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日碧力戈教授在2011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主旨发言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2011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主旨发言
附纳日碧力戈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大纲：
艺术人类学与生命艺术
纳日碧力戈
2011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玉溪师范学院
提要：艺术人类学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艺术，重视本土观点，强调主体性、互主性，突出形气神圆融，彰显物觉和神韵的统一，追求生命艺术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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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强调形气神的互转共生，“形”为“物觉”、“物感”，“气”为信息传通、能量转换，“神”为大道升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都属于“物觉”和“物感”，它们转化为信息，由感觉勾连精神，是能量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是“百川归海”、“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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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虽然各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字，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语言毕竟是内心经验的符号，而全人类的内心经验是相同的。（亚里士多德1992·卷1解释篇：49）。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相同，认为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即约定俗成；思与物的关系则是普遍和自然的。(Todorov 1982: 49) 就是说语言差异是日常生活现象，属于自然存在，同时，差异并不妨碍人类跨族、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不妨碍他们共鸣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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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森认为大自然存在一个万向关联的“元模式”。他指出，如果把生命界中某成员的某身体部分和其他部分相比较，会取得第一级关联；然后，在螃蟹和龙虾、人与马之间比较，找出部分与部分之间对应的相同关系，这是第二级关联；最后，把螃蟹和龙虾之间的比较和人与马之间的比较相比较（即比较的比较），得出第三级关联。这样，我们就建造了一个如何思考的梯子：即关联性模式，或模式的模式。(Bateson 1979)贝特森的元模式就是“元关系”，即关系的关系：世间万象，无论如何繁纷复杂，最终会统一到某种“元模式”或者“元关系”上来，即万物玄同的“大道”。繁纷和大同就是形异和神同：例如，人类心理一致但语言和文化不一致；人同此情而境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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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比其他分支学科更关注生存艺术，它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大同”，也会把差异和“大同”分别置于不同层面，以“大同”统辖差异，以差异衬托“大同”。放眼中国经验，人们往往把差异和大同的不同层次混淆起来，从而把差异和大同对立起来，进而企图用“大同”取代差异，认为只有同化才有和谐，只有同化才能久安。然而艺术人类学会告诉他们，同化并不会产生和谐，建立在差异之上的“美美与共”才是和谐的根据。时间和空间的特质是发展和变化，而器用的特质也恰恰是由时空的发展变化所规定的，器用本身会因时空脉络的发
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是，在器用之上，在万向关联的层面上，存在“神同”，即“普适性”，它类似于“普遍语法”，让我们说出丰富多彩的言语，造出变化多端的句子，同时却能让我们理解、交流和沟通，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欣赏和学习这些差异之美，亦即生命艺术的生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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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应当着眼于器用与神用、形异与神同的境界，在技艺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中求同存异，而艺术人类学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要基于“异”与“同”的辨证关系和层级关系。[1]2008年11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了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也是本学会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主题是“技艺传承与社会发展”，体现了器用与神用的结合。民间技艺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对应于器用与神用。技艺传承属于器用，社会发展涉及神用。现代技术的发展，新商机的出现，会给民间技艺及其产品带来新技术和新材料，促成“形变”，促使器用发生变通；同时，原有价值体系并不会因此而推出“历史舞台”，而积极应对，把自己投射和附着到新的形变和器用之上。在2006年12月举行的“中国艺术人类学成立大会”上，王建民教授给艺术人类学下了定义说，“艺术人类学是志同道合的人作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人类学本位的艺术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艺术家、艺术现象、艺术活动以及艺术作品等”。（谢楠2007）这样的定位把人的主体性、人的创作活动、人的艺术作品以及由此综合形成的现象，都纳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既照顾到普世之道和人的主体性，也照顾到具体的艺术操演过程和本土对象的特殊性，比较符合当代人类学的走向，也呼应了本文“形气神”三通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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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学会的主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位在各文化区域之间存在不同情况。以韩国为例，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转向艺术领域，但却遇到如何定位与评价的尴尬，而韩国传统瓮器正在被淘汰，新材质的容器逐步进入日常生活。（方李莉2011）与此对照，在江西景德镇，曾经被抛弃的传统手工艺得到重新发掘，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与现代不再对立，保护与发展也可以达到一致”。（同前）恩施州三岔傩戏在经历种种风波之后，以国家认可的艺术表演和以国际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重定位，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换”。（同前）身体技法与身体仪式是器用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京舞体”三结合的样板戏、身体技术的社会性别、萨满技艺、少数民族文化、乡土社会民俗等等，无不体现器用和神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技术固然与生活基本需求有关，但“还有一部分技艺与劳作”“更多指向人的情感、心理、新年亦即精神或曰灵魂的需要”。（王宁宇，转引自方李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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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教育我们，要避免机械和庸俗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化论。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单向度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把传统看成敌人，把差异看成障碍，似乎与传统决裂、与“优秀文化”同化，才能救国和“保种”，才能走向未来。然而，经验和教训时刻在提醒我们，单向度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并不能独立地给我们带来幸福，也不能让社会在不拉大贫富差距的前提下“共同富裕”。“礼崩乐坏”比过去更加严重。艺术人类学研究和揭示“形体”和“神韵”的互通之道，不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也不把差异和同化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归入不同层面，在不同层面之间达成对立统一。王羲之的书法优美异常，但用不着把所有汉字都用王体书写；王体、颜体、柳体等等，既互有差别，各成一派，也互通灵气。市场经济有时会偏好某种语言和某种文化，但用不着让其他语言和文化都同化于这个“得宠的”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文化的翻译会让人们选择第三条道路，而避免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同化不会给人类带来生命艺术，而生命艺术只能存在于不同层面的差异之中。从艺术人类学立场出发，我们能够建构不同的层面的语言文化立体格局，让社会、民族和民众自主地选择保持或者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在多元共生、复调历史中，在更高层面上寻找共识，融入大道。中国人比较赞赏“性情中人”。“性情中人”是那些“诗学”之人，他们并不装腔作势，拒绝让自己沦为逻各斯的奴隶，在器用层面上彰显“物美”，公孙大娘舞剑，张旭醉酒，美美与共，神道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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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与生命之美直面对话，用我们最熟悉的肢体和感官表达自我，表达生活，表达心理，表达价值。因此艺术人类学也是关于生命艺术的学问。马聂提(Manetti )在《古典象符理论》(Theories of the Sign in Classcial Antiquity)一书中指出，希腊属于以口语为基础的文化，其书写系统较才晚发展起来；米索不达米亚的书写系统发展较早，其内部结构使得文字相对独立于口语。（Manetti 1993: 2-5）米索不达米亚书写系统与占卜文化水乳交融，自成体系，不同于以口语为基础的希腊文化。同样，中国古代的文字系统，也和占卜文化密不可分，突出者如甲骨文和占卜记事的关系。古代象形-表意文字系统除汉字以外，都没有系统性地传承下来。汉字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至关重要，其表形表意的功能富有特点，它不仅和占卜、信仰、宗教联系，使视觉和听觉在比例上“势均力敌”，还和政治、经济、法律、艺术等等联系。在古代，汉字的形状、笔画数和阴阳、风水互通，诗书画既表现人格，也隐喻人体；汉字书法和政治升迁挂钩，汉字禁忌也要体现皇朝统治，等等。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到了数字化时代，汉字更加独立于现实生活，言说和书写脱节，说是说，写是写，中间有差距。“符号下乡”，不再让文字与生活割裂，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艺术人类学为这样的“修复”提供了有效视角和手段：民间手工艺、民间歌舞、民间说唱、民间仪式以及其他种种民间文化样式，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下得以修复、保持和发展，它们让在城市里死亡的文字在民间复活，让身体艺术中体现的生命艺术重新回归文字，让文字和口语互补共生，让它们和生活水乳交融，在丰富多彩中体现生命之美，在物觉中突出神韵。艺术人类学的核心是生命艺术。艺术人类学以其直面人生、关注情感、触动心灵的独特性，告诉人们如何欣赏差异，“美美与共”，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差异，追寻大道，天下归心。艺术人类学是形气神平衡的学问，是物觉和神韵统一的学问。
参考文献
方李莉：技艺传承与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1-10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谢楠：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做客我院作“当代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学术报告，http://www.csushx.cn/news.asp?id=301，
Bateson, Gregory. 1979.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Manetti, Giovanni. 1993. Theories of the Sig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Todorov, Tzvetan. 1982. Theories of the Symbol. Trans. Catherine Po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