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二）
王铭铭教授主讲“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
2009年12月22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在光华楼东主楼2812“思想者学苑”举行。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担任本次席明纳的座谈嘉宾。
本次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主持，应邀参加会议的嘉宾有：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江华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潘天舒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巫达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陶格图副教授，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佩国教授，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亦农博士，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朱剑峰博士、沈奕雯博士。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林曦、邓正来参加了席明纳。
纳日碧力戈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主讲人王铭铭教授近年来为国内人类学界做出的杰出贡献，并通过当前对“中国”一词认知的讨论引出本次席明纳的主题。
随后，王铭铭教授为大家作了题为“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的主题发言。首先，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对“华夷之辨”这一问题有两种流派。这两个流派在极端的时代衍生出来两种政治哲学，一种是华夏的，一种是蛮夷的。在没有遭受侵略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心态是互动并存的，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总之，我们不能把“华夷之辨”仅看成是固定的一种形态。
其次，他批判了当前国内和西方汉学家，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对“华夷之辨”的各种错误的理解。当前西方汉学界受到拉铁摩尔以“长城内外”思考范式的影响，跳过少数民族问题，把“华夷之辨”问题看作是二元对立的；而国内人类学界继承了这种观点，也陷入“华夷之辨”二元化困境。
再次，王铭铭教授提到自己最近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西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进而思考一种人与物结合的世界观。正如福柯所提醒的，我们不应受近代以来人文科学分类体系的制约而忽视探讨人与物的结合。接着，他以帝国文人对中国皇帝世界的“塑造性”书写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最后，王铭铭教授指出我们太急于用西方的理论理解中国，而忽视了对理论的“名”如何贴切研究对象的“实”这一问题的反思，比如“中国”这一概念。对此，人类学这一学科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确定什么是“当地的”。这就是“地方性知识”这一理论讨论的问题所在。王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用西方人类学理论脉络中生产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观察中国，就易于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的误区，而这就走上了人类学的误区。我们只有从总体上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才能产生有学术意义的讨论。
就王铭铭教授涉及的问题，现场嘉宾和与会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并展开相关讨论。
纳日碧力戈教授针对“地方性知识”问题，提出下列疑问：为什么少数民族在中国没有多少研究，但日本却相反？地方性的知识要不要包括少数民族的知识，这些知识要不要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等等
潘天舒教授指出美国的民族政策导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要有成功之处，我们是不是必须用美国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根据王铭铭教授提到的中国皇帝面临的两方面问题，潘教授提出考古器物是不是可以对思考“华夷之辨”问题提供思路？
张乐天教授认为，以“地方性知识”研究一个社群，背后预设小社群的问题与我们关注的更大范围内的大问题具有同构性。张教授以实例说明这一预设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地方性知识”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诸如此类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提供给我们认识世界的普遍知识与对自身生活的意义。
陈润华博士则通过梳理中国“华夷之辨”从“三代损益”到“五德循环”的历程，强调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看“中国”的问题，要有整体与统一的时空观。沈亦雯博士以台湾为例，提出我们如何突破研究者自身身份与研究对象地位之间的差异这一困境。孙国东博士认为在中国讨论蛮夷问题不可避免具有政治性，其背后都预设了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前提；此外，中国的“华夷之辨”所隐含的“文明优越论”预设也是值得警惕的。朱剑峰博士提出如何使人类学研究中的“other”成为“mirror of mirror”来看？巫达教授、张江华教授与张亦农博士也根据各自的田野调查经验表达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邓正来教授则提醒大家注意不应仅仅因为研究议题的原因，而把对研究者身份的思考单方面与族群问题勾连起来。研究者身份的获得更多的是与整个社会体制的引导有关。重要的问题其实是，类似研究者身份这样的困惑到底是他们自己的困惑还是他们背后知识脉络的困惑。以格尔茨为例，邓教授指出，“knowledge”一词具有非常强的普遍性的诉求，“knowledge”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包含“culture”与“believes”。
王铭铭教授对涉及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要重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如果考虑到策略的问题，针对西方中心的学术话语，最有力量的学术语言还是汉语。王教授认为，我们现在对“华夷之辩”及其包含的道德知识能否用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来形容，如果不可以，理由何在？事实上，人类学界并没有揭示“地方性知识”的复杂性。
最后，纳日碧力戈教授总结了整场席明纳，感谢各位的参与和讨论。并希望能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为长三角的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