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林瑞谷教授主讲“铭记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我们需要何种历史？”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四）
铭记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我们需要何种历史？
2011年11月21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四十四场讲座。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林曦、杨晓畅参加了此次讲坛。
在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到来，并为大家介绍了林瑞谷教授的学术研究经历。
接着，林瑞谷教授开始演讲。他从火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切入，分析了这段历史的叙述所引起的情绪、民族主义等。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在面对这段历史都感到耻辱，尤其是中国人，往往将它描述为“百年国耻”。林瑞谷教授认为，这种羞耻感是被特定的历史叙事所建构的，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客观反映。我们应该否弃这样一种不真实的历史叙事。他认为，这也是重修中国人作为自卑的一方与欧洲人有优越感的一方的这种关系。
林瑞谷教授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他讨论了中国在圆明园事件上的耻辱。自十九世纪中叶后，中国一直将圆明园事件、两次鸦片战争、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义和团运动、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等视为百年国耻。其中，摧毁圆明园是核心事件。在此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心遭遇彻底的打击，并开始了以欧洲为中心活动。在政治上，当权者一直在利用这些“耻辱”激起某种爱国情绪，民族主义情绪以发愤图强建设祖国。
接着，他从欧洲的角度谈了在摧毁圆明园事件上的“羞耻”问题。圆明园曾经是一个接待外国人的外交场所，以展示中国的荣耀；在这里，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的礼节，比如叩头——在皇帝和欧洲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父子”的上下级关系。总的来说，欧洲人在摧毁圆明园事件之前，也确乎受到了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的优越感的羞辱。因而，当时欧洲一些人认为摧毁圆明园是让中国醒悟他们并非是世界霸主。摧毁圆明园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象征性转折点。他继而分别解释了在此之后，欧洲人的优越感和中国的自卑感。中国逐渐被认为是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而中国人对外国人也保有戒心，将他们放在一个敌对的位置上，甚至到现在亦是如此。总的来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地位都有某种错误的认识。
由此，他提出了如何帮助欧洲和中国找到更适合的途径面对历史。在欧洲方面，不应将自己与他者清楚的划分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比如将欧洲文明作为文明的标准而认为非西方民族野蛮等。另一个策略可能是找更多的方法加强那些对帝国主义和欧洲主导持否定态度的潜在的欧洲传统。在中国方面，需要了解所谓的“国家历史”概念并非自古如此。避免羞耻感最好的方式也许是避免将中国的历史民族化、国家化。事实上，中国的“国家的历史”是清朝末期的产物。他强调，羞耻只能被羞耻本身所定义，而不能被任何人的牵强叙述所操纵。
最后，林瑞谷教授引用了尼采的历史观，即，历史不应该任意的教导在世的人我们是谁，应该如何生活；而死去的人不应该干扰活着的人。依据这种后现代的历史观，也许我们应该学着忘记过去的历史，因为只有忘记那些我们当世的人并没有参与过的历史事件，我们才能从中解放自身，中国人才能更放松地加入这个世界。
评论嘉宾金光耀教授首先做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欧洲人对圆明园这段历史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上更全面的理解这段历史。他指出，林瑞谷教授更着重谈的是历史所产生的记忆，而不是历史本身。中国人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犯，权力的丧失的历史宏大叙事中总有一种受害者心理。这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心理，因为它将左右我们理性客观的思考。但对于林瑞谷教授所提议的“遗忘历史”，金光耀教授并不赞同。他认为，和过去的历史彻底的撇清关系是不可能的。比如1919年苏俄无条件的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财产，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放弃。而在中国，汉族的革命者如孙中山、章太炎等在动员反满时非常的彻底，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他们则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主张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至少，就我们这代人而言，忘记也许不是积极的选择。因为事实上1949年后的历史，我们甚至还没有清楚的了解，说“忘记”也许为时尚早。
评论嘉宾李天纲教授也做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忘记历史并非忘记历史本身，而是忘记被歪曲的历史。我们今天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是从1919年之后，因为“凡尔赛合约”而慢慢建立的。它有一定的合法性，即我们的革命会创造一个新的中国，以前的历史都应该被重新阐释，但是它并非历史。李教授认为，历史是可以有一个定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nation-state”到底是何时建立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满清帝国的延续，是不是中华帝国的延续？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将自己认同为华夏子孙，炎黄子孙，但是，这些认同其实只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开始用这些概念。我们需要更多的探讨这些问题。李教授还指出，关于圆明园那段历史的叙述是应该被忘记的。“nation-state”在当时并没有形成，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国家”，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并非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此外，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公正地对待了外国人，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不公正地对待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将自己视为弱者，这种弱者心理可能会带来危害。如何公平地参与社会活动是我们现在应该更加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理性，建立真正的一种王道，即便是鸦片战争也并不代表当时英国的理性与正义，而是他们让议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林瑞谷教授就两位教授的点评做了简单的回应。相比于决定哪种历史应该被告知，他更想说的是，许多历史都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依赖许多不同的历史事件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我们应该考虑“有选择性的历史叙述”这一事实本身。他觉得有些历史过于扭曲，尤其是国家的历史。国家历史的操纵性叙述或者扭曲的叙述有非常强大的情感力量，它可能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也许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历史知识是被扭曲的，但是我们的情感却往往固执于此，产生民族主义的情绪。
接着，在场的老师、同学都对林瑞谷教授的讲座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各种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您所提出忘记历史 ，最重要的是考虑什么？我们人类需要建立更高的道德，更高的人类德性。当林教授提出了忘记历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反问，忘记了之后又会怎样？对历史的思考，当您打开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时，会自动地构建起什么？从现在来看，欧洲人希望我们忘记历史，但是不是在我们忘记之前先归还抢走我们的东西呢？ 1860年英法联军导致的中国人死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中国人死亡人数，这些数据一个被如何解释？这些历史事实是不是都应该被告知下一代而不应该被忘记？等等。
林瑞谷教授也一一做了回应。他强调：他所关注的是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我们看到了过50年的历史，事实上，欧洲的确扮演者主人的角色，中国人可能是作为学生的角色。他很赞同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也看见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下重新塑造历史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将自己从他人的标准中解放，就不可能得到自由。另外，他认为独立的发展自己的传统也是获得这种自由的一个重要途径，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总结道，林瑞谷教授并非简单的让我们忘记历史，忘记圆明园这件事。他实际的想要表达的观点是，让我们忘记对圆明园事件民族国家性的宏大的历史叙事。邓教授认为，这种叙述也同样不能被遗忘。尼采之所以恨这种宏大的叙事，是因为他无法忘记这种叙事。我们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我们会形成这样的历史叙事，因为这涉及到历史哲学的核心，“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邓正来教授对林瑞谷教授所带来的精彩演讲和金光耀、李天纲教授的深刻点评表示了感谢，并欢迎广大师生继续关注和参与高研院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魏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