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期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六）

多视角透视中国基层社会

 

2011年9月17日晚上6：30，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十六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席明纳邀请来高研院参加学术工作坊项目入围和结项答辩的部分青年学者参与。为延续去年的主题，本次席明纳进行了第二次主题为“多视角透视中国基层社会”的学术讨论。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博士后聂家昕、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郭亮博士、中央财经大学讲师王修晓博士、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袁剑、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姚传明、华东理工大学讲师曹东勃博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候选人桂晓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讲师赵晓峰博士、北京大学博士生臧雷振，以及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顾肃、陈润华、孙国东、林曦、杨晓畅等参加了此次席明纳。

 

邓正来院长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并请八位主讲嘉宾就中国基层社会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

主讲嘉宾曹东勃针对土地制度“名实分离”现象在基层普遍存在的情况，用山东某村的田野调查案例，对土地制度中的“两田制”（即个人承包田和责任田）做了生动的阐释。此外，他对家庭经营和“农民农”（即到本地来务农的外来农民）现象做了简要的说明。他指出：国家强调规模化，搞老头企业，但是龙头企业仍以家庭经营模式进行，因而我们需对家庭经营的前途进行理性的分析。

主讲嘉宾桂晓伟基于华北某镇的调查经验从调解入手对基层农民权利实践进行了分析。基于对现有权利理论在解释当下权利实践时的缺陷，他提出“权利被实践的双重结构困境”的问题。他把“权利”定义为一种合理的资格或主张，“理”是有两种客观法则性的正义观念，既可以是地方性的，也可以是普遍性的。“被实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力是以合理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其背后有更真实的诉求；另一种则是完全以不合理的方式被实践的。在乡村社会，往往出现利用法律维权，而非依法维权。他认为，面对这一情况，不能简单的谴责农民，而应探究其内在原因。

主讲嘉宾袁剑则从“边疆”这一关键词出发对基层社会进行讨论。他首先指出，人们对“边疆”的分歧多是对其范围、时段、主体身份等方面的分歧。他认为，如果政府以温和的态度看待边疆问题，维护当前的边疆划分，则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当局以改革的态度看待边疆问题，则需要在民族区域制度、民族认同等方面做相应的调整。同时，他提出在市场化与既有体制之间的冲撞问题上，解决的方式可以是使各民族更加平等地被对待。比如说，在居民身份证上淡化民族界限；在文化认同上采取多元主义的认同方式；在社会机会平等上把对特定群体的优惠转变为区域性的优惠，如整个西藏、新疆。在市场化上，通过某些区域的去市场化，如政府可以强制规定在某些机制、单位上规定少数民族的人的参与。

主讲嘉宾赵晓峰主要就农民上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农民上访的原因多是因为在地方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因而需要一个释放机制。农民的政治品格有“气、忍、暴”三种品性。农民并不接受法院的宣判结果，政府给的结果农民也往往不承认，他们需要的也许是“平衡感”，因而上访。上访是具有抗争性的，在此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对不能满足他们的政府和法院进行了对抗，因而得到某种心理平衡。

主讲嘉宾臧雷振就大学生村官问题进行了讨论。从2010年起，臧雷振博士及其项目组成员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进行了跟踪性的访谈和调研。在为期一年的调查中，他们发现新一轮“上山下乡”的实效性并不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完美。中国的熟人社会依然稳固，作为陌生人的身份进入熟人社会，大学生对农村的影响并没有预期的作用，对村干部的素质也没有真正起作用；相反，他们完全融入了农村社会，加速了乡村村干部腐化过程，比如教他们如何逃税等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精英流失，大学生无法替代传统的农村精英。如江苏的一些农村，为了留住大学生，给大学生提供了创业机会等等，因而大学生对自己的职责并不尽责。

主讲嘉宾郭亮就征地拆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拆迁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冲突，有其内在原因。媒体将问题简单化为政府权力过大，或者道德化的谴责，如钉子户要价太高，等等。但其本质涉及到土地级差地租的分配问题。土地应有两种价格，一是原有的价格，二是市场价格。而农民或“钉子户”想要的是市场价格，这一诉求得不到政府的认可。土地增值的分配是混乱的，其分配缺乏正当性。法律上必须解决分配问题。

主讲嘉宾聂家昕就当下中国基层的宗教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可分为三种：收编和顺从；反抗与镇压；放任。当下中国社会面对宗教信仰情况复杂，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当下中国宗教的传统生态问题；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主体，在主流的价值观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调和与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等。

主讲嘉宾王修晓所关注的是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社会中“单位体制”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在当下社会是否存在？他认为，在当下中国，突发性非常事件发生时，“单位”的作用仍然明显。比如，在非典、地震、奥运等重大事件中，单位在基层社会的动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而这些问题背后的制度安排则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接着，高研院的研究人员和在场的同学们对各位嘉宾的发言进行了进一步的评论和提问。这些问题主要有：中国边疆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区域，因而边疆研究与民族政策直接相关；大学生既然没有在农村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为什么当地政府又努力留住这些村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农村？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如果不保有必要的方法论警惕，极容易消解宗教所内在具有的文化向度等等。八位主讲嘉宾就上述问题与与会学者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总结。他主要强调了如下几点：首先，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任何研究方式都无法脱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氛围乃至某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科学方法有其局限性，人是更为复杂的存在，并非“科学”能彻底理解。其次，我们目前都专注于解决当下的问题，没有更长远的看人的生命体绝非当下，而是由历史构成，然而又不能脱离当下。第三，上访是中国人的生存经验。由于法律制度和百姓的生活脱离，上访作为一个缓解、平衡机制在沟通官民关系之间起着重要作用。第四，关于大学生村官问题，应该更着重研究大学生做了三年村官后的前途，考察这一政策出台的政治动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魏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