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二十九期“通业青年讲坛”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二十九期“通业青年讲坛”

 

2012年9月16日（星期日）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通业青年讲坛”在光华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二十九期讨论会。

本次通业青年讲坛，由参加复旦高研院2012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一般项目入围答辩的五位青年学者组成。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担任点评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担任本次青年讲坛的主持人。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以及国务学院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郑少东等参加了本次通业讲坛。

 

邓正来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讲坛的主讲嘉宾及点评嘉宾，对嘉宾和听众们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和顾肃教授一起为五位演讲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通业青年讲坛讲演嘉宾证书。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玉坤教授首先做了题为“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对内蒙古一个村落60年变迁的个案研究”的演讲。她的报告从问题的提出、研究场域与研究方法、国家农地制下的村落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生态后果、制约土地不可持续利用的制度因素、结论等六个方面展开，力图在国家农地制变迁的总体框架下，从历史视野探究一个村落世界以往60年土地利用实践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着重探究非正规制度所起的作用。她分析了后集体化时期农村土地利用中口粮田渐趋细碎化、土地资源的利用日趋不公平、农田灌溉加剧水资源匮乏、化肥造成土地板结、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大行其道等现象，指出村落一级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实践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农地制与嵌入当地社会的惯习交织互动的结果。集体组织的涣散，社区共同体的衰弱，社会资本的削弱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等，都加剧了村民土地利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村里村外的制度关照都是必不可少的。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纽约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彭斌博士做了题为“两种权力观”的报告。他首先援引各家论说对权力进行了两种类型划分，即power as domination（作为支配的权力）和 power as non-domination（作为无支配的权力）。以此为基础，他对什么是权力，权力的基础，权力与结构，权力与主体，权力与运气等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彭博士指出，学界主流探讨的是作为支配的权力，而作为无支配的权力探讨不多，在今天这往往是更激进的权力。权力的基础是资源，借用布迪厄的思想，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不管何种类型的权力，其再生产都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权力并不完全是制度化和结构化的产物，它也是行动者实施策略的表现；重视权力与结构的关系，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中的主体性，特别是权力主体的责任；这也决定了权力与运气相关，运气在结构和主体之间具有勾连作用。彭博士坦言，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初步构想，很多问题，特别是权力与主体及运气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期待求教于各位老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林辉煌报告的主题为“中国农村的阶层分化与社会治理——以江汉平原为例”。随着农民的大量流动，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化直接相关。林博士主要从问题意识与分析视角、江汉平原的村庄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流动、农民流动与村庄社会原子化、农民流动与村庄阶层重塑、农民流动与村庄管理弱化及农民流动背景下的村庄变迁规律与社会管理创新等几个方面汇报了他的研究。他指出，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和新阶层结构的兴起，原有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具有适应性。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出路在于促进新兴阶层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国家在未来的农村发展政策上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扶持、培育和保护中农阶层，使它慢慢地成长为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中国农村阶层，从而支撑起整个中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博士的演讲题目为“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他首先结合田野调查的经验和景军教授等人的研究带给他的冲击，阐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他明确指出，该研究试图回答几个问题：农村自杀率在过去30年中其演变形势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在各年龄段的分布差异怎样，其背后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简要地对数据来源、分析方法进行说明和评价后，刘博士指出在过去30年中，中国农村自杀问题呈现出如下几种趋向：1、总体自杀率上升；2、青年自杀率持续下降，特别是青年妇女自杀率急剧下降，青年自杀性别差异缩小；3、老年自杀率持续上升（老年自杀的恶化从绝对数字上看尤其突出），老年自杀的性别差异不明显；等等。究其原因，他分析了四个方面，即代际关系变动的影响，离婚率的影响，现代性的侵蚀，宏观制度结构的变动。而对于老年人自杀率持续上升这一问题，他认为我们可以做的，首先是对研究问题的脱敏，其次是综合性的干预策略。

 

最后一位演讲人是来自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叶敏博士，他的报告题目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非正规经济现象及其治理进路”。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最早被用来描述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不受正式制度体系认可但仍顽固存在的由社会底层经营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实际上，非正规经济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叶博士指出了非正规经济在中国（尤其在调查地上海）的表现（如乡镇企业、个体户等非正规就业、进城务农人员在城市的非正规经营等），认为其存在治理困境，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牵动的社会分层化引致的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治理规则的结构性失效。由社会上层制定出来的高标准规则被要求统一化地执行于低端市场或非正规经济，造成规则制定权的非对称性，对规则的抵制是社会下层“为生计的斗争”，也是对“规则暴力”的反抗。改善这种治理僵局的方法是实行包容性治理，标准分层，并在组织、管理、执行中以人为本。

 

 

在场的嘉宾和听众对五位主讲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建议，包括:问题意识要明确，比如非正规经济的标准，背后会引发不同的研究取向，或可缩小问题域，研究其一形态及其治理；研究“自杀”问题在理论上应和经典论说进行对话；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恢复性正义研究中对 “支配”和“无支配”权力的区别，权力（power）怎么可能“无支配”？“支配”的资源是什么？这种区分的功能和意图为何？对农村的研究往往有“城市化中心”的趋向，需要避免；与中农阶级相对的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农阶级的文化表征是否应增加考量以利于提出更合理的治理建议，等等。五位主讲人细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一一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简要回应，坦言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把这些反思带入，深化研究。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随后对这场通业讲坛做了精彩点评。他指出，胡老师的内蒙古村庄个案研究充满了田野调查的经验和数据，并给出方案，提出农地制、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反思。彭斌老师在政治哲学领域进行了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但可能过多地应用了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对于解释中国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反思，从而达到内在逻辑的自洽。林辉煌博士的研究对于中国今天的农村建设具有意义，但对于中农阶层需要更多的界定，并和其他群体进行分析比较（比如掌握官方资源的农村阶层），提出治理方案。刘燕舞博士有关自杀的研究良好地运用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推翻了一些官方数据，有意义地探讨了离婚率与自杀，社会干预跟进不够与老年人自杀之间的关系，在接续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将具有难度和挑战。叶敏博士的研究对非正规经济需做进一步细化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模式，值得提出的一点是政府的治理方略，他认为很多方面可以放开来，税收不要都去维稳而应增加社会福利，要相信社会的自身调节能力，变管理控制为服务引导。总体来说，顾肃老师认为大家都做了不错的工作，可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不断深化。

本次通业青年讲坛展开了真诚的学术对话，现场气氛热烈。最后，主持人邓正来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向到场的所有同道、特别是五位讲演嘉宾以及评论员顾肃教授表示了衷心的谢意，并欢迎大家继续积极参与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

通业青年讲坛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三、四位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做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然后与会人员进行自由讨论，并由评论嘉宾做学术点评。讲坛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和专业界限，改变学科割裂的、封闭性的研究取向，建立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学科分野的学术交流模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