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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八）
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2012年3月21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举行了第四十八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德州A&M大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暨高等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田国强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研究所所长李维森（韦森）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在简要介绍并欢迎了主讲人和评论嘉宾后，演讲正式开始。
田国强教授本次的讲座题目为：《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在讲座中，他着重分析了中国模式和政府角色问题，认为在深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其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田教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的改革。
第一，面对当前紧张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国家权利和国际义务是辩证统一的，需要有一个平衡，中国需要实现从追随者到领导者的转型，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感。同时，他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自由化阶段，也就是“要素驱动”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市场化阶段，也就是“效率驱动”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民营化阶段，也就是“创新驱动”阶段，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他强调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中国改革的艰巨性。他首先指出了改革理论上的误区，左派和右派造成了许多的干扰。他认为，经济理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应用上却往往出现很多错误。比如，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然而许多人已经沾沾自喜地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政治权力结构，提出了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即政府主导、国有经济作为主要的投资主体。但是，田教授认为，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初始条件所导致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本届政府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和谐社会，但是理念和执行上还未统一。他认为，会陷入“中国模式”论调的误区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所致：一是没有区分好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二是没有区分好常规和非常规情况；三是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
第三，改革的方向。田教授认为，应该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由于政府主导的成分过大，当前我国呈现“强政府、弱市场”和“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这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几乎无不可从政府角色的错位、越位、缺位找到原因。他指出，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一个总的原则是：只要市场做得好就让市场去做，政府一般不要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它要间接发挥作用。如果市场不能做的，或者说从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其他因素考虑，不能完全由市场去做的，政府可以与市场一起或单独去做，不能缺位。他认为政府的基本作用有以下四个方面：（1）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让市场有效而公正的运作；（3）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作用；（4）政府作为经济人有时也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
最后，他最后对顶层设计提出了一些意见。首先是建立有效市场，即：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应该少管，但要确保经济人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以及适当的监管。通过以下三种基本方式约束并引导“经济人”的行事方式，使之形成有效市场：第一是强制性的治理规制，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比如法律体现；第二是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包括声誉、诚信等）；第三是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其次，是造就有限政府，即：政府的职能、权力和规模都受到法律的明确限定和社会的有效制约，一旦行政机关的职能、权力和规模逾越了法律的边界，将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纠正。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就是民主法治问题。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关键就在于此。复次，构建和谐社会；最后，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评论嘉宾韦森教授通过援引了康德和丘浚的观点，并通过列举关于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政府官员权力不受制衡、政府的预算增幅与实际增幅的比较等几组数据，证明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及藏富于民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的核心没有限制。同时，他还提出，可以从做实人大政协入手推进“预算民主”。
评论嘉宾石磊教授主要从经济学的功能入手进行了评论。他指出，经济学告诉我们中国为什么需要改革，因为资源是稀缺的，配置给谁最优，由谁配置最有效很重要。政府被无条件的授权为资源的配置者，而事实证明，这存在道德风险，并且政府作为计划者缺乏充分有效的信息。这两个约束条件都不够充分，尤其是外部性条件存在的情况下，配置就会失灵。而市场则可以进行再次分配，重复分配。中国的政府税收高，因为无法满足人民所有的期待因而备受指责。政府没有能力做均质化的分配，因为这是一个越来越多样的时代。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市民社会，而财富给谁更合适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接着，在场的老师、同学都对田国强教授的讲座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各种相关问题，比如：田教授所谈到的自由，是什么意义上的自由？对自由的想象和定义是什么？田教授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行有何看法？它与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有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中国改革了这么多年，政府权力还是这么大？其中的观念、制度、利益这三个层面的原因，大致会如何排序？温家宝总理九年来一直说要改革，但是到底谁会来改革？等等。田教授对提问一一做了回应。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他首先感谢了田国强教授的精彩演讲。接着，他强调：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十分复杂，但是经济学家一直在重复一个道理，道理简单明白，但“做世界”却更加复杂。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魏澜/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