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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七）
中国史与中国深度研究
2011年9月24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十七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期席明纳的主题为“中国史与中国深度研究”。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姜义华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荣剑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萧功秦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姚大力教授，以及高研院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共同就这一主题展开为期一天的学术讨论。许多校内外的老师和同学也闻讯赶来，聆听这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担任了本期席明纳的主持人。他首先向在场师生介绍了本次席明纳的嘉宾和讨论主题，随后邀请与会嘉宾就“中国史与中国深度研究”这一主题展开形式不拘的深入讨论。
荣剑先生不久前曾在邓正来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冬季卷，总第33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思想路径》的长文，这也是本期席明纳与会嘉宾提前阅读的文本之一。荣剑教授首先就这一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四点思考，包括中国崛起下的理论思考、建构中国话语的问题、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帝国叙事以及国家主导下社会发展模式的现代转型等。
随后，姜义华教授就中国历史如何重新去认识的问题展开了他的发言。他首先提出疑问：“五阶段论”是否适合中国？他赞同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以文明为单位而进行历史研究”的观点。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的帝国文明，几千年的大一统国家的有效管理根源和基础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家族共同体、小康、中道，这些埋藏于中国人心的意识或许包含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并树立我们的主体性，而不应用小国家小文明的理念来套我们。
周宁教授承接荣剑教授的发言指出，我们可以有三种建构中国自己话语体系的方式：一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下讨论中国；二是“新儒家”、“新左派”的方式；三是在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下讨论中国。他进一步指出：第一种是五四以降的传统，但是存在反“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以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考察“东亚现代性”，但需对京都学派所预设的“东亚共荣体系”保持警惕）；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是缺失的，我们不是没有问题意识，而是没有方法。在下午的讨论中，他指出：我们现在的学术是表态式的，而非沉入式的。若沉入历史，不用讲自主就自主了。
何怀宏教授也接着周宁教授的话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提出“三统论”，指出千年传统（周文、汉制）、百年传统（启蒙的传统和革命的传统）、十年传统（全球化、市场化）相互组合选择，或许是我们研究中国的另一个视角。我们面临的选项很多，而我们探讨文化主体性也应更多是内在地生成的。在下午的讨论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史学研究不能急于同西方接轨，但是不能拒绝交流，而是沉潜做事。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重新叙述中国历史。首先要准确地叙述历史。他认为，中国的史学家首先应当微观细致地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解释，也许某一解释或某综合性的解释自然脱颖而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的确是在当前的制度下取得，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中国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道路，但是中国仍有其特殊性，比如其他的后发国家为什么不能取得同样的成就？对特殊性的研究不仅仅从制度进行研究，还包括国民性、其深层的文化特征等等。
陈润华博士指出《荷马史诗》两部分，离开了再返回更为壮观，知识分子应戒掉在话语当中想要拥抱点什么的毛病，追问自己的矛盾，重新踏实地做好，而不应急于求成。在下午的讨论中，他进一步指出：也许我们生命的意义要从独特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找到，史学研究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找，而中国史学研究还没有“定”。我们现在理解的“西方”是什么样的“西方”？西方的史学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西方的历史观远不止黑格尔的史学，对西方的整体要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现在的历史观，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中国在重新面对一个整全的天下后，说不定中国的文化也将是世界的文化。中国只要把自己做好，而非在言辞之中寻找所谓的自主性。
萧功秦教授提出疑问，荣剑教授的立论是否有“主题先行”之嫌？历史本身没有义务作为自信心的承载物，历史的本质是提供反思的资源从而成为我们的集体经验。但我们的民族又是宗教感极其淡薄的，这使得我们找寻自信心的方式唯剩历史。重构中国的现代性需要深刻认识中国如何在西方冲击下形成现在的格局。他提出两个问题：中国自宋以降是否如西方所说停滞不前？对西方的冲突和反应是否要否定？他认为，中国朝贡体制的顽固性使它无法理解新的世界体系，经过严重的创伤后产生巨大的反现代意识，这百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而现在，我们更需警惕的是国家主义的日益盛行。在下午的讨论中，他进一步指出：西方的奴隶制在特殊的社会中产生，而东方并没有这种体制，东方走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近年法国的学者发现在非洲也存在着亚细亚生产方式，也许这一结构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普遍性的，反而希腊的生产方式是特殊的。小的共同体依附大的共同体，是一种原始社会关系，这一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附从结构至少是中国的起源。
章清教授指出，目前写史的方式显然有问题，而他更想关注这些问题的泛起有什么样的背景在支撑？我们的历史存在很多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同时我们习惯谈西方而不常谈亚洲，也导致诸多问题找寻原因时一下就转向世界。他提出一些问题供与会嘉宾讨论：包括民族的历史该如何放置在大学课堂？历史书写如果说出了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怎么出现？如何转变？今天所要检讨的话语绝不是建构的，需要在历史中对这些问题加以清理。在下午的讨论中，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承认和批判几乎是并行的，而我们却反而缺乏对自身的批判。我们今天所取的成就是否可纳入中国历史中的解释，我们是否总以目的论看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拥抱西方的体制、西方的资本主义，然而西方人反而强调自己的特殊性。
邓正来教授指出：我们的急躁在于急于定义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第一，我们的学者过于把问题概念化，谈的是与生活无关的东西。我们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情况脱节，现实问题的意识是什么。我们的学术产品很多是在支配或共谋的情况下生产，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第二，用西方的逻辑性知识解释中国是什么。比如制度，西方强调制度，但是中国人对制度的态度有什么特殊性呢？我们必须研究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刘清平教授认为，我们提出建构主体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的话语无法进入西方的话语体系，因此他认为，如何在这种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退回中国本位，同中找异、异中求同，十分必要。在下午的讨论中，他进一步指出：对实际问题的讨论，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什么独特性，中国的权利、财产、官位的分配等等是根据如何建构、绵延，而西方为什么会有断裂？中国的儒、法、道等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所起的深层的文化支配作用，以及官本位制度从古至今，为什么？从这些角度也许就能看见中国的特殊性。研究历史是对事实的研究，然而事实并非直接的呈现，事实存在选择，其中有内在的价值取向的局限性。文化和制度是互动的关系，并非一者决定另一者。不论是以未来的某一理想制度或者当前的制度作为评判标准都必有其局限性。
孙国东博士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应当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前提、生成及演化逻辑。而一个核心的学术任务是要超越费正清式的“冲击—回应”模式。他结合张灏—余英时的“刺激—发酵”模式、福山—柯小刚的“秦代早期国家现代性”论，初步介绍了他正在建构的“早熟—刺激—再生”模式。在下午的讨论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既有的研究不仅有“主题先行”的倾向，还有“立场先行”的倾向。在现代复杂社会背景下，文化对制度的影响及其范围本身是一个需要综合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知识才能回答的理论课题，而不是靠“表态”可以完成的。
姚大力教授主要谈到如下问题：究竟谁才特殊的问题；民族主义在中国变成“One Nation, One State”的反思；中国史在世界史范围上研究的状况；多样现代性理论与经验相脱节的问题；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等等。在下午的讨论中，关于什么促成了江南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因素：（1）江南内部的历史变迁；（2）整个明朝对蒙古的防备，长城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策略，因而需要大量的军队，因而为江南产生了巨大的市场；（3）大三角的国际贸易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500年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这三个导致江南经济出现资本主义的端倪的动力中，其中两个完全是外部因素，在1800后这两个外部因素完全消失了。然后1840年后西方入侵，这中间只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由于失去这两大外力的推动，江南的发展也似乎没有更大的空间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的现代性都是欧洲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多样化的现代性是一个空洞的假设。在逻辑上，是否中国本土是否也能产生一种现代性？现代性到底是什么？
吴冠军博士指出：关于中国的自主性建立问题，也许只有在抽空这一意图的条件下，沉潜下来、缓慢进行，而不能急功近利，操之过急。他还以“新左派”为主要靶子批判了他们的学术立场及学术旨趣。
林曦博士指出：所谓的“自主性”到底是什么？自在的自主性，还是镜像自主性（库利）？我们所谈的自主性是在洞穴之外谈，而非在洞穴之中谈。自主性如果是建立在渴望超越他人以确立自我价值的基础上，是无法自在的。自在的自主性会把我们的价值回归到自身寻找，而非从西方的标准下寻找。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简单总结，他认为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应先于价值判断，但是历史事实的判断无法推出“应然”，其中已然包含了价值判断。必须把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都悬置，才可发现真问题。并且，他认为，这场讨论中发现了许多紧张的关系，希望学者们能在未来的日子进一步的深入讨论，聆听彼此的声音，更多元更丰富的了解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 魏澜/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