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陈定模先生主讲“中国农民城：温州人解读温州模式”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五）

2010年3月16日下午3：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五期在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由陈定模先生担任座谈嘉宾，主题为“中国农民城：温州人解读温州模式”。陈定模先生是原苍南县龙港镇委书记、苍南县体改委主任，被评为“温州市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浙江省建国60周年6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全国第四届百人奖农村十大杰出人物”、“全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农村人物”等荣誉称号，代表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民间智慧”。

参加本次席明纳的学者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范丽珠、张乐天和周怡，以及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沈映涵、孙国东、林曦、陈润华、纳日碧力戈等。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他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宣布了席明纳的讨论规则和流程，并简要介绍了座谈嘉宾陈定模先生的经历。

接着，陈定模先生作了三十五分钟的发言，主要讲了为什么要建龙港农民城以及它是如何建起来的。

首先，陈定模先生介绍了龙港的概况，包括人口、面积、GDP、财政收入、道路建设、码头、中小学校、医院等等，通过今昔对比凸显龙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

其次，陈定模先生针对龙港发展之初面临的“人从哪里来”、“钱从那里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介绍了他当时所采取的举措，即“户籍改革”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通过“级差地租”募集资金，大兴民营企业，进而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而在发展过程中针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声音，陈定模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说为挡箭牌，既赢得政治意识形态的宽容，也为龙港的发展争取了相对宽阔的实践空间。

再次，陈定模先生有感于温家宝总理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论述，就如何提高农民工作积极性的问题，指出农村发展关键还在于问计于农民，而不是生搬硬套外国先进经验。回忆当年，他说自己正是借助农民的智慧、遵循农民的意愿，积极主张分田到户、责任到人，处理好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协调的矛盾之后，才为农耕赢得了宝贵时间，更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并最终为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陈定模先生指出要通过城市化造福农民。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带来诸如“同命不同价”、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劳动产品附加值低等不公平境遇。脚踏实地、灵活操作，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通过合理的城市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当务之急，它既可以扩大内需，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如果仅仅鼓励“离土不离乡”和“返乡创业”，而不是推行合理的城市化，那么现有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和严重，例如留守儿童、农民工、空心村等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挑战，耕地面积可能进一步减少等等。

在第一轮学术讨论中，在座学者主要提出了以下问题：中国农民的优点有哪些？为何政策的改变就能够带来如此之大的改变？反过来说，中国农民的缺点有哪些？你所设想的农村改革方向是怎样的？除去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外，龙港成功的必然性如何？华西村和龙港村的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优点和缺点有哪些？“制度上的比较优势”使得当年龙港村发展迅速，那么在当今这一优势已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年的经验从哪些方面还是可以借鉴的？陈家堡村如何与邻村形成和谐的共生局面？龙港发展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除了经济水平之外，城市化给农民带来的问题和好处有哪些？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打造成功，是什么原因？户口事实上附加了很多因素，名义上的取消意义不大，你对户籍改革怎么看？等等。

陈定模先生一一回答了上述问题。他指出：（1）抓住机遇很重要。三年之后都改革开放了，所以就很少的人再去龙港了。人力资源同样很重要，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2）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各有千秋，现在温州民间资本雄厚，实现了从“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别人没钱做的事”的转变。（3）通过修祠堂等办法，既延续了传统文化，也凝聚了民心民力。（4）基于农村可能出现的党员家族化、富人村官化、村官自治化等现象，推行基层民主乃是当务之急。（5）户籍改革的巨大阻力来自于已经不是农民的既得利益者对还是农民的那部分群体的不退让，前者担心后者影响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

接着，陈定模先生又作了二十分钟的发言，讲述了他在工作和退休之后了解并化解农村各种复杂矛盾的经验。其一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化解农村宗族势力之间的矛盾；其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冲突的后果，以一个中立的长者的身份主持公道；其三是运用各种文化和传统处理相关的冲突，比如运用《圣经》等宗教教义处理与宗教有关的冲突等等。

在第二轮学术讨论中，与会学者主要谈了自己的评论和感悟，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龙港是讲了一半的成功故事，接下来仍面临着很多棘手问题，诸如劳资矛盾、经济结构的转型等；城市化在哪些方面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面对不愿意城市化的农民，如何采取合理措施？如何看待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后果和建设城市“平民窟”的主张？龙港如何处理农村的阶层分化？温州地区的农村发展政府已经并将继续如何起作用？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再次感谢了陈定模先生和到场的诸位嘉宾，并作了简短的评论。他主要强调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解释中国模式的过程中，不可忽视民间的“生存性智慧”所起到的作用。陈定模先生的农民城建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二，与此相关，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大都忽视了“意识形态”这个维度。相对意识形态而言，中国的改革进程其实是一个“未意图的后果”，它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其实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促进作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模式”恰恰是各方面适当而灵活地借助了意识形态的保护和指导作用而造就的。

（上述大部分照片由摄影师胡书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