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二十八期“通业青年讲坛”
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通业青年讲坛”在光华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二十八期讨论。
本次讲坛是一次青年史学专场，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永恒博士、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杨雄威博士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海斌博士作为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马建标博士也作为座谈嘉宾参与了讨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讲坛，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坛。
邓正来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讲坛的主讲嘉宾及点评嘉宾，对嘉宾和听众们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和刘清平教授一起为三位演讲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通业青年讲坛讲演嘉宾聘书。
主讲嘉宾胡永恒博士做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的报告。他主要从碎片化的含义及其表现、碎片化之成因、对碎片化的忧虑及其因应等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他认为，史学“碎片化”主要有如下几层含义：研究对象的多样化、零碎化；研究领域的狭窄化；研究结构的松散化，即历史写作缺乏内在贯通的脉络。而造成“碎片化”的原因则可能是：对过去空疏学风的反拨；对所谓的历史规律丧失信心；西方史学研究潮流的影响；现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影响等。他指出，在今日中国社会面临大转型的背景下，人们对史学的指引功能可能抱有更高的期望，而“碎片化”将导致历史的整体认知功能丧失、史学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萎缩，总体情况令人堪忧。因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因应方法，包括重新重视对历史整体性的追求、重提政治史研究以及方法论层面的探寻。最后胡博士也强调：对“碎片化”的反对并不意味着反对微观史学的研究，而是强调学者应有“以小见大”的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此外，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是一把双刃剑，它造成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隔膜日深的另一种“碎片化”。强调保持史学的综合眼光和整体性，或有关系到学科存亡的重要性。
主讲嘉宾杨雄威博士做了题为“清末民间排外风潮与政府媚外形象建构”的报告。他通过对晚清政治史和外交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现象和问题的梳理，希望我们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晚清的排外和媚外问题。他指出，“排外”与“媚外”这对概念是在清末（1901-1911）同时涌现的，是有特定针对性的。“媚外”基本上是民间对官方的指责；而“排外”则复杂一些，起初是列强对中国官员和民间的指责，继而是中国民间的自我标榜。与“排外”和“媚外”这一价值判断相仿佛并相纠缠的是“和”与“战”、“名”与“实”的概念。在和战名实的纠葛中，“战”毕竟多败绩，“实”则为外夷不可胜。为了在“和”的语境下获“名”与“邀誉”，“术”就大行其道，表现为“阳奉阴违”，同时也反映了强权逻辑下呼唤公理的悖论。由于政府现实主义与民间理想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清政府的媚外形象最终被坐实。而晚清对“民气”的利用则是把双刃剑，民间排外风潮越猛，所映衬出来的政府媚外形象就越清晰。他认为，这种民间排外风潮与政府媚外形象的建构大抵有两方面影响：第一，民间压力对政府外交政策和交涉活动可能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对清议和舆论，都不可能完全等闲视之，因此，多少要寻求应对之策）；第二，民间理想主义与官方现实主义的落差加剧了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流失，加剧了清朝的灭亡。
主讲嘉宾戴海斌博士的报告题目为“《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的中方‘全权’问题（1900-1901）”。经历义和团事变后，中国国内政治势力分化组合，所谓保守、改良、革命鼎足而三的格局渐成，庚子年南北朝野之间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正是那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演化的产物。将戊戌至庚子的晚清史诉诸“宫廷政治”或“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解释框架，显然将这段历史简单和空洞化了。戴博士深入史实，指出就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实际上一方面应看到清政府并非全无争取的努力，另方面应注意其内部西安政府（慈禧太后、军机处）、北京全权（奕劻、李鸿章）、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及驻外公使多种力量的作用（包括疆吏、全权各有分际；庆、李离合之间的关系；西安军机处内应外和之作用；驻外公使作用的提升）。中国议和代表的形成带有复杂的内外政治背景，由本来的合作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多未能形成对外合力。辛丑条约的谈判及其后果，是对此前中国传统外交形式的一次清算，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此后中外交往的基本形态。“庚子事变”后伴随着新政的启动，中国开始规模空前的民族国家建设，外国势力在华权重增强，政府与民意的分裂日益加剧，满清作为“洋人的朝廷”的形象被定格，并最终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被终结。清朝外交的遗产却以某种曲折的方式被民国所继承。
现场嘉宾围绕三位主讲人的报告展开了深入讨论，交流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中理解晚清的内外、南北格局，理解现今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对中国传统史观的阉割？在解释东南自保、排外媚外这些问题时还要注意“排外”与“排满”在当时的互动和转化问题，即要把它纳入到当时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进行解释；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会有不足，因为这其中一定包含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问题；中国古人讲的“天下”是有地理概念的，由是再去发掘民族主义理论背后的关怀，或许会有大发现，比如中国人的自我想象在古今发生的转变；罗志田、萧公权等史家并不反对历史的碎片化研究，他们以小见大之功力和方法值得反思和借鉴；我们时代对于“道”的关怀的缺失，如何从史学角度去看？等等。
三位主讲嘉宾对大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做了反思和简短的回应。随后，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对本次通业讲坛做了精彩点评。他首先强调报告表述的重要性，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简单明了的对话而非独白，是非常重要的演讲艺术。其次，他认为历史学可能有两个维度，求知之欲和以史为鉴，前者偏向科学，后者偏向人文。复次，碎片化的历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如何在历史语境中以小见大或许是可以打通的路径。最后，排外媚外、外交谈判中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和朝廷的主权、利益紧密相关的，要看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排外媚外，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历史的意义，这样的研究或许才能具有生命力，产生它的社会影响力。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