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福山：历史没有终结——专访前美国国务院顾问、“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历史没有终结
——专访前美国国务院顾问、“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
实习记者王潺潺 上海报道
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许不会想到，20年后中国的高速发展，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辉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
20年前，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福山提出，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即历史的终结。
2009年9月，福山在接受日本著名争论杂志《中央公论》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一“负责任的权威体制”的发展表明，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今年12月19日，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福山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福山表示，“中国模式”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些年中国作为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让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但是，未来“中国模式”在全球语境下是否能可持续发展，仍然值得推敲。
他透露，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政治发展的新书，作为对于“历史终结论”的重新思考。题目大意为“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期到文化革命”，其中有6章是写中国的，预计在明年春天问世。
中国模式：未来不可复制
《21世纪》：众所周知，当今全球经济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你也提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独具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为其他新兴发展国家借鉴？
福山： 我认为，“中国模式”很难作为一种普适模式为其他国家借鉴使用，因为其它国家很难“复制”出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在中央层面，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用战略的眼光培育、发展支柱产业，并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到了经济建设中。
在亚洲之外，特别是非洲国家，复制出中国模式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像中国这样从长远的角度设计经济发展蓝图，而且由于腐败盛行，经济发展进程可谓是阻碍重重。
简单地把市场经济和集权政府放在一起，并不是“中国模式”，也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21世纪》：你的意思是，是中国政府的领导力造就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福山：“中国模式”不仅仅局限在政府领导力上。近30年的中国发展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威、中国儒家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进步等，都是中国独有的发展特点。
中国的发展是基于整个政治体系的复杂运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组成、政府对国家的管控能力、基层政府的参与等。这些运作模式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21世纪》：过去30年取得成功的“中国模式”，能否够持续？你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测？
福山：我很难想象，未来中国可以依靠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像过去30年那样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过去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全球性的经济失衡。
首先，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拉动，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需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维持疲软状态。即使未来经济逐渐回暖，危机前的过度消费和借贷模式也不可能持续。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过分生产、储蓄的模式也不可能长期维持。
其次，我仍然不清楚，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出台的刺激计划，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中国的通胀已出现端倪，房地产业也出现了泡沫化倾向。如今的中国和十多年前的日本有相似之处，而日本至今都没有从90年代的经济低迷期中走出来。中国不一定会走日本的老路，但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
大国责任：
中国外交与多边治理
《21世纪》：危机后，美国社会期待“再工业化”，扩大国内生产，刺激出口，这无疑会影响中美之间原本的贸易关系。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产业的贸易摩擦抬头。你认为这种举措是否会引起两国的冲突？
福山：我并不这么认为。正如我一再强调的，过去的经济模式——美国借贷和消费、中国储蓄和生产，未来会向更加平衡的方向改变。因此，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会经历不同的改革过程。
在这个大趋势下，中美冲突可能性不大。如果中国成功地提振了国内消费，就会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有利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
《21世纪》：前几天，日本公布了最新的防卫计划，其中多处表现出对中国的军事发展的不满和忧虑。你怎么看中日双边关系和未来东北亚局势？
福山：中国虽然和一些邻国存在领土争端，但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对邻国的政策上极其谨慎，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的理论。不过，根据我的观察，近几年中国的姿态有所转变，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这引起了包括印度、新加坡、日本、越南在内的诸多邻国的忧虑，纷纷加大军事投资。
未来中国外交应该着眼于表达善意、打消邻国忧虑。
《21世纪》：你认为在近期高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下，中美对此将会有怎样的互动？
福山：近期朝鲜半岛已经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忧虑。朝方应对这两起蓄意挑衅事件负全部责任。
我认为，现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因为朝方领导人完全有可能出于稳定政权考虑，再次挑起半岛军事冲突，甚至将其升级为战争。为了防止这样的局面发生，包括中美在内的各方都需要加强沟通。
《21世纪》：我们知道，你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如今，多边协商框架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G20峰会、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等，似乎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联合国多边协商体系，在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上还有其作用吗？
福山：多边治理是否有效要依具体的议题而定。
对形成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框架，我个人持悲观态度，因为各方在《京都议定书》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难以妥协的程度。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G20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平台，帮助我们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当今全球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货币战争”。一些新兴国家通过资本控制调控汇率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不满，但是金融领域并不存在像WTO组织这样的多边磋商机制，凭借明确的规定和裁决权去约束各国的行为。
因此，G20和IMF已经在阻止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还不够，G20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完善、明确的多边协商机制。
《21世纪》：有人支持将G20进一步发展成为G40，还有人提出了G2，认为只要中美达成协议就万事大吉。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福山：G40和G2都是很不明智的想法。从G7发展到G20很关键，因为我们需要让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
但是，控制G20的规模十分重要。就像联合国大会那样，机构越大，往往效率越低，我很难想象在G40峰会上达成实质性决议的可能性。事实上，现在G20达成协议的最大瓶颈就在于参与方过多，大家知道，与会方除20国代表以外还包括了各种组织和观察国。
另一方面，虽然中美是世界上头两大经济体，但毕竟不能代表所有的主要经济体。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不过，中美双方固然可以对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双边协商，但让两国单独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则很不现实。
民主发展要杜绝腐败和不公
《21世纪》：《历史的终结》享誉全球，但是书中也有很多与现实不符的预测。如果结合中国目前的发展经验，您打算如何修改你以前的一些观点？
福山：首先，我想要重申一点，《历史的终结》一书和当时鼓吹美国霸权的政治背景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研究民主的一本书。
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书中我对构建民主机制，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的难度强调不够。
我承认，这20年以来，民主让很多人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是我们对于为什么民主政府会滋生腐败，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
近期我的研究集中在拉美地区。这一地区的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和不平等，这是十分危险的，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如何设计公共政策消除社会不平等十分重要。
我必须承认，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在不发展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快速发展经济，但这只是暂时的，最终必然会带来政治制度的改变。
《21世纪》：在您的《国家构建》一书中提到，国家包括“职权范围”和“能力强度”两个维度。从这两个维度，你怎样评价中国政府？
福山：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表现差别很大。在基层，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公待遇、高房价、猖獗的贪污现象十分不满。所以，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让地方政府对民众更加负责。这是为什么我一再指出，中国需要在基层推行一定程度的民主。
从国家职能范围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情况有所变化。危机前，中国的私营经济一直在扩张，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较大；但是危机爆发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国有企业凭借着政府的资金，正在大规模扩张。这是我目前密切关注的现象。
《21世纪》：你认为，中国在未来将会如何改革与发展？
福山：我认为中国政府会逐渐转型。腐败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民主国家也有这个问题，对此没有一个普适的解决办法。尽管建立民主制度不是解决腐败的唯一途径，但我认为在中国是这样的：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即权力的问责，才能更大程度地减少甚至杜绝腐败行为。
我承认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存在着对官员的道德约束力。但是，道德约束力不稳定，最终还是需要一种类似于选举的正式制度作为保障。
依法统治意味着，存在着宪法这样的最高法律准则监督、约束政府行为，使之操作透明化。在法治精神下，执政党尽管可以做出直接决定，但是它的行为也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