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二十五期学术午餐会
2012年4月24日中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15楼星空咖啡厅会议厅举行了第二十五期学术午餐会。本期学术午餐会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职教授姚大力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午餐会，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参加了本次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对姚大力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开展学术午餐会的宗旨和愿望。
姚大力教授带来的午餐会主题为“历史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问题”，他强调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只有在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认识。他首先介绍了分子生物学所揭示的史前人类怎样进入中国社会，以及在这一空间范围内如何不断分化和融合的过程。这些信息启示我们：一、现今发现的绝大部分中国旧石器文化创造者与现代中国人不存在直接遗传关系；二、壮侗语似乎不应该划归汉藏语系；三、阿尔泰语系应可以成立，包括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或者加上朝鲜语和韩语；四、直到进入历史时期，南部中国的主体人口是由说原始孟高棉语、原始壮侗语、原始苗瑶语的各类语言人群组成，而华夏（汉民族前身）是由活动在华北、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各人群孕育出来的。汉民族向南部中国的扩散是很晚的事情，包含了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两层面的综合过程。基因检测告诉我们，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父系遗传贡献将近90%以上，而南方土著妇女对南方汉族的母系遗传贡献将近60%。这些都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给知识创新可能带来的巨大潜力。
那么，不同史前人群在今天中国境内的分布图景在历史时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姚老师援引2000多年前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历史记载，形容汉代以前政治、经济、文化上“北强南弱”的局面。而在公元后的第一个1000年里，随着北方汉语人群的大规模南迁，以及由此发生的汉文明由北向南的大踏步发展，这个局面发生了改变。公元310年的永嘉南渡，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乱以及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姚老师强调，在论及汉文明自北向南的扩展时，我们的描述所涉及的中国历史地理部分还只局限在中国的东半部分。当我们以黑河-腾冲线划分中国版图，可以看出在它以东，除去朝鲜族、壮族、侗族、傣族等其他几个农耕民族外，占绝大部分的是汉族人口。这和汉语文明以农业为根基的特别性格息息相关。把西部中国整合到中原王朝历史疆域中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由非汉语人群所创建的中原王朝（特别是元朝、清朝）来实现的，这一过程也说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姚老师指出，与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相对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治中心却从西安-洛阳-开封一线北上，转移到北京。最近1000年里，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王朝历经金、元、明、清四朝（其中三个由非汉语人群建立），这些王朝把首都选择在了从汉地社会本身看来过于偏北的地理位置上，是为了在统治者自身的祖宗根本之地和被他们统治的汉地农耕区保持领土结构上的必要平衡（明代有其偶然性，但更长时段来看依然反映着大势所趋）。兴起于帝国边疆的边疆帝国，没有简单化把原先的中心-边缘关系倒转过来，凭借高度的政治智慧与技术，边疆帝国展示了真正多元的领土结构，也正是因此边疆才有与汉地同等的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
根据以上讨论，姚老师认为，按每1000年为分期段，可以把近4000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过程抽离出非常简明的线索。一、BC2000-BC1000，华北各地的史前文明，在强烈的交互和整合过程中终于跨过文明的门槛；二、公元前最后的1000年，华夏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华北开始呈现内下外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且确立了作为中国经济文化核心地区的地位，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政权，把远远超过华夏文明的地域范围的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三、公元后第一个1000年，汉文明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推动东部中国经济文化均质化的进程，中央王朝把西北部中国纳入自己版图的努力则时断时续，事过于倍而功不及半；四、公元后第二个1000年，南方超过北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完成，西部和西北各地区先后被元清等政权稳固地整合到中原王朝疆域结构之中，但西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
从以上线索中，姚老师认为至少有四点是我们思考今天中国民族问题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把过去几千年内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理解为仅仅是被“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种模式的起源、发展、演变所支配的观点完全不符历史事实，它实际是由“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草原-山地人群的帝国体制，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撞击和整合的历史过程；二、正因为这种多民族参与的国家建构，现代中国的形成才可能与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国家不同，即它不是诞生在旧时帝国的瓦解分裂，而是基本完整保留了它在帝国时代的疆域；三、从三四千年历史演变的大脉络，我们可以深切认识到，尽快缩小东西部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差异，使西部广大地区越来越紧密地变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中不可分割一部分，这一进程是留给当代中国人的庄严历史使命，这种历史感会是无穷的精神力量，召唤人们投身西部开发事业；四、今天的西部开发绝不能也不应沿用历史上的汉民族将古代汉文明由北向南推进时采取的策略与方式，例如向被开发地区大规模移民，以农业经营为基本开发形式，用汉文化覆盖被开发民族，等等。
今天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时，以上追溯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殊性应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被考察人群的主体意识应被进一步提升，贯彻到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现实关怀中。有许多民族各保有其原居地的国家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因此根据本民族集体意志来治理原居地的特定政治权力应得到保障，否则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保护将会落入空洞和说辞。中国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民族政策是因为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无法消除，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我们不应仿效移民国家的“民族熔炉”模式，不应赞成“去政治化”漂洗民族问题基本属性的主张，也不应赞成从民族区域自治倒退的改制建省政策。对这些主张隐含的危机做了批判分析后，姚老师指出，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细致分析和创造性答解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论”的策略和方案。
姚老师的精彩报告带给大家诸多启发和思考，现场各位老师进行了深入精彩的讨论，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汉语这种语言是怎么演化而来的，又如何在我们民族身份的认同上发挥了作用？中国文明的起源到底应追溯到什么时候？民族问题是否能靠理性对话来解决？清中以后藏传佛教寺庙多由蒙古人主持，其深层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史前人类进入中国疆域后和北京猿人之间有否发生关系？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真的和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么？族群和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国民历史中缺少少数民族历史将会导致的问题？当今民族问题中的症结是什么？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谈到了他的感悟思考，强调了政治框架安排，教育中的史观，执行实施部门三个层面的问题。最后，他再次感谢姚大力教授的到来，并期待这种深入的交流讨论能够继续不断开展。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