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公民身份：面向世界的认同与表达
迈克尔·桑德尔：公民身份：面向世界的认同与表达
王佳祺/编译整理
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哲学家，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曾在2002-2005年期间任布什政府生态伦理学总统顾问团成员。著有《公众哲学：政治道德论集》、《反完满的实情：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等，其中《自由主义与正义的界限》被西方学界视之为少数几部最有影响的挑战罗尔斯理论的力作之一，被译成八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日前桑德尔教授应邀在上海华东师大发表演讲《作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现摘要发表。
公民身份：认同与表达
一个公民身份，或者说有意义的公民身份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一种共同的认同，是与人民之间的共同性，是一种共同体感，是一种归属感，是对“公共善”的一种承诺。当我们讲到公民身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到爱国主义，讲到爱国主义情感，讲到自豪感，爱国主义和自豪感就表明了公民身份中这样的一个方面，即认同共同体的感觉这一方面。
公民身份的第二个方面是声音，声音是一种表达，是对意愿的有效表达，或者说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作有效参与，是对自我的治理及参与的自觉。可能有人会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有人会认为公民身份没必要有两个成分，认为有爱国主义和自豪感就够了。
公民身份遇到的四个挑战
在现代社会中，有效的或者有意义的公民身份会遇到四个挑战或者四个障碍。
第一个挑战是由全球化过程所造成的政治共同体的尺度和政治共同体的大小、范围的变化。为什么全球化以及各民族间合作的加剧会给公民身份提出挑战呢?因为和世界上的人相认同，要比和具有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语言共同体的人相认同更难。哲学家很早就观察到，在小的共同体中表现道德同情要更容易一些。比如以家庭对比民族，我们和家庭成员的道德纽带和道德联系要密切得多。西方讨论公民身份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唯一能体现真正公民身份的是城邦。在现代世界中，我们生活的共同体要比城邦大得多，我们生活在民族国家中，尽管要比家庭和小共同体大得多，它们仍然产生出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目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即使最强大的国家政府也无法单独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那么问题就在于，今天的公民身份是不是要被引向不仅是民族的认同，而是全球的认同，不仅是民族的共同体，而是全球的共同体，要被引向全球范围的“公共善”。一个挑战的例子是全球环境问题，例如全球变暖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超越民族边界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全球公民都作出牺牲，来服务于全球的善。能否形成一个全球共同体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不清楚的，因为这涉及到形成民族认同所需要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等道德资源。
第二个挑战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差距越来越大部分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扩展所带来的结果。市场经济在有些方面是好的，比方说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代价，特别是在分配财富上。随着市场经济促进政治和经济繁荣，在许多国家，贫富间的差距都加大了。为什么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间的差距会给公民身份带来挑战呢?原因就在于公民在一起对于“公共善”进行商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贫富差距使得穷人和富人根本上过着不同的生活，他们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生活机会。假如一个社会中，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那么时间一长，社会的凝聚力就会下降，对社会共同体的感觉就会下降，所有公民对“共同善”的承诺就会降低。所以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要进行管理、调节和再分配，使得所有的公民都有着比较体面的医疗保障、教育机会和工作条件。对公民医疗、教育和就业机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些保障保护的是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而另外的一个理由是保护共同体的认同感。
第三个挑战是政治自由方面，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自由具有各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在公共领域中不受政府控制的表达言论的建制。另一种是虽然没有政府管制，但是经济作用却限制了政治自由的发挥。
第四种挑战是对于自我管理有必要进行公民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在学校中，同时在公共生活中。公民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学校和公共领域中的建制得到培养和发展。公民德性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东西，而是需要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来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公民德性需要把我们开始讲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一方面是认同共同体的感觉，另一方面是声音，是对“公共善”的商议的参与。为什么公民德性不能从书本中学到，而是要参与公共实践才能获得呢?以烹饪为例，你不能通过菜谱来学会烹饪。你也不能通过听一个厨师的讲解就学会烹饪了。同样，德性只能通过亲身参与实践才能获得。我们只有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运用公共理性、参与公共商议才能够获得公民德性，只有看到我们努力的结果才能获得公民的德性。这就是为何市场经济和公民身份间会出现一种张力。市场经济经常会把公民的注意力从“公共善”和公共理性上转移到私人利益上。这就是为什么公民身份需要有共同体感，需要缩小贫富差别，需要有我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共同体建制。只有这样，公共生活才能成为公共德性培养的一种教育途径。
积极与消极的“自由”公民
上面对于公民身份和公共自由的说明，是对积极自由的一种主张。这种主张是否包含了某种风险呢?在说明公民身份的时候，我并没有直白地说许多关于自由的话，但是蕴涵着某种自由的概念。有人认为自由的含义就是在私人生活中，或者在市场中做我们愿意做的，而不受别人的干预，不受政府的干预。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消极自由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所理解的公民身份就是要放任自由，从而不受共同体，不受政府的干预。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我拒绝这样一种自由观。假如在某个社会中，人们积累财富，购买东西都不受干预。这样的社会是具有某些吸引力，但这还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在商场买东西的自由并不是公民真正的自由。因为这样的生活根本没有使我们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并没有使我们对公共的善有所承诺，并没有使我们具有参与自我管理、公共商议的体验和实践。而积极的公民身份能使公民具有更有意义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