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我国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李实著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1994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一、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提出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几年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也形成了许多派别。 这些派系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特别是对于扩大背后的原因，他们试图从自己的理念出发来加以解释。很多人看待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都是从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出发，而不考虑全国的代表性。在争论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整个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市场化改革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有些人进一步推论，把市场化改革作为一个原因，即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悬殊以及分配不公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
在这种观点中，一些人认为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国企职工已经从主人翁地位沦为雇佣工人，农民工连最基本的权力都得不到保证，普通群众的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甚至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其原因是改革的根本方向出现了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题和整个改革方向和过程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整个市场化改革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他们认为正是在“效率优先”的口号下，大量的农田被征用，许多农民一夜间流离失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收购卷走了国家财富，也没有增加就业，还制造了几千万的下岗职工。他们进而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起点的不公和过程的不公，这是社会最大的不公。 所以，一些人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效率优先，提倡公平优先。
还有一些人把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归结为是由于一部分人暴富引起的，将矛头指向一些富人。他们认为许多富人最初的财富来源是不合法的，为了使他们的财富合法并使他们的财富有所保障，这些富人们开始向权力逼近，尽可能地和民众拉开距离。这样富人可以通过权力换取对财富的安全保障。
以上三种观点都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市场化改革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把市场化改革认为是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派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目前的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收入差距扩大既不受到效率原则，又不受到公平原则的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对于收入差距扩大没有直接的影响，问题在于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的权力干预太多了，造成了市场的扭曲，政府权力部门利用这种扭曲为自己谋求很多私利，以及商人之间权力和资本的勾结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种权力经济，如果实行竞争的市场经济，收入差距会有所缩小，而不是扩大。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市场改革还不配套，还不到位，还不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政策目标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时要进行其它方面的制度改革。同时，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减少权力导致的市场扭曲。
以上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和市场化或者市场化过程相关；另一种认为并非如此，而是由于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权力干预、市场扭曲造成的结果，即收入差距扩大和各种不公平分配的现象。
对于以上不同的观点，应该如何看待？市场化改革对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怎么看待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怎样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当前收入分配的几个特点
要正确理解收入分配的问题，首先要知道它具有的特点，特别是最近几年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出现的特点。只有对这些特点有所了解，才能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从而更好地理解收入差距变动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当前收入分配的特点归纳如下：
（一）收入差距全方位扩大
从城市内部来看，1988 年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是 0．23 （现在除了北欧少数几个国家基尼系数在0．2－0．25 之间外，一般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 0．3 左右），是比较低的，因此八十年代末城市内部收入分配比较平均。2002 年的基尼系数是 0．33，比 1988 年扩大了 50％左右，和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水平接近。 第
二个指标是通过比较最富人群组和最穷人群组之间的收入比例，看看贫富收入差距。 1988 年最富 10％人群和最穷 10％人群的收入相差 4 倍，2002 年上升到 10 倍。
在农村内部，八十年代末期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因为农村内部自然条件差异比较大（当时东部沿海要比西部富裕得多），农村内部基尼系数达 0．32，比城市高将近 10 个百分点，这一较大差距主要来自地区之间的差距。到 2002 年，基尼系数上升到 0．37，这时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仅是地区差异的扩大，也是地区内部差异的扩大，原因就在于非农就业和农业就业之间收入存在差异（非农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不是均匀分布，而且农业收入较低、不稳定）。同时，农村内部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收入比例，从 1988 年的 8．6 倍上升到 2002 年的 11 倍。
从全国的情况看，调查数据显示 1988 年基尼系数为 0．38（全球范围来看不是很高，是可以接受的），2002 年上升到 0．45。如果以其他国家的数据为参考，超过 0．45 的国家，亚洲只有菲律宾达到 0．47。 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家机构公布的数据，印度的基尼系数为 0．42。 对此，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到了印度可以随处看到富人区和贫民窟的鲜明对比，很容易留下贫富悬殊的印象。相比而言，我国的穷人主要在农村，由于人口流动受到限制，贫富差距相对于印度是隐性的。实际上，我国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更困难，他们不仅住在破屋危房里，而且家产几乎一无所有。他们的家产价值被称为“一百元不买，一百元不卖”，因为他们以同样的价钱根本买不到这些必需的家产。
（二）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突出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城乡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不大，2．2 倍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 （1978 年为 2．6 倍）是小的，相对收入差距刚开始是上升的，从 1994 年到 1997 年有个下降的过程。 这同农民的收入增长是相关的（主要来自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城市居民，造成相对差距的缩小。然而，好景不长，随后 1997 年农产品价格下跌，加之农民其他收入增长缓慢，外出打工机会减少，同时外资投入、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迅速，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急剧扩大。2003年达到最高的 3．2 倍，此时要改变这一趋势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从现有情况看，农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市收入的增长，因此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未来几年还会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全国收入差距中的重要性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把收入差距分解为城市内部的差距、农村内部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然后比较这三部门在全国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重。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从 1995 年到2002 年城乡之间的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对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从 38％提高到 43％，而且还一直在上升，已经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全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教育收益率提高带来不同文化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教育投资的原因，也和市场化改革相关。教育收益率表示多接受一年教育工资的增长幅度。1990 年时教育收益率不到 3％，到 2002 年时教育收益率接近 8％，基本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近几年由于高校扩招，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但是教育收益率增长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教育收益率是递增的，即学历越高增长越明显，这也更拉大了高学历者和一般人的差距。
（四）竞争部门和垄断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现在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不同部门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曲线来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一过程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是不一致的，因为市场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地区、行业差距应该不断缩小。当然不同部门的人力资本禀赋是不同的，有可能会造成以上行业差距，但是一般趋势应该是行业差距不断缩小或者是比较平稳的趋势。单独从垄断部门（以电力、煤气、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为例）的工资增长来看，与制造业相比（设置为基准 1）。
九十年代初，除了电力行业较高外，其余都相差不多。到 2002 年，金融增长跃居首位，比制造业高出80％（还有其他福利）。因此，相对于竞争部门，垄断部门的工资增长是很快的。为了实现不同部门可比性，我们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在可比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1995 年，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的工资总差距为 10％，但其中 9％来自市场分割，到 2002 年，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的差距扩大到 48％，市场分割造成的影响达到 59％。 这其中除了市场分割的影响，还有劳动时间的差异（－11％的影响），这也反映了工资率的差异。
三、正确理解市场化改革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非常复杂，因为整个国民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变化。要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进行理解和解释，就必须对经济本身、体制问题、运行问题、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等有好的把握。由于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每个人，它是整个经济运行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分配关系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所以，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非常复杂。如果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市场化改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多少？ 市场化改革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状态。 市场化本身，市场的发育、发展都是一个过程。改革是一个由上到下推动的过程，政府起到主导和控制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干预的过程。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因素生成的过程、政府的干预和政策制度的作用交织在一起，它们会影响收入分配的关系、过程和结果，要把这些因素单独分离出来是很困难的。我们的分析框架是把收入差距分解为城市内部的差距、农村内部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部门之间的差距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然后分析各个不同的差距发生变化受什么因素的影响，这样可以把笼统的问题细化。政府因素我们把它归结为制度、政策、政府官员行为的总称，不是单纯的政府部门；市场本身是市场运行机制对市场的作用；另外，除了考虑收入差距大小问题，还考虑差距扩大过程中有无公平的问题。有些差距，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我们认为它是公平的差距，其它为不公平的差距。在不公平的差距中，政府的行为对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因素所产生的作用是主要，也是主导性的。
（一）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随着后来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这包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多的是和政府的历史行为相关，同城乡分割的制度相关。而在整个发展战略上又是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战略，包括基础建设投资、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等等都是如此，农村劳动力流动又存在很多限制性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原因是政府因素，市场因素产生的影响很小。
（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造成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大量的投资资金流入一些较为发达地区，加上外资的涌入，导致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上的差异。然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体制，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约，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地区之间可支配财力的差别。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障碍，特别是劳动力就业的自由选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机制对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调节作用，使得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居民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大。长期城乡分割的制度，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对动态要素流动的限制，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还有就是税收、税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带有非常强的累退性，而不是累进的。 这样，税负不是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作用，而是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三）由于受到部门利益制约，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在部门之间出现明显不平衡一些部门不愿意放弃自身的垄断利益，利用部门的影响力来延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或者只是选择更加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极力抵制不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而且，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下，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和企业利润很容易被转化为部门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垄断部门利益的保护，虽然很多人提出打破垄断部门的垄断，但是由于垄断部门都是大企业、大公司，它们有很大的影响力，要打破他们的垄断很困难，由此造成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还有公共服务，由于取决于地方财力，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然后是官员的腐败。不知道是否同市场化改革有关，不过最近有一著名学者提出官员腐败就是市场化造成的，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腐败问题。我认为这是同政府监管有关，即政府缺乏良好的监督、管理体制，具体同市场化改革的相关性有待探讨。
（四）市场机制的问题
首先，市场机制很重要的问题是市场扭曲，而市场扭曲可能带来贫富悬殊的问题。市场扭曲会带来暴利机会，这些机会会被少数人所利用，而不是共享，这样就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其次，市场化改革和整个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一部分人收入下降。 由于下岗、企业减员增效问题，很多人失去了过去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这个过程是一个所有制调整，也是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方面同市场化改革有关；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同时政府也没有积极应对。台湾原来也是有很多国有企业，后来转化为私营企业，拍卖过程都会减员，但是这些裁退人员都得到非常好的补偿，甚至很多退休工人得到的退休金远远高于原来正常退休所应得的退休金。而大陆政府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将所得资金都用在修建广场、马路上了，而不是用在社会保障上。
（五）资本和劳动收益的失衡问题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比较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同我国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相关。存在这样的收入差距就会造成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低端劳动力市场，而且他们能接受的工资是很低的。他们主要根据自己在农村务农的机会成本来判断自己接受的工资待遇，因此劳动力市场供给的竞争非常激烈。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权力不平衡，很多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港台企业采取纵容的态度，出现了很多工资被人为压低、工作条件苛刻、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在劳动力的基本权益缺少法律和政策的保护下，在劳动力没有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的情况下，劳动力的相对不利地位会更加凸现。 在与单个而又分散的劳动力对抗中，资本会显示出其强势的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甚至影响到劳动力的就业地位和工作条件。对于中国来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技术工人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在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和农业就业收入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他们在城镇务工的集会成本是非常低的，而务工所带来的收入对于改善其生活状况变得尤为重要。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子女的未来，在资本面前“忍辱负重”也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总之，将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使下新形成的有悖于市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因素。 市场化改革进程所引发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公平的成分，也有不公平的成分，而后者又是与政府的不当行为—过度作为和不作为行为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 陈志武．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N]．经济观察报，2006－01－02．
[2] 李实，史泰丽，古斯塔夫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II[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李实，赵人伟．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扩大[J]．洪范评论，2007，（03）．
[4] 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3，（01）．
[5] 吴敬琏．市场经济应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J]．决策与信息，2004，（01）．
[6] 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文章来源于《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