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教授应邀到意大利东方大学讲学并出席“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意大利东方大学讲学

出席欧盟委员会等主办的“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

    2010年9月20日-10月6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到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讲学。讲学期间，他应邀为意大利东方大学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讲座，并参加了由欧盟委员会、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的“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在论坛上做了题为《‘生存性智慧模式’：对既有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的主旨发言。

2010年10月4日，邓正来教授在意大利东方大学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英文讲座。讲座由东方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主持。

东方大学副校长特地前来致欢迎辞并认真听了演讲。同时，孔子学院院长和多位教授、学生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中，邓正来教授主要谈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介绍了自身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并建构了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邓教授强调：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的认识、利益、传统等被建构或重构的博弈进程。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只要我们拥有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全球化其实是一种机遇。其次，邓教授结合中国社会科学百年来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其所面临的当下主要使命。全球化的话语建构和话语争夺维度在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以自己的努力建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文化政治需求的全球化话语提供了机遇。从中国社会科学历时性的发展来看，它应当从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最后，邓正来教授勾画了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几大瓶颈及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主要方向。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至少要完成三个主要任务：一要突破“西方化倾向”，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性；二要突破“唯学科化倾向”，确立交叉学科甚或“无学科”的研究方法；三是要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走向知识的全球化。

在演讲的讨论阶段，在场的教授和研究生纷纷提出问题，邓正来教授一一认真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最后，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2010年10月1日—3日，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了由欧盟委员会、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等在布鲁塞尔联合主办的“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在论坛上，他和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秘书长Martin Westlake、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教授Jan A.Scholte等一道做了主旨发言。在题为《‘生存性智慧模式’：对既有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的发言中，邓教授在对“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理论模式”、“市民社会理论模式”、“三部门理论”、“法团主义模式”、“分类控制体系”模式等理论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生存性智慧”模式的设想。在他看来，既有理论模式多具有如下缺陷：第一，由于秉承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路径，有利于把握中国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但却不能站在中国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而建构未来；第二，就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现状的把握来讲，该理论模式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过于看重行政管理层面正式法规对市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而对政府当局对待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实际政治立场缺乏充分的关注；第三，就我们对中国市民社会组织的现状把握和未来建构来讲，该模式实是一种唯理主义模式，看不到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所达致的那种“未意图的扩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可能意义。他认为，就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而言，要把握如下几点：第一，我们必须看到市民社会理论模式本身所具有的限度；第二，我们必须以“关系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在“世界结构”中，把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与中国的主体性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结合起来；第三，即使我们坚持“市民社会理论模式”的基本要求（即民主转型的需要），我们也应当在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拓展中国民主转型的想象空间。就市民社会研究而言，“生存性智慧模式”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由于统治体系内部的利益分化、政府失灵，特别是统治体系本身的“理性有限”和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的实践运行，市民社会组织有可能在当下的分类控制体系中“未意图扩展”，进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符合“中国理想图景”要求的市民社会发育及民主转型模式。

在东方大学讲学期间，邓正来教授还与该校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孔子学院的相关学者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孙国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