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七）
张军教授主讲“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远”
2012年3月15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举行了第四十七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张军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研究所所长李维森（韦森）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座。闻讯赶来许多校内外师生，将偌大的报告厅围得水泄不通。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张军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对今天的演讲主题表达了与现场听众同样的期待，同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另两位评论嘉宾李维森教授和石磊教授。
张军教授为现场听众带来了题为“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远”的精彩演讲。他指出，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方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并不看好的言论不绝于耳，其中不乏欲通过“唱衰”中国以谋取利益者。张教授坦言，通过自己的阅读观察、思考研究，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以下三方面是他想在演讲中提出并与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为什么我们能实现高增长？二、未来我们还能增长多久？三、确保增长持续的条件具备么？
张教授首先援引1979-2009我国名义GDP（Nominal GDP）的数据，指出过去30年，按照名义增长率计算，中国的GDP每5年翻一番，实际增长率每7年翻一番。观察战后的德国、日本，上世纪60-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无不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收敛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即一个后发的新兴经济体有可能通过复制发达国家的生产方法、技术和制度实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除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更多收敛现象。然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却提出又一观点，他们发现“趋同”并不能解释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他们进行了大量区域化的经验研究，包括《亚洲奇迹》这样的成果，指出大量而快速的资本积累（高储蓄、工业化、贸易），技术进步（引进、消化和创新），制度改革（投资环境、教育和人才）才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动因。张教授进一步援引大量数据和图表，简要列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这主要包括：1、高储蓄率（在资本积累初期有很大利好，是以政府不需大量借外债）；2、高投资率（并且集中转化为工业化程度的提升）；3、资本存量增加快（资本存量决定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决定人均GDP，从而产出资本比增加）；4、加入WTO后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这也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5、增长核算的结果：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明显（TFP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灵感，这也是中国经济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重要指标）；等等。
接下来，张军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这一话题。他首先指出，目前，经济学家并没有很好的方法来预测未来经济，他的预测逻辑主要基于收敛理论和“70法则”（t≈0.7/r，用它可以很容易计算出经济增长率与实现收入翻番的时间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推测，由于发达国家发展速度放慢，发展中国家会出现赶超（中国GDP在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假定中国未来经济平均增长8%，美国是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假设中国的CPI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而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购买力评价方法换算的结果，中国将在2016年就赶上美国。但他同时强调，尽管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和美国持平，中国的人均GDP却只有美国的1/4，人均资本存量只有美国的1/5，也就是说仍有较大赶超空间。他认为，在202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下降，但不会更低，基本维持在平均每年6%-7%的百分率，这是因为：1、中国的人均收入和资本存量仍然是中等水平（同时我们也应谨防中等收入陷阱）；2、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巨大（同样存在收敛和赶超）；3、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较低（2011年刚达到50%，保守估计至少需要20年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经济结构变化（就业比重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至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至少需要20年；5、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量很大，从投资和资本积累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后，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会慢下来，基本还能持续十年的增长。
那么，确保增长的条件具备么？这是张教授在演讲最后抛出的问题。他认为，这些条件应包括：消费需求，国民储蓄率，技术升级和资源条件等。首先，张教授将中国与亚洲四小龙、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人均消费做了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消费增幅是非常明显的，只是与GDP的增幅比较占比有所下降。他认为，消费需求随着未来消费的升级、城市化和公共品的均等化以及住房保障的提升将继续加大。其次，他认为中国未来仍将保持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但也会有所下降；其原因在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居民、家庭和政府的储蓄都将持续下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减少，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在6%-7%的水平。复次，张教授谈到了技术进步，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和人力资本具有优势，而国际经验表明，研究与开发投入在达到1%之后将进入科技起飞阶段，在全球的技术分工已经演变为纵向分工的情形下，通过贸易的方式引进、消化技术并自主创新，同时执行自上而下的科技战略，将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最后关于资源，这也是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有那么多的资源么？张教授坦言，这一问题很难回答，但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世界上收入和GDP这么高，经济体量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面，中美之间对于资源的博弈与较量也将必然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
评论嘉宾韦森教授并不如张军教授这么乐观，甚至观点截然相反。他首先强调：批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更好。两人的研究路径不同，韦森教授更多从难以量化的制度角度分析。他引用了相同的名义GDP图表，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在一些宏观政策调整的时间点，如改革开放、邓小平南巡等，GDP均有突出增长。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年经济发展出现的某些趋势：外贸出口对GDP的增长在下降，新增项目投资在下降，消费占GDP比重在下降，税收在上升。是故，他判断中国经济正在下行。韦森教授强调，若不进行改革，中国将面临无预警的崩溃。他指出，宏观经济下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下行资产价格会下降。经济出问题从来不是从实体部门开始，而是从金融系统开始带动实体部门的衰退。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是靠银行贷款来推进，政府、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依赖贷款。因此，当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却依然贷款甚微，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下滑，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将是非常巨大的。但指出问题并不是要陷入悲观，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个体的生存智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拥有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灵活性，也许经常喊喊“狼来了”，会让我们更清楚该怎么走。
石磊教授随后也对本次演讲做出了精彩点评。他指出，经济学做实证研究需要数据，但也不能完全相信数据，如果引用两位教授均举出的那组数据，得出第三种解释也不是不可能。他赞同张军教授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地区差异、行业结构差异对投资率下降的弥补，TFP指数所反映的技术进步甚至制度改革成效。因此，就经济增长而言，他也基本持乐观态度。但是，经济增长只是国家发展的一个要素，如果把制度要素放进去，我们会发现：中国与产品相关的低层次市场的制度改进非常快，私人品的资源配置制度也得到了大幅度改进，而高层次市场以及公共品的资源配置制度却存在大量问题，留下了许多中国式遗憾。如果我们不以增长作为唯一标准，就发展而言，他的观点是：不够乐观。石磊教授提出了几种可能性，包括基础设施长期增长的可能性，结构（城乡、地区结构）改进的可能性，高层次市场大幅度改进的可能性，储蓄率下降的可能性，降低资源约束的可能性等，并指出：改进过程中我们将遇到的许多障碍和壁垒，亟需存疑并解决。比如他讲到，高利贷资本盛行的地方必将是产业资本衰弱的地方，今天的温州非常耐人寻味，高层次市场设置了许多不让私营资本进入的壁垒，从而出现许多民间借贷。我们需要多样化的制度选择，比如让地下钱庄合法化，从而避免选择唯一造成没有退出机制，总之归根结底还应是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张军教授对两位评论嘉宾的点评做出了简短的回应，随后现场观众提出了他们的思考和疑问，包括：从大国博弈的角度考虑，阴谋论、威胁论不绝于耳，我们是否要警惕“黑天鹅”的出现？资产泡沫、制度陷阱该如何克服和改善？如何看待这几年的通货膨胀？收入分配该得到怎样的改善？等等。张军教授从较为宏观和长远的经济学角度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解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感谢三位教授带来的这一盛宴，并对张军教授的演讲做了简要的点评。他认为，张教授对于中国经济非常看好的这一演讲，给了我们很多数据和想象。而对中国未来，他所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谨慎的不悲观。“不悲观”的理由三位教授讲到许多，同时他强调并坚信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能够趟得过西方那些逻辑化理论所预测的问题。“谨慎”，是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要发展成为超越美国的头号国家，仅凭经济这一要素还远远不够，这背后应该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知识体系等等。而这些，应该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未来的学人、学子都共同思考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