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王琳：聚焦中国农村老年人贫困化问题
邬沧萍、王琳：聚焦中国农村老年人贫困化问题
前言
中国农民贫困问题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即已存在。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是旧中国的人口增长特点。农民多子并不多富。“家贫出孝子”、“久病床前无孝子”正是从中国传统孝道角度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缺医少药给农民带来的贫病困扰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基本上控制并消除了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形成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卫生健康环境有了更加明显的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迅速。与此同时,我国所实施的多项国家政策,包括城乡隔绝政策、农村经济政策以及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政策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村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农村收入增长缓慢,使本来贫困的农村变得更加贫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自上世纪70年代末大规模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有效实施,加速了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的国情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逐渐显现。
老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特殊阶层。理论和实际都证明,老年人口是贫困率较高的群体.伴随人类长寿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经历快速的改变,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近1. 3亿,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8827万。到本世纪中期,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当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并不严重。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还并未显现出来。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老年人口贫困问题会逐渐显性化。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农村老年人口占中国老年人口70%, 9亿农民中有9000万老年人。农村人口贫困化是“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计划生育老人的贫困化已开始显现,这不利于社会稳定。预防农村老年人贫困化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个不争的事实
1.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现有的文献中关于贫困的定义非常多。学者们在引经据典的同时承认,给贫困下一个科学的、规范的、公认的定义非常难。从不同角度,可给出不同的贫困概念。如: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经济贫困与精神贫困、个人贫困与群体贫困、城市老年贫困与农村老年贫困、机会制约的贫困(自然资源、环境、资金、技术、个人能力)等。
(1)绝对贫困: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当时即断言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9世纪末英国的朗特里和布什又进一步提出绝对贫困概念。绝对贫困关心基本需要(物质的需要)的满足,因此也称为生存贫困,即经济上低于最低生存线的生活状态。但所谓生存线即贫困线随不同时空、发展水平而异。根据绝对贫困的基本概念,如果所有家庭的所得收入上升,最终就不再有贫困。以绝对贫困而言,消除贫困是完全可能的。
(2)相对贫困:从经济意义上讲,相对贫困是距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有较大差距的一种生活状况,也是不同人群贫困的比较。显然,相对贫困是以给定时间和给定社会来下定义的。贫困的定义因时间、地点以及主导的生活标准的不同而变化。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过像样生活的物品的增加,摆脱贫困所需的所得水平也必须增加。
2.农村老年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确定难点
中国老年人口多,分布广,各地区、城乡、阶层间老年人收入差距大。老年人口收入及相关数据来自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样本种类的全面性都影响着总体结论推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目前,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老年贫困的程度均无全国性的统计调查资料。现有的一些数据由于各自依据的贫困标准不一,调查的地域范围不同,因而差距也很大。受制于调查范围及样本数量的限制及资料的可获得性,在已有的文献中涉及全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推测的屈指可数。主要有2002年于学军、陈功在《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即会员代表大会》上提交的论文“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的理论与实现共同富裕”; 2003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一书中于学军的专题分析报告“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的理论与实现共同富裕”; 2004年白桦主持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五周期援华项目《贫困老年人救助模式研究总报告》中对老年贫困规模的测算。其中老年人口基础数据均来自于2000年中国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资料。但是,由于老年贫困标准、程度、规模的测算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使上述三种文献所推算的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除上述所列推算,还有一些学者仅就农村老年贫困率进行了测算。王宁和庄亚儿根据2002年11月在黑龙江、甘肃、四川和湖北四省农村进行的抽样调查计算了农村老年户贫困率。四省接受调查的农村老年家庭中户主为60至69岁的贫困家庭的比例为33. 78%,户主为70至79岁的贫困家庭比例为37. 91%。也就是说,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家庭中,贫困家庭比例高于全部被调查家庭的平均贫困比例26. 84%。[1]
尽管不同的学者、调查推算出的农村贫困老人规模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对我国老年人口贫困化的认识要居安思危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政府就提出了“向贫困宣战”。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过去20多年里累计有2. 2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 5亿缩减到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总数的比例也从当时的33%下降到3%。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为根除老年人口贫困化开辟道路,但对我国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不能掉以轻心!
1995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确定了“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奋斗目标。2002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又将“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各国老龄工作的最高要求。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已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的预防是让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的前提。
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人类社会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市场分配原则决定了年轻一代的工资报酬总是高于老一代。然而,历史是连续的,人类的发展进步是不同代人贡献累积的结果。知识的更新、技术的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与创新中得以发展。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正是人类文化传承的必要条件。代际公平是世代良性交替的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现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同时还要尊重前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是后代精神文明得以发展的文化、价值基础,还是物质文明得以进步的环境资源基础,其中都蕴藏着前人的无私奉献。作为回报,他们有权利在年老时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1.传统上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原因继续起作用
我国农村人口贫困化是历史上经济贫困、社会文化和观念落后的延续,是计划经济下城乡二元经济分割的后果。改革开放为广大农民摆脱老年贫困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1)农村经济滞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持续扩大,形成巨大物质、财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状况的变动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两个阶段。1985年以前,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 57下降到1985年的1. 88;从1985年开始,差距有差距回升,到1994年达到改革以来的最高点2. 86。之后,这一比率有了小幅度下降,但1998年起,城乡差距又进一步拉大。赵人伟教授将其称为城乡差距的“X型”发展。[2]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所给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仅是来自于统计的显性收入差距。由于中国实行城镇福利制度,城镇居民除可支配收入外还享受大量隐性补贴,如住房、医疗福利、财政价格补贴、单位内部福利等。所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2)农民收入来源单一化:代际转移支付能力弱,公共转移支付能力接近于零
老年人的收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老年人自身经济收入和外部经济支持。老年人自身经济收入主要由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保险等组成。外部经济支持又可分为私人转移(private transfer)和公共转移(public transfer)两部分。私人转移主要来自家庭其他成员和朋友,如子女、孙子女、配偶、亲属等;公共转移主要指通过社会保障等社会再分配形式转移给老年人的收入。当前,家庭成员转移收入、老年人自身劳动收入仍是农村老年人的两大收入来源。
(3)历史上由于农村教育普及力度不够导致的能力贫困没有多大改善
2002年,农村16岁以上成人文盲率为10. 7%,贫困农户成人文盲率高达22. 4%。总体上看,农村地区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年,也就是说刚刚达到相当于初中二年级商水平。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从业人员占80. 2%,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素质人员所占比重很小。[3]
(4)寿命延长,健康寿命并未跟上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是以低龄老人规模快速增长为特点的。由于长期以来,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持续差异,农村人均拥有的卫生资源远远低于城市,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一直低于城镇人口。并且随着整体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主要原因。
2.改革开放对老人减贫带来的新挑战
(1)伴随社会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收入差距
将可能呈扩大趋势,农村老人成为社会最低层在一个时期内难以避免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正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经常会发生矛盾,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总是按照政府的愿望或要求流动、组合。因此,在有些地区类似“涓滴( trickle down)”战略的以地区经济开发为主的计划,难以使区域增长所实现的利益自动流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在贫困地区的区域性贫困缓解的同时,阶层性贫困愈加突出。非劳动年龄人口这一基本特征及健康、教育能力欠缺导致的再就业能力的不足,注定了老年人是贫困阶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库兹涅茨假说及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讨论,在未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的同时,地区间、阶层间收入分配差距还将继续扩大。老年人与社会其它阶层收入差距及老年人内部收入分配结果都深受社会分配制度的影响。作为城乡、区域、年龄等诸多收入分配劣势累积的结果,未来农村老人成为社会最低层在一个时期内难以避免。
(2)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村老年人处于劣势
市场经济大潮推动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加之农村人口与土地矛盾突出,农村土地资源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上了进城务工的道路。2001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8. 6%,达8961万人。[4]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中仅次于农业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农村老年人文化素质、健康状况的相对不足,使农村老年人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劳动报酬相对较低的传统农业仍是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选择。
(3)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未富先老使农村老年贫困化日益突出
中国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是目前唯一以较低收入进入老年型人口的人口大国。同目前老龄化水平相近的韩国、新加坡、智利、巴西等国相比,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明显偏低。即使在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中国人均收入仍属于现在中下收入国家水平。但届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接近今天发达地区水平,仍是老年型人口中的穷国。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但老龄化速度超过城镇,未富先老更为突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其中城镇老年人口比例为63. 3%,农村老年人口比例为7. 3%。目前,城镇已建立了养老保障体系,而广大农村老年人仍被排除在制度化的养老保障体系之外。
(4)社会经济转型家庭养老受到多方面挑战,“有心无力”与“有力无心”并存
传统的农业经济筑就了中国家庭养老的模式。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体制决定了年老无收入时,私人转移收入的重要性。但随着中国人口、社会和体制的变革,私人转移越来越不稳定,第一,传统家庭养老的社会载体———大家庭模式逐渐退化。传统的儒家推崇大家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文化使大家庭体系得以维持,并为家庭养老构筑了稳固的社会载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 1980年以来,中国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老年人的孩子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身处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比例则处于上升趋势。从1982年的25. 58%上升至2000年的33. 4%。大家庭模式的退化,虽然和私人转移之间不具有强相关关系,但使代际间关系趋于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老年人私人转移收入的有限性。第二,老年人子女经济状况不佳影响向老年人的经济转移。目前,在我国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较大比例的经济状况差强人意的子女。农村有41. 8%的老年人有经济状况有些困难的子女, 12. 0%的老年人有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子女。[5]部分家庭中子女一代的经济收入有限甚至下降,使老年经济支持中私人转移的可依赖性有所下降。加之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中国传统价值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部分年轻人养老、敬老意识趋于淡漠,使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稳定性减弱。
3. 21世纪上半叶人口规模、素质、结构、分布将加大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化的难度
(1)21世纪上半叶,中国老年人将经历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但并不是持续的快,而是受人口出生队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本世纪上半叶进入老年的人口正含括了解放后第一、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随着他们步入老年和高龄时期,中国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将达到最大。不仅是贫困问题,其实解决中国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等老年人问题,关键都在于解决这批人的问题。届时,不仅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达到峰值,人口就业高峰仍居高不下。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和人均资源的短缺,将加剧老年人就业难度。
(2)未来一、二十年进入老年的人口,是老年贫困高风险人群
当前40岁以上的中年人群,他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部或大部分的重大历史事件:从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划生育政策推广、经济体制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动荡和变革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前的生活状况并不尽人意。求学阶段教育机会的剥夺,使得他们当中一些缺乏应变能力的人在持续的经济、社会转型当中的劳动力市场上缺乏作交易的资本。他们的文化水平、技术能力都逊色于新生的一代。其次,市场经济下,政府对社会经济转型主要成本承担者补偿意识的欠缺,加之社会对中年一代劣势地位的普遍认同,使得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被排斥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着年龄歧视现象。可以说,当前的40、50一代,是集机会贫困、能力贫困风险于一身的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中不乏市场的佼佼者,但毕竟是少数。而且这种风险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老年期无论是来自自身的还是外部的支持情况,表现出老年期资源累积不足的倾向。
(3)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支持受到挑战
我国农村未来进入老年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是独生子女或双女父母。据测算,目前城市新增人口中独生子女比例已达到2/3以上,农村也达到1/4强。2000年全国独生子女数已超过1亿。农村计划生育户将近4000万户。现阶段,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又是家庭中老年人经济支持的主要来源。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依赖于子女数目多少和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6]家庭孩子平均获得的人力资本随着生育孩子数量的增多逐渐减少。对于中国当前的一代老年人,总体上代际间经济流动方向都是子代流向父代。而子女越多,老年父母得到各方面赡养的机会及数量就越多。[7]但在一定范围内,孩子数量对老年人收入的贡献呈边际递减趋势。就城镇而言,目前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非正式经济支持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农村老年人,孩子的质量尚不能替代数量在经济支持方面的效应。[8]因此,不难想象,以独生子女父母为主体的未来老年人的非正式经济支持或多或少会受到子女数的影响。而且,在农村的影响效应远大于城镇。
在老年人的非正式经济支持中,子女数的多少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差别还在于有子女和无子女。[9]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而言,成年子女的意外伤亡和致残,会使其完全或几乎完全丧失老年期的非正式经济支持。
三、减缓和消除本世纪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要“防洪”和“抢险”双管齐下
“防洪”与“抢险”的关系和作用在很多学者讨论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问题时已表达的非常清楚,而且大家也达成了共识。面对中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化问题,我们仍应本着“防洪”和“抢险”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瞄准老年人口,特别是已落入贫困的老年人,又要置老年人群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中,从生命全程角度事先防范。
所谓“抢险”,即着眼于老年人群,旨在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加大老年福利事业发展、强化老年救助的社会政策、增加政府和社会对扶贫的投入、以法律保障和道德支持形式鼓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的责任、为老年人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等途径对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直接帮助,是一种末端的治理。
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问题并未完全显现,总体上老年人和社会其他群体共同分享着社会发展的成果。今后一、二十年将是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逐渐凸现的时期。今天的中年人,即未来的老年人未来及当前的生活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老年人口贫困化趋势。通过制度创新的长效机制预防未来老年群体发生贫困,减少贫困发生率到最低的“防洪”举措才是应对农村老年人口贫困化的长远之计。
经济发展不是预防老年贫困的充分条件,但确是减缓、预防老年贫困的必要条件。尤其对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至关重要。人类反贫困斗争的历程证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预防贫困发生的内在需要。但即使是从经济贫困的角度,仅有社会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保障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要以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政治制度环境为依托,可持续的老年贫困预防对策必须立足于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力发展生产力。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发展经济调整分配政策,实现老年人可持续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四、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化预防对策
1.贫困预防对策———政府主导
(1)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支持的力度,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倾斜到农村中国农村老年贫困整体上表现出资源(条件)制约型的特征。长期以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二元分割格局。农村在二元社会经济发展序中及政府公共资源配置中处于劣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在发展城市和进行工业建设的过程当中,从农民那里提取了大量的剪刀差,有专家估计是六千到八千亿人民币左右,农民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很长时间,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果。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现在,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从国外经验看,这一阶段是就业结构变革加速的时期,更是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时期。[10]中国应将农村的发展全面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
(2)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予少取,增加农民收入
当前,农民收入的近一半来自于农业收入。政府应改善农业发展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其一: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贫困人口多集中在生态环境恶劣地区。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环境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政府首先要帮助农民挣脱自然条件的束缚。其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加强农业科学知识普及和农业科技创新。土地是农业生产中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土地肥力的改善、维护和提高与新品种的培育、开发的作用同等重要。其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发展环境。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要把产品变成商品才能增加收入。流通和交换都需要交通、水电、通讯、广播电视这些基础设施。其四,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实施力度。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为农民创造有收入的机会,解决农民机会贫困
(4)稳定低生育水平,使少生快富成为现实
中国长期执行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减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成就不仅缓解了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压力,而且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但我们应当看到,农村人口对生产要素的压力仍然很大,还有一部分农村计划生育户还未实现少生快富。在新世纪,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完善配套政策,提高计划生育户自养能力的培养,使少生快富成为现实。
(5)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低保和社会保险覆盖所有农民
制度化的、稳定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解决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问题的内在要求及发展趋势。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医疗保障体系,逐渐覆盖所有农民。
(6)加大国家、社会对农村教科文卫投入,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强化农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解决能力贫困。
2.贫困预防对策———社会参与
(1)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到农村发展经济,提高农村生产力,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机会
(2)鼓励非公有经济到农村兴办福利事业和养老机构,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3)发挥农村乡镇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促进农民老人参与社会,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保护老年人权益,促进家庭成员履行赡养老人职责
(4)动员和引导全社会扶贫和慈善基金和各种资源用于预防老年人贫困的各种长效机制
3.贫困预防对策———群众积极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化预防的根本在于农民能力的提高,包括农民经济自养能力和获得各种机会的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发展的政策环境的充分利用,有赖于广大农民自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充分动员广大农民作命运的主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生产,提高能力,引导农民作好终身终身健康( life long health)安排、终身经济(life long welfare)安排、终身学习(life long learning )安排是预防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的微观基础。
引文文献:
[1]王宁.庄亚儿.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J].西北人口, 2004, (1).
[2]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06.
[3] 2003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17-18.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5]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3. 449.
[6]蔡昉.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 1998, (2).
[7]郭志刚.老年人家庭的代际经济流动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 1996, (10).
[8]王金营,李建民.中国农村家庭老年人来自孩子的经济收入分析[J].人口学刊, 2004, (3).
[9]人口研究编辑部.对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家庭问题的深层思考[J].人口研究, 2004, (1).
[10]北京日报, 2005-01-31.
作者邬沧萍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王琳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