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Robert Entenmann教授主讲“中国籍天主教神父及清朝中期中国的天主教本土化”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六）

Robert Entenmann教授主讲

“中国籍天主教神父及清朝中期中国的天主教本土化”

2012年1月6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四十六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圣奥拉夫学院（St. Olaf College）历史与亚洲研究教授Robert Entenmann（鄢华阳）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华东师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华东师大社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徐连明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研究人员顾肃、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林曦、杨晓畅等参加了本次讲座。许多校内外的老师和同学也闻讯赶来，聆听这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Robert Entenmann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Robert Entenmann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另一位评论嘉宾徐连明副教授。

 

Robert Entenmann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中国籍天主教神父及清朝中期中国的天主教本土化”的精彩演讲。Entenmann教授从研究“1644-1796的四川移民”时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清中期四川拥有数量居全国首位的天主教信众，与许多不被官方认可的本土宗教（如白莲教、八卦教、清香教、圆顿教等）一样，虽被斥为异端，却有很强的社会基础，不仅满足信众宗教情感上的需求，也成为维持社会团结的纽带。综观以往的研究，论者大多采用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传教学的视角。Entenmann教授在参阅了大量中国籍天主教士的日记和当时的档案史料后，认为可以从一种全新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

他指出，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欧洲籍传教士在华始终居于天主教团体内部的优势地位，而中国籍天主教士占有文化、语言、风俗、种族上的天然优势，在天主教的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之间形成了类似于儒家传统中老师和门生的关系，同时存在博弈和互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过程。接着，Entenmann教授讲解了如下问题：1、中国籍神职人员（神父和传道员）的发展和作用，包括他们的学习内容（宗教语言、文化、制度），津贴来源，服务信众的方式，与欧洲籍天主教代牧、神父之间的冲突、互动等；2、基督教贞女的问题，包括献身于独身生活的妇女如何从事教育和传教工作，以及中国传统婚姻观发生了怎样的冲撞，天主教团体内部怎样逐渐确立起贞女制度等；3、四川天主教会中的礼仪之争问题，举行弥撒、倾听告解、施终傅礼、主持婚配等等，都和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婚俗丧礼不同，冲突和融合不断，它不仅在修会之间、教廷和中国朝廷之间展开，也对欧洲传教士、中国一般基督徒产生过深远影响。

最后，Entenmann教授强调，尽管不被官方认可、甚至遭遇禁教，四川省天主教传教士和天主教徒的数量却在清中期急剧增加，这种发展可以看作外来宗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自然显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川省的天主教是一个在中国人领导下的中国民间宗教，文中不断提及的那些中国籍天主教士（比如李安德等），可以说是真正的中国人，也是真正的天主教徒。

 

评论嘉宾徐连明教授随后发表精彩点评。他指出，Entenmann教授的研究从自身的学术脉络中申发，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在“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潮背景下，宗教信仰起到了精神整合、社会团结的作用。清中期四川拥有数量居全国第一的中国籍天主教神父及信徒，选取这一地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认为，Entenmann教授的研究采用了中国中心的研究视角，质朴而生动地展现了人世之间的关系，没有概念的堆砌。在简单回顾了Entenmann教授的演讲内容后，他希望鄢华阳教授对文章的结论做出更多阐释，即为什么这些充当中介的中国籍天主教神父是真正的中国人亦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其背后蕴含了怎样的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

 

评论嘉宾纳日碧力戈教授引用亚里士多德和索绪尔对于语言的分类，指出文字、口语、内心经验之间有一种符号表征的能、所递进关系，虽然不同语言和文化造成行动者认知和行为的不同，依赖客观的物质性，但从内心经验自身来看，整个人类都是相同的。他举出津巴布韦人在接受基督教时并不阅读圣经、新加坡人面对儒家思想能否转译为英语等问题，指出在Entenmann教授的研究中，李安德这些中国籍神父同样面临的相似困境。他的评论最后也以问题结束，即：能否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超越种族、语言、文化的间隔，实现一种万象共生、万物归心的更高层次的人类共识？

 

现场嘉宾和听众对Entenmann教授的演讲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疑问，主要包括：在研究材料中有没有显示欧洲天主教士或者中国籍神父参与乡村建设、基层秩序制定这样的工作？现在四川也有数量众多的天主教徒，两个时代都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一定的可比性和相似性？西方的传教对于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下袈裟披道袍”可能更多是文化流转中的民众心理，带有许多功利和实用主义的意图，对此鄢华阳教授怎么看，宗教是否是一种精神鸦片？中国籍神父对于天主教教义有没有进行本土化，具体有哪些？清中期这些民众接受天主教的动因是什么？此项研究所参阅的史料有哪些？这些中国籍神父大多是外省人，是偶然现象还是选择培养对象时的有意设置？等。针对这些问题，Entenmann教授做出了他的思考和回应。

最后，主持人纳日碧力戈教授再次感谢主讲人和评论人的精彩演讲和点评，感谢现场嘉宾和听众的积极参与，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