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双周学术论坛：许纪霖教授主讲“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
12月23日下午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八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复旦高研院双聘教授、华东师大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作为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出席论坛。
邓正来教授主持本期论坛，他首先介绍了出席论坛的讲演嘉宾许纪霖教授和点评嘉宾章清教授、陈明明教授，讲演开始前，邓正来院长代表高研院为许纪霖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双聘教授聘书。
许纪霖教授首先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由衷的祝贺。接着，许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的讲演。他指出，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是一国之本和国家的最高统治原则，是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威所赖以建立的认同基础，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认可的信念和规范。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有三种来源：第一，来源于政治秩序的规范性；第二，来源于政治权力的认可性；第三，来源于权力的效益性。这三种来源形成了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不同质地的三种模式，其中，规范的正当性最高、最稳定；认可的正当性其次，而效益的正当性最低、最不稳定。在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之中，入世的儒家和法家都比较重视政治的正当性，儒家侧重统治的规范性，而法家更强调统治的实际功效，但两家都很少讨论权力的来源问题，皆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的授权，无须得到被统治者民众的制度性认可。
接着，许教授回顾了晚清开始发生的政治正当性的大变局，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由儒家古典思想中的政治是道德的延伸，发展到了政治与道德分离；第二，超越的正当性变为世俗的正当性；第三，个人、自由和权利成为衡量政治是否正当的基本价值和尺度；第四，近代以后权力的来源成为政治是否正当的核心问题；第五，国家富强成为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之一。许教授讨论了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政治秩序的正当性的发展，经历了由公理到公意再到民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超越性、普世性、客观性逐步消失。接着，许教授又分析了近代中国思想论争中民主何以压倒宪政，并且讨论了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
章清教授首先对许纪霖教授的讲演进行了点评。他的评论经由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析而切入。首先，他指出探讨“政治正当性”问题存在的困难，因为历史的解释是对权力既成事实后的解释，是后来赋予的解释；其次，他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中存在的“表达”与“实践”的表述路径问题；第三，他强调了制度性安排的内在正当性问题。
陈明明教授在评论中首先从语义上对“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政治“支配性”与“服从性”的关系进行界分。他提出了讨论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应注意的问题：中国演进的背景、中国现代建设的主要路径、中国社会重构公民授权体系的需求。
讲演之后，在场学生针对本次讲演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看法，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问题，五四精神的精髓是什么，学生干政问题、现代人生活质量与政治正当性的关联等等，许教授耐心地给予了回应。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论坛总结。他强调指出，晚清甚至五四以降思想界所形成的“主义”之争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加以分析，此种“现代性”究竟是基于中国问题而内在产生的，还是中国人从西方或西学引进而伴生出来或“模仿”出来的，这两个“现代性”所隐含的问题是否相同。
整个论坛气氛活跃，在场嘉宾与听众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展开了范围极广的讨论，而关于此问题的分析一方面牵涉如何看待中国自身历史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所处的背景，又使之内在地获得了另一个世界历史结构，这就提示意图进行深度中国研究的人们，必须把对中国问题的分析置于一个开放的视野和框架中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