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期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四十二）

Philippe van Parijs 教授“英语、汉语及世界语言的未来发展趋势”

2011年12月1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联合举办了“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四十二场讲座。本次讲座由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经济、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会学术委员Philippe van Parijs 教授担任主讲嘉宾。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邓正来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等出席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郭苏建教授对Philippe van Parijs 教授做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表示了欢迎，并向在场听众简要介绍了Philippe van Parijs 教授的研究论著与学术影响。

接下来，Philippe van Parijs 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英语、汉语及世界语言的未来发展趋势”的演讲。

他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世界语言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第一，他以对2005年欧洲各国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多语言能力比例的调查为例，讨论了“通用语”（lingua franca）在欧洲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同时，他还将视角扩展到世界范围，根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对比了世界上最普遍使用的语言中，其说母语的人口与将其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直至2005年，中国有1.77亿人口学习英文，对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了致使“通用语”出现目前格局的内在原因：（1）“敏于语言学习的可能性”（probability-sensitive language learning），包括其学习动机、学习机会等；（2）“最大—最小语言选择原则”（maxi-min language choice），即最大程度的让语言能力最弱者也加入到交流之中。

第二，语言正义（language justice）作为一种合作正义(cooperative justice)的基础。他指出，世界“通用语”作为母语的主体将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其交流的关系包含并展示了权力关系。他还着重分析了在语言学习中，付出与回报的均衡关系。

第三，语言正义作为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基础，以“通用语”为母语之人的竞争优势。比如在中国，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所以北京人在语言上似乎是占绝对的优势。Philippe教授也相应的分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渠道，比如通过补偿性的调拨，通过教育、媒体的传播等。

第四，语言平等作为地位平等的基础。他认为，在这一方面应持有这一原则，即所有语言的平等地位以及共同的身份。同样，他也给出了解决之道，即主张所有官方语言的平等性，语言的地域性原则等等。

第五，他对世界语言的未来做了总结性的展望。他认为，英语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世界“通用语”被继续传播，并非因为其内在的语言优势，而必定是因为各国之间有效交流与互动的客观需求。语言的多样性会继续保持，但是会大幅缩水。那些其官方语言被广泛熟知（尤其是英语）的人们，以及那些母语被广泛熟知或为世界“通用语”的人们将有长期的优势。

 

 

接着，与会学者与听众针对Philippe教授的演讲提出了各种见解和问题。比如：关于语言的本质，比如中文和英语，中文是以视觉效果和书写为基础的，而英语则是以声音为基础的，这对学习该语言是否有特殊的意味？您认为这会影响到语言未来的发展么? 考虑地缘政治学关于少数民族的权力关系，比如语言的情绪连结(emotional attachment to language)，等等，请问您是如何认识这些因素及其对语言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关于语言的相对论，在语言人类学界，语言的意识形态当前正是一个热门研究，这一研究关于文化、信仰系统的语言使用以及相关的道德与政治暗示，因此，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意识形态，人们会放弃他们的语言么？人们是否会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反抗？对于黑格尔来说，承认（recognition）是基于不同的主体唤醒自我意识，相互的主体性如何帮助它们建立起自我意识，您的语言正义概念，已经扩展了交互主体性（expanded the inter-subjectivity）,您假设了当人们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中，他们的确存在着代表（representation）和社会承认（social recognition）的问题，所以，“通用语”的空白地带究竟在哪里？“通用语”在功能上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它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比如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以谈谈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等等。 

Philippe van Parijs 教授对所有的提问一一给予回答。关于地缘政治学和语言的情绪连结，他认为由于语言在市场中的价值体现，语言的问题现在人们常常认为这是个物质问题。对语言的选择，可能不能排除和思想的关联，比如政治思想的关联。我们需要减少语言使用问题上的矛盾和抗争；然而，在语言非常繁杂的国家，模糊语言的边界确实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我的书的确是在道德主义的意义上讨论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伦理的回答，或者说是，我们需要什么才能更加正义。现在没有防御性的方法使得社会正义的条件得到被具体化。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正义。社会正义需要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即真正的自由不是有权去做什么，而是在你的人生中你想做的事的真正可能性。我们需要一种更方便更简单的交流方式，所以需要“通用语”。语言甚至包含了社会正义的议题，它不仅仅局限在交流功能的意义上。我们需要语言的多样性，并不是因为多样性本身的好处，而在于它可能带来的好的结果，比如在平等性上的意义。

最后，郭苏建教授对本次演讲进行了总结，并对Philippe van Parijs 教授所带来的精彩演讲和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表示了衷心地感谢。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魏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