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刊》文章推荐]沈志华：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

 

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后十几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毫不为过。

    本文拟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陆以外冷战国际史（即新冷战史[2]）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介绍，主要包括学术特征、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3]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把冷战国际史看作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是因为在学者队伍、研究方法、活动方式等方面，它确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学术特征。在笔者看来，这些具有全球化时代学术代表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的国际学者队伍。

与其他学科不同，冷战史研究者们没有组建一个世界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究会，而是建立起一个个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这些机构和群体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学校为依托，或者以不断设立的研究项目为基础，但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组合，他们都异常活跃，并经常按照不同的课题相互结合，交换文献资料，沟通研究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书评会、讲演会等。各中心（研究组）几乎都设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用以发布档案文献、研究信息、学术论文等。网络和会议是世界各地冷战史研究者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渠道。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项目通过出版刊物和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大量收集、整理、翻译并公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还接受各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为他们提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参与讨论的机会。目前，该项目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莫斯科转向北京，并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签订几个有关公布或出版中国档案的协议。

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个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档案馆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同时也收藏了大批俄国、东欧、拉美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其中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此外，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自2001年以来，该档案馆定期在俄国举办冷战史研究暑期培训班，每年设立不同的专题。

在美国还有许多以大学为依托设立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课程，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冷战研究中心成立最早，重点教授亚洲冷战史。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要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出版冷战研究学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及冷战研究学术专著系列丛书。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注重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冷战史，探讨冷战史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该小组特别注重冷战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从2003年以来，每年暑期为各国研究生举办培训班，训练冷战史专业的博士生从事档案研究的能力。此外，还为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举办暑期培训班，指导他们如何将冷战研究的最新成果教给学生。自2008年以来，该小组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已连续两年共同举办冷战国际史中美博士论坛，为中美两国高校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在读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提供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纽约大学冷战研究项目这些年主要从事全球冲突研究和美国国内政治与冷战研究，并分别设立了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基金。

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重点进行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论文，还编辑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该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项目。

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中心，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其联系和活动范围甚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欧洲的冷战及意大利对外关系。

俄国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冷战史研究，199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学，都有学者参与其中。此外俄国还举办过一些国际会议和圆桌会议，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著作和文献集，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

中东欧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其中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它们分别设在匈牙利科学院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之下，研究内容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问题上。

在亚洲，日本的冷战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请研究项目为基础建立的，比较活跃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通过在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项目的方式，重点从事东亚冷战史研究。韩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他们经常以朝鲜战争研究为题，与各国学者进行讨论。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北韩大学院大学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学者参与国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统一和危机等问题的研讨。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召开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學历史系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战史研究小组，经常举办读书会。此外，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2、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论”，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目前，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已经相继解密了冷战时期从杜鲁门到福特各位总统的档案。弗杰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的总统录音项目则收集了从罗斯福到尼克松六位总统大约5000 小时的会议录音和电话录音，其中很多已用文字公布，可以从网站下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还收藏有美国政府前官员的个人档案和访谈记录。特别是乔治城大学设有一个外交口述史项目，收藏有美国许多外交官的访谈录和口述史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发展署的档案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和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将大批档案制成缩微胶卷，其中包括国务院、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由莱斯公司（LexisNexis）负责全球统一销售。[4] 此外，上述各冷战研究机构的网站，以及一些专业网站——如圣塔·克劳拉大学的冷战电子信息资源网，也大都发布各种档案文献。特别是国家安全档案馆为督促政府解密档案所做出的努力，深得各国学者的好评，有关中美缓和的基辛格文件、尼克松文件，就是在他们的催促下得以及时解密的。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蒋介石日记，也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开放到1955年，可望在秋天全面开放。至于学者最常使用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系列文献以及新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目前已经陆续上网，研究者可以自由下载。

英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解密，外交部编辑出版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BPO：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现已出版第一系列8卷（1945-1950）；第二系列4卷（1950-1960）；第三系列5卷（1960 -）。在意大利，备受关注的是保存在葛兰西学院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档案。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曾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并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5] 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6] 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俄国档案的收集和使用主要依靠三个来源。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其中很多内容都与冷战史有关，如战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等人有关对外政策的通信，斯大林同联合国秘书长的谈话记录，关于苏联原子弹和导弹试制的报告，50年代初克格勃和警察局的工作，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苏联对越南政策的变化，1962年的柏林墙建立，等等。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披露者的主观色彩，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引起冷战史研究者注意的内容有：1945-1954年苏联的核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历次会议记录，苏共二十大与非斯大林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至1960年前克格勃的工作，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活动，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1956年匈牙利危机，中近东的冲突，还有苏联与美国、德国、奥地利、芬兰、以色列及东欧、非洲的关系等等。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至于中苏关系，已经出版的三部文件集则公布了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这些文件集对于冷战史专题研究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编者的选择未必全面，有些关键性档案还要研究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取。

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国家安全档案馆。此外，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这些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国家经济档案馆、对外政策档案馆、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中心[7]，当代文献保管中心[8]，以及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献虽然显得分散零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

    在俄国档案馆收缩的同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馆开始纷纷对外开放，对于研究者了解冷战时期铁幕另一边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作用。特别是涉及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东欧各国与苏联关系的内容，还弥补了俄国档案开放之不足。目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较多利用的有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档案，以及德国档案馆收藏的东德档案。一些国家的冷战史研究机构也收藏和整理了大量专题档案，如匈牙利中欧大学社会档案馆收藏的自由欧洲电台档案，匈牙利冷战研究中心所从事的项目：1945-1991年苏联集团活动年表、1988-1991年共产主义瓦解与冷战结束、匈牙利与东西方关系等。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与冷战国际史项目或平行历史项目合作，在这两个中心的网站或杂志上经过公布他们整理的各国档案，如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华约、中国和朝鲜关系的档案，罗马尼亚与华约关系、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罗马尼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档案，南斯拉夫与冷战、共产党情报局建立、苏南关系的演变、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事件的档案等。

在亚洲，经过若干年的整顿，目前台湾的档案开放最为规范，使用也十分便利。应广大学者要求，内容丰富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几年前已从台北郊区的北投外交部档案馆移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数位化，至1975年以前的所有档案均制成可供下载的PDF格式，使用者也可以上网查询目录。此外，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目录中也有大量涉及冷战历史的档案，为了方便使用者，国史馆明年将在台北市内开设阅览室。香港大学的主图书馆则是亚洲地区收藏美国、英国档案（缩微胶卷和缩微胶片）最多的地方。

根据《国家公文书公开法》，自1976年以来，日本政府分21批陆续解密了外务省所藏战后的档案。目前档案的解密时间已到1972年，从解密的卷宗主题看，首先是有关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美关系的文件，其次如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政策、对中国海峡两岸政策、对朝鲜半岛政策，以及日本与阿拉伯世界各国、拉丁美洲各国和欧洲各国关系的档案，都已基本解密。[9] 此外，日本学者还注重整理和出版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对日政策档案。

    韩国的国家档案馆也是对外开放的，但很少看到韩国学者直接引用韩国档案，据说是因为卷宗管理混乱，不易查找，外交通商部也没有专门的档案馆。不过，韩国学者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有关朝鲜战争及此前的档案，韩国本身的文件大部毁于战火，但学者们注意收集和编辑了主要参战国的档案。如美国文件：原主文化社1993年编辑、出版的《1945-1948年驻韩美军军政厅官报》、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1995年编辑、出版的《美军政期情报资料集（1945-1949年）》等。中国文件：将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文献集。俄国档案：把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档案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此外，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以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为主要牵头人，通过到当事国举办或邀请当事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正在一致努力，敦促越南、蒙古、古巴、印度和朝鲜政府打开他们那里档案馆的大门。特别是2009年5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亚太地区各国档案馆负责人的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馆均表示了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推动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冷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各国档案的解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自不待言，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而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如研究中苏关系时人们发现，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在后者的档案馆里收藏着许多涉及中苏分裂时期苏共与东欧各党的往来函电，而这些材料无疑是判断苏联立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依据。同样，俄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保存的苏联驻朝使馆的大量电报和报告，也是研究中朝关系不可或缺的史料。至于研究冷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危机，就更离不开对多边档案的利用了。以朝鲜战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所发表和披露的各国档案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惟其如此，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其他像研究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匈牙利事件、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核武器问题等等，亦无不如此。

利用多国档案从事研究的主要制约条件在于研究者所掌握的语言种类，为解决这一问题，国际上几个主要冷战研究机构做出了不懈努力，特别是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平行历史项目以及东欧国家的一些冷战史网站，他们不断把许多小语种的档案均译成英文公布，以利于各国学者使用。不过，如果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还是需要掌握当事国的语言，如此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深入下去。

3、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重建历史事实。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

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区别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现在，双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也淡漠了，人们才发现，原来冷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以往理解的那样。例如，过去研究者以为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1950年1-2月曾在莫斯科秘密会面，从而产生了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共谋论”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金日成4月10日到达莫斯科，而毛泽东在2月17日已经离开了那里。没有这种对史实的重新认定，研究者就无法了解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过程和真正原因。还有，过去人们都认为，在波兰十月危机初期，是毛泽东的反对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做出了从华沙周围撤兵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了，在10月19日和20日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在华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新的史实认定并不否定中国后来在促成苏波关系缓和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却很可能导致对中、苏、波三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类似的案例在新冷战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整个冷战历史的过程正在重建，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在史实认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也不排除会发生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但其总体目标是澄清史实，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也是对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和准确的判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观点方面的辩论，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由于新的档案文献大量地、成系统地涌现，冷战史研究不得不着力于重构历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档案正在不断地、陆续地被披露或挖掘出来，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

4、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中盛行的国际合作。

    冷战国际史研究国际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决定的。

冷战史学者的国际合作首先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利用和交流方面。凡是参加冷战国际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带来了什么新的档案，会议组织者也经常要求各国学者带来相关的档案或信息。休会和茶歇时，会场内外见到的都是学者们在交流档案资料。这种景象在1993年1月莫斯科的“苏联与冷战”、1997年10月北京的“冷战与中苏关系”、2000年1月香港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均可见到。有些会议的主旨就在于介绍和推荐最新解密的档案，如2006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亚洲冷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在国际学界亮相。还有的会议则是专门为了促进某一国家的档案开放，如2000年1月在河内、2003年在乌兰巴托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及2009年6月在威尔逊中心召开的国际会议“印度与冷战”，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中苏同盟破裂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大改组及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美关系缓和造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及其对多重双边关系的影响，还有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匈事件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几乎都无法单独由一个国家召开，这是导致冷战史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频频召开、冷战史学者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战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多国性和综合性，也要求相关专题的各国学者必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从形式上看，这种国际合作除了经常或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外，还有档案利用国际培训班、双边博士论坛、跨国口述访谈等，甚至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同国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项目，如威尔逊中心组织的北朝鲜国际文献开发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那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的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成果，因其对当代人记忆中的历史所进行的颠覆性描述和阐释而备受世人关注，甚至学术著作也能成为畅销书。不仅如此，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这里重点介绍一些中国学者普遍关心的学术成果。

1、关于冷战起源和结束的讨论持续不断。

冷战结束的最初几年，美国学术专著、报刊杂志甚至国家领导人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冷战的起源，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传统派的观点，认为苏联应对冷战的出现承担责任。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美国和西方所取得的胜利。[10] 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最著名的冷战史专家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作者是以胜利者的心态和姿态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认为冷战的形成都是共产主义的错误，而冷战的结束则是西方领导人——特别是像里根、撒切尔这样强硬派和保守派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11] 盖迪斯的著作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但在冷战史研究学者中也受到一些批评，如把冷战的责任完全推给斯大林有失偏颇；把冷战的结束看成是正义战胜邪恶则忽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不道德和违背法律的现象；认为70年代美苏缓和只是维持战后的均势就低估了西欧国家的重要性；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如何影响冷战的进程缺乏关注和认识等。[12]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9/11事件的发生使西方的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西方优越感顿时消失，“历史终结论”也很快被人遗忘，人们需要再次重新审视冷战。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2007年出版的弗杰尼亚大学教授莱夫勒的专著《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该书通过对美苏关系中五个案例的分析，考察冷战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又为什么会在90年代初突然结束。作者强调：导致冷战爆发和延续的主要因素在于美苏的国内体制及国际机制，对美国政策提出了更多的批评；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个人起了主要作用。[13]

    2、关于苏联与冷战的研究引人注意。

俄国档案馆开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掀起了引人注意的热潮。在英语世界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马斯特尼的《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他的观点与盖迪斯比较接近，认为斯大林由于从不相信别人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不断寻求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苏联的周边地区。[14] 旅美俄裔学者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合著的《克里姆林宫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充分利用了大量公布的俄国档案，重点在于描述战后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强调领袖个性、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在冷战初期的重要性。[15] 祖博克的新著《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冷战》，则全面地考察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及社会走向。[16] 在这方面，俄国学者自然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对苏联参与冷战的研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冷战结束初期，俄国学者依靠集体的力量，侧重于利用新档案比较全面地描述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研究很快就扩展开了，有的讨论冷战起源，有的研究缓和年代，有的专门考察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还有的集中探寻苏联的核计划和核政策。俄国学者研究最深、成果最多的主要体现在战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领域。

3、对于中美关系的考察经久不衰。

    中美关系是冷战国际史最早吸引研究者的领域之一，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到期解密的档案逐渐增多，人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后不久，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最初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实现正常化的问题，即以往美国冷战史各学派有关“失去的机会”的争论。研究者根据新的史料再次进行了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失去机会”。他们强调中共与莫斯科之间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使毛泽东在1949年不愿意去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有限的外交及贸易联系不足以构成中美和解的契机。[17] 随后，人们较多研究的是50年代的中美冲突问题。学者们对中美冲突的起源、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台海危机等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专著。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档案解密后，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开始转向中美和解的进程。吴翠玲的专著讨论从1961年到1974年美国关于中美和解政策的实施过程，认为美国官场在60年代就开始提出并讨论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18] 朗巴斯的新著则考察约翰逊政府为改善对华关系所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并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的思想是建立在约翰逊政府对华新尝试的基础上的。[19] 伯尔、詹姆斯曼、唐奈心、夏亚峰以及麦克米伦等学者的著作，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对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20]

4、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迈上新台阶。

由于以往难以见到的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大量披露，冷战国际史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21]，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在加拿大教书的瑞士籍学者吕德量和在英国工作的俄国学者拉琴科从不同的角度和时段集中研究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22]；美国学者陈兼讲述毛泽东的对外政策，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但主要落脚点都是中苏关系。[23] 此外，笔者还看到一部英文的博士论文，作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材料，讨论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24] 在俄国，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党内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政策进行辩护。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25] 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关于中苏边界问题。[26] 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27] 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

5、朝鲜战争仍然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课题。

朝鲜战争不仅在东亚各国脍炙人口，在美国也是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各有关国家的档案大量解密，为新的研究注入了活力。除了比较全面地讲述战争过程的专著[28]，学者们还充分利用新档案、新史料考察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参与这场战争的情况。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及苏联在战争起源和停战谈判中的作用，还描述了苏联空军参战的情景。[29] 至于中国与朝鲜战争，讨论比较集中在中国出兵及其在战争中的形象等问题上。[30]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美国的盟国与战争的关系，如日本、英国、土耳其等。[31] 即使在朝鲜战争研究中最为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涉猎。[32]

6、关于越南战争研究开辟出许多新领域。

越南战争曾经是美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冷战结束后同样成为国际学界的重新考察的对象。除了依据新的美国档案继续讨论美国与越战的关系[33]外，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铁幕的另一边。俄国学者盖杜克关于苏联与越战的论述颇为精彩[34]，旅美中国学者翟强、香港大学教授罗伯茨等人关于中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讨论更为这项研究增添了不可缺少的内容。[35] 还有学者开辟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他们考察了以往很少被人关注的波兰、匈牙利等国与越战的关系，以及越南人本身对这场战争的看法。[36]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还有很多，如核武器的研制与核政策问题、马歇尔计划、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柏林封锁危机、东柏林骚动、北越与华约的对抗、台湾海峡危机、柏林墙的建立、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阿富汗战争、波兰团结工会等等，无论是老题目，还是新领域，由于这些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冷战结束后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冷战国际史在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

1、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两极结构，所谓冷战就是以美苏各自为首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集团）的对抗，所以冷战国际史研究始终笼罩在大国关系的光环下，学者们很自然地也把主要目标锁定在考察美苏两国关系或两大阵营在危机中的决策及其结果。9/11事件以后，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对于西方集团中弱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加拿大、西班牙、丹麦、芬兰、冰岛等——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对于第三世界众多处于冷战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升温。目前，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大国对边缘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的角度从事考察，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当前这些地区动荡的根源。或者说，是研究冷战在第三世界的作用和结果。不久前文安立出版的专著《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作者研究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涉，并探讨了这种干涉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文安立认为，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对抗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则代表了冷战中最主要、最核心问题，第三世界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他们在这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适用性。[37]

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还有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倾向于讨论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在两极世界格局的影响下被动地卷入冷战的，那么后者的出发点在则在于考察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向两极世界挑战，从而影响了美苏两国的政策。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刘晓原在其新著《解放的制约——蒙古独立、中国领土属性和大国霸权的历史纠葛》的导言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小国、边缘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和驱动力迫使美苏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政策。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始终保持“冷战”的状态，而在边缘地区则“热战”连绵不断。[38] 另一部受到关注的著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纳利教授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作者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置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双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之间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仅用传统的冷战眼光来看待1945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和不全面的。[39]

其实，正是这种对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互动关系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2、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经济、文化、社会纳入观察视野。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就是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纳兹在其所著《一个被分割的世界：1945年以来的全球史》一书中提出，战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全部装在冷战这个盒子里的”，美苏冷战“分割”了世界，但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经济、民族、文化、宗教、南北差别、性别差异等问题，冷战的出现无疑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同时又反过来深受这些社会问题的影响。他在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一些与冷战根本不相关的事情，如非殖民化进程、科技发展、文化趋向、社会变革以及所有这一切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后强调：“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而非时代本身”。[40] 作者是要提醒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冷战本身，不能把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史范畴，还必须全面考察在这一时代发生的其他事件和问题。

当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无法取代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各类专门史研究，但重要的是，关于战后以来这些问题的考察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冷战这个核心问题，因为它们都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的框架下发生和发展的；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溶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时代本身。在这方面，目前已有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成果中比较多的是关于“经济冷战”、“文化冷战”以及“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较早使用了“经济冷战”的概念，并以此为书名，讲述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及其对中苏同盟造成的经济压力。[41]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西蒙诺夫的研究对象是苏联的军工综合体组织，论证了苏联制度下的这一特殊经济部门如何担负着国家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职能，决定着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同时又成为国家安全系统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武装力量军事技术组织的性质。[42] “文化冷战”的研究涉及美国文化的对外传播[43]，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结果[44]，以及冷战中的文化政治[45]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其中既有对苏联在国内宣传鼓动和对外开展“舌战”的介绍，也有对西方冷战广播及内部舆论导向的描述。[46] 在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拓展，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加深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认识。

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冷战国际史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如果说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关系史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开拓空间，那么这一结果的突然来临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专家而言，遇到的则是严峻的挑战。人们还发现，在旧冷战史研究中曾广泛应用过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因其对冷战的结束缺乏预见而受到学者的质疑，而且面对大量的和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新史实似乎也正在失去其阐释价值。[47] 正像文安立所言，冷战国际史（新冷战史）“是一个让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迎头冲撞的领域”，现实主义固然因为国际体系的变化而正在失去其原有的解释能力，结构主义也由于受到某些固有模式的束缚而很难对冷战进程中复杂的现象做出更好的说明。[48]

其实，在冷战后的冷战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当他们面对兴高采烈地找到的大量盼望已久的档案时，当他们在新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兢兢业业地重建历史时，才突然发现原有的概念、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解释和阐述新显露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其数量多的惊人，不仅大量有关中苏两党高层内部的讨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已经为人所知，甚至像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毛泽东的卧室专门改建厕所、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京机场发表讲演时扩音器突然中断这样的细节都可以得到确实的考证。面对越来越清楚的史实，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使用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同盟利益说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了。正是依据同盟是共同利益的体现这一框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在1950年代初认为既然中苏已经结盟，那么就是铁板一块了——殊不知恰恰此时，斯大林因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被迫向毛泽东让步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怀疑；在1960年代初他们又认为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同盟是不会破裂的——殊不知时隔不久，中苏两国便分道扬镳了，而导致他们分裂的并非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49] 显然，维系中苏关系的不仅仅是利益，甚至主要不是利益，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呢？于是，冷战史研究者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了国内政治需要说，如陈兼就认为，中国革命的国内使命决定了其国际使命，外交政策是“国内动员的源泉”，为此，“毛泽东在国际关系方面故意制造敌人”。[50] 还有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分歧说，如吕德量认为，莫斯科和北京在关于如何“正确”解释和实践共产主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中苏双方由此相互指责对方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没有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也不可能分裂。[51] 甚至有学者从性格和心理状态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对苏立场，如盛慕真就用精神分析法来描述毛泽东的个性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认为领袖的个性缺陷和心理障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因素。[52] 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苏关系的兴衰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学家正在尝试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意。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出版的由莱夫勒和文安立共同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53] 该书的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力图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际史，除用一些章节讨论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更多篇幅讨论的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广泛涉及社会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内容，讨论了人口、消费、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一系列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外交史，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之外，还要说明的是冷战时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了解经济、思想和文化互动是如何影响政治话语、外交事件、战略决策的，才能理解冷战的起源和结束。这部巨著的大部分作者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方法论方面，该书力图做到综合性、比较性和多元性的结合。可以说，这部著作代表了目前冷战国际史研究最前沿、最权威的学术成果，也反映了这一研究的发展趋势。

    近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和权力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冷战年代。[54] 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今后又将如何发展和演变？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思考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冷战史是距离当前国际政治最近也最具影响力的一段人类自身的经历。这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把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