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悉尼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新闻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十几位学者与会,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邓正来、纳日碧力戈、顾肃、刘清平、孙国东、吴冠军、陈润华、林曦

开幕式上,受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悉尼大学人文学院院长Duncan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辞。Duncan教授感到很荣幸代表有150多年历史的悉尼大学来参加本次研讨会,并向在座中国学者介绍了他的其它十位同事。同时,
本次研讨会共分两个专场。第一场由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David Goodman教授担任主持人,由高研院院长

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研究”为主题,











Duncan教授以“Rawls之后的正义”为主题对如何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了探讨。他从平等主义的属性、正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正义与全球正义的关系入手,通过以公共理性取代社会契约理性,试图确立有别于Rawls的崭新的正义理论。具体而言,就平等主义的属性而言,Rawls主要针对的是某种基本结构,因而提出的问题首先是有关整体的社会正义,而不是个体行为。这种平等主义的属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市场驱动的时代,不平等的情况愈演愈烈。尽管Rawls承认不平等,但前提是为了使那些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而这里的问题,正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Jerry Cohen所说,“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那么你何以会变得如此富有?” 如果在形成社会制度结构的平等主义和激发个体行为的个人主义之间存在着常态的紧张,一个社会如何可能是正义的?因此,对Rawls正义论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适用于规范整个社会的正义与适用于规范个体行为的正义之间的关系。而Rawls之所以不考虑后一种正义,是因为人们不会被强制对什么是善和什么是善的生活达成一致。就正义和民主的关系而言,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要从超验的正义形式出发而不从实际的行为或者完善的体制作为正义理论的出发点? Rawls仅把正义和民主限定为一种产品分配及其程序的概念,这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两个概念中还有影响产品生产和循环的那个重要背景,即被公平地、有尊严地对待,而不是蒙受羞辱。就社会正义与全球正义而言,Rawls对全球正义表示质疑。这种质疑的基础是一种契约至上的实践理性:市民有国家、民族之分,而全球正义恰好反对的就是这种社会契约理性,并且用那种将正义和民主关联在一起的公共理性来取代它,这在Rawls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Simon Tormey教授以“共产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为题,分析共产主义为何会在西方复苏,以此引出“新共产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结论说即使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在参与社会运动,并且寻找实现人类幸福的路径,但这仍然是要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为前提。他认为,当下世界诞生了新共产主义,其代表人物有Zizek, Holloway。它不可被解释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其特点在于:首先它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作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有人性的、能实现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其次资本主义不会给出意义,因为它不是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不会解释“自我”,不会告知世界如何联合在一起而不是敌对,这使得西方的个人主义盛行,而这种支持普遍主义和指出实现人类幸福路径的新共产主义是能提供意义的和克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Hlloway“概化的即普遍的能动者(generalized ,universal agency)观念”,Zizek“知识分子计划”和Badiou的“政治计划”。 但是这种新的共产主义也因为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设想而受到非议,同时在新共产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错位——也就是说那些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常常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尽管如此,以普遍主义为前提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实现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的前提。

David Goodman教授以“The State in Transition:Local Perspectives on Change in China ”为题,通过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实证调查,对持有“中国政治没有变化”的西方学者观点作出反驳,并从六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国家”概念,从而纠正用西方的“国家”概念来定义中国的“国家”时所产生的诸多误解。具体而言,这六个方面分别是,去中央集权的,区域性的意识形态;由有财富实力的企业家和有专业知识的经营构成的社会基础;在整体方面,地方政府财政从依靠中央到依靠当地企业,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同时带来更多的腐败和不负责任;中央政府将经济和部分政策决定权放归地方,逐步完成去集权化;以及社会福利不再仅由官僚机构提供,而更多是依赖于社会组织和地方乡镇;以及更开放的外交策略。由此,他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国家着重于民族主义,并且越来越去中央集权化。但却很少证据证明中国的共产主义终结了。






在本场自由讨论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韦森,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


最后,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卓娅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