算的对象。
当然，言及至此，又不得不提到经常被忽视的另外一点，这需要新型公权力的支持。当时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公布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列》。其中规定，凡有下列行为的都为土豪劣绅：
反抗革命或阻扰（挠）革命者；反抗或阻扰（挠）工农运动者；勾结兵匪蹂躏地方及党部人员者；与匪通谋坐地分账者；借故压迫平民致人死伤或损失重大者；包揽乡村政权、侵蚀公款、劣迹昭著者等，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拘役、罚款。对触犯上述条例的各罪犯，均由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审理。35
这正如陈耀煌所言，武汉政权对于“土豪劣绅”的认定，大多是指那些勾结军队、垄断地方政权，排斥武汉政权，并借此压迫人民的乡村上层地方精英，已不是泛指一般的地主阶级，而是隐含了更多“政治上”的理解，指的是那些国共合作政权的异见势力。36对这些异见势力，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又训令各县党部迅速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进行整肃，训令指出：“各县土豪劣绅，异常猖獗，急应采取非常手段，迅予肃清，不能视为普通罪犯，适用普通法律审判。”37随后各县即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这样，农民有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部及县党部公权力的撑腰，就会遏制不住自己的斗争怒火，理直气壮地去找寻真正的土豪劣绅清算。
在公权力的支持下，当时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惩治豪绅地主是通过惩办真正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开始的。这些恶霸劣绅在乡村社会中都被认为有伤天害理的劣迹，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组织农民协会动员农民惩办他们，不仅树立了道德正义权威，同时也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从而，革命知识分子代表的中共在乡村也就成为实实在在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前文提到的吴惠存是黄安紫云区郑家边的大土豪，他平素借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干了不少危害乡村的恶事。据《新县革命史》记载，这些恶事包括“制造假印，包揽词讼，勾结官府，私设盐卡，坑害乡民；拦截华侨，强占民女，网络土匪，谋财害命；巧立名目，私征捐税，私筹军粮；重租高利，盘剥农民”，“农民运动兴起之后，他指责咒骂，并指使爪牙，勾结军阀残匪，残酷地杀害吴焕先一家五口人”。38吴惠存危害乡人的举动反映了传统乡村公权力的武化与劣化，这引起当地群众的极端愤恨，群众组织起农民协会之后，首先复仇、清算的自然就是吴惠存。据郑位三回忆，当吴惠存被抓捕之后，“在押赴县城的途中，因闻听吴惠存的亲信正策动人马要拦路把人抢回去，押解的农民便在王锡九村庄附近，把他活活打死了。”39另外，麻城乘马岗罗家河村的丁枕鱼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当“农民协会开始发展时，他就四处造谣破坏，并搜罗了一批流氓、狗腿子，秘密组织红枪会，企图以此来破坏与打击农民运动。”40农民协会成立后，即对其进行了复仇、清算。据王树声谈话录透露：
农民对丁枕鱼久有刻骨仇恨，半夜里集合起来，扛起刀矛扁担锄头，点起干竹子，通向罗家河，将丁的住宅团团围住，丁枕鱼的狗腿子抵抗不住，丁枕鱼被农民群众从屋子里拖出来，农民们你一脚我一拳，把他打得半死。以后就把他送到县里关押，县长、承审官拒绝收押，农民们就闹哄起来，县警备队（县长掌握的武装）想干涉，农民们不怕他们，最后用县农民协会的职权把丁关了起来。41
从地方性资料来看，当时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既惩办了一批土豪劣绅，同时也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据王树声、陈再道、詹才芳回忆，1926年冬和1927年春，鄂豫边的黄麻两县“先后逮捕惩办了吴惠存、李介仁、丁枕鱼、王子历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数十名，麻城的革命群众，还粉碎了反动县长刘芳、商会会长李舜卿等组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42当时“杀人是大事情”，按照《郑位三谈话录》记载，只要“支部党员做主，群众同意决定便杀，不请示可以。”43因此，这些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有不少是革命知识分子带头、群众自发镇压的，亦有不少则是通过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审判之后斩首的。当时，仅黄安一地，“各乡除了农民亲手打死的吴惠存等一批豪绅地主外，同时还通过政府，先后把罪大恶极的李介仁、阮纯青、张英廷、李士显等十九名豪绅地主捉住，押往县城法办。”44
在惩办的过程中，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一般都遭受到暴力性的人格侮辱，地主阶级统治农村社会的威风被打压下去，他们颜面扫地，而农民通过对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镇压释放了无以复加的仇恨感。比如在抓捕丁枕鱼时，骨干农民对其不但拳打脚踢，还痛斥道：“过去头顶你的天、脚踏你的地，逼死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这个天，这个地是我们的了”，而曾被丁枕鱼霸占未婚妻的吴某，不但带头痛揍丁枕鱼，且更是咬牙切齿地怒斥：“你害得我结不了婚，成不了家，现在该我报仇了。”45新县观音桥的农民不但复仇镇压了当地土豪劣绅方晓亭、石子谦等人，还把他们两家的祖坟掀了个底朝天，带头农民在挖他们两家祖坟时，还说：“你们说你们的坟山风水好，我们把你们坟山上的树砍了，挖掉你们的祖坟，看你好在哪里？”46麻城三河成立农民协会后，“群众把当地的大地主胡瑞山用绳子捆起来游街，并强迫他喊‘我是地主，剥削了农民，你们不要学我’”，而“群众手里拿着小旗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庆祝自己的胜利”。47这种个人与集体互动的复仇心理的升级与释放，自然就会驱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做出平素难以想象的恐怖之举，而群体效应又会使得农民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专横性的狂欢。
农民在镇压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过程中，可以抒发、释放仇恨，并享受狂欢的感觉，同时，参加农民协会的武装斗争又可以使他们赢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据王树声回忆，在镇压丁枕鱼之后，麻城乘马岗地区“拿起了原始武器的农民，紧接着又捉了方家湾王子历等十余个土豪劣绅，并把他们的粮仓打开，把被搜刮去的积谷陈粮，一袋袋，一筐筐，喜笑颜开地背回家去。”48据《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记载：
一次，刘文蔚等三人带着四百多人，扛着鸟铳，十二条来复枪，梭镖到林家山。林家山的地主三相公被吓跑，农民把三相公家的猪牛、粮食、衣物拿到王家庙。之后又到杜家洼、彦家边赶跑地主和三会长，将三次斗争地主所得的东西集中王家庙，粮食大家吃、衣服和钱大家分。49
农民在镇压土豪劣绅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得到复仇的满足，而且还可以分得浮财。当时，农民分得这些浮财的确是很理直气壮的，因为他们的传统伦理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他们是在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至于那些外逃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也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的罪状深入民心。汪玉辉是黄安七里区万胜乡石家榨村大土豪，农民协会在镇压土豪劣绅时，他得以逃脱。当时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就创作《汪玉辉是老妖精》的革命歌谣宣传汪玉辉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妖精”，鼓动农民与其作坚决的斗争。50这一策略通过丑化土豪劣绅，让民众知晓土豪劣绅是自己的敌人，同时也可增加民众阶级仇恨的力度与浓度。
与之相对的是，多年来掌控乡村资源的土豪劣绅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束手就擒。据资料记载：河南到处是红枪会组织，豫南信阳、光山等地的枪会组织几乎遍及乡村各地。51一些利用传统姻亲关系外逃到光山的土豪劣绅及其亲属子嗣，勾结军阀势力或者自组枪会、民团等组织与农民协会及骨干分子对抗。前文提到的大土豪汪玉辉逃到光山柴山堡后就自办红枪会，并叫嚣说：“我将携两子一孙，带领我在光山创办的一堂红学”，“杀回我的老家去报仇；然后杀进县城，推翻党部和农协。”52而大土豪丁枕鱼之子丁岳平则“勾结地痞流氓组织伪黑白枪会”，“向党、协寻仇”，“捣毁党、协办公室，捕杀党、协人员”，还酿成了“麻城惨案”。53当时豪绅地主复仇事例非常之多，用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戴克敏的话来说就是：“土豪劣绅无可奈何，乃出其辣手，勾结附近光山红学，利用红枪会，捣毁党部农协，抄烧党员家产，滥杀农友，无恶不作”，确实造成了太多“白色恐怖”。 54如此“尖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更加刺激了广大农民对反动阶级的仇恨”。55革命知识分子及农民为捍卫自己已有的革命成果，就必须毫不妥协地继续与乡村旧势力作斗争，他们一方面向武汉国民政府求援，另一方面继续反复仇。于是，农协与红枪会、民团双方在鄂豫边地区就复仇与反复仇进行了无数次的械斗与厮杀。20世纪40年代，戴季英回忆起鄂豫边地区的械斗与厮杀时说：“这战争相互残杀，破坏很厉害，表现农民战争原始情形，表现农民的破坏性。” 56
不过，这依然不能如陈耀煌所认为的国共分裂前鄂豫边的农民暴动是一种自发性暴动。57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的调适、鼓动作用不能忽略。王树声、陈再道、詹才芳等人后来回忆：
（农民）怀着千百年来的深仇大恨，拿起了锄头、扁担、刀矛、土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团结在一起，向封建地主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猛烈冲击。斗争最激烈的黄安高桥、七里、紫云等区，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地主的权力都被打倒，农民协会成为唯一的权力机关。农民们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他们兴奋地说：“盖子揭开了，革命就要革到底！”“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农民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58
传统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随着乡村权力网络的武化与劣化，农民本身就有深仇大恨，革命知识分子正是利用此点进行因势利导。随着革命知识分子的调适、鼓动与践行，农民就会认为中共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因此会勇敢而自觉地跟着中共“干到底”、“革到底”。
在大别山区，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早发动农民走向暴动的地方主要是鄂豫边的黄安、麻城、光山三地，同是大别山区的其他地方，比如商南、六霍地区基本还处于酝酿状态，因此论文此部分主要以鄂豫边地区为中心重点阐释早期中共在乡村进行民众动员的过程及特性，值得注意的是，该地部分中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利用“日常行为轨制”去动员农民革命，他们在进行乡村革命及武装屠杀时，往往又会使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运动异化为地域性的乡村农民半自发性械斗，历史本相的复杂性即在此。至于之后的情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论述。
三、阶级仇恨扩大化及山区暴动
1927年，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急剧高涨，国共合作的认同危机却也在急剧膨胀，国民党率先从“容共”全面走向“清党”，拉开1927～1928年的“清党”运动大幕。在国民党以“清党”为名的白色恐怖之中，有许多中共党人被捕、被杀。自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构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1928年7月，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不仅包括中共党人，也包括很多国民党左派）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具体到鄂豫皖三省情况，其中湖北被捕者4258人、被杀者1664人；河南被捕者778人、被杀者461人；安徽被捕者460人、被杀者204人。59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分省性统计，都能窥见国民党1927～1928年“清党”运动的血腥烈度。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却让颇多深具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被捕、被杀害，当时的舆论对此诟病甚多。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无疑激起了中共党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促使中共革命发生急剧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共“八七会议”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它最终确立以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利益，动员农民组织武装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阶级斗争，并最终夺取政权、建立及维系苏维埃政府的路线。这条路线，很明显是在汲取前期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它体现了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把夺取政权、建立及维系苏维埃政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推展苛刻的群众路线进行地方暴动。60比如中共制定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第一条“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政权。”61中共制定的河南暴动计划决议案决定“目前河南CP的任务是组织这一广大的革命潮流，依靠工农日益发动各地的暴动，铲除封建势力，一直到摧毁冯玉祥的统治夺取政权。”62中共制定的安徽暴动计划决议案决定“用种种方法夺取枪械，秘密组织农军”，以“发展农村中之阶级斗争而引起农民走上斗争的道路，直至暴动夺取政权。”63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共的政策已经发生彻底转变。不过，这种转变的政策，在乡村并未得到很好的指导与贯彻，基本就是“要你去干，你就去干，至于怎样去干，就是你自己去干。”64那么，真实的地方实践情况又是如何呢？《郑位三谈话录》有如实反映：“当时具体策略、具体计划、具体指示都是没有的。党员干部都不懂，群众也不懂，遇事只要党内外几个人临时商量了就干，领导上没有策略指示。”65因此，后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的三大暴动（黄麻暴动、商南暴动、六霍暴动），基本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经验及创造力在乡村摸索出来的，即带有半自发性特点，同时又深具中共革命的烙印。
黄麻暴动前，先前在城市活动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不得不迅速匿迹于乡村，他们与先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形成合流，合流过后的革命知识分子仅黄麻两县就有王幼安、戴克敏、戴季伦、戴季英等人。66其中新到乡村的革命知识分子嵌入乡村的动员模式与先期下乡动员农民的革命知识分子并无两样。但是，国共分裂后相当长时间里，即便乡村已进入实质性夺取政权阶段，但中共的群众路线在乡村并未进入实质性贯彻阶段，它有一个滞后效应，直到1927年10月，乡村民众动员经常因为此点被中共上层批评为“机会主义的余毒仍未铲尽”，“偏重军事动作而忽视群众的行动”。67实际上，“许多负责同志尚不懂得土地革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因此“必须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能完成”。68
那么农民是怎么动员起来暴动的呢？从黄麻暴动过程来看，恐怕还是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与红枪会、民团之间的半自发性械斗与仇杀的延续。笔者梳理当时的一手档案资料及部分口述回忆录发现，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9月于黄麻等地爆发的“九月暴动”；第二阶段是11月10日～11月11日的收缴三十军一营的枪械；第三阶段是11月14日～12月5日的攻占县城。
1927年9月，差不多与早先在城市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同步的是，一些外逃的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在国民党“清党”政策的鼓动下开始返乡，他们不但造谣“共产党，丧天良，先杀老子后杀娘，杀尽农民做帝王；共产党，真稀奇，先分田，后共妻”，69而且还自组乡村枪会、民团等组织破坏革命。与前期相比，1927年9月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回乡复仇规模更大、行动也更凶残。据资料记载：
一些在外乡的土豪劣绅，却以河南光山县新集为中心，勾结了当地的民团、红枪会上万人，在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王子历的哥哥“王九聋子”、反动区长王既之的儿子王仲槐等反动头子带领下，向乘马岗、顺河集等区发起进攻。他们沿途抢东西、拉耕牛、毁青苗、屠杀革命群众。70
土豪劣绅多为复仇，而枪会及民团会众多为抢夺物质利益，因此，黄麻等地乡村颇多党组织、农协都被摧毁、破坏，农民的损失亦很惨重。在麻城，“党内也起了分化，少数动摇投机分子溜掉了，有的跑到武汉去了，有的跑到亲戚家里躲起来了，也有的成了叛徒”，但是“基本群众还是抱着破釜沉舟，斗争到底的决心”。71那么，基本群众为何在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反攻倒算面前抱持此种态度？其一是因为前期镇压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纳过“投名状”；其二是因为乡村当时只有中共有组织力量可以提供保护；其三是因为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肆意烧杀，普遍激化了乡村阶级矛盾及仇恨。如此，面对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烧杀，革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必须“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72而绝大部分农友也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倾向，即普遍认为“还是不打不能安身”、“不打平不能安身”、“放炮都来！各带刀矛！”“打来复枪！”“协会还是要！”73于是，作为对白色恐怖的回应，黄麻地区的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带动下，一方面继续镇压乡村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并且斗争的面积及深度难以抑制地扩大化及深入化；另一方面就是“杀红学，杀了差不多一千，杀来杀去杀了三十多次，杀了红学近一千人”。74应该说，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就知识理念而言，比红枪会要更胜一筹，红枪会更多是受谎言与迷信驱动的，因此在与农民协会的对阵中，很快就败下阵来。不过，这种相互的烧杀报复，无疑也会使农民变得赤贫，而蔓延的阶级仇恨又会驱使赤贫的农民不得不走向继续革命，因此，革命也就成为：“杀！杀！杀红学！杀土豪劣绅！不完租！分土地，革命争先恐后的杀！”75戴季英曾指出在当时反红枪会的行动中，“党和群众都有报复主义和烧杀政策的错误。”76其实，“九月暴动”在地方性革命实践中可以等同于复仇与反复仇，烧杀与反烧杀，如不这样，暴动起来基本不可能，因为，仇恨与怨愤才是暴动的真正源泉。
复仇的“九月暴动”彻底打破了乡村原有势力的权威结构，并以由迷信与利益驱动的红枪会的彻底战败而告终。当时红枪会内部也起了分化，会众与“红学”的学东老师矛盾加剧，“红学的‘打不死’的群众也觉得打不死是骗人的（已经打死了千把人）。同时学东老师打了赤党，结果收课租还是厉害些。‘打不死’的群众说：‘谁说打不死！’又说：‘乘马岗、七里坪他们打了不完租又有田！’于是红学群众造反了！杀学东老师”。而暴动的农民在“与红枪会经过了多次的争斗，到底收服了红学，其胆量愈大，其气愈壮”，下一步他们准备向正规军出击了。1927年11月10日至11日两天，他们首先对付的就是黄安“七里坪三十军一营”，由于该营兵力虚弱，在得到暴动农民即将来缴枪的消息后即溃逃了。这虽是一次未遂行动，但“在这次暴动第一次进攻军队之时，农民群众愈加看出敌人的软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革命勇气更加百倍，同时引起他们进攻的决心。”77
当农民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壮大时，他们的进攻决心就会膨胀到极点，而恰在此时，中共上层也在加强、完善两地的组织建设，中共湖北省委指示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成立黄麻区特委，并“尽可能的发动黄麻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夺取溃败军的武装，占领县城。”7811月初，黄麻特委成立，由外派的符向一担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由懂军事的黄陂籍革命知识分子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开始攻占县城。于是，11月14日起，黄麻暴动“大爆发，中心区、七里、紫云、乘顺区，一共有二三十万人组成起义大军”，但这基本是乌合之众，“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一两万人”。79当时暴动总指挥部就凭着这一两万人非常轻松地攻占了县城，并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贺守忠等人。80直到12月5日，占有城池时间达到21个昼夜。时间虽然很短，但它具有重要动员意义：第一，暴动攻占了县城，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及工农政府，先前“许多对乡村政权存在观望之心的农友，在这个时候也觉得农民有力量，农民政府可巩固了，他们也同样干起来，杀土豪劣绅，开铁匠会或造武器。”81第二，暴动攻占县城也给周边县份带来示范效应，比如周边“黄冈、罗田及河南商城县等处农民都纷纷准备派代表前来庆祝”，而麻城已经派到黄安县城祝贺的代表则表示：
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黄安办的这样好是兴共产兴得好，我们不怕共产，只有共产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不赞成共产我们不得来，来了不怕，我们都愿上名字（加入共产党）。82
黄麻暴动的起义军毕竟是一帮农民队伍，暴动攻占县城21个昼夜之后，最后还是在国军任应歧部（第十二军）围剿之下走向了失败，绝大部分群情激昂的农民因挫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部分骨干分子也脱离了队伍。比如带有很强本土意识的骨干分子吴焕先在暴动失败后，因不满革命队伍撤离老家，自动脱离了队伍。83后来在老同学戴季英的争取下才又回到革命队伍中，而那已经是1928年冬之后的事情了。据戴季英回忆：
起义以后，后来退到七里坪的时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从木兰山回来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没有回来，他在新州郊区教书的那一家，很有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为坐堂女婿，那一家没有儿子，把他的姑娘给他，还没有结婚。后来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天气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来见到我哭、流泪，他感到很惭愧，他没有参加跟我一路去木兰山打游击，我们胜利回来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还好，他承认他不对。84
除了部分脱离革命队伍的，应该说绝大部分骨干分子仍在克服前路的重重困境，分散在周边山区打游击，继续铲除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主导的枪会与民团势力。即使革命的燎原之火已经奄奄一息，但可以确信的是，乡村阶级界限及仇恨意识毫无疑问已在敌对阶级血泪四溅的厮杀之中夯实、固化，革命的烽火也逐渐在大别山区蔓延成势。
不过，要说中共组织及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完全享有实际的控制权，这又并非历史本相。在这样的运动之中，因为激情与怨恨左右，运动难免成为大众的骚乱。从上面的暴动过程来看，黄麻暴动其实仍是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与红枪会的械斗、仇杀之延续，带有半自发性质已毫无疑问。据当时的档案文件记载，暴动中的农民“不了解CP的策略，CP也不知道明确的（地）指出农民革命之出路去领导农民，只知道附在农民的尾巴杀红学”，85因此，“党未能使这一自发的暴动达到最高的组织性”，“致暴动中出现浓厚的无政府状态”。86《郑位三的谈话录》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档案记载，他说：
那时的革命运动是半自发性的，半领导的。党员少，又幼稚，懂不到什么东西。
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威信没有如今高，群众对党不太认识，有人说共产党是穿红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党完全起领导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领导作用。
总而言之，带半自发性，不完全是党领导的。87
这种相互佐证的记载，凸显了早期民众动员的粗放性，不过，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的动员、引导及其摸索作用亦不可矮化。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里，一般而言把1927～1929年称为中共暴动期，依笔者观察，暴动期的暴动基本都是如此发生的，先是杀戮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然后围剿驻军攻占县城，在乡村造成赤色恐怖。上文爬梳的主要是这个时间段黄麻地区的暴动及动员情况，其实大别山区也曾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暴动，多数以失败告终，只有黄麻暴动成立红三十一师，商南暴动成立红三十二师，六霍暴动成立红三十三师，成功走向了割据局面，后来鄂豫皖苏区及从红一军、红四军到红四方面军的整体格局及规模的形成基本都是在这三次暴动基础上孕育的。上文通过黄麻暴动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时期中共的民众动员并未有后来那么严密组织化，基本还是一种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一旦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起来之后，即顺势演化为乡村械斗及仇恨的蔓延，带有半自发性特点。不但黄麻暴动如此，依笔者梳理的资料来看，其实后来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商南暴动、六霍暴动也基本如此，其暴动及民众动员也具有前文论述的类似过程及动员特性，但也有两点不同：第一，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都迟于黄麻暴动近两年后爆发，因此更多受到中共上层激进政策的指导，自发程度较低；第二，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由于暴动时间晚，所以不少骨干革命知识分子多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进入当地的民团组织，暴动更多是从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的。如此，黄麻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协会的形式，而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和民团的形式。三者相较而言大同小异，论文在此受篇幅所限不再赘论。
四、组织化动员
暴动，因国民党新军阀及乡村旧势力的逼迫与镇压而起，最初它的组织性薄弱，而情感性肆意，它来势汹汹的劲头确实冲破了乡村旧有体制。不过，暴动初始及其后续的无序状态也是中共所不愿意看到的，维持革命的绩效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于是中共在健全组织的过程中开始在暴动区域努力恢复秩序，并建立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政权——苏维埃。
苏维埃政权名副其实是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回乡领导农民通过枪杆子打造出来的，基本都是在乡村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88最初因便于民众动员及认同需要，一般都叫工农政权，之后在中共上层的要求下，基本都由工农政权改为苏维埃政权，两者本质差不多，只是名称上更加苏俄化。至于它的建立方式，张鸣曾有精当论述，他说中共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由地方党组织暴动，再由暴动武装建立政权；另一种是先由红军出击，然后在军队占领的地方建立政权。后一种建立方式远多于前一种，但是两种方式产生的苏维埃政权从形式上看，并无两样。由地方党组织暴动产生的苏区及政权，军队归地方苏维埃指导，属于地方党导向的；而由主力红军通过军事力量开辟的苏区及政权，军队高于地方党的威望，这种苏区及政权无疑是军队导向的。89后来以大别山区为主要依托地的鄂豫皖苏区，1927～1929年的三大暴动之后，基本都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开辟，在巅峰时期它曾占领过包括黄安、麻城、黄陂 、罗田、孝感、黄冈、黄梅、广济、蕲春、蕲水、光山、罗山、商城、新县、固始、六安、霍山、霍邱、英山、金寨、寿县等地，并在这些县份里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90不过，随着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两种方式所产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正规化整合，最终基本都可归为军队导向的，虽然军队是为夺取政权、建立及维护苏维埃政府服务的，但是在战争的高压环境中，苏维埃政权又始终带有浓厚的为军队服务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苏维埃政权基本都可归类为“军事全能主义”91政权。在这种“军事全能主义”政权之下，中共与农民之间进入亲密接触阶段，其民众动员也更具组织化，组织化的民众在中共型塑的阶级矛盾及仇恨面前，与国民党新军阀及乡村旧势力及旧体制作斗争，其斗争目标也由局部性抗争而走向了全国性。
值得一提的是，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地方，其展示的“军事全能主义”面向，与以往王朝国家体制进行对比而言，是第一个能在乡、村级别上进行管理、调动与支配民众资源的政权。这种政权一方面打破了过去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和县以下皆由士绅进行管理与统治的传统行为习惯及局面，而直抵村落末梢与底层。就老苏区麻城县而言，苏维埃政权实行县、区、乡、村四级行政区划，村级苏维埃主席下面还统辖着义务明确的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缝衣队、慰问队、代耕队等各种革命小队。92另一方面，虽然中共是通过各种传统“社会资本”及“日常行为轨制”进入乡村的，但是，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基层和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又会通过紧缩分割的方式切割乡村宗族、血缘、地缘等地方传统的各种文化网络，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分门别类地按照人口、性别及阶级成分来进行重新整顿，使每一个非敌人的农民都有一个或多个革命组织统一的身份。当时苏区基层除了有党、政、军等组织，还存在共青团、雇工会、农民协会、贫农团、妇女会等各种群众组织。93有了这样纵横向交合的组织，中共的意志才能贯彻到乡村每个角落。革命运动必须向农民个人提供物质利益及社会效益，才可以换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与参与。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此决议案指出：要“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94不过，前文已有研究，农民由于阶级仇恨心理驱动，又可以通过暴力得到浮财，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要求土改。戴季英回忆1928年黄麻暴动后的情景：
在方家湾党委开了个会，那时已经急着要土改，因为已经要搞秋收啰。这时，党委就作了一个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谁种归谁收”，发了一个指示，“耕者有其田”。如果要在中国正式搞“耕者有其田”，还是在这一次。到了1929年开始分土地。在柴山堡把那几家大老财、大地主，陈德祖、大屋米家、郭家河、杜家湾这几家大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是第一步，也就是1929年春天。95
1930年2月，中共地方党在商城召集市民大会成立了临时县苏维埃，但是全县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工农政权，所以除南乡斑竹园等地实行“谁种谁收”之外，“农民群众的斗争仍然停留在分粮运动”，“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都没有开始”。96因此，可以说，农民走向暴动，土改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中共一直倾向以物质利益的诱导方式来塑造革命群众自发性特征，并强化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当成规模的苏区建立之后，中共就会进行大刀阔斧的阶级划分及土改来迎合民众的需求，以赢得民众的认同。1930年初，鄂豫边特委出台《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就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祠堂、庙宇，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将所有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除逃跑的大地主外，一般小地主也分给薄田种，地面上的庄稼随田分配。房屋、耕牛、农具及其他财产的处理，与土地处理大致相同。97这个细则出台之后，鄂豫边地区即进入土地实质性分配阶段。笔者查阅不少地方革命史及文史资料，发现这些事后记载的地方土改实践极为平淡无奇，基本都经历了发动群众、进行人口与土地测量、划分阶级及颁发土地证等四步。98其实，真实的历史场景远要复杂与混乱得多。比如，当时的档案资料记载：鄂豫皖苏区大部分地区不少土地分配的执行者，依据私人关系、感情利益来决定土地分配，有的农民为分得肥沃的土地，就尽其所能地巴结执行者，被俗称为“吃鸡式的分配”。99而六安闻家店进行土地分配时“凡与该区苏维埃人员关系浓厚些，可以多分些肥美的田地。”100不管土改时这些不和谐之音到底存在多少，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土改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塑造及动员的过程。农民一旦在土改中对土地所有权认定之后，不仅享受到土地农有的利益，同时亦感受到平均主义的喜悦。这样，中共上层宣扬的马列共产主义理想，便与基层的平均主义洪流通过土改彼此呼应而又相互激荡，致使苏维埃革命奔向集体主义革命的情境之中。
土地，从来都是中国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它对农民生存的实际意义决不可轻视与低估。在苏区土改之初，农民确实从强制性再分配的土改运动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比如商南“太平山漆成水一家六口人，土改前种商城周家地主田，七斗稞，每年打十一石稻，交租七石，根本无法维持起码生活水平，土改时分了一石多田种，兄弟二人参军，分得的田又有人代耕，每年能打二十多石稻，交一石公粮，家里四口人，粮食吃不完。”101立竿见影的利益满足面前，农民的信任感、忠诚感、责任感会随之觉醒。经过接受革命宣教以后，农民自然对中共有所认同。这种认同一旦建立，农民一般都愿意被纳入中共党政军群等组织中。就中共革命最主要的夺权政治组织——军队而言，鄂豫皖苏区土改之后，“赤区的工农生活，的确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精神上物资上农民都能自愿的（地）起来帮助红军与政权。”102正因为如此，即使国共战争高压状态下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战斗中有严重减员，但仍然不断壮大。扩红方面，1930年底，红一军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1万人以上，其中“贫农约占全数的70％”。1031931年5月，红四军由组建时的12500余人发展到近2万人，其中“85％是农民”，不仅贫雇农占多数，而且“中农也占一个相当数量”。1041931年春，鄂豫皖苏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四五万人，其中“贫农占60％，中农占30％。他们有些用来复枪，有些用标枪，受苏维埃政府指挥和训练”，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05乡村宗族个体成员参军越多，在中共组织力的助推下，由于人情因素，宗族其他成员拥军也就更积极。1931年4月，红军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很多成群结队的群众来帮助他们”，“红军每到一地即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亲切的慰问。送果实及鸡蛋等给红军的也很多。”106
土改之初，农民确实能够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这种强制再分配要比按部就班地搞生产来得快，所以他们愿意加入中共的党政军群组织，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及其他贫苦农民利益。而最为重要的是，一旦农民加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其积极分子又可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但除这一途径之外，乡村农民向上流动的其他路径即使不被堵死，也是极为不畅通的，因此中共在乡村成立党政军群组织为长久边缘化的农民提供了上升的渠道。这样，农民在物质利益及社会地位上升机会的激励之下，一旦进入中共的党政军群组织，就会成为中共政治话语的追随者，中共及苏维埃政权指向哪里，底层那些农民就会将阶级对立的怒火喷射到哪里。但革命毕竟是大规模的暴力性集体行动，随着国民党及地方旧势力围剿的加剧，这种民众动员的强度也会水涨船高，而一些革命初期享受既得利益同时又因长期革命让其失去既得利益的农民，就对中共及苏维埃政权产生怀疑，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此，中共还需要以自己掌握的一套组织系统，以动员的技艺来弥补民众动员的不足之处。
1931年5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在大别山区整合成立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分局成立之后，即应对国民党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这样，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就成为非常急迫之工作。笔者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发现，1931年5月之后的整个下半年，中央分局自上而下颁发的扩红、拥军专项计划通知至少有8份，不但密集程度高，且摊派到各县头上的任务亦越来越重，其他年月亦可想而知。107那么，中央分局又怎样完成这些扩红、拥军计划呢？中共及苏维埃政府一般是动用前文所言的这些中共领导与控制的民众动员的发动机——各级苏维埃及群众组织——向群众宣传扩红、拥军是保卫苏维埃政权、保护群众自己利益的举动，鼓动群众自愿参军与拥军。比如，1931年5月1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下达通知，要求各县“应即规定自己要做的数目，动员区委支部的每个同志及所有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来努力完成这一宣传鼓动工作，向广大群众说明投入红军与消灭包剿、保护春收的关系，使他们自动自愿的为自己的利益，踊跃的（地）加入红军。” 108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出台通知：
应当组织党的、团的、苏维埃政府的、妇女的、童子团、少先队等新的捷报宣传队。宣传队的任务，是要使每一个苦于国民党军阀压迫忍饥挨饿，担心春收不能到自己手里的男女老小群众都晓得他自己的红军已经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开始击破了他们的生死敌人国民党土匪，并且更要使他们懂得因为有了许多他们自己的爹妈哥老弟兄姐妹拥护了红军，配合了红军的行动，才争得这一次的胜利。所以要争取反“包剿”的彻底的胜利，真要春收能到我们自己手中，不饿死，收了再不要有土匪来抢去，我们就必须要更大动员来拥护红军，配合红军的行动。109
土改后，苏维埃控制的土地已分给农民，所以中共扩红、拥军的宣传都是为保卫苏区、保卫民众的切身实利而进行的具有崇高意义感的型塑与强化。但即便这样宣传，随着扩红、拥军密集度的增强，也难免会出现强制、命令的局面。据1931年8月9日的档案文件记载：“扩大与拥护红军方面：各地都充满命令群众、强迫群众”的情况。110
有些地方不是站在群众自己的利益上，鼓动他们自己愿做拥护红军的工作，而是说：“你要不要革命，要革命就拿拥护红军的东西。”或者妇女刚来收了遍东西，童子团接着又来了，因而有一些群众甚至讨厌，反动派更想用这些缺点来挑拨群众，如光山捉的反动派就供有“革什么命？今天也是拥护红军，明天也是拥护红军，（以）往不出钱说是‘通共’，现在不拿东西说是‘不革命’。”111
当时出现了拥红强迫群众的现象，而且数量亦多，“在皖西北商城有一家在一月内收过八次”。112鉴于此，1931年8月9日，中央分局要求“拥护红军工作：应加紧继续进行，一面要反对过去强迫拉夫的形式，一面反对取消这一工作的错误。”1131931年12月10日，又要求“完全要有充分的鼓动工作，出于群众的自愿，不要命令拉蛮。”114
要避免这两个极端，中共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群众组织，就必须在动员技艺上动脑筋。当时，鄂豫皖共产青年团就总结了自己的一套动员技艺：
首先在团的支部会上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使同志深刻了解扩大与拥护红军的重要，每个团员起来并实行支部与支部的竞赛，区委与区委、县委与县委的竞赛。（2）在与群众谈话中及各种会议把过去强迫、命令群众的错误说出，加紧对群众的宣传鼓动，把群众对于这一工作的热烈性普遍发扬起来。（3）对于参加红军同志的家属应在未去以前加紧他们的训练及政治上、成分上、身体的选择，动员一切力量来开大小欢迎会，在物质上、精神上帮助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家属。（4）扩大代耕与帮助红军家属的宣传，并且实际上去做，在生产中、挑粮中，日常生活中都要把红军与其家属看成团及劳动青年第一个对象。（5）当红军兵士回到后防，团应动员少队、童子团去慰问他，开会来欢迎，并切实帮助其家属，鼓励士兵快到红军中去，这种影响写信或者亲自传达到红军中去。（6）鼓励红军家属写信给红军，给红军士兵说明家中的情形，以安慰红色战士的心。（7）加紧红军训练，使红军能自动告诉红军中的乐处，在后方扩大这种信件。（8）各级团部应动员必需力量去切实慰问伤兵及医院的伤兵。115
在这一套动员技艺的操作下，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们更容易受到鼓动，民众动员也即取得不少成果。据鄂豫皖共产青年团书记钱文华1931年10月8日给中央汇报动员成果：
1、扩大红军。在这三月内输送五二九五个青年到红军中去拖枪（内团员占七二一不确），其他还有到各地队伍中（如独立营、警卫营及各种游击队）去了没有统计，并且皖西北六、七两月的统计没有。2、拥护红军。我们是由区支部去宣传鼓动少先队、童子团、妇女帮红军做鞋子，以及自动的拿东西出来拥护红军（如米、钱、吃的小东西等）。三月的成绩是：①帮助红军粮食四一一.0一石。②帮助红军大洋二二五.五元。③帮助红军钱一一一二一八0文。④帮助红军鞋子四0四四八双（内有一部分是袜底）。其它还有许多肉、鱼、鸡子、面、饼果很多，无以统计，这些钱都是青年团、少先队员、童子团员一个一个的小积小存存下来的，粮食也是他们一把一碗一升的积下来的，一般的都是表现得热烈的。116
红军反围剿难免出现减员，而其补给也难免滞后，随着国民党及地方旧势力围剿的加剧，这种反围剿的困难越到苏区后期就愈加明显。因此中共领导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以动员技艺来弥补，这些动员技艺非常之多，包括动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命令、胁迫、革命竞赛、摊派等手段进行综合动员。
应该说，这种综合性动员民众的目的是为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服务的，而民众动员强度的增强，又有待于政权自上而下的运作、扩张与延伸。如此，随着苏维埃政权及权力的不断运作、扩张与延伸，苏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亦逐步被动员伦理所取代。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在大别山区建立苏区及苏维埃政权，其乡村民众动员有一个由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的转向及其实践过程。
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真正践行农民运动，但这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特点，在乡村熟人社会里，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乡村“日常行为轨制”等非正式组织网络进行民众动员，属于“嵌入自主”性的动员路径。他们使农民组织化而成立农民协会，并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被整合到阶级矛盾及仇恨的框架内，乡村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等旧恶势力，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斗争也就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深刻含义。
大别山区革命是由日常斗争走向政治暴动的。这些日常斗争包括“借粮”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及“五抗”运动等。为了制止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逃跑，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进行了清算运动，这一运动随即步入专横型与扩大化。在清算过程中，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在乡村的威风被打压下去，而农民也抒发、释放了无以复加的仇恨感，同时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包括浮财在内的物质利益。这个时期，民众动员采取的更多是情感驱动的策略，仇恨及愤怒是革命暴动的真正动力源泉，而平分土地并非革命缘起的充分必要条件。在鄂豫皖苏区最早暴动的鄂豫边黄麻地区，农民在国共分裂前即暴动，但是平分土地却是1929年春之事。可见，土改并非革命暴动之充分必要条件。正因为情感和仇恨的驱动，这个时期的暴动难免带有半自发性特征，同时也更多地兼具无序性。第二阶段是土改的型塑。维持革命的绩效并与国民党及地方旧恶势力合谋的强大外敌作斗争，无疑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于是中共开始在暴动区域努力恢复秩序，并建立苏维埃及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土改立竿见影地满足了农民土地农有的物质利益，促使农民加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农民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可以说，中共是通过组织化动员达到组织资源的一元化。笔者把中共建立的这套组织资源一元化的体制称为“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当农民一旦在物质利益及社会地位上升机会的激励之下进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他们就会成为中共政治话语的追随者，当有农民出现立场不坚定时，中共会利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命令、胁迫、革命竞赛、摊派等策略加强民众动员的效果，这种情况越是到苏维埃革命后期越是明显。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对异类的惩罚也一直在警示民众，激情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凝视与恐惧，不服从组织动员目的的人，随时就有被划为富农成分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此为第三阶段的民众再动员，笔者的另一篇拙文已有专门论述。117
中共大别山区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的轮廓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这个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共革命由城市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的实践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只会是“过度动员”。有没有更好的民众动员路径呢？应该说没有。一方面，此时苏维埃革命的地方性及国家性敌人正处在上升阶段；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区域多处在落后的封闭地区，这种动员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续的地步，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实践本身之两难困境。
*本文为“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33190110）。
【注释】
①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②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37页。
③《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集》， 1982年3月，第8～9页。
④郑位三：《郑位三谈话录》，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 GB-83。
⑤郭家齐（主编）：《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⑥“造暴”，此概念源于戴季英所作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书，“造暴”即“制造暴动”的意思，可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⑦同注④。
⑧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编）：《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1977年，第16页；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麻城简史》，2006年，第5页；温瑞茂、王淼生（主编）：《王树声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4页。
⑨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⑩中共金寨县委宣传部（编）：《立夏节烽火》，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大革命时期党在麻东活动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 C3-01-02，第20页。
11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光山革命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2《谢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 C4-02-35，第1页。
1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1册，1979年，第67页。
14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编）：《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22页。
1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页。
16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安革命歌谣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3页。
17王卓如：《一个小学教师对农民运动的意见》，载《中国青年》1925年3月14日。
18中共麻城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麻城革命史资料》第1册，1985年，第38～39页。
19同注⑥，第60页。
20《黄麻起义》编写组：《黄麻起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21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22同注⑤，第46页。
23［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页。
25《大革命时期党在麻东活动的情况》，第6页。
26笔者提出的“阶级边界意识”概念，受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提出的“政治边界”理论的影响。可参见［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中文版前言”，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27邃佛：《河南商城农民运动之发展》，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28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29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 1984年，第26页。
30同上。
31《麻城乘马四、九乡农民运动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C4-02-07，第2页。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33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33页。
34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2册，1981年，第6页。
35《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日。
36陈耀煌：《地方菁英与中共农民运动关系之研究——以湘鄂西苏区早期发展为例（1925—1930）》，载《政大史粹》（台湾）2000年第2期。
37《省党部通令各县建设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第29～30页。
39同注33。
40同上，第42页。
41同注34，第7页。
42同注33，第17页。
43同注④。
44同注33。
45同上，第43页。
46同注38。
47同注14，第28页。
48同注33。
49同注14，第29页。
50同注16，第16～17页。
51中共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8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52同注22，第73页。
53同注⑥，第68页。
54同注⑥，第74页。
55同注33，第34页。
56同注⑥，第3页。
57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144页。
58同注33，第17页。
5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页。
60同注32，第265～271、294～297页。
61《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83年，第133页。
62《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议案》（1927年9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4年，第108页。
63《安徽省临委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1927年9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7年，第16页。
64《中共武昌市委决议》（1927年12月12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1984年，第103页。
65同注④。
6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第59页；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麻城市党史办藏，C4-02-04，第5～9页。
67《中共湖北省委最近政治、党务工作方针决议案》（1927年10月30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第95～96页。
68《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第1927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83年，第275页。
69同注25，第8页。
70同注33，第44页。
71同注14，第44页。
72同注⑥，第4页。
73《黄安工作报告》（1927年12月1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册，1985年，第2页。
74同上，第6页。
75同上，第5页。
76同注⑥，第12页。
77同注⑥，第7～8页。
78《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9页。
79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录》，第7页。
80亲身参加攻打黄安县城的老红军周业成在一篇采访录中指出，坊间说黄麻暴动“关于几万人攻打黄安城呀，战斗如何激烈呀，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实际上城里根本没有军队，起义队伍一枪没放就进了城，只是在打县政府和公安局时发生了零星战斗。”可参见李敏：《黄麻起义，我为你喜，也为你忧》，liminxjh的博客，http：//liminxjh.blog.163.com/blog/static/42023643200802545834/，2010年8月9日访问；也可参见注73，第8页。
81同注73，第17页。
82同注73，第10页。
83周业成：《回忆黄麻农民起义》，载中共麻城市委资料征编委办公室（编）：《黄麻起义》，第179页。
84戴季英：《我的回忆》，麻城党史办藏，C4-03-01，第62～63页。
85同注73。
86同注73，第18页。
87同注④。
88中共麻城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麻城革命史资料》第1册，1985年，第74～75页。
89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8页。
90参见《鄂豫皖苏区邮电史资料》，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SZ104-02-0332-001；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中国苏维埃》，武汉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1页；《鄂豫皖苏区发展的简略概况》，麻城市党史办藏，A3-05-13，第1页。
9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革命所确定的首要目标为夺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势必要通过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雏形或言以军事为核心的“军事全能主义”来整合乡村社会。当时，如鄂豫皖苏区等地方，这种“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已萌芽并建立起来。应该说，鄂豫皖苏区革命通过“军事全能主义”达到一种工具化使用，不免造成颇多困境，同时在解决困境的同时，“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在具体实践中也进一步得到了锤炼。关于“全能主义”解释，可参见［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92同注14，第72～74页。
9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387页。
9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页。
95同注84，第52页。
96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1985年9月），第97页。
97《鄂豫边特委关于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经过的报告》（1930年），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5年，第74～76页。
98同注96，第100～101页；《六霍起义》编辑委员会（编）：《六霍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99《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1929年），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第64页。
100《舒传贤关于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2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1985年，第227页。
101同注96，第104页。
102同上，第101页。
10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0页。
104《张国焘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1985年，第35页。
105同注103，第99页。
106同注103，第100页。
107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0、81、146、214、299、303、522、530页。
108《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通知第一号》（1931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0页。
109《鄂豫皖中央分局万急通知》（1931年5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4～55页。
110《中国共产青年团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8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50页。
111《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通知第二号》（1931年7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65页。
112《CY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团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71页。
113同注110，第557页。
114《鄂豫皖中央分局万急通知》（1931年12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01页。
115同注110，第555～556页。
116同注112，第569～570页。
117黄文治：《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2～1932年）》，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①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②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37页。
③《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集》， 1982年3月，第8～9页。
④郑位三：《郑位三谈话录》，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 GB-83。
⑤郭家齐（主编）：《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⑥“造暴”，此概念源于戴季英所作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书，“造暴”即“制造暴动”的意思，可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⑦同注④。
⑧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编）：《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1977年，第16页；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麻城简史》，2006年，第5页；温瑞茂、王淼生（主编）：《王树声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4页。
⑨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⑩中共金寨县委宣传部（编）：《立夏节烽火》，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大革命时期党在麻东活动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 C3-01-02，第20页。
11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光山革命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2《谢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 C4-02-35，第1页。
1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1册，1979年，第67页。
14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编）：《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22页。
1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页。
16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安革命歌谣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3页。
17王卓如：《一个小学教师对农民运动的意见》，载《中国青年》1925年3月14日。
18中共麻城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麻城革命史资料》第1册，1985年，第38～39页。
19同注⑥，第60页。
20《黄麻起义》编写组：《黄麻起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21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22同注⑤，第46页。
23［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页。
25《大革命时期党在麻东活动的情况》，第6页。
26笔者提出的“阶级边界意识”概念，受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提出的“政治边界”理论的影响。可参见［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中文版前言”，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27邃佛：《河南商城农民运动之发展》，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28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29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 1984年，第26页。
30同上。
31《麻城乘马四、九乡农民运动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C4-02-07，第2页。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33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33页。
34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2册，1981年，第6页。
35《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日。
36陈耀煌：《地方菁英与中共农民运动关系之研究——以湘鄂西苏区早期发展为例（1925—1930）》，载《政大史粹》（台湾）2000年第2期。
37《省党部通令各县建设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第29～30页。
39同注33。
40同上，第42页。
41同注34，第7页。
42同注33，第17页。
43同注④。
44同注33。
45同上，第43页。
46同注38。
47同注14，第28页。
48同注33。
49同注14，第29页。
50同注16，第16～17页。
51中共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8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52同注22，第73页。
53同注⑥，第68页。
54同注⑥，第74页。
55同注33，第34页。
56同注⑥，第3页。
57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144页。
58同注33，第17页。
5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页。
60同注32，第265～271、294～297页。
61《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83年，第133页。
62《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议案》（1927年9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4年，第108页。
63《安徽省临委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1927年9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7年，第16页。
64《中共武昌市委决议》（1927年12月12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1984年，第103页。
65同注④。
6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第59页；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麻城市党史办藏，C4-02-04，第5～9页。
67《中共湖北省委最近政治、党务工作方针决议案》（1927年10月30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第95～96页。
68《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第1927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83年，第275页。
69同注25，第8页。
70同注33，第44页。
71同注14，第44页。
72同注⑥，第4页。
73《黄安工作报告》（1927年12月1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册，1985年，第2页。
74同上，第6页。
75同上，第5页。
76同注⑥，第12页。
77同注⑥，第7～8页。
78《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9页。
79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录》，第7页。
80亲身参加攻打黄安县城的老红军周业成在一篇采访录中指出，坊间说黄麻暴动“关于几万人攻打黄安城呀，战斗如何激烈呀，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实际上城里根本没有军队，起义队伍一枪没放就进了城，只是在打县政府和公安局时发生了零星战斗。”可参见李敏：《黄麻起义，我为你喜，也为你忧》，liminxjh的博客，http：//liminxjh.blog.163.com/blog/static/42023643200802545834/，2010年8月9日访问；也可参见注73，第8页。
81同注73，第17页。
82同注73，第10页。
83周业成：《回忆黄麻农民起义》，载中共麻城市委资料征编委办公室（编）：《黄麻起义》，第179页。
84戴季英：《我的回忆》，麻城党史办藏，C4-03-01，第62～63页。
85同注73。
86同注73，第18页。
87同注④。
88中共麻城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麻城革命史资料》第1册，1985年，第74～75页。
89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8页。
90参见《鄂豫皖苏区邮电史资料》，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SZ104-02-0332-001；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中国苏维埃》，武汉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1页；《鄂豫皖苏区发展的简略概况》，麻城市党史办藏，A3-05-13，第1页。
9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革命所确定的首要目标为夺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势必要通过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雏形或言以军事为核心的“军事全能主义”来整合乡村社会。当时，如鄂豫皖苏区等地方，这种“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已萌芽并建立起来。应该说，鄂豫皖苏区革命通过“军事全能主义”达到一种工具化使用，不免造成颇多困境，同时在解决困境的同时，“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在具体实践中也进一步得到了锤炼。关于“全能主义”解释，可参见［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92同注14，第72～74页。
9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387页。
9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页。
95同注84，第52页。
96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1985年9月），第97页。
97《鄂豫边特委关于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经过的报告》（1930年），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5年，第74～76页。
98同注96，第100～101页；《六霍起义》编辑委员会（编）：《六霍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99《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1929年），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第64页。
100《舒传贤关于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2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1985年，第227页。
101同注96，第104页。
102同上，第101页。
10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0页。
104《张国焘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1985年，第35页。
105同注103，第99页。
106同注103，第100页。
107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0、81、146、214、299、303、522、530页。
108《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通知第一号》（1931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0页。
109《鄂豫皖中央分局万急通知》（1931年5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4～55页。
110《中国共产青年团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8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50页。
111《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通知第二号》（1931年7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65页。
112《CY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团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71页。
113同注110，第557页。
114《鄂豫皖中央分局万急通知》（1931年12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01页。
115同注110，第555～556页。
116同注112，第569～570页。
117黄文治：《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2～1932年）》，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