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期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六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向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嘉宾们简要介绍了高研院概况和各位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萧功秦、温铁军、张乐天等诸位教授的基本研究经历和学术成果。
主讲嘉宾萧功秦教授围绕“中国模式”第一个做了发言：
首先，萧功秦教授指出，“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这一概念具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其比“中国道路”、“中国路径”等概念更能表达当前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他指出这一概念在中国曾经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现在我们在使用该词时应该将其去政治化，还原为中性的学术话语。经过这样一层过滤后，“中国模式”这一说法实际上能够最有效地把握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即他所概括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模式。
其次，萧功秦教授强调他所说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中国模式只有从其历史路径的形成角度考察方可充分把握。他将这一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此时地方上单位从全能体制游离出来，从而激活了个人和企业的活力，使自主社会开始出现。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后期，在连续不断的反自由化和八九事件以后，铁腕家长制出现，使得国家强化其在市场经济领域的督导作用。第三个阶段是南巡讲话后，左、右翼政治势力均开始边缘化。萧教授认为，这次讲话意味着中国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正式成形。第四个阶段是90年代后期一直到21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控制被认为是保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民间自主力量的发育受到国家强有力的督导和监控。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个国家极强势、社会极弱势的状态。但这种结构恰恰在21世纪初期发挥了经济上意想不到的效益。
就这种经济上带来的巨大效益，萧功秦教授借用美国政治经济学学者科里在其《发展型国家》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认为这归因于当下中国政府扮演着一个“凝聚型国家资本主义”的角色。科里认为，凝聚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与企业联合，形成对国家有利的产业政策，并使得工会处于较弱的谈判地位，从而创造一种低成本的优势状态。萧功秦教授指出，凝聚型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威权资本主义。较之当前西方陷入的高福利、民粹主义民主陷阱，中国这种超凝聚型威权政治在国家力量整合方面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尽管如此，萧功秦教授认为固然“中国模式”有着许许多多优势，但我们更应注意的是这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所隐含的内在困境。首先是威权政治下的腐败问题，缺乏有效的社会力量对其制衡。其次是国富民穷问题。再次是国有病问题。此外，还有权钱交易、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等。这些问题会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加剧。萧教授认为，针对此种困境，应该加强社会自主的整合能力，使目前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国家与社会相对均势的状态。
张乐天教授认为，萧功秦教授的研究和分析比较侧重从宏观角度观察，但这种分析视角有时会导致少数集团支配国家决策的局面。因而，他认为，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微观变化对国家宏观决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他认为当前国家和社会强弱态势的界定不宜如此肯定地认为国家极强、社会极弱。第三，他通过比较私有制的浙北模式（即温州模式）和集体所有制的苏南模式两种不同模式在90年代的转型，指出政治格局的变化往往会深深地受到市场和社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正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市场渗透政治领域—在强大起来。因此，他不同意当今中国为“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看法。他认为，思考中国模式必须将底层的实践和上层的思考结合起来看。
温铁军教授先分析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指出历史上西方城市为社会治理的时间均在两百年以内，而国家政治真正成熟更是在二战以后。由此来看，将相对晚近才形成的一套西方政治经验总结为具有普适性的模式是比较难的。而且，中国是具有两千五百年国龄的国家，其经验是否能为西方国家不到两百年的经验所形成的模式所归纳和套入是值得反思的。因此，温铁军教授认为使用“模式”这一概念时需要特别谨慎，如果是不能重复的经验过程，将之称为“模式”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纳日碧力戈教授深刻赞同温铁军教授提到的对概念的反思，并举例说“中国”用英语表达和用汉语表达是很不同的。英语里Chinese的概念，实际上西方人使用时仅仅指汉族，其与Mongolian、Tibetan等是平行的概念。类似地，当我们使用“中国模式”时可能将中国视为一个没有差异的概念，但实际情形并不如此。同时，在学科分野上，很多西方学者说China时仅指的是长城以内的区域，新疆、西藏、云贵川等区域至今仍被他们归为Inner Asia。另外，中国有五六千年历史，在每个历史时期所指的涵义也不同，因此，我们在说“中国”时，须先厘清“中国”这一概念，否则说中国模式是有问题的。
刘清平教授针对萧功秦教授的分析指出，首先，萧功秦教授所说的“去政治化”、“价值中立”其实很难做到。其次，萧功秦教授对中国模式的分析用的都是西方理论框架，例如萧功秦教授提到科里对东亚模式的分析时说，东亚模式与西方和印度都是不同的。既然有这么一个东亚模式，那就是说，在这些东亚国家中存在一些共性，那么，它们是什么，可能是文化结构、思想等。也许找出这些东西，更能帮助我们抓住中国的特征。这些东西在分析中国模式时要比诸如“集权”、“威权政治”等西方概念更有效。否则，谈中国模式时，我们谈的仍然只是中国模式的西方化思考。
接着，吴冠军博士、陈润华博士、林曦博士、孙国东博士、沈国麟博士、陆洋博士分别从政治思想与政治经验的先后关系，国家-社会二分结构在中国是否存在、以之分析中国问题时的有效性、中国模式的界定方法、西方话语体系的笼罩性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前述学者的发言展开了热烈回应与讨论。
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对诸位嘉宾来到高研院与研究人员进行座谈交流表示了感谢，并对前述诸位学者的讨论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他重点指出，中国模式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问题，而是要注重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特别是注意中国经验里所隐含的观念等，进而才能更为深入和切实地发现并研究好中国模式问题。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的学术交流活动。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两到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其他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学术对话，促进复旦大学跨学科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严新宇/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