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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问题意识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学术综述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勇
刊载于《社会科学报》2009年1月8日，第五版·学术探讨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球化问题便开始进入中国学界，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至今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是与这种热烈的讨论不相称的是，全球化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较为清晰的讨论和整理，相反，如何认识和理解“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问题愈发成为学界的一个争论焦点。那么，全球化究竟是一个话语参照，还是一个实体性的结构，在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中或视域下的中国问题是否因“全球化”的迫近而获得了与以往不同面相或表征，“全球化”之于“中国研究”的特殊性何在，中国学术界如何理解“全球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独特历史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等。
基于此种问题意识，12月6—7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高级国际学术论坛。围绕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性理论问题及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来自海内外一百二十余位知名学者在两天的会期内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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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上午的基调讲演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教授共同主持。如前所述，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全球化，全球化究竟是一个话语参照，还是一个实体性的结构？这在学者之间引发了不同的讨论。
比利时欧洲法律理论高等研究院院长Mark Van Hoecke教授指出，特定的法律文化对一国的法律科学具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而全球化范畴的引入则使得法文化与法律制度建构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会催生一系列新问题，如法律文化的身份认同会影响人们对一种全球性法律体系的理解和接受。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显教授认为，全球性的历史性变迁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而影响最为深刻的乃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应对这种挑战，中国法学界最关键的是要推动法学研究范式的“全球化范式”转向，当然提倡法学研究中的全球化范式并非意味着对全球化不加甄别地热烈拥抱，需要我们对全球化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荣誉教授、法律与发展运动的领袖人物David Trubek教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建设源出于西方的现代法制问题所需要紧密关注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制构建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框架。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文明传统，中国的法学研究应该拥有跨学科的视野，采用实验性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来审视现代法制的建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公丕祥教授则并不同意使用“法律全球化”这一概念，他指出“法律全球化”所隐含着的前提是承认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的全球法或世界法，而实际上这是并不存在的。他倾向于使用“全球性法律重构”(the Global Reconstruction of Law)的概念。这一概念有两个基本的规定性：其一，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协同行动、共同参与的积极进程，而不应当是一个争夺中心地位、制造边缘地区的霸权过程；其二，它是一个尊重国际惯例、尊重民族文化的互动过程，而不应当是一个反映西方中心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要求的分裂过程。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法律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他指出，法律发展的历史表明，法律移植是后进法制国家建构现代法制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全球化问题的凸显一方面为多向度的法律移植提供了参照，但同时也使得这种移植本身面临了更多的复杂因素。就中国法学研究而言，何教授指出，我们在国际学术对话能力方面还亟需提高。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建淼教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公法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反思。他指出，全球一体化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重构公共权力，以认真回应“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问题是中国的公法学者所要给予思考的。
可以看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全球化”本身，“全球化”已然出脱了话语层级而成为一个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或参照。而这种框架一俟形成必然反过来影响人们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认识和想像，从而改变甚至颠覆我们关于自身的理解。
在接下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教授主持的“主题讲演·中国与世界”单元中，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Dittmer就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分析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是否依然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如何从自身发展和全球格局变化这个背景下定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美利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赵全胜也承接此种问题意识指出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确定我们在回应全球化问题时的立足点？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Jean DeBernardi教授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提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重建传统”这个命题，她指出，尽管“现代性”和“全球性”等话语结构正在把中国描述为一个现代国家，但实际上为世界多个国家所共享的中国历史上的诸种文明传统为中国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提供了独特联系纽带，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在东亚区域的发展策略的取舍方面。中欧论坛总监、法国法兰西人文学院未来关系研究会主任于硕教授则指出，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潮起，我们要警惕隐藏在全球化背后的保守或退步倾向。
可以看出，“全球化”本身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只有将“全球化”嵌入具体的问题之中的时候，它蕴含的意义才可能被释放出来。那么自然，当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模式和问题框架进入人们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反思。
这种反思性的取向非常明显地体现在6日下午分别由朱维铮教授、方流芳教授和陈嘉映教授、孙周兴教授主持的两组“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研究”的主题讲演和讨论中。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教授从分析“普遍主义”的诸种面相出发，直陈全球化研究所内含的理论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提出要认真对待不同的“普遍主义”主张所隐含的诉求。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何包钢教授则对此种“反思倾向”提出了再反思，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要融入世界中才能够真正地体认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全新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为我们解释中国问题提供了契机。而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对此则持不同的理解，他通过对西学东渐以来诸如“大小政府”、“民族国家建构”等概念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告诫，即要警惕中国研究中的“问题殖民”和“问题误置”倾向，对为西方理论所主宰的概念进行祛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Arif Dirlik则对全球性扩展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困境抱着深深的警惕，警惕资本的结构性本质，呼吁重新理解在不断变动的现代资本运作过程中，阶级、种族以至文化的复杂面貌，面对各种全球化趋势，他呼吁社会科学要重新回到“地方”来进行在地化的理解和观察。
可以看出，这两个单元的理论基调以反思为主，而这种反思在理论层面上直接与“叙事伦理”（同济大学王鸿生、华东师大刘擎）、“族裔认同”（复旦大学姚大力、北京大学高毅）、“重建秩序和信仰”（中国社科院周国平）和“身份认同”（清华大学许章润）等问题指向相勾连，从而开放出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研究本身所内含的诸种紧张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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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种反思进路有所分别，从一般意义上言之，经济学家更多地从可以测定的增量式发展和具体制度架构的演进等角度分析区域化和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的实质性影响。7日上午的“特别论坛·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学研究”单元中，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指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有很多问题都是共通的，不分国别，最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印证了全球化下国家发展很少存在“问题误置”情形。与会的经济学者大体上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尽管立基于本国的发展状况而展开，但是它仍然是建立在对普遍性的发展轨迹的把握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为经济学理论的增长提供了最好的分析范本，而这种解释因其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而对其他国家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北京大学张维迎、中国社科院张宇燕、中国社科院蔡昉、复旦大学张军、同济大学胡景北等）。
而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坚持经济学家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外部发展框架的假设，并由此论证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治理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Brantly Womack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要考虑到全球化给其“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包括对中国内部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如城乡二元结构，现代法律体系构建等因素的处理。
把全球化作为一个统一性的外部框架投射到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学者们建议一方面要根据中国的自身特点来调适和改善具体制度的运行机制，同时更要认真地反思国外制度的示范意义（美国旧金山大学郭苏建、外交学院秦亚青、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石殷弘、张小劲等）。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什么是全球化”，“如何理解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结构性意义”等问题短时间内达成一致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全球化”进入中国学界后所衍生的课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研究”已经无法完全经由传统的学院式的或学科式的研究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7日下午“特别论坛·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单元中，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和问题意识指出，中国已然深深地嵌在了世界结构当中。要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回应中国问题的能力，推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我们对全球性的诸方面问题具有足够的敏感和体认（复旦大学姜义华、香港大学陈弘毅、北京大学王岳川、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增进我们对全球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而前任欧洲法院大法官、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欧方院长Ninon Colneric教授也指出，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同样存在于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从欧洲法律制度一体化到整个法律文化及法律科学的融合都面临着人们对区域化或全球化的理解和认同问题。
而推进中国学术的国际对话能力，另一方面更需要我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刘清平、厦门大学陈嘉明、武汉大学郭齐勇），以期建立起基于中国自身问题的学术基准。
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来审读全球化，要强化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重新审视西方理论（全球化）之于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与有效性（复旦大学任晓、芝加哥大学杨大力、内华达大学William Jankowiak，复旦大学任远），努力开掘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这个中国不是西方知识眼镜下的中国、不是传统知识眼镜下的中国，当然也不是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而是根据中国知识的当下中国”（复旦大学邓正来），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为全世界的发展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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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天的紧凑而热烈的讨论中，众多学者大体上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作为国家主题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科学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迅猛发展同处一个外部性格局，同时也共享发展本身所内在于其间的历史结构。那么，当我们将省察的视野向前延伸，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三十年的经验和历史，我们会发现，与中国社会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一样，现代中国学术也展现着它自身极为繁复和多面的理论意涵和表现样态。而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绝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对某个时间段（三十年或六十年）的经验式总结，而是需要我们把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反思嵌入到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结构和世界结构中去理解和建构，强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提升中国学术回应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的能力，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而这一战略性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践关系到至少如下两个问题的理解，第一、如何看待和评价既有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第二、如何理解和审读构成了当今世界整体性特征的全球化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