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菲利普•施密特教授主讲“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二）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主讲“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

2010年11月25日下午2:30，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为“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十二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期席明纳的主题为“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由复旦高研院驻院教授、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员菲利普•施密特（Phillippe Schmitter）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担任座谈嘉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担任了本次席明纳的主持人。他首先向在场的师生介绍了本期席明纳的嘉宾和讨论主题，然后邀请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围绕 “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一题做出了主题发言。

反思七大争议命题

施密特教授尖锐地指出，在西方的政治学界中，存在着一种“美国优势论”的观点（notion of American superiority）。这种观点将世界政治学界划分为三股力量，最首要的是美国政治学，扮演着教练、守门员、前锋、裁判员的重要角色；欧洲政治学占据着中场位置，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学只是板凳球员；整个政治学界都将最终接受、沿用美国政治学的概念、假设和研究方法。施密特教授明确表示，这种“美国优势”的现状给政治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世界政治科学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被“美国化”。为此，施密特教授对基于“美国优势论”的七个典型命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1.趋同性命题（The Convergence Thesis）。该命题认为，伴随着全球化，世界政治学界在概念、假设和方法的使用上将日益趋同，原有的国家、地区性差异将逐渐消失。施密特教授认为，命题中的自变量“全球化”的作用无可厚非，但是“全球化必然导致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趋同”这一点值得商榷。施密特教授指出，类似于市场竞争，为了制胜，商家不是简单地模仿竞争者，也会发掘、发展其与众不同的长处。对此，施密特教授用欧洲等地政治科学的发展新趋向做出了旁证。

2.不对称性命题（The Asymmetry Thesis）。根据该命题，政治科学的标准、规范和创新成果大多来自“领头羊”美国政治学界，其他国家一般都是“被普及”的角色。施密特教授指出，近期的数据表明，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正在迅速地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现在，越来越多主修政治学专业的欧洲学生倾向于去欧洲其他国家留学深造，美国不再是其首选。施密特教授认为，如果从对政治学的“消费”（consumption）角度、而非单从“产出”（production）来考量的话，欧洲并不落后于美国——美国政治科学的“产出”主要是被本专业学科所“消费”，而在欧洲，则是为更广阔的公共知识领域所“消费”，这点可以从美国与欧洲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就业趋向上体现出来。

3.相继性命题（The Sequential Thesis）。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政治学的概念、假设和方法遵循着这样的传播路径：首先，概念、假设和方法发端于美国，而后影响到北欧和南欧，最后传播到世界其他外围地区。施密特教授指出，在传播过程中，美国政治学会遇到试图打破其“霸权控制”（hegemonic grip）的“区域性抵抗”（regional resistance）。比如，在欧洲地区，一些地区性的政治学家团体纷纷建立。施密特教授认为，现在来判断这种政治学“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努力能否成功对抗政治学“美国化”还为时尚早；但是，在欧洲大陆为欧洲的政治学人才创建一个跨国界的“市场”，是对抗美国政治学“霸权控制”的必要举措。

4.专业化命题（The Professionalization Thesis）。根据该命题，政治科学的规范（即应如何进行政治科学研究）由美国政治学界制定，继而为其他“外围”地区所采纳、遵守；任何拒绝、抵制政治学规范的学者在求职、提升和学术发展上将会连连碰壁。施密特教授指出，政治学专业化的趋势毋庸置疑。但是该命题的问题在于，它认为政治学专业化的规范与标准现在和未来都是由美国政治学界来设定的，其他地区会“愉快”且“毫无怨言”的接受。事实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学者对此并非甘心情愿，而且是完全有能力抵制的。

5.效率命题（The Efficiency Thesis）。即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能够使政治学取得高效发展。施密特教授指出，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事实上，美国政治学界与欧洲政治学界的内部竞争态势十分不同：美国的政治学者之间和研究机构间的竞争通常非常残酷,而在欧洲则通常表现为相对温和的“联合垄断”的形式（cartel-like fashion）。

6.普适性命题（The Universality Thesis）。该命题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文化伴随其传播越来越具有普适性；因而，美国的政治学也越来越具有普适性，这使得学者可以在不懂外语、未进行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对别国进行研究。施密特教授认为，美国的政治学界对自身的认识具有某种分裂性：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深信“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而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普适性很有自信。通过对若干国家的政治学期刊4年中发表情况的比较分析，施密特教授得出结论，美国的政治科学在“普适性”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特殊的发言权，而且其概念、假设等往往具有地区性和一定的狭隘性。

7.非历史性命题（The Ahistoricity Thesis）。基于“普适性”的假设，主张“美国优势论”的学者在研究中往往不重视时空因素的影响，美国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就是突出代表。施密特教授认为，一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和行为因素具有重要作用，政治学者应该对其进行“解释”（explain），而不是将其“解释掉”（explain away）。

通过对以上七大命题的反思，施密特教授指出，美国的政治科学并不能担当起“全球化”（globalize）世界政治学的角色。来自美国业内和国外的批判与反思有助于打破现有的“美国优势论”、将美国政治学放置到它合适应有的地位上。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所谈论的“政治全球化”才有可能做到名副其实。

“我们不需要过于悲观，但也必须有不满和批判”

唐世平教授对施密特教授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反思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全球化不会带来政治科学的美国化，但是人们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担忧？对此，唐世平教授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在的一些地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方法论驱向”（methodology-driven）的研究取向，完全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对研究进行设定和评判，而美国的方法论研究又较为先进，如此就出现了对“政治科学美国化”的担忧。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其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社会问题、社会事实；这种“方法论驱向”的研究取向完全错置了本末关系。对此，唐世平教授提出，社会科学学者应该从社会问题、社会事实出发来进行研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所谓的“美国化的社会科学”（Americanized social science）的误区。

但是，唐世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强调“社会问题导向”的研究取向并不意味着就要抛弃方法论。他指出，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概念、假设和方法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正确地把握和使用工具能够极大推进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唐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学，政治理论和政治史研究相对成熟，但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较弱；而这部分的研究是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支持的。针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唐教授认为，“我们不需要过于悲观，但也必须有不满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进步。”

施密特教授非常赞同唐世平教授关于方法论与政治学专业化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他指出，美国的主流政治学界存在着规范性理论与经验性理论二元对立的现状。以“普适性命题”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科学终将美国化”的论调与此密不可分。施密特教授补充道，现在美国的政治科学正在逐渐意识到这种割裂的危险，他希望中国的政治科学在发展中能够以此为鉴，避免覆辙重蹈。

“政治科学化”与中国问题研究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就“政治学科学化”在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结构基础的差异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政治学科学化之路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政治学界取得较大发展，与西方社会基于基督教神学背景的“价值一元论”密不可分。我们一般都把“价值多元”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当然命题接受下来；但事实上，在西方宪政民主起源阶段（特别是在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时期），真正起奠基作用的恰恰是“价值一元论”。这种“价值一元论”将“上帝”置于真理和价值的最高判准地位，相对上帝的普罗众生（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所拥有的只是“意见”。正是有了这种“价值一元论”的政治神学预设，众生之间的政治人格“平等”才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有了政治人格上的“平等”，以“数人头”的方式决策并定期更换政治领袖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制度）才可以建立起来。进一步言之，也正因为有了社会成员政治人格上的“平等”，以“数人头”的方式研究政治运行才有了某种“科学”基础——这正是“定量研究”可以在西方推行的深层社会—政治结构背景。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与西方迥然不同：我们大体上形成了天、圣王、君子和小人这样社会结构层面的“差序格局”。其政治文化的根本预设是：不同的社会成员因为出身、德性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政治人格分为三六九等，其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因为“政治”被认为是“庙堂”之上的事情，普罗大众只是政治作用的客体，而非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科学”的研究路径就大打折扣——因为它根本无法触碰真正的“政治问题”，至多只能对在政治大局主导下的某些技术性问题进行“研究”。

对此，邓正来教授和刘清平教授向施密特教授做出了进一步地补充阐释。邓正来教授指出，孙国东博士的问题指向在于西方政治科学化背后的“价值一元论”，而非政治学内部的“价值多元”假设。刘清平教授则指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实是孙国东博士所谓的“价值一元论”的主要意指所在。

施密特教授对之做出了回应。他提到，根据西方的价值传统，每一个政治活动者都是个体。这确实与东方社会截然不同。在很多亚洲社会，特别是中国，每个政治活动者都被视为社会等级秩序的一部分。儒家、道家等思想传统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种东方文化传统之下，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将是十分荒谬的。这就对发展新的、与西方社会不同的、适合东方社会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和工具提出了要求。

此外，围绕施密特教授的发言主题，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与看法同施密特教授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这些问题主要有：是否存在“普遍性”的政治？如果存在，这种“普遍性”的政治是否值得研究？如何理解美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多元主义追求与政治生活中的美国主体一元化倾向？应如何正确对待不同理论范式并存的局面？如何来解决政治科学发展中的“美国化”危机？等等。在互动中，施密特教授强调了自己的根本立场：在世界政治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地区应当有自己的声音与特色；并且，不同地区的政治科学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强调某种优势论，以一方压到另外一方。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席明纳进行了总结。他对施密特教授就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反思与批判所进行的交流与分享表示了感谢，并风趣且不失深刻地指出：希望施密特教授下次能够与大家一起就越来越“地区化”的世界政治科学的“科学性”进行探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