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二十期学术午餐会
2011年6月23日中午11：5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15楼星空咖啡厅会议厅举行了第二十期学术午餐会。本期学术午餐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陈水生应邀作为嘉宾列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午餐会，高研院研究人员郭苏建教授、刘清平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林曦博士，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博士等参加了本次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对唐亚林教授、陈水生博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主讲嘉宾唐亚林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
唐亚林教授围绕“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解读”这一主题展开了发言。他首先引用余英时先生对“李约瑟之问”的回答，追问道：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技社会，那么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动力是什么？他认为，从需求观出发，基于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或可对中国历史变迁进行一种文化动力学的阐释。他指出：一、中国人的需求观是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体现为生存、延续、发展三层次，表现为个体、家庭、宗族相互交织的需求观，这种文化结构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独特的人权观：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础的人权观。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怎样满足中国人的需求观？他认为，可以通过开发中国人实现需求观的能力路径，型构中国式能力观，即生存、适应、发展能力。这些能力彼此关联，其中生存能力是基础，适应能力是延续，而发展能力则是关键，它决定了生存和适应能力的性质和走向。三、发展能力体现为正向变通的创新能力和负向变通的奴化能力的二元交织与转换，体现了中国人人性的一种内在冲突，而权力的属性影响了发展能力的走向，使得变通不断发生转换，并时刻呈现出一种紧张与冲突状态。四、基于中国人需求观的能力结构要素的组合及其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五、一旦权力的属性表现为恶质属性，并通过专制权力与专制制度的形态对人的肉体与精神施加双重戕害时（尤其是数字化时代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被集团利益绑架，就催生国家的邪恶化问题），必然加剧中国人人性的内在冲突，并推动和塑造中国人的发展能力向负向变通，转化与固化奴化能力，进一步支撑专制权力与专制制度。六、中国历史变迁要呈现一种进步状态，必然要对权力的属性进行改造，使其朝着民主与良善的属性转变，即要依赖于民主权利与工业社会的实现，惟其如此，才能推动和塑造中国人的发展能力朝着正向变通方向发展，从而减少中国人人性中的内在冲突成分。
针对唐亚林教授的发言，陈水生博士指出，唐教授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变迁的动力，采用能力+权力的二维解释框架很有启发，但或许还嫌单薄，比如中国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一要素，是否可考虑纳入解释框架？再比如讨论中国人的需求观和能力观的时候，从个体、家庭、家族三个维度来解释，但三者之间的差异性似乎还有待进一步阐明。中国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信息化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这三种能力有怎样的差异？以后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他进一步指出：唐教授在结论中谈到了权力改造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正面作用，但我们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给公民个体赋予更多的权利？这或许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进程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自由讨论阶段中，围绕唐亚林教授的演讲主题，在场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从中国文化中解释中国历史变迁，是否需要对中国儒释道精神有更加内在的理解，拥有哲学的高度去形成对话和讨论？民主制度如何能让中国人形成向良善方向发展的文化心理？中国历史是否可用进步与否来描绘？“决定论”是否能够解决和解释问题？中国人的理性和感情之间，到底发展出怎样的关系？中国人对个体和群体的想象在接受西方文化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冲击？要构建我们认为的正义和良善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我们从自己的文化中提取对自身的想象？古典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有没有需求观这个概念？如何在内在的同情理解基础上运用外在视角来解释和分析中国问题？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针对前述讨论进行了总结并感谢了唐亚林教授及陈水生博士对本次学术午餐会的支持与参与。
学术午餐会为复旦高研院的内部学术交流活动。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两到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席间，主讲嘉宾将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其他嘉宾以及高研院研究人员将对该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对话，促进复旦大学跨学科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