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爱略特：公民身份的再造
安东尼·爱略特：公民身份的再造
谈火生译
“在20世纪，”T.H.马歇尔指出（1973：84），“公民身份和阶级制度处于对峙状态。”按照他的经典分析，现代性的民主潜力的发展已经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协商交易。一方是资本主义（阶级不平等的压迫作用）的发展演变，而另一方是公民身份扩张对社会权利和社会平等的整合作用。“扩张社会权利，”马歇尔说，“不再仅仅是一种消除社会最低层明显让人厌恶的赤贫的努力……不再满足于提高社会大厦的基础层面的水平，而让上层建筑保持原样。重构整个社会大厦的行动已经开始了。”（1973：96-97）根据这种观点，作为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集合，公民身份的发展已为民主化发展过程提供了社会团结的源泉。公民社会以尊重公民权利或法定权利为基础，依靠扩大、深化理性与团结。
马歇尔有关公民身份的著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出发，对左派激进分子提出的观点作出了另一种有力解释，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对这一点所作的诠释那样：
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马歇尔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马歇尔想要维护改良式社会主义的主张，以此与其更大胆的、暴力的兄弟——革命的共产主义相对。他也想要表明，阶级冲突既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来源，也不是政治改良的手段。与马克斯·韦伯一样，马歇尔也把阶级的不平等看成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然而，阶级划分在马歇尔的观念中只是这种社会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则是国家共同体的普遍卷入——假如福利国家中存在具体的参与形式的话（1996: 208）。
正如吉登斯所强调的那样，马歇尔对公民身份权利形成过程的阐释，与民族国家和福利制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马歇尔的观念中，公民身份权利和与其相关的政治文化斗争，同自由主义传统中所理解的国家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具有某种平行的关系。
那么，公民身份的基础属于民族国家及其福利制度所养护的范围。然而，确认马歇尔所分析的制度核心使我们能够知道，在21世纪之交，这种方法再也不能够把握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前景和风险。我们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自反性元现代主义（reflexive meta-modernism）时代和后现代主义时代。今天，民族国家不得不对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双重力量作出回应，对与其相联的世界经济转型作出回应。这些跨国家的事件或结构会导致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即民族国家不再是社会体制秩序的主要调节者。由此，不再能够从政治上找到解决重大而具有创伤性危机的方法。“福利国家死了”，新自由主义者如是说。这些批评家抨击了福利制度，因为它助长了依赖性和冷漠感——同时含蓄地抨击了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许多人质疑并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解释，因为该解释明显不恰当。人们肯定得作出这样的结论：置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公民身份模式不再有效，即使曾经有效也罢。
一些社会理论家提出，全球化和新的媒体技术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表明，最好把公民身份当作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张扬理性和个性的启蒙主义遗产来研究。因此，都在宣扬“公民之死”（参见泰勒，1993：10-12）。然而，主张公民身份之死的后结构主义批评或符号学批评都建立在错误而且相当简单化的假定基础之上。他们根据后现代主义理论，提出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衰落了。在本章中，我提出对现代性和后现代化的混合模式语境下某些非常普遍的影响文化状况的趋势进行分析。正如鲍曼（Bauman，1991，1992，1997）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方案的终结——后现代性只不过是“没有幻想的现代性”——因为社会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调整，以反思社会实践本身，并考察其主导性假定和志向。因此，我想要在现代和后现代生活策略的框架内分析公民身份概念，将其置于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更广义的制度可能性和风险性背景中。我的观点是，对公民身份进行理论探讨时，没有必要持悲观的态度（尽管文化共同体和全球社会秩序正面临着风险和危险）。相反，可以把公民身份定位为一个由公民（主体间的）交往所引起的长期紧张和斗争的新的出发点。
一、现代与后现代的认同策略
目前谈论的多是关于认同的事情：认同及其问题、认同的转换，也许还有最时兴的，即主体的终结或主体之死。现在，认同概念看来似乎不可避免地倒向了现代和后现代形式的理论阐述中。在现代的理论阐述中，认同的关键词是关于“方案”（project）的；而在后现代的理论阐述中，则是关于“破碎”（fragmentation）的。
现代认同的“方案”就是认同建构的方案。所谓认同建构，我指的是建构起各种自我观念（conceptions of oneself），建构起个人的和社会的位置，建构起人们在事物秩序中的地位。就是这种无休止的个体自我行为，取代了传统和习俗的归因。人类摆脱了僵化的认同遗产，漂泊在现代性的不安的水域中——在现代性的不可预测性和泛滥中，全球转变、文化迁徙和传播流动（communication flows）中。我们可以说，现代性主要把认同预设为其最终目标：人们自由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但当务之急是要“着手执行”这个任务，并获得成功。换一种说法就是，建立秩序、建构国家以及框定民族范围的现代性理想要求人类主体能够自力更生，有所成就，但其根本原因却无外乎建构、形塑、定义和转变的市场驱动的要求。迄今为止，对认同建构这一现代概念做了最全面分析的人或许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1，1992）。他列举了“生活计划（life-planning）”、“内部指向性（internal referentiality）”和“未来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future）”作为解释特征。但是，自我建构的悖论是——如果我们要以吉登斯的理论还治其身的话：维护认同或保持认同的现代追求，结果极大地限制了生活的乐趣，贬低了现在的意义，使现在投射到将来中去。吉登斯所谓的殖民化了的未来是具有欺骗性的自主形式，因为那些可预见的、程式化的和已经定下来的东西总是伴随着无意识重复的具有破坏性的形式。
确实，把生活当作既定方案，其精神代价是重大的。在心理分析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的问题。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1）中，弗洛伊德提出，精神暴力从快乐的要求和快乐的实际获得间的缝隙中迸发出来。“我们所谓的幸福，” 弗洛伊德指出，“来自（最好是突然的）累积到一定高度的需求获得满足。只有作为一种短暂现象，幸福才是源自其本质的。”文化把自身越是呈现为未来殖民化和以方案为导向，生活就越是受到压抑：人类生活经历的偶然性被想象成由未来的确定性前景所担保的，是一种想象为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确定性。另外，他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一书中，对文化作了权威的分析。他谈到作为秩序动力的现代冒险活动。他把这种动力与重复的冲动联在一起。弗洛伊德说，受到这种秩序限制的快乐使我们免受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的痛苦。同样，法国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认为人类主体具有不可能充分实现的特征，是由原始的缺失（primordial lack）或他者的空缺所建构起的空洞的主体。确实，主体的非中心性是“拉康的弗洛伊德思想”的中心内容。拉康（1977：77）指出：“如果我们忽略了人所面对的自我相对本身而言的基本的外中心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真理，我们就可以证明心理分析干预的指令和方法是虚假的；我们将其仅仅当作妥协行为。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弗洛伊德著作的文字和精神实质上都拒绝接受的东西。”
从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来说，拉康的理论常常毫无疑义地嵌入到整个后现代话语中去了，好像对想象的文化产品凋零的批判可以由无意识的欲望本身引发。但是，也有理由认为拉康的心理分析具有认同建构中的现代冒险活动的症状。由于拉康派无意识地贡献了一副超级图景，表明把生活当作既定方案具有局限性，根本行不通。也许有人会说，缺失和空缺准确地标明了主体变动不羁、渴求新（更好的）目标却实际上永远无法达成的现代认同特征。从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到目前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认同建构建立在对他者的排外主义的、暴力的否定基础之上。那么，把生活当作既定方案，被解释为不满中的快乐。正是这种不满使现代男女认为“情况总是会变好的”，轻视当前，期盼功能平稳、稳定有度的认同（总是在将来，或者就在眼前）。
通过对比，在越来越多的人称之为“后现代”的时期，认同方案的重要性消失了。后现代思想承认，现代性的社会政治后果与其计划承诺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参见鲍曼，1991，1995，1997）。我们没有去寻找理想的认同（完整的、完美的、自我一致的），相反却发现了文化的异质性和差异。我们的时代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说的“开放空时”（open space-time）的时代。它的意思是说，认同转换成了若干个事件，成了一系列漂移的时刻，成了永恒的现在和转瞬即逝的偶遇。后现代的状况——市场全球化，媒体仿真激增，技术主义崇拜以及自反性多元主义——释放出多样的、没有“中心”或“权威”协调的本土认同。
若干年前，美国文化批评学家克里斯多夫·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横向地切入后现代生活策略。他用“最小限度的自我”概括了后现代生活策略。这种新的自我是被抽掉了自我力量和自主的自我，是仅把目光集中在“某日某时”生活经历的自恋的自我。它把现实理解为“连续出现的微不足道的突发事件”。日常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下，变成了不断变化的焦急和飘浮不定的忧虑，总是变化着，总是一个个小片断。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负荷过多的永恒国度。简言之，危机已经成为规范。生活在一个危机永恒的世界里意味着，必定要调整个体的情感以反应阈值。没有哪个公民能恰到好处地监控所有发生着的一切；任何这样做的企图最终都只能是导致心理上的疲惫不堪。因此，后现代生活游戏中的博弈者养成了一种麻木不仁和沉默超然的姿态；他们只确切地知道，所有社会的和技术的新进展将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出现。
后现代生活是片断的，一个分裂了的而且还在分裂中的世界，没有连续性，也无法构成意义的联系。然而，人们也可以用稍微积极一些的眼光看待后现代的个人后果。由于新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想象似乎已经空前地高涨了。计算机、文字处理器、传真、互联网和数字录音带——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技术宣告了不同种类的快乐、不同思想和感情、以及不同想象存在的可能性。从心理上看，有人也许会说，不仅从拉康的主体和他者分离思想来看，而且从他的自反性想象审视（reflexive scanning of imagination）来看（Ellliot, 1996），后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狂热的人类主体“去中心行为”——给人类的无所不能加以限制。通过自反性审视，我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想象本身的复杂性，这种想象是自我建构和他者（other-directedness）导向的媒介。一些当代理论家，如提出“开放心理体系”（open psychic systems）的朱莉亚·克里斯蒂瓦 （Julia Kristeva，1995）、提出“激进想象”（radical imagination）的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1997）、提出“个人习惯用语”（personal idiom）的克里斯托弗·波拉斯（Christopher Bollas，1965）和提出“他者主体阴影（the shadow of the other subject）”的杰西卡·本雅明（Jessica Benjamin, 1995），大力强调我们与意义交流的想象维度。从这个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可以有助于提高对日常生活中意义碎片的想象和欲望的自我理解。在这种背景下，风险与机遇并存。所谓风险是，不能保证想象的自反性审视足以维持人际间的交往关系；但是，却可以获得在没有绝对指向情况下从事个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能力——简单说来，就是对矛盾性和偶然性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忍耐性。
但是，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特征关系到人类想象的持久性。新技术和后现代美学可以延伸理解的过程，使其丰富多彩，亦进一步对预设的范畴提出了质疑。我们正是通过预设的范畴来理解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人们对技术和全球化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在此过程中，认同再次受到怀疑。从最亲密的个人关系到全球政治统治（如联合国）过程，社会生活已经越来越多的围绕着矛盾性和偶然性建构起来。心智和人类社会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对社会发展过程的令人困惑的简单描述和解释。
我已经谈到的这些认同，即现代和后现代认同，代表了对当代文化的全球化、官僚化和商品化的不同回应方式——对此，我在下面马上会进一步谈到。但是，现在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两种认同策略看成是简单的选择关系——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正如齐格蒙特·鲍曼（1991，1997）所深入分析的那样，现代和后现代认同最好被看作由当代社会同时部署的两种策略。今天，建构一个自我是操纵不同认同形态的某种混合物：一种现代和后现代心智状况的不断交织和混杂。例如，如果今天可以用“美国”这个能指符号把认同建构在全球相互关联和民主世界主义的意识之上，以及后国家的归属（post-national）方式之上，那么也可以以更具防卫性的方式，把认同的生产拘泥于胚胎、旗帜等能指符号上。
二、个体化：或者形成结构上必要的认同
支撑这些现代/后现代认同策略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是什么？标明今天认同形成的范围的制度参照点是什么？这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认同策略又是怎样影响公民身份的？
最近，人们对全球化、全球主义和全球文化概念发生了兴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热潮。确实，理论研究在全球化和文化之间的空间里已经热闹了一段时间，达到了一个正在深化且将发生置换的压力水平。一方面，全球化的话语为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潮流打开了通道，民族、国家和社会等经典概念对此似乎不太好理解。另一方面，理论研究过多关注全球主义，常常以否定地方的、本土的和背景的重要性为代价，尽管已经风靡了很长时间的后结构主义强调差异和不同。
一系列由社会引起的、制度上的变形的出现对这种兴趣起着推波助澜作用。这些变形包括跨国的资讯系统、新信息技术、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战争工业化、苏维埃模式社会主义的垮台和普遍消费主义。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强、尤其是新技术的来临，这些都勾勒了先进资本主义秩序的轮廓。在这种秩序中，文化控制的普遍解除和文化的市场化具有至上的支配地位。全球主义的政治矛盾性在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划分中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出来。从宏观的方面看，可以说，如果全球主义在当代理论中显得很重要，那是因为社会和经济控制的解除对于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解除控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需要具有完全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这是一个越来越规范化、越来越标准化的微观世界。在这个方面，社会整合被描绘成标准化（如福柯所描述的）、市场诱惑和享乐主义刺激（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的混合体。
然而，解除了控制的公共领域与超规范化的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肯定不能使人信服。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大机构主宰个体生活的观点的一个变种，比如我们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中发现的情况，即“被全面管理的社会”，或者哈贝马斯关于技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的论点。或许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理论最令人感兴趣的进展是围绕着个体化的观念展开的，这个观点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在他最近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isk, 1994）、《爱情的正常性混乱》（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1995）和《政治再造》（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1997）等论著中详细阐述的。直截了当地说，贝克的论点是，当代社会是以不确定性、风险和意外不断增加的语境中的自反性个体决策为特征的。当代文化一旦被剥去了传统，被所有险恶的全球风险所伤害，就会使个体决策和个人进取心变得很激进。“确定性，”贝克说，“已经破碎成一个个正在人们脑子里盘旋着的问题。”我引用贝克的这句话是要表明，在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布置实施并取得合法地位的同时，从通过婚姻和家庭的爱情、性到政治和民主，社会等价物（social co-ordinates）的确切定义也就变得随手可得。个体在这个方面获得了许多引人侧目的机会，因为决策（有时是难以作出决定，或者是痛苦的模棱两可）带来更多的问题和困难，甚至使人进退两难。
在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即这一切只不过是自我的自恋幻觉在理论层面上的某种疯狂的提升，我要指出：贝克并非没有说个体化过程引发了不受限制的自主。相反，个体化预设了前提条件，也就是社会规范、法律和准则的内化。因此，就是这种鼓励个体化（比如传统化和国际流动资本）的社会状况带来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心理分裂和公共道德问题的私人化）。但是，机会的另一面不单纯是后传统社会的危险。贝克说，那是风险，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全球规模的风险。在一个商品化的多项选择、工具理性、基因技术、化学技术和核科技的时代，对社会生活的保护却正在消减——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保护的社会”里。人们曾经以为专门的知识可以提供一种抵御外来风险的安全感，但是今天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却被认为是与全球风险的源头深深缠绕在一起。人们习惯性地讨论、质疑、批判、利用并受到这个观点的折磨：从全球的视角来认识各种具有威胁性的风险。例如，人们又如何能知道，50年后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事故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又比如，确切地说，从心理学、生态学和政治上看，全球变暖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
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但专家们对此却意见不一。不过，从政治上讲，预测全球相互关联将可能引发的事情，无论是令人振奋的，还是灾难性的，都是几乎不可能的。贝克所提出的关键一点是：只要我们面对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灾难和风险，风险管理和风险趋避就是当今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与全球规模的风险同在。贝克说，毕竟没有人可以从生态灾难或核灾难的后果中“自愿退出”。
但是，对于这种自反性风险估算有一些重要的政治限制。贝克提出，是晚期现代性引发了自反性的风险估算。也许最重要的是，这里被置换的是解除对社会自反性控制所带来的某些更具危害性的后果。在一个解除控制并为市场所驱动的社会里，各种大量的限制对我们控制风险和估算风险的能力产生了冲击。这里最最重要的是风险的私人化。今天，风险越来越多地被“卸载”在行为主体的个体化世界中。风险呈现为由个体去应对并努力作出反应的一系列技术问题；预先科学地选定和定义的风险，越来越多地塑形了我们的文化知识。但是，这并非承认那些基本上超越人们控制范围的全球风险生产过程与否定公共领域风险存在之间有个断层。我们只有回到个体层面上去卸载风险，更迅速地卸载风险。风险卸载与公民问题的个体化和亚政治化（subpoliticization）有关。
三、公民身份的新路径
至此，我要重点谈谈新的路径的问题——既是私人的同时也是政治的——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公民身份。而这种公民身份是全球化、大众传媒技术和新通讯技术、现代性和后现代化对社会制度产生的影响所带来的。对自反性风险和后现代化时代公民身份的系统分析可以详述如下：
背景 模式定位
主体性主体/自我心理、身体
受有意识/无意识同一性
双重调节的关系分化
主体间性自我/他者的关系，联系、关系
通过维持认同/差异的边界来调节情感素养
亚政治学开放/封闭的共同点公民话语
分裂，生产
全球性全球的/本土的联结大众传媒
联合国，社会运动
跨学科性
在模式和定位两个方面，又存在许多重叠之处。所以，此处任何明确界定的企图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大概划分出这些类别：
1.作为公民的主体的自我建构、自我创造、自我呈现、自我修正是一种安排生活策略的新模式。这里有分歧的不是福利政策和作为消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手段的民族团结的传统关联，而是主体在节点上的自反性审视。个体认同、传记文学、公民身份、社会网络和管理体制都是节点。这种自反性审视当然而且常常呈现为福利体制（如失业保险和健康保险）的框架中的公民个体形式。然而，今天的重点是，进入福利体制则使个体在服从管理和规范的亚系统的同时，也获得了个体的权利。
大多数福利权利都是个体的权利。家庭不能要求获得福利权利，只有个体，确切地说，就是工作中的个体（或那些失业却愿意工作的个体）才能获得。维护物质利益以及从福利国家获益，其前提条件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须参与劳动。这种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善意地号召个体使自身成为计划、理解、设计和行动的个体，或成为承担后果的个体。在失败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些后果看成个体自我施加的惩罚（Beck,1997: 97）。
这种语境中的“个体化”可以用来指“自力更生的公民身份”，因为各种各样的管理机构和大众机构（collective agencies）——包括教育体系，福利网络和劳动力市场——都迫使人们设计出新的生活方式和互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身份的个体性或主体性就提升为第二重要的了。围绕着不仅是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而且是自我认同、性欲、性别、身体，所提出的问题和议题成为了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政治：由于人的主体性已然成问题了，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具有自反性。最重要的是，它引发了对发展和拓展公民身份所需的经济文化资源的考量。
确实，最近的许多社会理论都集中讨论了作为人权和民生基础的人体的脆弱和遭受的痛苦（Clarke,1996; Morris, 1996; Turner,1993,1997）。这种试图把公民身份放在更广的自我和身体的社会学语境下去研究的做法反映了文化的个体化，以至于人们对传统的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划分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对公民所经历并具体表现的个人/政治变迁提出了质疑。这种公民身份的个体化要求彻底重建共同体和团结的基础，并因此假定具有高水平的自主权和自我反思能力。这些能力，由于商品化和科学技术的内在影响，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
社会政治领域中主体间性的存在使公民身份理论得以构成、再生产和重新定义。在这个社会政治空间里，自我和他者包容并界定了认同与差异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身份使我们从自我指涉的牢房中解放出来，成为挖掘联合关系与从属关系的主要社会历史所在。
在社会理论中，对主体间性进行论述的最重要的理论家是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韦伯式的反现代主义背景不同，哈贝马斯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其主体间的交往理论中，就“生活世界”和“体制再生产”之间进行了区分。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即体制逻辑使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的“启蒙辩证法”的解释。但是，关键的是，他也能够展示现代社会更具进步意义和更加民主的发展。哈贝马斯也把政治的冲突和矛盾性看成晚期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方面，公民身份和公民介入的问题出现了。然而，部分原因与他对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的解释有关，另一部分原因与他特别关注更具体的问题的方法论有关，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是非常理想化的——从它主张某些普遍标准可以看出这一点。许多评论家批判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领域纯粹认知的、语言的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而其他一些人则指出它重新恢复了理智与非理智、主体与客体、认知者与被认知对象、积极与消极等诸如此类的理性对立（Benhabit, 1992; Elliott, 1999; Whitebook, 1995）。
这些争论的复杂性不是我在这里要重点论述的。我并非想要对它们进行描述，而是要指出，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和发展一套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的尝试（见Benjamin, 1998）对于分析公民身份、文化、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分化成分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对于主体间性，不论哈贝马斯的理论还是后哈贝马斯的理论变体，都指明了一个主体对主体的语境。在该语境中，个体和团体在生活中遭遇了当代公民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而且要设法解决并控制它们。
公民身份主体间性的基础，以及个体和群体间不断进行的认知性和影响性交流，在个体化过程中位于中心位置。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团结的框架中，战略往往是以计划为导向的，有着明确定义的政策调控形式、政治领土权、集体目标以及被认为是符合公民社会的行为和边界的严格标准化。在这个框架中，公民身份理论是通过包容和排除的形式，通常是通过民族国家的机构化领域起作用的。特别是，不同的少数族裔，比如白人定居的社会，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的原住民，被排除在公民身份的现代模式之外，同时屈从于它。毫无疑问，同化的观念是破坏土著文化的最野蛮方式之一。然而，这种压制性的公民身份定义越来越多地受到后现代的批判。在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团结的框架中，策略往往是不固定的，可修订的和自我批判的。在受排斥的原住民和文化少数族裔的例子中，对于现代主义的公民身份所进行的后现代批判把焦点直接放在种族中心主义、进化论、男性至上主义和殖民主义对集体决策或共同体活动的有害影响上了。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中，公民的状况被深刻地社会化和规范化了。它可以定义为是有着不同程度开放性和自反性的思想态度。奥克肖特（Oakeshott, 1991）对于他所说的“智力关系”进行了论述。他的论述与公民的表述的现代主义解码有着某些平行关系。他说，公民群体“不是有组织的、进化的、目的论的、功能主义的或综合病症的关系，而是一种被理解为有智力的行动者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有目的的、程序性的、工具性的理性观点造成了现代主义对公民参与的规定，严格限定了对于共同政治利益的定义。相比之下，后现代性对共同体精神进行了重构和再背景化（recontextualizes），不但扩大了所有政治概念的确切定义（通过解构私人/公共、中心/边缘、真实/想象的二元对立），同时还降低了对政治的兴趣（通过私人化、解除控制和社会文化的分裂）。苏茜·奥巴克（Susie Orbach, 1994）所谓的“情感素养”（emotional literacy）也许是后现代区域、本土、国家和超国家公民交往关系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主体间性资源。奥巴克指出，“情感文学就是倾听他人的痛苦却不因此使自己的情感窒息，就是允许情感反应的复杂性与强制性的好坏简单分类共存，就是寻找一种接受我们相互间的差异却不诉诸偏见或情感本质主义的方法。情感文学就是要呼唤一种新的议事日程，使我们重新进行制度建构，以容纳和强化我们的情感、社会和公民自我。”换句话说，情感文学既是对公民身份的后现代反应的条件，也是其结果。
无论是进入还是离开共同体都受到很多方面的控制，它不仅仅以性别、种族和阶级为基础，而且也是以年龄、国家、地区、帝国和殖民地为基础。总而言之，共同体的新精神是一种弹性策略基础上的东西，与多种压迫形式联系在一起。为了支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这种乌托邦式的公民理论毫无保留地抛弃了现代主义的思想模式。这就是说，政治超越了形式上的制度领域（见证了当地政府、工会等机构促成的团结的崩溃），进入了亚政治和亚政策（subpolitics and subpolicy）领域（Beck）。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从前被看作是非政治的。“亚政治”，贝克（1997, 103）指出，“不同于政治，因为：（a）政治或合作主义体制之外的行动者也允许出现在社会发展规划的舞台上。（b）不仅社会和集体行动者，而且个体也可以与后者或彼此争夺影响政治的新兴权力。”其范围包括从与地方创议和健康保护有关的“单一议题”的行动，到与全球变暖或臭氧层损耗有关的“全球”行动。
从公民身份这一有利位置来看，尤其要紧的是，目前亚政治领域建构起了存在摩擦的权力关系，这种摩擦关系的开放与封闭需要达成共识。正如鲍曼（Bauman, 1995: 274275）在谈到后现代社会中更加快速转变的公民身份实践时所指出的那样：
与其他事件一样，这种集体的事业突然成为关注的焦点，结果却在极短的一瞬间逐渐消失，为其他事件腾出了空间……这些“单一的议题”很少能表明或强化共同福利的道德负责任情感。更通常的情况是，它们激发起反对的情感，而不是支持，反对关闭此处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学校和矿山，反对修建支路或是铁路线，反对吉普赛人的露营地或旅行陪护，反对开辟有毒废弃物的倾倒地。它们希望达成的目的并不是要使得共有的世界更美好，更适宜居住，而是要使其那些事先不易受影响的方面重新分配：即把世界上那些别扭的和使人不舒心的部分倾倒在邻家的后院里。它们的作用是分裂而非联合。
鲍曼的亚政治公民看起来几乎是非政治的——作为集体的方案刚达成就又分裂了，刚集中就又瓦解了。然而，与他论述中所确认的这些相比，制度化的政治空间的分裂和失调也许更能令人兴奋，更能引起联想。毕竟，正如许多后殖民的、后女性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家们所提出的，可以认为公民占据“其他空间”，即社会体系的边缘或裂缝的做法对于其他批评性想象而言至关重要。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鲍曼强调公民想象的分裂。他突出了在“共有世界”中研究思想和激情（与激动完全不同）时所存在巨大的困难。
在这些状况下，达成共同公共承诺和团结越来越少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近来，出了很多探讨各种全球趋势的文章，主要是从经济和金融方面谈的，但移民和旅游潮的重要性研究对于把握公民身份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要。在约翰·厄里（John Urry）看来，全球旅游者的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重构了各民族的家的概念，与此同时，重构了国内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关系。厄里指出（1995: 165）：“公民身份权利越来越多地包括了消费全世界其他文化和场所的权利。现代人就是能够行使这些权利并把自身构想为其他文化和场所的消费者的人。”正如厄里所主张的那样，如果后现代世界中的公民身份更多的是一种消费，而不是权利和义务。这也许可以说是一次性地彻底打碎所有抵制政治共同体的相互权利和对政治共同体所承担的义务。自由民主的公民身份概念就建立在这一政治共同体之上。然而，事情不可能这样一刀切，也不可能这样简单化地处理。因为在一些充满企业活力的国家，如果人们能够把一些旅行和旅游收益强化为权利，那么，他们也就在此过程中自我转变为公民。这也就是说，人们如何把自我定义为公民的问题与越来越多国家卷入其中的空间和位置不断变化的世界越来越多地结合在了一起，公民身份就是据此建构起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把征收收入税转变为消费已成为所有地方的做法。这就是为何消费主义的公民身份要求比其他公民身份获得评论者更多注意的原因。对消费主义公民的批判是现代公民身份的一个消极指标，它注定缺乏批判的深度，因为它使人们把后现代性的发展看作内在的压抑或压迫而加以放弃。这并不是说，政府和国家机构的私人化和解除控制没有打破社区和社群精神所受的限制。很明显，它做到了这一点（见下面爱略特的观点）。与从前相比，今天，越来越少的人会从“公众利益”和“共同利益”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出发来定义政治。但是，其中的缘由与世界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剧变有很多关联，但与当前所说的公民缺乏积极性关系却不大。
在主体性、主体间性和亚政治这些相互关联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要从全球化视角或全球范式这一有利的立足点来理解公民身份。在这个假设之后是，对于研究全球化和区域化，或全球权力的系统化和破裂过程间共谋的社会理论，目前出现了一个关注的高潮。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当前社会历史时刻公民身份的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还有一点点疑问，那就是公民社会的研究人员很容易把全球化和其他东西（差异、特性、区域、特征）的关系简单化，将其想象成为某种二元对立的关系。然而，明显的是，这些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地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全球性和本土性之间纯粹的概念划分越来越具有一种强制性，不为人们所信服。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 1992: 5253）是这样解释克服这种简单对立的必要性的：“全球与本土间的划分变得非常复杂，也很成问题，因此我们现在也许应该用这样的词来说，即生活世界的全球机构化和全球性的本土化。”至于公民，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总是在十分地方性的境况中经历的（和建构的），也可以说公民本土所关心的东西是全球的产物。当然，没有人曾见证过全球性，也就是直接看到全球变暖或是臭氧层损耗。更确切地说就是，人们可能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中，即为了理解地球环境或有限的核交易所带来的危险，就要借助和利用专家的科学技术知识来着手面对和改变本地/全球环境。这最终说明了那些持激进观点的人为何会要求人们从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从本土的角度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其中的要点是全球化意味着公民身份的激进化，这主要是因为它带来了那些成为关注焦点的远离个体而造成影响的问题、风险和危险。这也就是全球风险和责任的浓缩，而全球性的跨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 of globality）（Robertson）对其无疑是一种学术上的回应，它也时常出现在公众的讨论中。在后现代化状况下，公民、文化和政治困境变得无处不在，同时又变得很平常，具有摧毁一切的灾难性力量，成为真正普遍性的存在。理解公民身份的全球化为考查这一现象提供了有趣的方法。有很多论著分析了今天的社会或文化危机为何正迅速为更具后现代性的玩世不恭和冷漠疏远所取代，它构成了各种地方空间。全球风险环境在其中魔术般地转变为自身的对立面，或至少失去了使人震惊和困扰的力量。吉登斯（Giddens, 1991: 184）认为，今天的“危机正常化了”。 危机变得正常起来，因为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普遍存在巨大的环境、经济和军事危机，这或是直接经历过的或是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到的。
更深入地说，今天，公民和公民身份的后现代动力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政治共同体”的意义越来越明显是一种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的复杂矛盾的综合。今天，性别政治、生态学、同性恋者的权利、儿童免受父母或国家限制的权利、艾滋病人的权利可能是由地区和全球各种斗争相互间的连锁关系所带来的，但是，上诉的终审法院越来越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比如联合国制定的各种民事和人权法规）。正如赫德（Held, 1995: 281）所解释的那样：“民主的世界主义模式的政治空间……是在追求那些决定全球资源使用情况以及确立管理跨国公众生活的各种力量——它们具有更大协调性和可解释性——的过程中，由无数跨国运动、机构和制度创议者建立起来的。”此外还要加上一点，跨国公民生活正在创立，这本身就是公民身份政治的重构。
四、结论
在本章中，我大多是从宏观层面试图考察公民身份社会理论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主要集中讨论了现代性、后现代化和公民身份再造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分析了改变了的公民身份形成的全球条件。制度背景，即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背景，促成了现代和后现代公民身份的形成和再生产。在注意分析这些制度背景的同时，我试图说明如何在个人与政治生活策略的架构中对这些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更加令人满意的分析。其后，我完全是尝试性地和暂时性地着手分析与当代公民政治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些公民身份的新途径可以分为四个重要的方面：（1）公民身份的个体化；（2）区域的、本土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公民交往的主体间性的构成；（3）在已然发生变化的亚政治语境中的公民身份再造；（4）从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交织而导致的公民身份激进化。在整篇文章中，我所要表明的是，前面的问题对于分析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公民身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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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本文系尼克·史蒂文森编：《文化与公民身份》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