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期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三十九）
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主讲“不平等的意义建构及抗争”
2011年6月24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三十九期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此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耶鲁大学社会学系Lillian Chavenson Saden教授、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以及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顾肃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等出席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座。邓正来教授对亚历山大教授做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表示了欢迎，并向在场听众简要介绍了亚历山大教授的研究论著与学术影响。
亚历山大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不平等的意义建构及抗争》（The Meaningful Construction of Inequality and the Struggles Against It）的演讲。他首先指出，当谈论平等和再分配问题的时候，社会学家往往倾向于寻求外在的、客观的、物质的力量来解释不平等的来源，而很少谈到由于霸权、控制、附属等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它忽略了公平背后寻求意义的文化内涵，市民社会对于不公平的平等诉求始终存在，并受文化结构的支配。他区分了“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和“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前者往往采用“弱文化范式”解读，将文化意义看作非独立的，由一些客观、真实、物质性的社会结构原因主导；后者则认为，文化具有社会结构之外相对独立的“强文化范式”，处于社会生活中心的是对意义的重建。人们分配爱、美、财富、权利以达致美好生活的文化观念不可能被抽象地厘清，只有通过分析意义之网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结构，以及它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
其次，亚历山大教授指出了长期占据主导以致习以为常的对于文化的解释，即从抽象意义上去强调和理解平等，在哲学层面上，他将其定义为特拉西马库和马基雅维利式的语言，在社会学传统中，他们的后继者还包括马克思、韦伯、迈克尔•沃尔泽。亚历山大教授指出，他自己更关注的是这些理论逻辑何以形成并被传承。哲学和社会学的语言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在1960-1970年代，特拉西马库式的传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和“冲突论”，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这种抽象的解释体系又被福柯和布迪厄的理论替代。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生，更是因为文化的转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各种领域中的支配和征服都日益复杂，不仅仅因为权力、财富，还因为知识、阶层、性别、性甚至种族。但是，从还原论的角度说，这些理论只是通过数论或者繁复的语言将初始的假设强化，然而根本上都是潜在地不利于民主发展的理论。他们忽略了“意义”的相对独立性，人们对不平等是存在着意义建构的；换句话说，人们在寻找着有象征性的“界限”。如果文化意义具有区别于政治、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那么文化结构就具有“文化社会学”所强调的“强文化范式”。
复次，亚历山大教授指出，“市民领域”不简单地是经济、政治、宗教、种族、族长制的反映或产物，它是一种横向关系的理想，是一个宽广而普适的团结体，是由符号边界建构的。正是市民领域之意义结构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各种形式的支配在根本上变得不稳定，使得不平等面临质疑和挑战。市民领域需要理性、独立、信任、尊重、诚实和合作的个体，这种理想将自治和合作的个体凝为团结体，超越了原始的家庭、道德、种族、阶层、宗教的规约。他指出，产生这一理想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思辨性和哲学性的，一种是经验性和历史性的。但是“市民社会”却不一样，它具有二元性，神圣、世俗，纯净、污脏都同时存在，在“市民领域”边界之外，市民社会的人会形成边界内外强烈的二元认知，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诚实、理性，值得信赖与合作，而外界的人都是不理性、不独立、需要被控制的等等，甚至还会思索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这样。这种二元的语境上至高深的哲学家，下至妇孺百姓、报章杂志，在我们的经验研究中普遍存在。亚历山大教授指出，这是一种保护“市民领域”的策略，是对不平等的意义建构，但与之同时，对这种界限的文化抗争就变得尤为重要。他认为，市民社会的个体应该是不变的“能指”和变动的“所指”，强调市民社会的生成性和建构性，主观地对抗文化边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客观实在。尽管领导权和处于中心位置的群体始终存在，但它们并不天然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它们包裹着外壳，但在相应的时间、地点和组织架构下，这种边界是始终可以被打破的，每一个市民社会的分子都能在文化结构中找到合适和正确的位置。
最后，亚历山大教授总结道，他的理论的重点就在于行动，即从市民社会符号边界中寻求文化的意义，改变既有的固化的边界和主从关系，这种不断地应用可以包括以斗争的方式对抗不平等的深层结构，但更多地是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动力机制，它根植于市民社会二元语境的不断换位。在今天这个日益被大众媒体浸润并且日益公平规范化的社会，市民地位通过散漫而多歧的建构与重构不断获得，报纸、脱口秀节目、博客、电影、电视、书籍带来的万花筒般的声音，共同营造了这一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市民社会的符号边界可以被不断打破和重新定义，这也是市民生活内在隐性、不断生成的结构。
演讲结束，在场的嘉宾和听众对亚历山大教授的演讲予以了热烈的回应，对这一颇有建树的理论提出了很多疑问，这些问题主要有：市民领域理论似乎更多是强调在有序的社会结构中寻找文化的意义，那么在冲突的社会结构中它是如何推演的？在中国的语境下，也许并不符合您所谈论的那个市民领域，中国人有另外一个领域，在那里人们也能寻求相对的自由，对待这样一个与西方民主社会不同的社会，市民领域理论有怎样的解释框架？语言和记号在您提出的语言模型中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的？语言、记号和它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具体的厘清，是否更有助于对文化的解释？作为自然人和现实依据的不平等以及作为完善人和理想追求的平等始终存在两种张力，这在卢梭和福柯的理论中都有体现，求助于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解释会不会最后又走向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反对的往往不是不民主、不平等，而是国家、政府，对此您怎样评价？怎样克服种族、性别的差异去打破和超越不同的边界？对于文化的认知本身如果存在差异，如何让这一理论形成普适性的行动？有的地方的不平等是国家化的，而有些地方是个人和社群的，那么垂直化的不平等是否还需要更加细化？等等。
亚历山大教授对在场嘉宾的提问予以了一一回答，大家的思考提问和演讲人的热情回应让整场讲座气氛活跃，严肃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判氛围持续始终。接着邓正来教授对亚历山大教授的演讲做了总结，指出这一理论的复杂和精微，需要我们下细致的功夫去阅读。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参加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