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教授做客华东政法大学“中华学人讲座”主讲“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

 

邓正来教授做客华东政法大学“中华学人讲座”

主讲“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

     2010年3月17日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应邀做客华东政法大学“中华学人讲座”，为华东政法大学师生带去了一场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的讲演。著名法学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学》月刊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童之伟教授主持了讲座。

在历时近一个半小时的讲演中，邓正来教授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国发展经验等国际国内背景出发，分析了中国法学的使命、现状和发展趋向。

关于全球化，邓教授首先指出了中国法学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两个背景：其一是社会结构性背景，其二是思想背景。就前者而言，中国自1978年、特别是进入WTO以后开始真正进入“世界结构”之中。为此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世界游戏的规则。但是，有发言资格未必就等于有发言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这种资格对我们而言只是形式而已。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做出这方面的贡献。就后者而言，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不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特定时空中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丧失了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因为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也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就中国30年的改革而言，邓教授强调我们不可忽视（相对学者的理论性智慧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性智慧所具有的作用。中国并没有遵循前苏联和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这其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解释。

接着，邓教授分析了中国法学所存在的三大困境。一是“西方化困境”，即以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为判准。二是“唯学科化困境”，即学术研究中的“学科导向”根本没有看到当下转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所有的问题都处于变动中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共时性”（他以“生存权”与“环境权”为例，说明西方“生存权”与“环境权”诉求是按自然时间展开的，而在中国却是共时性出现的）。三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全球化时代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而使得非预期后果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演讲结束后，听众们分别从如何形成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律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如何评价早期关于国际私法的研究等问题与邓教授展开了讨论。

本场讲座在可以容纳近500人的长宁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整场讲座，座无虚席，邓教授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听众们的如潮好评。