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三）
杨大利教授主讲“发展，信任与治理”
2011年10月12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四十三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唐亚林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陈润华、吴冠军、孙国东、林曦、杨晓畅等参加了本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许多校内外的老师和同学也闻讯赶来，聆听这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杨大利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杨大利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评论嘉宾唐亚林教授和顾肃教授。
杨大利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高速发展时期的信任与治理”的精彩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的研究是关于经济发展与信任（包括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以及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以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开篇，结合自己过去从历史、制度层面探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研究体会，指出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巨大变迁，是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无法比拟的。同时，对土地的控制尤其明显；投资比例很高，消费比例很低；劳动力成本低；人口基数大等等，也是中国这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显著特点。于是，在当今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代，出现了许多讨论，如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经济是否将出现拐点？中国能否从中低收入的经济体跨入到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能否提高？能否还像过去一样征地？维持和过去一样高速增长的出口和投资数额？等等。
与此同时，近些年来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在宏观非常好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微观感受，比如幸福感指数却在下降（2004年以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对于国家发展走向、对政府的认同度相当高，信任指数明显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但在微观层面，比如7.23温州动车事故后微薄上的言论，“中国请你慢些走”（童大焕），“不知为何恐惧和恐惧什么”（阎连科），却引来数万计转载。杨教授提出，有没有可能从社会科学角度来探讨这一情况？有没有可能扭转这一情况？他认为，从“社会信任”入手或许能够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帮助。
杨教授简单介绍并回顾了“社会信任”这一理论的学术脉络，指出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它人们就更容易进行集体行动，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社会信任”究竟来自哪里，存在非常多的争论，一般认为“社会信任”的程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杨教授做了大量文献梳理，从三种逻辑假设总体上做了把握：一、社会信任（横向的）和政治信任（纵向的）是分隔的，比如前苏联；二、社会信任是自变量，政治信任是因变量，社会信任的增加可以增加政治信任（而政治学家往往认为政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更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教授的研究更想从这个角度做一探讨）；三、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相互影响，存在内生性。杨教授希望通过对中国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问题的分析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做出相应的反思。
2008年杨教授和他的团队搜集整理了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福建六省120村每村20户共计2200个样本的数据，进行了关于“generalized social trust”的调查。问卷加入许多贴近中国农村的问题设计（比如是否会将孩子托管给其他家庭、借钱、婚丧等；比如乡镇政府、中央政府能否真正代表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等），尽量拉大相关度来考察“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他们将“社会信任”设置为因变量，“政治信任”设置为自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比如退伍老兵的比例、有否亲戚担任村镇官员）的方式分析，同时考量“控制变量”（比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是否党员、是否当过兵、村人口、村结构、出外打工比例、非居民比例、宗教情况、自然环境等）。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政治信任是直接影响着社会信任的。经济发展可加强政治信任，但同时提高大家的认知程度，反而又降低政治信任，造成政府不断维护政治信任的“跑步机”效应。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情形相似，也逐渐降低，逐渐趋于相对正常的平衡。因此，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化理论还是成立的，短期内经济发展会造成信任度降低；但长期来看，可以通过不同的治理方式来增强或调节不同地区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度，增加社会资本——这也是杨教授本项研究可以继续深发和探讨的问题。
评论嘉宾唐亚林教授随后发表了他的精彩点评。他首先赞同杨教授的分析框架，指出研究中国问题也许必须要超越国家与社会，从西方经验解读中国社会的困境。杨教授从社会资本理论着手研究，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了三个问题的补充，非常有价值。第二，杨教授得出的结论指出中国的发展有很多符合现代化理论，但同时出现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但唐教授认为，也许是问题的设置导致信任度的走向完全不同。他认为民主选举体制下，人们对信任的来源实际是关于自己对权力的控制，但是在威权体制下，老百姓的信任来源更多是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如果问题设定的内涵是考量制度的运作过程而非绩效，这种政治信任的考核结果也许就完全不同。第三，唐教授指出，在杨教授对地方政府信任度考察的过程中，对地区差异的考核非常少。但我们地方政府的管理常有同质化现象，直接导致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权力的能力很低，如何从中国式的问题中去设置问题，也许是还需更深思考的。第四，目前农村的青壮年多已离乡背井，如果调研采样的数据更多来自妇孺，那能否代表中国农民的主体？也许还需进一步注意。
针对杨大利教授的演讲，评论嘉宾顾肃教授也随后发表了精彩点评。他首先指出，经验研究本身，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还不是很普遍，杨教授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文献评论，进而做了如此广博的抽样调查，进行详细的问卷设计，这种非常过硬的有关经验的量化研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中国问题太复杂，所以杨教授的研究和结论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商榷。比如对中央政府95%的信任度，恐怕在分析时要把这一数据排除，也许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数据可以参考采用。第三，被调查对象的代表性，2200样本中农民工到底占多少比例，是否也需说明和注意？第四，杨教授的研究结果大体上还是可以归入现代化理论，比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信任度和政治信任度会有一定提高，而随着教育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出现下降，趋于平衡。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说通，但有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第五，现在中国社会的预期和我们实际看到的状况，实在存在太多差距，这中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杨教授今天开放出的话题带给我们的启发。
杨大利教授对两位嘉宾的点评做了细致的回应。这些回应主要包括：一、样本的采集最初是在春节前后，很多农民工已经回家，后续的跟踪也注意到样本的代表性；二、在中国语境下问党中央国务院的问题是有意思的发现，但在后续的数据采用中实际是抛弃的；三、地方政府同质化是值得注意的，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分析和发现，但此项研究最终回到治理，所以可将这一问题暂时悬置；四、所谓“中国特色”，最终还是不能和发展轨迹脱节。从世界范围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在10%左右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出现不支持国家的信任危机。而现在我们做的更多是预期和思考，如果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会不会出现信任的危机，以及如何应对和调整这些危机。这其中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结构的问题、地区差异的问题、执行和操作的问题等等，都是值得继续讨论的。
高研院的研究人员和现场观众反应热烈，纷纷向杨大利教授提出了他们的疑问或建议。这些问题主要包括：除了农村，是否还可考虑对城市的样本采集？对中国式政治信任的测量和衡量标准问题？若把“言论自由”考虑在内，会不会就能使信任度的指数更真实？有没有将媒体对民意的影响考虑在内？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比，优点在哪里？从语言学的角度（文字系统）来分析这种语言和思想的脱节，是否能够增加一种理解的面向？文化惯性、民族主义这些视角是否都可纳入解释框架？是否应该在这些数据中更多地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信任和法制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把政治信任作为自变量，社会信任作为因变量？可否掉转过来？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有没有将政治控制放在控制变量中？政治哲学中“相互性原则”在分析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关系时可引申出的前提性问题，即“基于相互利益的信任”和“基于相互善意的信任”两种信任的哲学基础，会否导致不同的分析方式和研究结果？等等。
杨教授对大家的提问做出了回应，并开放出更多有意思的探讨空间。最后，主持人邓正来教授发表了他的几点感受。他认为，如果这项研究早二十年做，过十年再做一次，有长时段的观察和思考，一定会得出更多有意思且不匆忙的结论。他总结了今天讨论中牵涉的问题：关于社科语言与当地语言的契合度，中国农村发表个人意见的方式，我们的传统、体制与老百姓的生存性策略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思考。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再次感谢杨大利教授带来的有意思话题和两位评论嘉宾的精彩点评，并欢迎广大师生继续关注和参与高研院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