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三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三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十三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本次读书会的阅读文本为：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读书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姚选民担任主报告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硕士生杜欢和柯一鸣担任主评论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丁轶、任崇彬担任报告人。许多校内外的老师与同学也参加了此次读书会。

主报告人姚选民做了题为“‘历史终结’的神话：‘历史终结论’论证逻辑中的‘断裂’——评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学术报告。他指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没有能够证明其“历史终结论”论证逻辑中这样一个关键性环节——即“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能够满足人（即“人类社会中所有人”）之‘获得认可的欲望’这一最基本的人性，能够解决人（即“人类社会中所有人”）之‘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最基本的人性矛盾”，因而，其“历史终结论”的论证逻辑中出现了“断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观点，作为一个没有有力论证逻辑作支撑的学术判断，是无力的。

主评论人杜欢做了题为“自由民主的内在矛盾与‘承认’问题的复兴——评姚选民《“历史终结”的神话：“历史终结论”论证逻辑中的断裂》”的学术报告。他认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知识传统主要来自黑格尔，现实论据主要来自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主报告从“现实逻辑”出发对福山的批评并没有脱离黑格尔的知识范畴，在“获得承认的欲望”的基础——即人性问题——上，主报告所谓的现实还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构成批判的前提准备。同时，主报告从逻辑的角度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并不能够成立，但问题在于，福山并没有完全从逻辑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他毋宁是通过对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综合考察来探究“历史终结”这一论断的。杜欢指出，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而言，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构成了解决承认问题的极大障碍。无论从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而言，自由民主的制度与原则并不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甚至每个国家“为承认而斗争”的平等性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会提出新的问题，而历史也将因此而持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承认理论便是在这一新的背景之下兴起的。

主评论人柯一鸣做了题为“对逻辑断裂的逻辑分析”的学术报告。他主要围绕三个递进式问题展开评论：1.历史是否会终结，或是否存在普遍史？2.如果存在普遍史，它是否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3.如果终结于自由民主，它是否是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制度？通过对主报告的文章“质料”与“形式”上的分析，他认为主报告基本上回答了第一、第二个问题。对于第三个问题，柯一鸣从福山关于依附论的回应入手，认为福山较之他的老师，是一个更为彻底的趋同论者，至于历史终结于何种制度，其实文末福山反而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论。

随后，主报告人对两位评论人的观点进行了简要回应。接着，丁轶和任崇斌二位报告人依次做了八分钟发言。最后，主持人邓正来教授则对主报告、两位主评论和两位报告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

邓正来教授首先对本次读书会的讨论进行了肯定，认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福山的这本书进行了解读。但是，他指出，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福山的叙述方式、思辨方式，以及在对普遍历史的诉求上，始终把中国排除在外。在谈到对荣誉和承认的追求时，邓教授指出，福山的理论给他带来了困惑，即在生活中，当我们获得某种承认时，不论你接受与否，它背后还是有一个秩序的图景。它不是简单的个体性的个性问题，尤其像中国这种具有族群观念、家国观念的国家，个体是非常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个体都嵌入在文化网络当中，而且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网络，个体才有了意义。邓教授还谈到了阅读方式的问题。他指出，阅读时，如果“读者”是不存在的，完全跟着作者走，这种阅读方式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对“作者”有足够的尊重，但是读者不能“死了”。这一点是需要作为“读者”的我们高度警惕。

本次读书会是高研院举办的本学期第十三次跨学科读书会，学术讨论争辩激烈，前后进行了近两个小时。读书会分为报告评论和自由讨论两个环节：在报告评论环节，主报告人、主评论人和其他报告人依次发言，然后由主持人点评；自由讨论环节，每位在场的同学和老师都可以提问，主要针对的是主报告和主评论文章中涉及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倡积极的学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