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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型”：引进来与走出去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序

邓正来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务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一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相对明晰的阶段：（1）上溯自19世纪并延续至今的“引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并在翻译大量西方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大体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各种中国问题，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我们不仅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初步建构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而且也开始在各个方面同国际“接轨”。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准作为我们知识生产的判准，而在这种判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较深的层面上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在我看来，乃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各种西方模式和传统模式的束缚，但中国社会科学却仍然深受前苏联、特别是西方知识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说，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帮着西方的先哲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缺失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在这些年中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①]

从共时性的视角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社会科学赋予了一项新的时代使命，即参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我经由系统的研究认为，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据以参与话语争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的“理想图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努力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把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去参与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如果我们采取“问题化的进路”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就可以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与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隐含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的话语争夺甚或“文明冲突”的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②]这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发展进程，更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甚或正确本身的历史进程”， 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③]第二，中国经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支配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则意味着：只要我们拥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能在承诺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同时根据从中国立场出发的“理想图景”而修改全球化的运行规则，进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④]显而易见，作为一国的“思想库”或“智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做出我们责无旁贷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正处于百年来的临界时刻：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二

坦率地讲，“知识转型”不仅是我们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的一个主要背景，更是我们设计和开展高研院各种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依据。除了其他品牌性活动（如“重新发现中国”论坛、“通业青年讲坛”、学术午餐会、“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以及暑期社会科学高级讲习班和暑期社会科学高级学术翻译班等）外，我们还设立了两个常规性的品牌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并将其作为重中之重予以建设。

之所以设立这两个不同主题的讲坛，这与我们对“知识转型”、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在“知识转型”时代的两项具体使命的理解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中国学术在“知识转型”时代中必须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从“思想中国”到“思想中国的根据”的转换。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学术人，我们必须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本身进行分析和解释，对中国的“身份”和未来命运予以智性的关注和思考，而这就需要我们以一种认真且平实的态度去面对任何理论资源。因此，我认为，处于“知识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着两项具体使命：第一项使命是继续“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对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所有的经典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第二项使命是开展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理论研究，并使这种研究走向世界——当然，我所讲的“当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绝缘于世界结构与历史传统的“中国”，而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首先，它是“关系中的中国”，即处于世界结构之中的中国；其次，它又是“历史中的中国”，即有着文明记忆、历史传统和后发经验的中国。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上述两项使命在表面上是分立的，但两者在根本上又是相互勾连在一起的。就对待西方理论资源的态度而言，我所主张的是以中国为思想根据的“个殊化”研究路径，亦即一种以研究者对于“中国”当下情势的“问题化”处理为根据而对西方学者的思想进行逐个分析与批判的研究路径——尽管这种思想根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发挥作用的[⑤]。就中国研究的路径而言，我所主张的乃是一种对当下中国情势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路径，亦即以“中国”为思想根据，运用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在内的所有理论资源对“中国”当下情势进行“问题化理论处理”。因此，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兼顾这两项使命，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对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在内的所有理论资源有更为系统、深入的把握，而且也能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利用这些理论资源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进行理论建构，进而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显而易见，“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是我们基于对上述第一项使命的认识而专门设立的。关于这项使命的认识，一如上述，也就是有关我们应当继续“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继续对所有经典理论进行批判性检视的主张。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认识乃是以明确反对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西学的如下几项既有的或潜在的误识为其前提的：第一，明确反对那种以“国情”、“意识形态”等为借口而否定引进和研究“西学”之必要性的论调。这是因为不仅我们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和表征，而且就认识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而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仍是我们的重要理论参照之一。第二，明确反对那种以呼唤“中国主体性”为借口而出现的所谓“知识引进运动终结论”。现代社会科学主要产生于西方。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仍处于整体落后的局面，而且就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世界体系、世界结构和“主体性中国”等问题的认识而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仍是我们在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下呼唤“主体性中国”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第三，明确反对那种“非语境化”和“前反思性”地对待西学的态度。就前者而言，我们不仅将西方论者的思想抽离于其赖以产生的特定时空以及各种物理性或主观性因素，而且也只是在消费某种思想的关键词、大而化之的说法的同时完全无法把握其复杂的知识脉络、理论前设和内在理路等；就后者而言，中国论者仍在很大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而这种倾向不仅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而且也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由此可见，尽管我们百年来的确已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论著，但我们今天仍停留在介绍和传播的阶段，而根本没有进入研究、批判和对话的阶段。

正是为了加强我们对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既有理论资源的了解和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理论水平，我们设立了“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这一讲坛设有严格的讲坛规则，不仅要求主讲人提前一周提交正式讲稿供评论者研读，而且每次演讲还邀请两位对所讲论题深有研究的学者进行评论。我们希望：通过邀请世界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者进行主讲、评论与提问相结合的讲演，将该讲坛既建成中国社会科学界将世界社会科学理论“引进来”的最重要平台，也建成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整体理论水平、加强中国社会科学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实质性交流的最重要的互动平台！

 

三

自2008年9月25日开坛至2009年6月26日，“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已开讲18次。具体情况如下：

1.2008年9月25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马歇尔×萨林斯主讲《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人性与文化》；

2.2008年10月21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主讲《货币的教训》；

3.2008年11月26日，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加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斌教授主讲《18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变迁：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入手》；

4. 2008年12月9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法律与发展学派奠基人大卫×M×楚贝克主讲《发展型国家与法律秩序》；

5. 2009年1月5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主讲《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

6. 2009年2月24日，The Coimbra Group名誉主席、德国耶拿大学校长、政治哲学教授克劳斯•狄克主讲《德国的纪念文化和席勒的世界性遗产》；

7. 2009年2月27日，高研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主讲《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

8. 2009年3月17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 “WTO之父”、美国乔治敦大学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院院长约翰·······H·杰克逊主讲《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与中国》；

9. 2009年3月30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王斯福主讲《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10. 2009年4月13日，高研院学术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主讲《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11. 2009年4月23日，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学术委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晓芒主讲《自我的自欺本质》；

12．2009年4月29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主讲《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13.2009年5月20，高研院双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主讲《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

14. 2009年5月25日，高研院双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主讲《谈谈语言转向》；

15. 2009年6月3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主讲《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16.2009年6月15日，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前美国农业部长Dan Glickman主讲《创意之道：电影推动世界经济及外交》；

17. 2009年6月15日，高研院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朱维铮主讲《帝制中国的黄昏：满清在19世纪》；

18. 2009年6月26日，高研院创始学术委员、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主讲《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当然，除了Dan Glickman和周国平先生的讲稿因主题原因暂时不便发表而没有收入本书以外，其他16篇演讲稿都悉数收录。在此，我想对马歇尔•萨林斯、周其仁、王国斌、大卫×M×楚贝克、童世骏、克劳斯•狄克、陈来、约翰·······H·杰克逊、王斯福、汤一介、邓晓芒、俞吾金、周国平、陈嘉映、王缉思、Dan Glickman、朱维铮和张文显等18位主讲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为主讲人为我们带来了思想砥砺的机会，更是因为所有的主讲人都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精神大餐——本讲坛只负责提供基本的食宿和差旅费，而不设任何讲课费。我也想对那些参与本讲坛演讲评论的广大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评论文字虽然没有收录在本讲演录中，但是他们睿智的、深刻的、具有严格学术批判意义的评论，为本讲坛得以进行深度互动和学术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我也想对直接负责这18场演讲组织和联络工作、以及为整理和编辑本讲演录付出辛劳努力的王勇、陈晔、黄倩、孙国东、沈映涵等高研院成员和李新安、王升平、龚智慧等同学致以谢意，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这些演讲以及本讲演录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最后，借此机会，我还想对一年来支持高研院学术事业的复旦大学领导和各位学界同仁、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高研院的点滴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

邓正来

2009年10月11日于上海北郊三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